2019年7月16日 星期二

國際關係閱讀修訂《逃犯條例》:由正和遊戲變成零和遊戲的悲劇,還有出路嗎?(上)

發文者為 沈旭暉

港人就《逃犯條例》修訂舉行大遊行期間,筆者身在與世隔絕的帕米爾高原和阿富汗公幹,數日不通網絡後回到現實,已彷如隔世。本欄是國際欄目,多次說過不應談及香港,而作為《信報》國際主筆,本報提出暫緩修訂的立場,自然也是我的立場。但由於這題目早已超出純本地法律演繹,變成觸及地緣政治、大國博弈的局中局,不少朋友認為這裏有責任分享一下國際關係的視角。筆者曾私下向一些北京、華府、台灣的政界學界朋友請教,綜合各方資訊,從不認為事情只能變成當下的零和悲劇;時光倒流,找到各方滿意的最大公約數並非不可能。究竟問題出在哪裡?還可以補救嗎?

一、為甚麼「特區」需要國際社會加持?
我們多次談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國際地位,假如沒有北京及國際社會同時加持,是形同虛設的。畢竟任何國家都可以主動建立自己的特區,例如北韓也曾建立新義州特區,但人家是否當一回事,就不能一廂情願。月前筆者應邀訪問沙特阿拉伯,了解他們的特區規劃,對方擔心的,亦是不獲國際社會重視這同一回事。國際上不同類型的特區、自治區,我到過十多個考察,當中香港的國際認同本來首屈一指:畢竟香港回歸前,已參加包括世貿、APEC等在內的大量國際組織,這是不能取代的先天優勢,但不等於後天不可能變動。
國際社會自然不等於美國,也一直有一派內地學者主張,當中國足夠強大,讓其他較友好的國際勢力善用香港,避免美國通過香港滲透內地,才是愛國之道。但客觀現實是,美國及受其行動影響的西方國家是否給予香港不同內地的待遇,此刻對大多數港人而言十分重要,而在逃犯條例的國際層面,這是博弈的一方;代表國家利益的北京最初沒有直接參與,但因特區政府提出了打擊面甚大的修訂第一稿,被綑綁為博弈的另一方;至於香港特區政府雖然在跨境司法管轄權有其「涉外關係」角色,但只是「被博弈方」;同時在香港內部,又涉及各派的恆常角力。多重互動下,就是現在的雙層博弈格局(Two-Level Game)。

這場博弈的國際背景,在於當下中美貿易戰才剛開始,不但不會短期內終結,反而會成為不可能改變的結構。邏輯上,香港在其中的角色,存在以下可能性:
  1. 維持現狀的結局,自然是北京借香港早已建立的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地位及國際網絡,繼續香港的「走出去」政策;而美國在向中國貨品徵收的懲罰性關稅的同時,以香港的獨特地位為由將香港豁免出中美貿易戰戰場,讓香港乘貿易戰的機會「發大財」,這是香港昔日崛起之路;
  2. 泛民一方希望的狀況是,美國要打擊中國境內的國際金融中心及技術轉移窗口,將《香港政策法》涉及意識形態及政治進程的部份加強演繹,甚至威脅不再承認香港地位,結果北京為了金融、貿易及技術需要,在香港就意識形態議題妥協;
  3. 另一方認為中國應該減少美國財金能夠自出自入的亞洲基地,強調不容外國勢力影響特區,威脅不再保障美國在港既得利益,美國在既得利益者游說下,逐漸減低對港事務的參與;
  4. 上述(2)和(3)的主觀意願同時出現,雙方各不退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特別地位」逐漸失去重要西方國家加持,北京也進一步嚴控在港的外國利益代表方。由於美國《香港政策法》對西方國家有指標性影響,假如有變動,香港的國際地位必受衝擊,甚至失去和內地其他城市的長遠競爭力。這不代表香港再也沒有國際身份,但只能變成另一種國際城市,模式可參考年前介紹過的「俄鋁故事」與「一帶一路姊妹港」系列,不贅。不習慣這種改變的香港人,只能用各自的方式回應。
要在逃犯條例這場博弈得到理想結局,特區政府應及早找到各方核心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弄至如斯田地,關鍵是修例在未有北京、國際、民意關注時的第一步走歪,令幾乎所有持分者同時不滿,打擊面極大,導致滿盤皆落索,各方都在部署Endgame,博弈也朝結局(4)急速邁進。讓我們先回看各方在條例的核心利益何在:


二、大國初心︰由中美貿易戰到國家貪腐改革
美國外交政策即使是最講求理想的年代,例如百年前威爾遜的左翼自由主義,或二十年前喬治布殊的右翼新保守主義,到了執行層面,都不可能「純粹」以民主、人權一類意識形態主導,否則不會視人權狀態極不堪的沙特阿拉伯為政策文件明言的最重要盟友,也不會如此重視新加坡、以至近年的越南。但當國家利益有需要時,意識形態衝突就會成為「justification」之一。
美國國內本來有穩定結構,支持香港維持現狀。即使是近年就香港議題不斷發聲的USCC,政策影響力其實有限;參議員盧比奧的《香港民主人權法案》假如通過,會有了改變《香港政策法》的明確條件,但程序不會一朝一夕;美國建制的中國通普遍對香港友好,其實已努力防止「香港牌」失控;美國在港商人有是捍衛香港獨特地位的既得利益者,從來大力游說華府不要改變對港政策。所以《香港政策法》取消,本來很不容易。

但不少朋友忽略了一個盲點:假如美國行政機關單方面認為,賦予香港不同於內地的地位不符合國家利益,根本不需要讓國會表決終結《香港政策法》,也可以自行決定,因為法案賦予了行政機關這個「implied authority」,也就是特朗普一個tweet就可以了事。

特朗普有這樣的動機嗎?本來是沒有的。他對香港有其鮮為人知的特殊認知,除了當年曾和香港富豪打官司,還有很多有趣的蛛絲馬跡。他上任前關於2014年雨傘運動的tweet,即勸奧巴馬不要「多管閒事」,是他本來不碰香港的基本態度。然而,他在過去一年打「香港牌」的動機,無疑增加了。除了中美貿易戰的背景,港元的美元聯繫匯存廢率成了美國打擊中國的潛在戰場;他坦承親自介入的孟晚舟事件,也令美國對香港逃犯條例對號入座;而逃犯條例又令港府失去一大盟友:最支持《香港政策法》的在港美國商人。特區政府把美國放在逃犯條例涵蓋範圍,「游說」時卻是照本宣科背誦官方文件,沒有思考如何結合各方利益,「香港牌」越來越弄假成真。這次特區政府游說各國領事的表現,已成為外交圈子的笑柄。

另一方面,從北京立場及中美貿易戰的宏觀框架思考,《逃犯條例》現存的真正漏洞,本來主要在國家主權的財金層面,也就是不少內地富豪帶著大量資產到香港,不少可能來歷不明,與目前習近平主席的反貪腐政策完全相違,也擔心他們在中美貿易戰搞局,這也是俄羅斯普京回應類似情況的手段。這點一般港人普遍並不理解,只有金融界的朋友知道端倪,因為特區政府根本完全沒有解說為何涉及國家利益,一切只以台灣「陳同佳案」為由,自難自圓其說。當然,北京在逃犯條例還有宣示主權的目標,但國際慣例有很多備而不用的宣示性條文,並非每一局都是零和遊戲。換句話說,港人最憂慮的內容、國際社會最憂慮的內容,其實都不是北京的核心利益。現時的修訂將不少常見的貪腐罪行如證券及期貨交易、資金轉移、涉及財政、課稅或關稅等剔除,同時卻令特區備受國際社會和內部民意質疑,是否符合北京初心和利益,已屬疑問。


總之,本來這一局的中美並不存在絕對對立,有不少迴旋空間,港人的憂慮更可以完全不被觸及,可惜特區政府的原方案打擊面之大(國際社會、台灣、香港商人、傳統精英、泛民反對派),和內裏的邏輯漏洞,已經很難修正。

香港人是個品牌 項明生 -

香港人是個品牌 項明生 

去過百幾個國家旅遊的項明生,說出一段經歷:「我試過在非洲,拍了一段短片,說自己是香港人。短片放上YouTube後,引來無數五毛留言,問我為何不自稱中國人。」

一段經歷,可作幾個層面的解讀。一:中國果然跟非洲國家友好。二:大陸水兵的翻牆能力實在高明。三:項明生不是一位見到日本旅遊受歡迎,便集中火力介紹日本食買玩的旅遊節目主持。


「以我的年紀,不會太輕易動用真感情。最近,看新聞,還是看得我哭出來。香港的年輕人,將香港人這個品牌展現給全世界也看得到。我以身為香港人而自豪,尤其為香港的年輕人驕傲。」

15歲由成都到港。「人生頭15年,在大陸;有35年,在香港。我認同自己是個香港人,因為,我認同香港的核心價值。我不是大陸人,見到他們的行為,會羞愧,會忍不住批評他們。」雖然國語靈光,項明生也應該當不成特首、高官、警務處處長、建制派議員……
撰文:方俊傑 
攝影:黃雲慶


