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5日 星期三

工業革命4.0與我們的未來:一個佛系學術創業者的自白

工業革命4.0與我們的未來:一個佛系學術創業者的自白

不少朋友發現,我近年陸續建立一個GLOs系列的公司,不經不覺有了一定規模,但始終難以理解「學術」和「創業」之間的關係,所以還是希望在這裏分享對「工業革命4.0時代」如何影響知識份子、教育學習的十大前瞻。所謂「工業革命4.0時代」,就是繼蒸汽機、電力、電腦分別取代勞力密集工作後,人工智能、機械學習、物聯網、大數據、演算式會造成天翻地覆的革命:先取代各行各業的壟斷性中介,再取代傳統精英建立的共識,繼而取代智力密集工作。這時代會完全顛覆現有規則,再信賴任何前人告訴你的工作、保障,都已不設實際。知識份子回應這樣的時代,除了實踐,別無他途。

  • 正如中大社科院長對私下我說,所謂研究型大學的末日倒數已經出現,未來不可能繼續影響因子的期刊遊戲,能夠在業界學以致用的倡導型、企業型學者,才是未來社會需要的人才。AI、大數據等出現,令市場變得越來越細碎化,個人化的微經濟釋放了大量潛能,本來屬於小眾的知識型消費,卻因而冒起。「創業」已不是經濟行為,同時也是累積知識的必需過程,因為學術的定義,也由研究型轉型為實業型。知識份子尋章摘句再出色也敵不過AI,「學術」會由「不食人間煙火」變成「必食人間煙火」,衡量學者的基準,變成和市場接軌的初創能力,因為跨界別實踐、crossover除了是生存,更是促成知識轉移、催生新知識的唯一工具。
  • 新科技催生的Uberization「去中介化」現象,令各行各業的剩餘勞動力都被輕易共享,各行各業的現有中介也逐漸消失,無一倖免。除了Uber打破的士公會壟斷,Khan Academy正取代大學,網購正取代實體商場,3D打印正取代工廠,連代議政治的議員,也會逐漸被電子政府取代。過程中,除了打破已僵化的官僚體制,也會令不同業界進一步細碎化,任何事情都可以出現專家,再變成微經濟體,達人越來越多,大師越來越少。對有一技所長的各種知識份子,這是一片瞬間釋放的無盡藍海。
  • Uberization成為主流,加上人均壽命增加到120歲,固定職業的概念會被徹底打破:即使是一份傳統上的優越工作、但需要六十歲準時退休,餘下人生六十年,也必須重新規劃,誰又會安心只做一份工?Slasher會成為新生代的基本工作型態,能否一方面成為個別範疇的專才、另一方面擁有multi-tasking的能力,會成為成功的基準。當AI可以取代大部份高端行業,Slasher的最大資本,就是展現人性的種種獨特性,也就是自己的brandingidentity。在新時代,唯有identity不能被取代。
  • 當知識隨手可得,新人類要在社會生存,經驗值比硬知識重要得多,個人化的知識體系,就是每一個個體branding的基礎。目前的機械式由上而下教學,會被個體化學習取代,劃一syllabus會成為笑話。日後的「科目」,不再是中英數理化,而變成由下而上、以小見大、基於個人興趣的個體化學習,例如從咖啡學習農業、環保和比較文化,又或從搖滾樂學習電腦編程、群眾心理和人類學。一旦釋放了「科目」的rigidity,各種各樣的新知識會噴發湧現。
  • 下一代的基本生存技能,必須懂得與電腦溝通,與及與活人溝通,同時進出虛擬、實體兩個世界,各取所需,構建立體的四維人生,否則要麼逐步機械化、要麼根本連日常生活也自理不了,都是死路一條。日後每個學生畢業前,都會被期望各有創業經驗,因為那是唯一結合新科技、回應現實、應用知識的評核,前人累積的智慧,也會以start-up這知識轉移方式、而不是書本傳承。換句話說,「startup experience」會迅速取代水份越來越高的「extra curricula activities」,甚至取代成績單,成為人生CV的重要一欄。
    • 當全球化時代打破地域壁壘,進出不同地方的門檻大大降低,接觸不同背景人士,會成為日常生活一部份。那時候,人類的人均素質不會再單以IQEQAQ等為基準,如何和國際社會不同背景人士共處的「文化智商」(CQ),會成為量化個人的更重要指數,這也能彌補國際視野被覺得「很虛」的缺憾。然而,「CQ1.0」其實未能回應網絡時代,因此衡量與虛擬世界不同文化相處能力的「CQ2.0」將出現,成為「世界公民2.0」的評核。協助未能適應新時代的朋友,不是提供福利,而是要令他們在客觀基礎量度下理解一切,在自身產業被淘汰前反淘汰,這才是社會企業的真諦。
  • 全球一體化也令「旅遊日常生活化」,未來每一個地方,都逃不過不斷出現外來者,如此密集的互動,令世界各地的本來價值,都會被背景截然不同的他者、訪客不斷重構。例如津巴布韋人到了香港,會用他者視角到重慶大廈尋寶,令香港在非洲得到我們想像以外的名聲;而這些新名聲,又會通過網絡進一步被重構,直到無窮無盡,一如宇宙有限而無邊,超乎昔日想像,例如九龍城寨會在日本復活,再在虛擬世界借屍還魂。當旅遊不再是純粹的旅遊,同時也是產生新知識的實驗室,這就是「旅遊2.0」。
  • 既然新人類對知識的追求方式截然不同,例如以圖像取代文字、短片取代論文,又活在演算式提供的片面資訊當中,我們活在一個個細碎化平行時空乃大勢所趨。結果,提供資訊大眾媒體會被推倒重來,要麼成為個人化平台,要麼把每一個版面逐步產業化,世界再沒有從前被精英主導的任何共識(例如政治正確),每一個世界卻有自己的「精英」,各自建立自己的規範。這過程負面副作用自然極多,激進主義在平行時空更可能成為主流,但也會進一步確立「微KOL知識型經濟」的認受性,乃有危有機。
  • 由於在未來社會,每人的identity就是一間一間的小企業,它們都需要建構自己的制度,未來人與人、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倫理,更像現在的國際關係。未來國際關係不再是國與國的博弈主導,主角不同了,但傳統國際關係的基本視野、倫理、知識,依然萬變不離其宗,是為「國際關係2.0」。
  • 要是不能適應新時代,又能怎樣?不用擔心,舊時代的情懷,必會成為vintage生活品味,書本、唱片越是沒有人看、沒有人用,反而會變成收藏品,咖啡店、渡假村也會出現標榜前網絡時代的復古風。但由於vintage的存在必須經受市場考驗,它們唯有是新時代的徹底倒像,才能生存;問題是不了解新時代的運作,不依賴大數據,又怎能知道甚麼是「徹底倒像」?所以,即使是酷愛過去的朋友,也逃不過使用新方式,在未來復刻歷史,期間也必會通過現實的交集,豐富了本來對歷史的認知和想像,那就是「歷史2.0」,像我們介紹過的阿布達比羅浮宮那種數碼化策展一樣。
最諷刺的是,未來大趨勢清晰不過的同時,各行各業的舊框架,在末日臨近之際,卻不是被拆牆鬆綁,而是越來越官僚、越來越rigid。因為根據原趨勢,當人口越來越多,按傳統定義量化寬鬆培養的「人才」也越來越多,舊規則的競爭者只會更多,令那些掌控各行各業的既得利益者變本加厲增加「KPI」;殊不知各行各業的真正人才,卻正聚集在這些僵化框架外,醞釀推倒重來。