《足足五萬年 西遊記》及《提前退休!坐郵輪遊冰島、大西洋、太平洋》,前者完美演繹深度遊,後者則加入商業元素,符合不同讀者的口味。
派報紙新移民到董事
害項明生無法迎合偉大祖國的,是他的阿爺。血緣上的阿爺。「爺爺的爸爸是四川教育廳廳長,曾經很富有,坐擁幾條街物業。1949年,全副身家給沒收。」國共內戰。「爺爺在20年代去過法國留學,原本是個大學教授。文革時,懂外語,去過外國留學的,全部被視作間諜,他被大學辭退,日日留在家教我法文。」項明生自小聽爺爺教授法國大革命、文藝復興,內心傾慕西方文化,偏偏生活於成都盆地,無法動彈,難免鬱悶。「身邊小朋友愛看中文書,我看雨果,香港人說的《孤星淚》,大陸人說的《悲慘世界》。爺爺常說:『世界好大,千萬不要以為自己認識的,是全部。』」

1985年,移居香港。在美孚跟另外一家人屈於同一個單位。「朝朝派完報紙,才上學,日薪15元。在學校,給同學嘲笑,問我喫不喫蕉。我哪裏聽得懂廣東話?以為就是問我吃不吃香蕉,我一說吃,他們便笑得很開心。我不介意,你取笑我,其實在幫我,益我,教我。」在大陸早早練就一身考試好功夫,來香港會考,輕易奪得1A2B4C佳績,轉入另一間名校。「我是一台考試機器,香港有一個公平的考試制度。」

若干年後,派報紙的新移民,成為日資SONY的董事。「開始跟當年嘲笑我的舊同學越拉越遠,最終分道揚鑣。」

因為大學畢業於90年代,撞正移民潮。「好多人移民,中層讓出大量位置給一班𡃁仔上,社會的向上流動性,很明顯。」項明生懂日語,先在富士菲林打了幾年工,眼見菲林相機終會被數碼化取替,當機立斷,跳槽到SONY Playstation做開荒牛,負責市場推廣,一做做了15年。「我的成績,完全靠銷售數量支持。PS2賣百幾萬部,PSP賣幾十萬部,很彪炳。關下游的我甚麼事?日本上游生產出甚麼產品,已經決定了好賣不好賣。」

不關你事,月薪過10萬還是袋袋平安的。這跟愛推卸責任的香港政府高層,一樣。


2016年走訪瓦努阿圖的項明生,發現當地人根本不知道香港這個地方,他們只擔心國家快沉沒。
四十歲的人生下半場
轉捩點在40歲。旅遊,對項明生來說,由娛樂,變做事業,甚至使命。

「我第一次旅遊,在大學一年級。覺得自己辛苦了三年半考入港大,要放假。為了有更多時間旅遊,刻意選讀一年只需交一份論文的哲學系。靠補習,儲了買機票的費用,舅父借了1,000美金給我作食宿費。拿着1,000美金,我去英國玩了五個月。」

睡火車站、街頭、機場、教堂,甚至墳場。往後,去印度與尼泊爾,去中國大陸,也是一個人孭着背囊便出發。「那時,香港沒有旅遊雜誌,沒有旅遊KOL,沒有人覺得靠旅遊可以賺錢,以為旅遊只是花錢的娛樂。」踏入40歲,覺得自己進入人生下半場,開始不安於室,開始厭倦朝朝8點起身返工的生活,居然自資推出一本遊記。「作為一個做市場推廣的,首先,要把市場分成不同板塊。在旅遊書的市場,一邊是攻略,食買玩,很多人做;另一邊是注重深度的,把文化、宗教、建築、語言,放在旅遊上,無人做。有知識的,例如陶傑例如蔡瀾,不屑寫遊記;寫開旅遊書的,知識不足夠,只可以一直膚淺。我就把握當中空檔。」

第一本作品,銷量不錯,但版稅也只不過由幾百到幾千,還好,開始有出版社邀請出書,有專欄邀約。他索性裸辭。「人一生總要浪漫一次。我的起點很低,一天賺15元也生活到,給自己三年時間,衰到貼地,大不了回去派報紙,nothing to lose。」於是,他又食正了另一次浪潮。

「我的一代,不錯,向上流動是比較容易,不過需要循規蹈矩,逐層逐層上。今日,有互聯網,有社交媒體,自由工作者比較容易生存,不用慢慢爬上去。」最重要找到自己的天地。「深耕自己喜歡的一塊地就可以,塊地毋須很大。像我,10年了,你上網搜尋深度旅遊,還是只有我的名字,後無來者。是有點悲哀。不過,有一班富有的中產,上了年紀的知識分子,坊間任何旅行團滿足不到他們,反而會跟我去看明治維新的歷史。人數不多,卻是我耕耘後見到的成果。在杜如風、周奕瑋以外,總有不只滿足於口腹之欲的人。」

「做慣市場推廣,你會明白,貨品,不是說量,便是說質。一是做Uniqlo,一是做Hermes。做中間的品牌?不湯不水浮浮沉沉,不會有人記得。」


翻看項明生facebook,發現他不單有參與反送中遊行,更表示會「誓死捍衞 香港市民示威的權利」。
旅遊是普世價值的糖衣
遊遍全球,要項明生選擇一處地方定居,還是香港。「香港地方細,即是方便。在香港,賺錢也容易。而且,香港公平、自由,只不過沒有民主。」以前,香港或者是福地;今日?項明生也身受其害過。

兩年前,項明生被男學生指控非禮,事件擾攘大半年,警方宣佈結束調查。「個個話我犯罪,正在坐監,好多道德判官將案情繪形繪聲描述出來,判我死刑。到警方還我清白,無人再品題。香港人係好鍾意睇人仆街。」

「我要多謝網絡欺凌。由15歲到港開始,讀港大,入SONY,一直順風順水,無挫敗過。慶幸當我在48歲時跌一跌,身段還柔軟,還可以企返起身。如果是58歲、68歲,跌一跌,可能骨都斷。」

「近30年,大陸崛起,香港叨到好多光,風光了30年。事實上,香港還未配得上如此富裕,香港人的教育水平,未追到日本、北美,但生活水平已經超越。新一代,好得多,上一代,即5060歲的一代,不會留意到自己的行為對其他人構成困擾,不會反省,不會覺得是一項問題。以前,旅遊未普及,去日本的機票一萬元一張,是住在半山受教育人士的專利,現在牛頭角順嫂也可以買張幾百元的廉航機票,小時候沒有受過禮儀的訓練,自然會引起衝突。香港的平價旅行團,在外國的情況,跟大陸大媽團相比,是五十步笑百步。」

所以,特別希望將普世價值灌輸給香港人。「何謂普世價值?普世價值是全世界很多人類將污染清走,慢慢積累出來的精華。香港人未必有自覺,但中國人簡直反普世價值。香港人三個字,重要過另外三個字,我很不想香港人這三個字會被污名化。」香港遊客,簡單如別在車廂高談闊論,別訂了餐廳位置後臨時甩底,已經功德無量。

明知說教沒人愛聽,才嘗試在能力範圍內,盡量潛移默化。「在電視節目,談明治維新,就是想說明日本為何會發展出今日的文明,換到全世界的尊重。旅遊是糖衣。用旅遊來包裝過,大家就會覺得一切也好睇得多。我就用旅遊來包裝普世價值。」


項明生表示,當香港走到最壞的情況,才會考慮離開。
鬥長命 見證《Imagine》成真
項明生有一個女兒,再愛香港,也有想過離開吧?「未到最壞,也不會走。」何謂最壞?執法人員向市民掟催淚彈也不算最壞?「有朝一日,我們變成大灣區人,無港幣,無得上facebook,無得上YouTube,肥佬黎給拘捕,我會走。香港已經不再是香港。不過,走,也不一定似上一代,只會移民美加發達國家,我情願登上郵輪,一路兜圈一路兜圈。」

「短時間內,看見香港發生的事,大家一定情緒低落。長遠計,還是樂觀的,全球化無人能擋,特朗普不能,習近平也不能。總有一日,《Imagine》的歌詞會成真,地球變成一條村,再沒有國家之分。我們就是要鬥長命。有個菲律賓人,做了700隻熱狗去金鐘派給年輕人。一個外國人尚且愛香港如此,我們怎可以不珍惜自己?」


項明生沒有哽咽,也沒有預先準備紙巾。感官上,確是真誠得多。

開心見誠:呻完又呻反而更唔開心 - 李德誠

開心見誠:呻完又呻反而更唔開心 - 李德誠

「醫生,我三個禮拜前情緒好波動,我畀我先生啲屋企人搞到好唔開心,試過有一次情緒失控……我噚晚同我啲朋友講起呢件事,越講越唔開心,又再波動咗一次,返到屋企仲喊咗半個鐘……

W的情緒病已是第三次翻發,這六個月雖然大致平穩,工作和日常生活都沒有大問題,但每兩個月總會有一、兩次,因為和丈夫的家人出現磨擦,而出現嚴重情緒不穩,其實W自己也明白,跟夫家的不合和矛盾,基本上沒辦法可以解決,而且,早幾年,爭吵得更激烈的時候,大家說過的話,到現在雙方都沒辦法忘記。所以,如果見面少一點,吵少一點,已算是不錯,不過,先生是標準孝子,所以每年的大節日,總要和丈夫的家人同枱食飯。

其實,最大的問題,不單是跟丈夫的家人爭吵,而是磨擦之後,W為了發洩自己的情緒,喜歡找同事或朋友傾訴,W看過不少坊間心理學的書,認為跟朋友「呻」吓,可以紓緩情緒,將負能量放走。不過問題是,W以為訴苦的次數越多,排放負能量的功效越大,但事實上,當事情發生後,W跟朋友第一次訴苦之後,情緒確實會感到紓緩一些,但之後再向第二位、第三位朋友重複「傾訴」不快事,情緒不單沒有得到紓緩,反而拉得更緊更憤怒,於是,W又會找第四個機會再訴苦,如此這樣,本來一個較小的情緒波動,卻會變得越來越大。

我們日常生活也可能像W一樣,會因為一些沒辦法避免的矛盾衝突,而引致情緒不快,找家人或好朋友訴苦,將不開心的事和心情說出來,確實可以有紓緩的作用,不過要留意,訴完苦後就要讓事情告一段落,如果像W一樣,重複又重複訴苦的話,反而會在不知不覺間,讓不快的情緒延長甚至放大,就像W所說,「越呻就越唔開心」,適可而止,才是訴苦減壓的竅門。


此外還有一個例外,如果重複跟不同人「呻」一件不開心的事情,但其實並不是為了「呻」而「呻」,而是希望通過跟不同的人重複申述自己的難題,從而找出一個有建設性的解決方法,從「呻」的過程中找到一個方向、一條出路,要是這樣的話,就不單是一個情緒上的宣洩,也是個解決難題的方法。

李鵬飛:做特首要有政治智慧,企喺香港人一邊

李鵬飛:做特首要有政治智慧,企喺香港人一邊


79歲的政壇元老、前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及前港區人大代表李鵬飛,已沒有公開論政一段時間。在這個躁動的6月,有些話,他不吐不快。
李鵬飛先由林鄭月娥這個人的性格特徵講起。

話說提拔李鵬飛的「大Sir」鍾士元99歲生日前夕(2016年),李鵬飛在一個節目訪問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後,林鄭主動跟他提出,希望出席大Sir99歲壽宴。李鵬飛之後通風報訊,「大Sir當時話:『我都未請過佢。』我話你叫秘書打去啦,結果那晚林鄭來了,坐在大Sir旁邊,一句聲都冇出,她是來看大Sir班朋友係邊個,你知大Sir政治地位好高。後來大Sir100歲生日時,她做了特首再來,嗰次就有起身講嘢。」

「大Sir去年底過身之後,林鄭冇再跟我聯絡。」

眾新聞製圖
李鵬飛很早已留意到,林鄭有野心想選特首,就在她做政務司司長後期,李鵬飛觀察到她不再穿行政人員套裝,改穿旗袍,還有化妝。那次她主動說要來鍾士元99歲壽宴,可是正在拉筋想出閘?李鵬飛也說不上:「有一段時間,梁振英好似好大機會連位,或者林鄭當時真係官到無求膽自大,先主動話要來見大Sir同佢班朋友?我唔知。」
「我唔記得識咗林鄭幾耐,總之我在行政局時,未見過佢。」李鵬飛最叻收風,當然知道林鄭的為人作風。
「讀書時時考第一的人,以為自己樣樣掂。佢比較自負,認為自己係有料之人。她是一個非常有性格的公務員,對下屬要求十分嚴謹。佢真係好勤力,乜嘢文件放喺佢枱面都睇晒。」飛哥,你咁都知?「我梗係知啦,佢一日工作16小時,但唔係好信任人。」近日政圈流傳,在修訂《逃犯條例》的工作過程中,有官員、行會成員曾向林鄭指出問題,卻被她拍枱大駡或回敬一句:你係咪唔想做!
「搞成咁,係佢性格問題。」
「林鄭最大問題,係佢無政治智慧,唔係一個政治人物。佢係一個公務員,跟指示、收order做嘢。」
做特首,最緊要,係懂得做一隻政治動物。

鍾士元逝世前101歲生日,林鄭去年在禮賓府為他舉行壽宴,主角除了大Sir,還有他的一班政圈好友。

李鵬飛記得,回歸前夕他出任自由黨主席時,曾撰寫一份治港建議書,開首談及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的政治地位,在中國官場的排名非常重要,「董建華做特首前,我哋已經叫佢去同江澤民講,就係行政長官要去到副總理級,有呢個地位,其他省長之類的就不會來指指點點。」

「如果特首有副總理地位,就唔會搞到今日咁,中聯辦話要行埋一齊,變成西環係市委書記,特首係市長。」今次修例風波,李鵬飛可有聽聞西環的幕後角色、西環可是其中一個始作俑者?「唔知。」

李鵬飛續話當年:「我仲記得,我叫董建華要好似港督咁,搵一個人做政治顧問同北京溝通。政治顧問好重要,因為特首唔得閒成日應酬北京,後來北京派了一個人來,小弟都認識的,但佢(董)唔要。點解?因為其他公務員反對。」
「問責制點解會出現,因為董建華和陳方安生等公務員不和,早年試過有位局長,連五星旗都唔肯掛,話驚無人來搵佢。董建華同大Sir講,話自己係Non Executive Chief Executive,好似上市公司非執董咁無權力,於是商量搞了問責制出來,但其實沒有基礎的,想搵自己友來取代公務員系統,結果變成拉雜成軍、互不相識、理念也不同。我曾經叫過董建華組織『董黨』,搵同自己理念一樣的人來組班,但可能北京怕中共以外的政黨執政,其實唔使怕。」
李鵬飛感嘆,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管治團隊,除了問責制局長拉雜成軍,行政會議成員也一樣。
曾獲港督尤德和衛奕信委任為行政局議員的李鵬飛記得:「港督開會前好少講嘢,在行政局會議也不發言,我未見過有港督在行政局講佢意見,佢只係聽。如果成員之間傾唔掂,港督就會話放埋一邊先,等我想想,之後再個別傾。」
「我記得衛奕信年代,有一次,公務員要求加人工15%,如果行政局通過的話商界要跟,會很吃力,於是我反對,最後還是96通過加薪。我行出去就要講俾商界聽點解政府要贊成,游說他們接受,即李鵬飛對外講係話支持政府加薪,唔係話自己點點點有保留,這就是集體負責制,one voice,決定之後無論你是否同意都要幫政府sell。而我亦唔可以講開會過程,連題目都唔可以講,這就是保密制。」

「但你睇吓今日班行政會議成員?日日 blah blah blah,今日講同明日講又唔同,我最激氣係見到咁。」
搞出個大頭佛,林鄭有責、局長有責、行政會議成員都有責。

李鵬飛是自由黨創黨主席,代表商界向港英及特區政府獻計多年。蘋果日報圖片
李鵬飛續說:「講番林鄭,除了她的性格,最大問題係佢唔識政治。佢冇政治智慧,唔係因為佢蠢,而係因為她不是政治人物,其實民生、經濟都是政治問題,要用政治頭腦去處理。」

「你看她處理修例,用上台灣殺人案,係送禮俾蔡英文有彈藥,令北京震驚,就係無政治視野。」
「林鄭最差係唔搵民主派,只向建制派道歉,區分自己唔係政治中立的特首。她應該要做一個全香港人的特首。」

「林鄭用一種take order方法做事,有嘢唔敢同上頭講,但如果佢有政治智慧,就應該建立自己特殊地位。她既然是香港number one,任何事與中央有衝突,她作為領袖,雖然是中央委任,但應要企喺香港人這一邊。」
「林鄭最錯,就係冇企喺香港人一邊。任何問題,她都有資格搵韓正,可以話這是香港人問題,我要企香港人這邊。她一定要俾香港人知道,她為香港人出聲。你睇吓其他省委書記,都係為自己省的利益去拗,尤其香港好敏感,一國兩制非常重要,中央係想聽。」

林鄭對著習近平的笑容,總是燦爛。資料圖片
做特首、做領袖,也要有廣闊胸襟聆聽意見。過去數月政府推修例,不同界別、團體已向政府響過多次警鐘,但林鄭無視反對聲音。李鵬飛有感:「她是住在象牙塔的人,不明白,也不想理。所以話,佢有份造成現在這個局面。」
「佢建立唔到香港人的信心、信任,她沒有政治家風範去辦政治事件,都說她是公務員心態。」李鵬飛指,不知道林鄭可否完成餘下3年任期,中央開始另覓人選也不出奇。
「林鄭今次的遭遇,告訴日後的特首:任何人做,一定要同中央講,當國內與香港利益有衝突時,要企喺香港人一邊,如果唔係,你唔好來搵我,因為無得做。中央唔俾的話,就講:炒我囉。」
林鄭,懂嗎?做香港特首,是要建立政治資本、要拿捏、要進退,還要有良心、要聽意見、要尊重香港人,唔係一味聽話就得。

李鵬飛希望政府,獨立調查近日的修例風波,「這是很重要的香港歷史。」周滿鏗攝
李鵬飛最後想提出三點:
一:修例要撤回。「建制派既說暫緩和撤回沒分別,又話要聽民意,既然大多數人要撤回,點解又不順從民意。」李鵬飛說,暫緩和撤回有分別,「跟23條不同,23條因講明特區政府要自行立法,即使撤回都可以隨時再來。但今次引渡修例,佢可能覺得,撤回就好難再來。」
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非常重要,香港歷史上,未試過一個星期兩次逾100萬人上街,中間更發生流血事件,這個是大歷史問題。「六七暴動都有獨立調查,為何今次不做?咁大件事,大家都唔想再發生,不做獨立調查完全站不住腳。」

三,林鄭出來道歉,說只有少數人涉暴力,但又不改暴動定性,這完全說不通。「所以,獨立調查十分重要。」

張炳良:與年輕人溝通 談什麼?談何容易!