這就是我們面對的明天。

「沉默」(Silence)馬丁史柯西斯與安德魯加菲爾但你探索天主教信仰以及上帝為何「沉默」

「沉默」(Silence)馬丁史柯西斯與安德魯加菲爾但你探索天主教信仰以及上帝為何「沉默」

馬丁史柯西斯的電影「沉默」
最近接連看了安德魯加菲爾演出的有關耶教的作品。

用耶教來統稱天主教與基督教及其教派,也正好顯現出了,這個宗教系統本身的內外部張力。上週看了「鋼鐵英雄」,安德魯加菲爾飾演一名拒絕拿槍的上戰場的基督徒軍醫。這週看了大導演馬丁史柯西斯全片在台灣拍攝完成的電影「沉默」。但我猜為了台灣去看這部電影的人,心底應該五味雜陳,因為這不是一部很容易看的電影,電影本身所探討的問題更不是一般影評人簡單幾句話就能輕易帶過的。大家不可能不認識馬丁史柯西斯,因為他的作品非常的多也非常的經典,比方早期跟他的好友勞勃狄尼洛合作的運動傳記電影「蠻牛」,以及「四海好傢伙」,近期跟李奧納多狄卡皮歐皮卡丘所合作的「華爾街之狼」,我沒記錯的話,李奧納多不停被惡搞的,就是因為華爾街之狼在奧斯卡鎩羽而歸,擁有極高的呼聲,卻沒讓他拿下奧斯卡最佳男主角。