張炳良:與年輕人溝通 談什麼?談何容易!

《逃犯條例》修訂的風波仍然熾熱,尤其是年輕人一再展現韌力,迫使特首林鄭月娥在上周二(79日)出席行政會議前向傳媒表示,會聚焦回應年輕人的訴求。所謂年輕人問題,早已不是初次被提及,就如林鄭提出要改組的青年發展委員會,便一再被批評「離地」成員中官二代、富二代的充斥,在許多人眼中不過是一再反映現時社會的不平等,以及所謂聆聽年輕人聲音的虛偽。林鄭視作對話目標的大學學生領袖,亦表明現時沒有溝通的基礎。到底溝通之難難在何處?身段、包袱以外所反映的深層次矛盾又要如何疏解?

撰文:楊皓鋮
「我們大家都年輕過,我們大家都激進過、激情過,所以能夠理解他們的一些心情。」民主黨出身的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這樣作開場白。可能正正因為自己也曾經走上街頭,張炳良口中的理解似乎比林鄭月娥等一眾政府官員的強硬作風稍稍容易使人受落。亦可能是由於本身的社會學訓練,張炳良不斷強調「context(脈絡)」:「我是年輕人的時候,我成長的環境、際遇跟今天可能很不同。當年我們受的限制,可能今天他們沒有,但當年我們所認為有的空間,可能他們今天也覺得沒有很多,所以我們(處理年輕人問題時)一定要放在他們的 context去看。」

最近幾個周日,在不同地區均有人發起遊行,促請政府撤回逃犯條例。(資料圖片/李澤彤攝)

在張炳良成長時期,香港大學是殖民地政府的主要公務員培訓所。作為當時的精英,張炳良在港大畢業後就加入了政府,先後於布政司署及廉政公署任職,後來投身社會事務並成為學者,1983年加入匯點,1994年隨匯點併入民主黨, 2004年退黨,翌年獲委任為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2012年就任運房局長。在政府、高教、政黨的工作歷程裏見證過香港社會多次重大變遷。張炳良如此形容自己對這座城市的情懷:「香港經濟起飛、社會改革的年代,就是我們這一輩人年輕的時代,所以我們覺得全部有自己的腳印在裏面,香港我有份。」
「現在的年輕人都會想,將來的香港他們是有份去塑造的,而他們心目中的香港已經跟我那一輩有一些不同了,我們要這樣理解他們。」那麼,年輕人心目中的香港是怎樣的呢?張炳良沒有直接回答,他反而會去想,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年輕人的絕望感,為何會藉着這次《逃犯條例》修訂而爆發,他相信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循環(cyclic政治上恐共,又不止於政治。


張炳良認為,年輕人覺得將來的香港是他們是有份去塑造的,而他們心目中的香港已經跟上一輩有一些不同,我們要這樣理解他們。(高仲明攝)

張炳良回想自己在大學工作時,經常安排學生到內地訪問交流,學生亦很踴躍參加,但現在搞交流、實習,學生都傾向選擇外國,內地城市不受歡迎。「現在『返大陸』是比當時大陸的條件好很多,當時『返大陸』交通又不好,搭飛機又不方便,過關又要排隊。」「現在『返大陸』,你撇開政治問題,隨便一個城市,你去廈門,去長沙,去南京,去最繁盛的購物區,你的感覺可能同到任何其他大城市一樣。那裏的人的衣着是跟香港沒有分別的,他們的消費模式,也是逛公司,吃東西,去快餐店,與香港一樣。」
「這些事不可以視為理所當然。走過這條(見證內地發展的)路的人會覺得,變了好多,他們看的是半杯水已經滿了那部份,會覺得是有東西的,是發生了好多改變。如果從一個理想境界(去看),則裏面還有一半是空的,也就是還不夠好。你可以說,年輕人裏有一部份人會着眼於空的那部份,感到失望、因而去批判。但另一部份世故的人會覺得已經一半滿,而這一半滿是我年輕的時候有份加水進去的,我有份填的。」
張炳良描述的情況,相信年輕人也看在眼裏,或者也有不少年輕人親身感受過,畢竟內地的交流計劃或許比起其他地方不受歡迎,但每年還是有不少香港年輕人參加。換言之,我們不應該太快就直接論斷討厭內地的年輕人不會「返大陸」,更該問的問題是,年輕人認識和接觸內地的途徑遠勝上一輩,為什麼當中不少人卻厭惡、甚至恐懼中國內地?


現時年輕人比老一輩有更多渠道了解和接觸內地,為什麼當中不少人卻厭惡、甚至恐懼中國內地?(資料圖片/盧翊銘攝)

聽聽年輕人怎麼想
學生領袖說他們不能代表反修例運動,不肯單獨與林鄭會面,反建議特首上影響這場運動走向的「連登」討論區聽年輕人的聲音。我們直接把一個有幾千「正評」的連登帖子印出來,讓張炳良看看。這個帖子是這樣開始的:

老實講:我最怕見到嘅係林鄭撤回逃犯條例,然後下台
如果呢一刻林鄭出嚟宣佈撤回條例,然後喊苦喊忽咁話下台。老實講,我最怕見到嘅就係呢一幕。因為會有好多香港人認為,我地終於「爭取到成果」。民意將會轉為平靜,人氣消磨,堅持者勢孤力弱,最後嗚金收兵。
然後好多人會唔記得,我地出嚟抗爭,展現民憤嘅本意係乜。逃犯條例只係民憤嘅導火線。引線末端,構成民憤本身嘅燃料,係中國政府自1997年起,一直敵視香港人嘅政策,從政治、教育、醫療、房屋、飲食多方面滲透打壓我地,佢地雖然無用子彈去殺死香港人,但佢地用心理鬥爭嘅詭計,去令香港人一個個咁移民,一個個咁麻木變成只向錢看嘅活死人,甚至對未來絕望而自殺。
隨後,文章列舉了年輕人面對的種種「困境」:

點解我地香港人自細就要填鴨式教育,喺高壓嘅環境下渡過本應快樂嘅童年?
點解我地香港人要用普通話學中文?宋詞唐詩唔係用廣東話寫嘅咩?
點解我地香港人自中學起就要放棄夢想,被父母逼自己去做醫生律師呢啲「搵到錢」嘅職業?
點解我地香港人上到大學,出嚟做野,就會比社會上嘅大眾以「搵錢能力」分級評價?
點解我地香港人鍾意一個人,同佢結婚,要以有無樓為優先考慮條件?
點解我地香港人連生個小朋友都要諗醫院有無床位,奶粉炒到幾錢?
點解我地香港人生個仔出嚟,2歲就要同佢諗定點樣搵錢鋪人脈呀?
點解我地香港人去超市買野會愈嚟愈貴?明明國際價格係趺(跌)緊呀!
點解我地香港人想開鋪做生意,要面對個無良吸血鬼業主?
點解我地香港人每朝早返工,要好似隻畜牲咁逼上車,一車車咁返工呀?
點解我地香港人想去公園抖下都要比人嘈X住哂(晒)?
點解我地香港人去旺角銅鑼灣,感覺好似返左大陸咁呀?
點解我地香港人著黑色衫都要擔心比差佬打呀?
點解我地香港人去餐廳要比最高嘅價錢,去換取最差嘅服務 / 食物質素呀?
點解我地香港人老左去醫院,都要同班新移民爭床位?
點解我地香港人連死,都要頭痛個墳位擺係邊,死無葬生(身)之地?
歸根結底(柢),到底係咩令1997年後嘅香港人要過咁嘅人生?
香港人,人均GDP38萬港紙,高過法國、德國、英國、日本,謹(僅)次於瑞典、芬蘭小小,點解我地過唔到呢啲發達國家: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嘅生活?點解我地收入中位數得15千蚊?
點解我地呢班生於1997年前後嘅香港人,大部分善良正直嘅人,可能要窮一生精力、渡過刻苦乏味、麻木無(靈)魂嘅人生,最後只得蝸居一間,生子亦無法令其快樂嘅人生?
呢啲深層次矛盾、因政治而產生嘅鬱結,同埋當權者與香港資本家謀取暴利壓榨人民嘅手段,一日唔消除,香港人永遠唔會有好日子過。


年輕人的怨氣,不只因政治環境而發,更源自生活上的各種困境。(資料圖片/盧翊銘攝)

意識差異帶來對立?
這篇網文的講法有多大代表性,每人自有答案,不過文中揭示的「深層次矛盾」,諸如填鴨式教育、高樓價、醫療資源不足等等,確實是社會輿論長年探究的,不論張炳良還是林鄭月娥,也認同存在這些問題。只是,對問題如何產生的意識判斷上有明顯差別,導至政府和市民在如何解決問題的看法上迥然不同。就這個帖子而言,許多矛盾都指向「1997年」,張炳良明顯有保留,「填鴨式教育,我讀書的時候已經是這樣子了。」很難否認,加租的業主是香港人;繁忙時間跟我們「逼車」的是香港人;用「有無樓」來判斷結不結婚的,也是香港人。
「遊行的不止是青年,像(青年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劉鳴煒也講有些年紀大的(也去遊行),他們為什麼對內地這麼多不滿呢?這裏有很複雜的一個cyclic,不單止是政治。可以說香港人長期都很『恐共』,甚至接受不了共產黨,對於共產黨有基本的不信任、不接受,這個因素是存在的,如果沒有這個因素, 當年北京也不會有這個智慧搞『一國兩制』。」


自六月以來的多場遊行,走出來的除了年輕人,亦不乏成年人。(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這些深層的東西,會藉着兩制之間的矛盾爆發,所以你會看到《基本法》23條立法時爆發。」張炳良續說:「到了殖民地後期,香港人很清楚、很理性的想要三樣最根本的東西,但香港只有兩樣。三樣東西是什麼呢?自由、民主、法治……沒有民主,起碼我還有另外兩樣東西.香港人是這樣看的。」他形容,這次反修例運動正是「怕失去一些東西」,他不諱言泛民將一些問題「講得好絕對,講到『天冧落嚟』,說什麼今次是我們最後的遊行了,之後沒有自由了。」雖然《逃犯條例》本身與限制遊行沾不上邊,但張炳良判斷「年輕人都會這樣想」,「年輕人選擇這樣理解」。
恐懼與生活壓力糾纏累積
然而這種不信任、恐懼,正正就是從每個人的生活中面對的教育、醫療、房屋、就業等種種壓力螺旋式的相互糾纏、上升累積。林鄭兩年前上台時就在說以民生為重,如今面對嚴重管治危機,又說要重新審視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卻讓人覺得毫無重量,正如她在615日宣布的「暫緩」修例來得太遲,現在社會上各種抗爭「遍地開花」,也不是林鄭明天說「撤回」,大家的生活就會「重回正軌」。


張炳良強調用一個比較的角度看待香港的城市運作,「起碼運作如常」,警察、法院依然專業,「仍然是亞洲最好之一」。(資料圖片/歐嘉樂攝)

要溝通不止於空談或各自表述,起碼雙方要理解彼此的問題意識,弄清楚香港現時面對的問題到底是什麼。反修例運動的五大訴求,張炳良並不是通通反對,他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整個6月的多場抗爭。他亦覺得是時候面對政制問題,即使今天要跳政改這場「探戈」不比2014年輕鬆,但有寸進怎麼也比原地踏步好。不過他仍然強調用一個比較的角度看待香港的城市運作,「起碼運作如常」,警察、法院依然專業,「still one of the Asias finest(仍然是亞洲最好之一)」。
是不是這樣呢?很難說。反修例運動發展到這個地步,已經不單純是修例的問題,還有對警權、法治等等制度的不信任。絕望感的存在,說明在年輕人的判斷裏,香港早已不正常。而信任不是一時三刻可以重建,2014年的時候,他們不信「真普選」會「逐步出現」,2019年要重啟政改更是不知從哪裏談起,是在人大「831決定」基礎之內還是之外呢?縈繞不斷的恐懼也不是說多搞幾個交流團、一面倒叫年輕人投身大灣區發展、一面以關愛共享計劃多派幾次4,000元就可以驅散。其實,香港的年輕人也會到內地消費,也會看內地劇集;但同時他們也看到內地的負面新聞,看到內地的維權人士被打壓。一方面,年輕人對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的認同與日俱增;另一方面,他們也感受到內地的打壓和噤聲步步進逼。在這個情況下若只用「為你好」的家長式心態去推動政策,恐怕只會繼續錯判形勢。


一個沒有大台的運動不會說散就散,在6月下旬,反修例運動的網絡、動員基礎「遍地開花」。(資料圖片/盧翊銘攝)

政經民生問題連結
林鄭月娥表示對話的前提是要「沒有前提」,示威者要求的是五大訴求。正如張炳良所判斷,姿態式的和學生領袖對話不過是象徵式的,所以可以預計學生領袖拒絕對話。他同意,現時反修例運動掌握了一定潮流,但他明言,這是有「時效性」的,「等運動過了就沒有了」,而既然雙方都知道要解決深層次矛盾,那麼到底是示威者執意要「撤回」,還是林鄭執意不說「撤回」,都只不過是問題的表象。

一個沒有大台的運動不會說散就散,在6月下旬,反修例運動的網絡、動員基礎「遍地開花」,為其他地區性的遊行抗議所用,例如九龍區、屯門區的兩次遊行都成功動員一定市民上街,網民也積極推動到上水、沙田、將軍澳等不同地區的遊行抗議。當中反映的正正就是宏大的政治問題和經濟、社區日常的民生問題已經漸漸有連結,所以政改和經濟改革缺一不可。公民社會在這次運動中擺脫了無力感,又比2014年更具經驗,若林鄭月娥不再作大幅度的社會改革,特別是在土地房屋、教育、警權問題上站在市民的一方,政府的施政以及建制派在下半年的區議會選舉只會舉步維艱。

後物質少年時代:他們激進嗎?


發文者為 沈旭暉

香港的《逃犯條例》爭議,延伸出青年衝入立法會大樓一役,和曠日持久的各區遊行示威及衝突,不同立場的朋友,自然有不同觀感。但政府在同溫層以「被洗腦」、「收了錢」、「外國勢力」評論前,總應該易地而處,並了解這是國際大趨勢的一環,就會明白這今日香港的一切,不過反映了全球「後物質時代」的到來,新生代和數十年前「物質時代」成長的一代,有截然不同的價值觀,而且因為資訊科技的發展,和香港的獨特情況,矛盾不過是剛剛開始。假如任何人以為一支警隊就能解決一切問題,局勢只會朝徹底的悲劇發展。

我們無須深究「後物質時代」這類名詞,而且名詞其實並不新,早在五十年前,就由今天的殿堂級政治學者Ronald Inglehart提出。簡單來說衣食足才會知榮辱,假定當一個世代成長時朝不保夕,追求基本經濟需要,就是人生的一切,由此而生陪伴終生的價值觀,相信賺錢養妻活兒「四仔主義」就是所有責任,認同任何能夠保障賺錢環境的強大國家和法規,現在的一切「存在就是真理」,每天都在盼望「收成期」。但到了下一個世代,由於社會的物質生活已相對富足,即使解決了「土地問題」,也不代表解決了一切,新一代會轉而追求民主、人權、自由、尊嚴等價值觀。就算不談這類普世主旋律,很多朋友除了年輕人、還包括不少同輩翹楚,都在體制下感覺不被重視,尊嚴受損,這是客觀存在的「情感政治」。

不少前輩始終就是一句回應:「總之衝突就是不對,為甚麼要犧牲社會穩定,追尋一己理想這麼自私?」然而所謂的「社會穩定」,是不能大而化之的,必須更細緻地談論。我們在香港式宏大敘事的「社會穩定」,是不是只關注上一代價值觀和精英階層,而未有顧及新一代?而「穩定」本身可以是物質的,也可以是心靈和價值觀的。作為示威主導力量的青年,也許是物質、心靈皆呈現危機,但情感危機比物質匱乏更嚴重。就算明天集體能「上樓」,他們的抗爭性格也未必會減退,就算不是在前線,也會用其他方式參與,直到範式轉而出現那一天。這波運動超越了通過「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的單一範疇,而直接追求更高一層的價值觀;前者不少朋友會不同意「佔領馬路」和「爭取民主」的關係,後者卻直接呼喚每人心中最深層的信仰,因此雖然衝突更多,得到的共鳴和支持卻更廣泛,這正是單純強調「總之衝突就是不對」的一代人難以理解的。