「沉默」這部電影除了大導演馬丁史柯西斯跟安德魯加菲爾外,參與演出的「即刻救援」的連恩尼遜;另外,因為這是一部談葡萄牙司祭到日本傳教的故事,所以裡面也大量啟用了日本演員,比方淺野忠信,以及我個人非常喜歡的窪塚洋介。


「沉默」這部電影描述,由安德魯加菲爾飾演的葡萄牙天主教司祭羅德里茲,有一天收到了從日本輾轉寄來的信件,信中寫到他的老師神父費雷拉,在日本傳教,一度讓日本數以萬計的人加入天主教,但後來被日本官方迫害,最後的消息是費雷拉神父棄教,並且在日本找到新的身分以及展開新的生活。羅德里茲當然不願意相信,而且他深信自己的恩師以及其他的神父與教徒,正在受到日本政府的迫害,所以他與另一名司祭卡羅培自願前往日本探詢費雷拉神父的下落。沒有想到,將要迎接他們的是一連串對於自我與信仰的衝擊與挑戰。電影總長160分鐘,是連我都受不了的長度。而且必須要對耶教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才有辦法看的比較深入。【後面有一點微雷】但我覺得這個故事本身頗具深意,特別是放在這個時代。當羅德里茲到達日本後,發現日本沿海的漁村,確實存在很多天主教徒,但受限於日本政府的嚴格控制,他們只能夜間偷偷地禱告。而羅德里茲的日本嚮導叫做吉次郎,飾演這個角色的是窪塚洋介。他是一個曾經因為怕失去生命而選擇詆毀天主教,腳踏耶穌聖像的教徒。但因為他的家人拒絕這樣做,所以他一個活下來,看著自己的家人全部被燒死。
在我看來,這個角色非常貼近猶大,因為他會在電影裡幾次出賣所有人,卻又不斷回過頭來,尋求上主的原諒。



<img class="progressiveMedia-noscript js-progressiveMedia-inner"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600/0*7F7UagQ5iXW0MkTf.jpg">
其實這部電影就是另一種形式的受難記,但是結局並不如耶穌之死那般,充滿神蹟,這部電影更為誠懇地,展現了在宗教迫害下的人們,如何延續自己的信仰。電影中段,羅德里茲被日本奉行所(控管天主教的單位)的人抓走,這些人不停地折磨羅德里茲身邊的信徒,用各種方式,比方把他們綁在漲潮的海邊活活淹死,倒吊起來吊死,但他們卻不對羅德里茲本人進行任何刑罰。目的是要逼迫這位日本唯一殘存的天主教司祭在眾人面前放棄自己的信仰。
當羅德里茲面對這一切,面對信徒們的苦痛之時,上帝選擇沉默。羅德里茲幾次對上帝呼喊、禱告,尋求解答,這時候,上帝並沒有如預期展現出祂的神蹟,而依舊放任這些人死去,即便是羅德里茲的司祭朋友卡羅培。
這個命題大概是天主教或是基督教很難迴避的一個核心提問。
如果上帝就在你我身邊,如此地愛著世人,為何,祂面對這世間的苦痛卻只有「沉默」以對?



<img class="progressiveMedia-noscript js-progressiveMedia-inner"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600/0*gHDZJUizenyX4SKF.jpg">
電影裡的上帝並沒有如經典中所說,在火山口前出現,阻止亞伯拉罕獻祭上自己唯一的兒子,而是不停地讓羅德里茲身邊的信徒死去。而電影也非常實際地說出日本政府為何要迫害天主教,奉行所的負責人井上筑後守就對羅德里茲說,除了葡萄牙還有英國、西班牙、法國,我們究竟要信奉誰的上主?換言之,這個十六世紀的島國日本,面對的不僅只是宗教問題,而是船堅炮利下的國際政治問題。最終羅德里茲見到了他的老師神父費雷拉,此刻他已經改信佛教,正在為日本政府寫作批判天主教的書籍,他的出現,就是為了說服羅德里茲一同棄教。究竟羅德里茲有沒有放棄自我以及自己的信仰,遺棄了上帝,就請有興趣的朋友自行去看這部電影。然後務必帶著前面這個問題去思考,我覺得這部電影對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來說,都是一個很尖銳的電影敘事文本。