由五四運動、英國脫歐到AO抗爭:「後物質主義」,沒有想像中離地

要回應「為甚麼要挑戰社會穩定來爭取理念」這問題,我們不妨先參考三個古今中外,彷彿風馬牛不相及,但本質一脈相承的案例:
  1. 在香港的《逃犯條例》爭議期間,參與群眾包括身旁大量中間偏建制的傳統精英,他們不會負責衝進立法會,但在各自的崗位挑戰自己相屬的制度。例如有在外資投行或中資銀行工作的高層朋友私下捐錢支援,甚至在內部抵抗機構的政治動員任務;又有政務官朋友用種種方式表達對政府處理修例行為的反對,親自撰寫反對政府DQ議員的樣板官僚信供網民修改呈交選舉管理委員會,並通過筆者這樣的友好社交媒體廣傳,讓社會不斷理解內部討論過程的獨裁與粗疏。坦白說,這些朋友都違反了狹義的專業守則和「政治中立」、顛覆了各自的秩序,而且間接損害了自身的物質利益,但他們知道根據所謂「行之有效」的既定程序,改變不了政府與中資銀行,動搖不了潛規則;他們雖然高薪厚職,卻感到自己精神蒼白,甚至認為對下一世代有所虧欠,亦慢慢明白自己對社會的官方主流價值觀(if any)有所不滿。
  • 英國脫歐公投後,政壇從未穩定,目前執政保守黨內正進行新一任首相選舉,根據YouGov的民調,保守黨員的取態非常值得研究:他們當中的61%認為,就算脫歐會「嚴重損害」英國經濟,也應該落實脫歐,反對的只有29%63%59%認為就算脫歐令蘇格蘭及北愛爾蘭獨立,「分裂國家」回到小英格蘭,還是要進行;有54%保守黨員甚至認為,就算脫歐摧毀自己所屬的保守黨,也必須支持。這樣的「焦土」邏輯,顛覆了「留歐派」的一個主要理據,就是公投時「脫歐派」誤導脫歐能改善經濟,才令公投通過,但事實卻是不少人的選擇是以「後物質」凌駕「物質」,為了自己相信的理念、尊嚴,自願承擔物質生活的風險。
  • 百年前的五四運動期間,學生也有溫和派和激進派,後來的歷史學家傅斯年是當時的溫和學生代表,左翼學生領袖匡互生屬激進派,並帶領示威學生燒毀了被指「親日賣國」的交通部長兼財政部長曹汝霖的大宅,毆打在場的駐日公使章宗祥,史稱「火燒趙家樓」。北洋政府即時反應是「嚴懲暴徒」,但後來在群眾壓力下,釋放了全部學生;匡互生則獲毛澤東高度推崇為「革命苦行僧」,正是他後來提拔沒有大學學位的毛澤東為教師,間接影響了中國歷史。這些學生都是全國精英,北洋政府的管治也有其社會秩序可言,但學生相信根據官方程序,不可能令外交政策改變,同時相信即使一時改變不了,也要通過通過挑戰「物質秩序」,向全國傳達「後物質」訊息。因為比起衣食住行,外交問題和國家尊嚴,自然是一般大眾較難觸摸 (特別是北洋時期,中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仍然在建構初期),但學生堅信國族尊嚴比起個人安危、利益更重要。每年參與愛國團體紀念五四的長輩,如能勿忘初心,就會明白「後物質」總有比物質重要之時。
這些案例之間、與香港的抗爭青年之間,自然存在大量不可比性,但都反映了一點:經濟溫飽、社會穩定、「存在就是真理」,並非所有人全天候必然選擇。每人由「物質」轉向「後物質」追求的臨界點都不一樣,共同點卻是當他們意識到現有的穩定秩序,正正是破壞種種「後物質」追求的同一秩序,盲目做一個模範生,同時等同性格分裂的摧毀自己的理想;而秩序內部容許的渠道,根本不可能改變那個秩序本身,頂多是形式主義的小修小補。於是他們慢慢發現,追求的意識形態和理念,根據循規蹈矩的政府框架,贏的機會永遠是零;今天建制要捍衛的物質世界,和自己追求的後物質世界接近完全對立,既得利益之外的一大群人,只會被追求「物質穩定」的一代無限期壓抑,唯有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結果,「物質世界」的秩序被衝擊的視角效果,又令上一代躁動不安,加強以「廢青搞亂香港」的文攻武衛回應。整個社會如何回應這種嚴重撕裂,選擇王道還是「群眾鬥群眾」的歪道,全賴當權者一念之間的抉擇。

十點代表未來的「後物質年代」:It’s Just the Beginning
「後物質少年」不一定是少年,也包括了任何不願接受「四仔主義」、不甘心被一層價值嚴重扭曲的房子綑綁一生的同代人,與及追求思想自由多於純物質享受的成年人。雖然矛盾不是今天才出現,但隨著全球化來臨、資訊科技發展、國際關係變幻,即使不認同這些追求的朋友,也應該正視客觀現實:物質時代屬於過去,後物質時代屬於未來,後者數十年內會逐漸成為主流,以有限度的物質衝擊前者,會得到越來越多理解和認同。就像香港的衝擊立法會事件,並不如不少長輩所料,會令民情逆轉和喪失支持。為甚麼?

我們可以參考以下十點觀察,這也是滲入未來學的「國際關係2.0」和物質時代的「國際關係1.0」差異所在:
  1. 已沒有甚麼可以再輸:當物質的winners,也是losers
在昔日社會,社會結構的穩定、和物質世界的穩定,隱隱然是掛鉤的,因此上一代常常假設,唯有生活基本富足、個人又「九唔搭八」的「廢青」,才會追求理念。這理論忽略了全球化時代以來,資本主義令社會進一步兩極化,真正控制資源的一群,只屬於收入最高的0.1%,令不少集齊「四仔」任務的傳統中產、專業人士,都失去了本來在社會應有的地位,有車有樓、反而對社會更不滿;青年看到他們的上一代也不外如是,何況連上一代的位置也得不到,自然不覺得有任何希望。不少人以為特朗普一類極右政客、與及其激進「另類右派」支持者都是「losers」,其實不少物質上相當富有,也有如律師或大學教授專業人士,根據傳統定義都是「winners」,只是他們自覺不能達到自身的理念(例如自尊、公平),轉而認同自己是「弱勢」,就像前述那些情願英國經濟政體倒退、也要脫歐的保守黨員一樣。隨著全球化令資源累積在極少數人手中,不管有多少資產、也自居弱勢的人會越來越多,更因他們對「物質世界」的優劣瞭若指掌,當連他們也對社會制度失去希望,他們對衝擊社會制度的接受程度,自然比一般人大。

  • 與(鄺)神同行之後:當傳統精英只重利益,不再彰顯價值
《英國政治與國際關係期刊》新近發表了一個研究,指過去不少英國首相均表明與社會「同行」,但當比較政綱與施政,卻發現句句落空,結果令反政治、反制度成為青年的最後選擇;歐洲綠色力量的崛起,即為後物質主義的典型。上一代相信,政府施政未能解決經濟問題,他們認定「年青人沒有責任心及同理心,只顧目的不論後果」,但其實傳統精英表面吸納年輕人的意見,但理念上並沒有與他們「同行」,才是動盪根本。就像法國的「黃背心運動」,光譜上居然同時得到極右領袖馬琳勒龐和極左領袖梅朗維支持,參加者雖然被燃油稅、富人稅等號召上街,但其實都在追求各自的後物質理念,不滿中間妥協的政府,唯有社交媒體能成為共同身份認同。鄺俊宇在反《逃犯條例》運動成為代表人物,被認為不像民主黨前人般只計算選票,願意承擔支持激進行動的風險而不切割,加上來自草根、非傳統精英出身,又是網民熟悉的愛情治癒系KOL,當上「後物質少年」代言人,自有其原因。

更典型的還是衝進立法會後發表演說的港大畢業生梁繼平,他港大畢業後到華盛頓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可說是後物質少年中的精英,以「青年是loser所以作反」的邏輯,就無法理解他的行動。無論是否認同其行為,都不能否定他在嘗試通過激進行動喚醒社會的後物質思維,其行動不是為了某些具體利益,而對個人利益甚至是自毀型的。至於有年輕人輕生明志,變成烈士,更是大部份「物質老人」無法理解的外星物種,卻因真的出現了並成為風氣。以這些案例,再回看我這一代身邊的一群奇人異士,特別是我身旁那些已經經濟自主、有了社會位置、而依然在各自崗位努力的朋友,大數據、智慧地圖、機械學習、人工智能都俯拾即是,就明白每人心理始終有一個夢,只是在日常生活不顯露出來而已。

  • 虛擬世界:當抽象概念化為現實
根據物質世界的定律,一些東西受制於客觀現實主義,爭取不了、就是爭取不了,這也是不少傳統學者、運動前輩對抗爭的思維,因此會不斷根據自身經歷,提議青年只應爭取客觀限制下能爭取的事,即所謂的「又傾又砌」到運動要「見好就收」。數年前就說過,根據現實主義,成功爭取某些訴求的機會接近零,但是根據建構主義,卻恰好相反,這是成功的希望所在。雖然我們談過不少建構主義概念,認為只要改變規範、常態,最終也能改變現實,但對不少人而言,這始終太抽象,也太漫,當時不少朋友不認同,認為是太消極,但這正是水滴石穿的關鍵。
何況今天的互聯網3.0世界,提供了一個對「物質世界」有效的替代品:上一代認為那是和現實脫鉤的虛擬世界、是「假」的,但對未來世代而言,現實世界才是真正的「假」,虛擬世界卻越來越「真」。在現實世界即時爭取不到的理念,在虛擬世界卻能凝聚龐大社群,成為主導意識形態,參與其中,能夠得到價值觀的滿足、龐大群體的認同和實踐自我的肯定,這些都是在現實世界不能獲得的。何況在互聯網的點擊率經濟,廣傳的虛擬內容也能變成經濟產業鏈,虛擬的掌聲也能化作實質影響力,只要在這個世界成功爭取,就是在現實世界撼動不了,也比甚麼都不做符合人性。換句話說,平日我們看見不少人的衣食住行、按章工作,只是看見他們的肉身;他們的靈魂,卻早已在另一個空間生活,能夠改變「現實世界」的時空固然最好,但就是改變不了,也有了另一個世界的關懷,不會再覺得自己是零,相信只要略盡綿力,自然「好人一生平安」。後物質世界的成熟,從此有了自己的「超穩定結構」,和長輩橫行的現實世界,逐漸成為平行時空,直到上一代人「壽終正/內寢」為止。

  • 後物質身份認同:從《魔獸世界》案例談起
上一代相信社交網絡是信任的基礎,有生意往來的比只見過面的可信,有共同組織背景的比外來人士可信,因此晨運客比不常見面的兒女可信,擺街站的比空降下來的可信。然而,在後物質時代,即使大家在現實生活中很忙、素未謀面,也可以因為共同的目的及價值,成為一生摯友,產生比起物質關係更穩固的聯繫。我們不妨參考這個活生生的故事︰2014年,一名《魔獸世界》的忠實玩家Mats離世,這位因為身體殘障而不曾離開奧斯陸家中地庫的玩家,其葬禮卻有來自不同地方、不同國籍、不同階層的人前來悼念;他們在現實世界均不曾認識Mats,卻因為同屬一個名為「Starlight」的公會,因為「魔獸世界」彼此相遇,最終在現實世界集合,紀念這位名為Lord Ibelin Redmoore的公會成員。這種身份認同,不是上一代可以理解,也不是上一代以利益分化可以瓦解。回到現實,蘇丹情報部門去年已滲透反政府人士網絡,希望瓦解他們的團結,最終適得其反,因為那份身份認同過了臨界點,是能夠超越物質利益語言的。

  • 烈火青春2.0:突破地理限制的NomadVR
近年世界各地的運動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不少在虛擬世界的積極參與者,都無須身處現實世界的現場,但他們的「集氣」,卻能為現場的同路人提供足夠底氣。由於他們沒有傳統政治枷鎖,對抗爭目標的問題旁觀者更清,往往能突破前人不敢想的潛規則:在過去兩個月,全球不少媒體把蘇丹、香港抗爭相提並論,原因之一,正是兩者都是由「後物質身份認同」主導運動。其實上一代人也不是不懂這概念,例如八十年代的經典新浪潮港產片《烈火青春》,英文名就是「Nomad」,講述當時迷茫青年的漂泊心境,最終甚至聯繫上日本赤軍,我第一次看這電影時已是千禧年代,對湯鎮業與夏文夕電車上的一幕,至今難忘。
今天不同的只是,身份認同能通過網絡突破地域阻隔,此所以散居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和後代,只要心生同一認同,都在參與反《逃犯條例》運動,他們可以通過文宣、登報、起連儂牆、翻譯媒體報道等,「以自己方式參與運動」;就像只要在網上社交媒體尋找「#BlueForSudan」、「#TurnTheWorldBlue」等hashtag,不同的圖片、直播視頻、演講等就會直接呈現面前,你是否在蘇丹、是否知道巴沙爾為何人,其實不再重要,因為直播影片及圖像,足以填充個人情感體驗的「虛擬真實」(VR)。質疑這一切又是外國勢力支持的長輩,恐怕確是活在另一個時空,而又不願意正視時代已改變,令人欷歔。在可見將來,「後物質」可能逐漸比「物質」更能觸動人,以虛擬的「第一身」透過鏡頭面對軍隊的暴力,比起利益的感召,反而更即時、更直接,甚至可能因為影片重播功能這個「VR」體驗,最終令重視利益及行動理性的人改變,完成社會動員的最後一步。
而作為一個群體的香港,透過網絡動員,令本來應該只是本地問題的政治運動,通過國際和移民網絡,擴散到世界多國。而事實上,不少朋友親身目睹抗爭現場的時候,會有很大情緒反應,產生實實在在的大腦分泌,這不是物質補償可以比擬的個人經驗。由於在極端資本主義世界,金錢或者物質補償的意義,已經被極限壓縮,即是說錢已經不再罕有,但與「戰友」出生入死﹐或者與素未謀面的「連登巴打」一起籌備全球登報「反送中」等,這些經驗在這個物質過盛的世界,令不少人感受到「現實生活」稀有的自尊覺醒和「自我實現」,因此「後物質」的邏輯,就壓倒了物質的邏輯。

  • Uberization3D Printing,反映「物質世界」代表的「超穩定結構」是騙局
根據傳統管治思維,要捍衛一個保障既得利益者的隱形秩序,而又要令一般人接受,最理想是從視角效果入手,鼓勵所有人保衛這個秩序寄生的物質世界,因此破壞一塊玻璃,會比「超穩定結構」侵蝕一個社會的價值,例如民主自由,更容易刺激一般人的條件反射。但科技的發展,正潛移默化改變這樣的假設,因為現在我們知道,原來自己3D打印一座房子出來,可以如此便宜;原來繞過商場購物、繞過的士公會坐Uber,可以方便那麼多;於是我們對各行各業本來的壟斷性尋租,有了最落地的認識,開始意識到「存在不是真理」,反而是一場又一場的尋租騙局。新一代的思維,逐漸認為除了真正有文物價值的古蹟,絕大多數的「客觀存在」,其實門檻甚低,都是可以上傳的、備份的、複製的,過份強調後者的不能撼動,只是上一代人逾時的概念,反映了一份不願言明的虛怯。即使是一些同情運動的傳統精英,也會開始表示,玻璃可以換,但人命死掉就換不了。
物質貧乏世代或許會認為「香港」是他們「挨返來」的,所以「守護香港」對他們來說,就是「唔好搞我後面」,拉後腿窒礙物質香港的發展。但對後物質世代而言,「守護香港」更大程度上是「守護香港的靈魂」,如果毀壞建築可以「修復」香港的靈魂,他們會願意成為死士,只望留一個「有血有肉」的香港給下一代。「捍衛物質世界,去捍衛超穩定結構」這道公式,還可以長期奏效?不可能的。自從互聯網3.0出現,世界秩序已天翻地覆,即使是我們一代人,都有了心理準備,要有能力在任何時空短時間內重建生活,而不是依戀於一層用四十年心血換來的斗室,近年我們經常提倡創投、slasher生活,就是這原因。而對新生代來說,只要政治問題「理順」了,他們有信心在短時間內重建香港,也是基於同一邏輯。

  • Slasher的人生觀:當保障制度亦再不存在,何況玻璃?
對上一代而言,物質世界是有一定定律保障的,當年低價買入的房子、或輕易獲批的公屋,早年的退休金與長期服務金,這些結構,令他們的利益,和立法會那一塊玻璃,構成一個「命運共同體」。但在新世代眼中,早已沒有任何工作有保障可言,靠幾分工作養活自己的「slasher」模式,逐漸成為主流;至於房子,越來越多人覺悟即使終有一天能持有物業,也要完全受制於不可控的外圍因素,反而會為了按揭而勞役一生,情願漂泊四海,反而自由自在。《獅子山下》體現的超穩定社會,其實一早就不存在,只是對它的信仰仍然在上一個世代的人心之中,而我們的世界,早就變成風險社會。例如「長工」、「終身聘用」,對現在的人已經等如Fax機一樣是史前文物。就算是曾經出產「鐵飯碗」政府內部,也出現越來越多合約公務員,相信再多二十年,世上將不會有長俸這概念。
這心態的改變,令新世代對現有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充滿犬儒和先天不信任,不像上一代,會對「一物不能破壞」的現實社會,產生安享晚年的移情作用。政府建築物代表的是結構上層的破壞,而對上一代人來說,自己的利益和感情,都處於一個有先有後、有本有末的金字塔之中;但新一代想像中的世界,是去中心化的,個體才是重要,既然沒有「大台」,政府、大企業,也不是自己人生或公民權利的大台。未來的人生觀,接受了人生的無常,又怎會強求一草一木的永恆?