電影本身不僅沉默,可能會對一般人來說,有些沉悶。

信仰與人性的對立

信仰與人性的對立

馬田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去年底才在美國本土上映的新作《沉默》(Silence),理應是奧斯卡的熱門之選,卻意外地受到冷落,僅獲最佳攝影提名(最終敗給《星聲夢裡人》),沒有得到更廣泛的討論,實在可惜。《沉默》以宗教和信仰為主題,頗為嚴肅,但史高西斯以平實的手法處理,從主角洛迪格斯對待信仰的變化,道出中心思想。
任逍遙

《沉默》改編自日本作家遠藤周作於 1966 年發表的同名著作,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日本著名導演篠田正浩(《心中天網島》的導演)也曾把它搬上大銀幕(1971),當時入圍了康城影展,評價不錯。遠藤周作更親自擔任編劇,喜歡史高西斯的版本的話,不妨找來看看。


本文暫且不作比較,先集中討論史高西斯的版本。《沉默》講述德川幕府時代,日本嚴禁天主教,所有信徒都會受到迫害、虐待,除非表明「棄教」,否則隨時被處死。偷渡到日本傳教的費雷拉神父,就被傳受不了酷刑而棄教,他兩名弟子不信,於是到日本追查真相,期間遇到了不少日本地下教徒。
對於信仰的意志力,成為了貫穿全片的主題。棄,抑或不棄,或者到一個怎樣的地步才棄,成為了關鍵。既是信徒,虔誠不是「基本要求」嗎?但當你眼見周圍的人因此而受到奴役、凌虐,你是否還一直「堅持」?腳踩聖像一下就不用受苦了,像戲中所說,不過是個形式罷了,又有何難?




(以下含劇透)
《沉默》長達 161 分鐘,即超過兩個半小時,史高西斯以較為踏實、具體的戲劇性編排,把這個主題逐層推進,不斷衝擊我們去思考。最基本的一堆問題是:面對受盡苦難的信徒群眾,神何以一直沉默?過往因宗教而起的衝突、戰爭無數,神做了甚麼?衪真的愛世人嗎?還是要透過絕望與恐懼,來驗證一個人對信仰的意志力?有說意志夠堅定,神就無時無刻在你左右了,是這樣嗎?
這些都是「潛在」的問題,透過觀察不同角色的心理變化,我們或者可以從中找到答案。影片的前半部分,焦點落在費雷拉神父的兩名弟子——洛迪格斯(Andrew Garfield)和加路比(Adam Driver)之上,表面看來,他們都是對自己的信仰很堅定的人,甚至有隨時殉道的準備。其後,很快便看到電影慢慢轉移到以洛迪格斯為核心,其中一個重要場面是,加路比游出大海,欲拯救那些快要溺斃、被處死的地下教徒,但最後沒有成功,更因此送了性命,連殉道也稱不上。洛迪格斯看在眼裡,似乎覺得他這樣做(沒有棄教?)並不值得。問題來了,他為甚麼有這樣的想法?也是對信仰的不夠堅定嗎?換轉是他,又會怎麼做?
作為一個傳道的人,卻讓別人因此受到苦難,也能無動於衷嗎?為了自己的榮耀而犧牲別人的性命,值得嗎?他應該怎樣解決眼前的問題?勸別人棄教,抑或認為信徒就該堅定到底?




在這個關鍵時刻,費雷拉神父出現了,他確實如傳聞所言棄教了,還融入了日本人的生活。這一段讓人思考的是,西方宗教有可能在東方植根嗎?還是必然水火不容?相信西方教義的日本群眾,又是否真的理解他們所信的,抑或一切徒具形式?
史高西斯不斷添上更多疑問,但電影並未完結。《沉默》看似是以費雷拉和洛迪格斯為中心的一部電影,但我們遺漏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窪塚洋介飾演的吉次郎。史高西斯形容這個角色就像「猶大」,象徵著基督神學中的一大迫切矛盾。我們又該怎樣看待這個(更接近平凡人的)角色呢?
最終電影要說的,其實是宗教、信仰和人性的關係。透過不同的角色,我們看到宗教也可以是很個人的一回事,因為人性,因為環境所迫,他們各自有不同的抉擇,但信仰其實一直藏於心裡,帶走的只是形式。即使是吉次郎,明明很懦弱,甚至曾多次出賣同伴,令人討厭,但他又總是會反省自己,然後希望能得到寬恕。沒錯,他是弱者,但哪又如何?難道就要被宗教捨棄?只要他心裡依然有這個信仰,都值得尊重。《沉默》的結尾有更為明確的指向,這一點於是也更為突出。