  • 由個人心理到群眾心理:無力感、存在感、情感勒索的釋放
資訊科技的發達,也令一些個體在現實世界本來不容易被釋放的情感,能夠通過集體途徑,有效宣洩出來。例如個人的「無力感」,本來在現實世界的表達就是「無力」,但在虛擬世界,個人無力感互相印證後,在同溫層內就會廣獲共鳴,變成「一定要做一些事」的動力。又如「存在感」,對物質時代的人而言,基本上是不需要的,因為有了物質生活就是「存在」,「存在」就是真理,即使缺乏「存在感」的長輩,也可通過到公園「打賞」唱遊大媽,參與各式各樣的「蛇齋餅粽」團,得到備受重視的快感;但對新世代而言,後物質的存在感卻能在虛擬世界獲取,繼而大家會討論哪些行動會得到進一步肯定,於是幾乎所有群組,都有成員每天尋找新議題,行動不一定是為了直線結果,同時也是為了後物質層面的認同,每一個「LM」、「Pish」,成為後物質世代的一碗碗心靈雞湯。就算青年的行動不受上一代的認同、甚至被強烈反對,但也令他們覺得本來冷酷的世界,也起來反對或支持自己,因此長期被忽視的無力感漸漸消退,形成「大腦獎勵機制」。

還有另一個概念「情感勒索」,也在近年廣為普及,月前寫過關於衛斯理小說《背叛》的文章,就曾有所介紹。總之在個人層面,以往不少人被上司、老師、父母不自覺的「情感勒索」而不自知,或沒有宣洩渠道,直到和其他不認識的人在網絡交流,才發現這是世代交往之間的常態,也洞悉了回應之道。總之,傳統物質世界有不少潛規則,都是建基於「個人無力感不能和大眾分享」這前提上;前提一打破,物質世界的穩定性,同樣一去不返。

  • 同溫層的輿論戰:「社會整體輿論」重要嗎?
傳統思維認為,任何激進行動都不會得到「社會主流輿論」支持,而任何一方要爭取「社會主流輿論」,最終都要訴諸溫和策略,所以社會最終還是要回復常態的。問題是,甚麼是「常態」,卻是建構出來的。在目前的網絡世界,上述假設已不一定成立,因為有了演算法主導的互聯網3.0,各方都情願活在自己的同溫層中,而不太在意所謂「社會整體輿論」,所以近十年在世界各地,都是呈現兩極化現象,本來的中間意見被拉薄了,兩極回音壁的聲音則加厚了。放回香港,在過去一個月,在兩極的同溫層當中,都是不斷流傳對方的「黑警」、「暴民」暴力片段,都自認為屬於主流意見,至於誰是「主流」,卻已經失去被理會的價值。青年行動者之中,更有不少人相信「根本沒有主流輿論,行動成功了就會塑造出有利自己的輿論,只要贏了就會有人支持」的看法,這卻是回應了上一代的基本價值觀:「存在就是真理」。既然結構如此,各方使用激進手段的制約越來越低,「後物質世代」一方如是,「物質世代」一方亦如是,差別在於前者更傾向針對物質的毀壞,後者則往往更直接針對追求後物質時代的人,而那些場景,又會反過來令前者產生烈士式的殉道情懷,乃至一發不可收拾。

  1. 5G時代:未來世界的平行時空
為甚麼說「後物質少年」屬於未來,而「物質老人」屬於過去?我們再前瞻一下,只要科技發展再進一步,VRAR等更發達,今天的種種虛擬接觸,都能化為實質,猶如Mysterio可透過AR科技創造「元素眾」,再在世人面前將其「撃倒」,滿足自己成為後Ironman時代的權力慾望。對一般人而言,現實(舊)世界的不可取代性,就會進一步降低;而通過虛擬世界建立自己國度的可能性,也與日俱增。我們不必把思維僵化在政治層面上綱上線的「主權」、「獨立」等概念,事實上,今天世界各地的電競、手遊KOL,都在建立屬於自己的「世界」和「國度」,設定自己的社會階級和認同,這固然受惠於5G時代的網絡速度,但也同樣源自上述觀念的改變。試想假如十年後的香港,政治比今天更高壓,但只要互聯網的自由繼續,而科技按今天的趨勢發展,通過虛擬實體、擴增實體,新一代都能在自己建立的「國度」「生活」,偶爾「回到」現實世界的,感覺就像「出國」,認為那空間根本不是屬於我的。軀體活在斗室,心靈釋放到虛擬世界的宇宙,其實已經是日常生活一部份,就像平日在辦公室、課堂、會議室,有多少人肉身在內,靈魂同樣在室內?不過是科技讓「靈魂」的後物質部份,得到越來越紮實的寄託,那時候再把視野侷限在身旁的一磚一木,實屬可笑。就算在「現實世界」繼續維持超穩定結構,只要「後物質少年」找到自己的空間,就可以繼續發展自己的人際網絡、話語權和經濟生活,「超穩定結構」希望減少衝突、限制不穩定新一代的企圖,最終也會因為平行時空的戰線不斷增加,而徒勞無功。

物質世代 Vs 後物質世代:人生的選擇・人類的抉擇・我們的一代
「後物質少年」Vs「物質世代」是永恆的矛盾,但科技的發展,提供了更多誘因,令更多人開始以「後物質」凌駕「物質」的態度生活。雖然「物質世代」也會使用網絡動員,但他們的價值觀是完完全全依附在物質時代的,一旦脫離了客觀現實環境,整個論述也難以存續,所以就是也有長輩圖的「網絡同溫層」,卻不容易有新生代的後來者加入,以譚詠麟、陳百祥為代表的一代價值觀,可能就是最後一代了。因此,在這個歷史轉折當中,世代矛盾會比從前更尖銳,這不但涉及兩套價值觀的正面交鋒,也捲入此消彼長的科技突破環境。
最令人憂慮的是,當「物質世代」試圖將「後物質世代」的衝擊簡化為「反暴民」這「核心價值」,同時卻不斷以「物質衝擊」的方式回應,例如撕掉甚至燒毀「連儂牆」上的告示、攻擊守護的民眾,警方以寧枉勿縱方式對待示威者與記者、展示被「後物質少年」衝擊的肉體等,結果只會令「後物質世代」豁出去,「拆一建十」、「連儂人」、「遍地開花」之後,相信唯有進一步的「物理衝擊」,才能保障核心價值,成為「物質老人」決戰「後物質少年」的悲劇。
既然如此,我們對社會上已出現、正出現、將出現的陣痛,更應該以同理心易地而處,代在盲目妖魔化和美化之間,認清客觀事實,尋回自己的初心。說起來,身邊一代人雖然遠離了前線的年齡,但從後物質少年,都各自找到自身的共鳴。以自己為例,自從回到香港,比起第一份工作,收入可能比十年前多了十倍,但快樂指數比起十多年前,則下降了十倍不止。昔日到一個陌生地方旅行,總能找到思想上的激盪,一切無拘無束,不像現在到了百多個國家,由於在某地難以名狀的枷鎖,卻總是若有所失。曾經很努力催眠自己接受準時回家看TVB、只為賺錢然後瘋狂享受的生活,但演技始終不足,就是做不到。朋友間閒談都有同感,不知道這是mid-life crisis,還是別的,結論其實是價值觀的空虛,單以物質生活填補,只是飲鴆止渴。「物質世代」並非來自單一政治光譜,正如兩極都習慣假定一切稍有不同思想的人,都是利益主導,例如在這裏寫一萬字的文章,不是收了美國錢美化抗爭、就是為求一官半職顯示理性,總是把自己層次的物欲投放在別人身上,心理上稱之為「self-projection」,而不明白那些有正常能力的人,又何須受制於這層次的枷鎖?再回看抗爭現場那些單純的青年,卻沒有這種酸溜溜的負能量,只有追求目的的行動力,要是回到他們的年齡、代入其心境,要找到不參與其中的理由,實屬不易。


最後,還是說回國際關係的大趨勢吧。面對「後物質時代」Vs「最後的物質時代」,世界各國的終極回應,不出兩大思路。一是像內地,國家富起來後,總不可能永遠保持GDP高速增長,「後物質世代」也會早晚出現,但相信政府會在他們成為主流前,已確立牢不可破的「智慧城市」,通過「電子信用系統」一類大數據管治一切,達到高度規劃化、高度效益主導的「美麗新世界」。二是像歐盟,通過明確規範資訊科技對個人自由、私隱及權利的侵蝕,和提倡追求GDP以外的慢活態度,變相鼓勵了對價值觀的進一步追求,逐步邁向通過科技帶動「無工作收入」,來解放個人無可取代的創造力,進入人類的下一種社會型態。選擇哪種模式,自然人各有志。然而香港這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為一個「物質概念」正被導引走向何方,和主流香港人心目中的「後物質香港」應走往何方,正朝往徹底南轅北轍的方向,非大智慧不能導向多贏結局,令人憂慮。這時候,政府官員做的卻是埋首寫網誌宣示「施政新風格」,依靠警隊作為最後防線,繼續出席酒會剪綵粉飾太平,關門問「何以至此」、和「何不食肉糜」前後輝映,並以為還有任何人care行政會議內的名字是張十一還是李十九…… 離地至此,未來如何撕裂,怵目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