電影「沉默」Silence:從殉道與棄道探討神的恩典(之一)

電影「沉默」Silence:從殉道與棄道探討神的恩典(之一)


年初去看「沈默」(Silence)這部電影,有兩個原因:它取材自遠藤周作的名著,還有全片是在台灣取景拍攝完成。
十六世紀初,日本尚未施行鎖國政策,也不排斥基督信仰的傳播。
1549年,耶穌會神父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攜同西班牙的島來斯(Cosme de Torres)與斐迪南兩個修士(Juan Fernández)自鹿兒島進入,抵達日本最南方貿易港平戶,在藩主淞浦隆信的支持下,耶穌會的神父們以長崎為據點,引導日本人認識基督耶穌的救恩。
爾後,日本偏遠地區的諸侯們為了獲得豐盛的商業利潤與先進的武器,也削弱佛教僧侶的勢力,即使對天主教沒有好感,也不一定想要歸信,仍然鼓勵傳教活動,甚至帶領屬地民眾受洗。十六世紀中葉,據說日本的天主教徒達到40多萬人。
十六世紀末,海上貿易越加興盛。到達日本的,除了葡萄牙、西班牙,還有信仰新教的英國、荷蘭的商船。而在歐陸開始的基督新舊教之爭,也隨之蔓延到日本。
日本中央政府不堪其擾,加上境內佛教徒與天主教徒的衝突升高,統治者豐臣秀吉於1587年頒令,訂天主教為邪教,開始逼迫信徒和驅逐神父。
遠藤的作品就是敘述那時代發生的事跡。小說是以書信,第三人稱敘述,加上最後兩章的商館館員和官差日記等體裁交織,描述日本德川幕府時代,因為島原之亂(1637-1638),下達禁教令之後,陸續對天主教徒多方迫害。
兩個耶穌會的神父洛特裡哥和卡爾倍在1639年抵達澳門,打算偷渡到日本,一方面想要查證他們的導師費雷拉神父是否如傳聞所說,因受逼迫已經背道,並且娶了日本婦女為妻;另方面則是懷著使命感,要去鼓舞、牧養那些他們認為因受迫害,轉入地下而孤立無援的信徒。
他們找了可能是天主教徒的日本人吉次郎為嚮導,搭上一艘中國商船,趁著黑夜抵達日本長崎附近的小漁村,開始了與當地隱藏的信徒們共度時艱的冒險受苦之旅。
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執導的電影基本上忠於原著。電影完全沒有配樂,只有我們日常生活聽到的聲音,風聲,雨聲,鳥鳴,蟲唧,濤聲,人們的低語,吶喊。。。
電影裡出現的場景,熱氣氤氳的溫泉,疊翠綿延的山巒,碧浪拍擊的洋海,知道它們皆是自己故鄉的景緻,份外親切與懷念;加上讀過這本小說,心靈頗受震撼,似乎更摸著作者寫這個故事所潛藏涵蘊的主旨。
遠藤這部小說在1966年出版時,馬上在教會界彈發很多爭議,有人認為他同情信仰的背道者,為他們懦弱不忠的行為開脫。他的一位神父朋友還因此拒絕與之往來。
同樣的,去年底電影「沈默」在美國上演,多數的教會也是「緘默」以對,絕口不談。
對比之前放映的「血戰鋼鋸嶺」(鋼鐵英雄 Hacksaw Ridge,巧合的是,兩部片子都是Andrew Garfield主演),有些教會給予的好評,甚至鼓勵信徒去看,認為主角表現的是勇敢無畏的信心。
但是深入細究,鋼鐵英雄戴斯蒙「忠信的對象」並非耶穌基督,而是他認定的一個信條或是信念。如果「不能殺人」這個誡命無論如何都必須堅守,那麼舊約裡上帝要以色列人殺盡迦南人就是不對的。
對教義、信條過度的執著,常是信徒紛爭、教會宗派分裂的起因,輕者只是口頭爭鬧,嚴重的就是生命迫害。
十六世紀,德國的馬丁路德和瑞士的慈運理這兩位改教領袖就是對聖餐所表徵的,各持己見而不再往來。而後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領袖又對衍生自新教的重洗派信徒加以逼迫,只是幾個例子。今天極端回教派系高舉其教義,在世界各地引發的殘殺、暴亂,也是如此。
戴斯蒙後來在戰場救了很多傷兵,行動的確英勇,讓人讚佩,但不能因此就合理化他之前的偏執。因為不管是否拿槍,有無殺人,對於信條教義的執著(conviction),本質上無涉聖經所講的對神或是耶穌基督的忠信(faith in Jesus Christ),只是人的固執己見而已。
回到遠藤周作的這本小說,我認為他絕非僅是同情那些所謂的背道者,嘗試為其開脫而有此創作。
故事雖是虛構,卻也根據一些史實,而內容更是有心從另一個角度去深入探究信心行為與神的恩典。教會界若是迴避不敢碰這樣的作品,其實也顯示對於這些議題認知的浮淺,甚至是已經把上帝活潑的真道僵化成人為的教義,殊為可惜。
故事看似平鋪直敘,但細讀字句,不難發現作者使用許多反諷和吊詭(irony and paradox)的筆觸,要顯示一些對比的主題:
榮耀得勝的基督 vs 受苦憂傷的基督
英雄氣魄的自信 vs 默然謙卑的堅信
赴湯蹈火的殉身 vs 唯靠恩典的存活
世人輕蔑的棄絕 vs 上帝廣瀚的接納
這些對比在電影裡難以一一呈現,但藉著旁白和精心的鏡頭仍然能以窺知。
例如信徒受刑的一個場面,十字架立於海濱,受苦的人懸於其上,晝夜受波濤的衝擊,直到氣絕;但自然界仍不改其律動,潮漲潮落,天!依然那麼碧青,海!依然那麼湛藍,似乎無視不聞人間的痛苦和呻吟。但,真是如此嗎?




[照片取自網上] 沈默之碑:灰色大石上刻著遠藤周作的吶喊:「人,是那樣地悲哀;可是,主啊,海卻是如此的碧藍!」

在彻底的沉默中倾听上帝

在彻底的沉默中倾听上帝

方琢月

距离上一次写影评已经好些年了,近年看了更多好电影,因为太懒所以不曾动笔写评。毕竟,在影评剧透满天飞的时代,“观片不语真君子”是种美德。但《沉默》是一部让人无法保持沉默的电影。

该片根据远藤周作的同名小说拍摄,讲述一个发生在三百多年前的故事。16世纪中期,天主教开始传入日本,短短三十年后已发展出15万信众。1613年,德川家康颁布了对天主教的禁令,九州岛的岛原藩主松仓重政开始对天主教徒实行血腥的镇压。他发明了各式各样的刑罚折磨并处死传教士和教徒。其中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称为“吊穴”,即挖一个深坑,将受刑人倒吊起来,脑袋放进坑里,用枷木将脖子锁好,然后在耳朵背后割一条口子,血就会缓慢地从伤口滴进坑里,受刑人要在洞里哀嚎好几天,然后才血枯而死。

故事始于教会收到一封由费雷拉神父寄来的信,在信中,这位信仰坚定的传教士讲述了他在日本岛原所亲历的骇人听闻的宗教迫害。此后,他与教会失去了联系,有传闻说他还活着,但已经背叛了自己的信仰,甚至公开诋毁天主教,成了一个“反”传教士。神父的学生,年轻的传教士罗德里格兹和卡尔倍认定这是谣言,二人自告奋勇去日本寻找他的下落,查明其“叛教”的真相。他们在酒馆里找到了一个烂醉如泥的日本人吉次郎当向导,偷偷潜渡到日本,随即展开了一场危险的传教之旅。

影片并没有明确透露故事发生的时间,但看得出是发生在岛原之乱(1638年岛原、天草天主教徒所发动的农民起义)以后。因为主人公罗德里格兹在被捕后并没有受到传说中的酷刑折磨,官员们对他礼遇有加。在被捕的那天,他以为自己会死,结果一个看起来连蚂蚁也不忍心踩死的白发老头,颤巍巍地走到他面前,温言劝罗德里格兹公开宣布放弃他的信仰。罗德里格兹毫不客气地问:如果我不改变信仰,你是不是就要折磨我,处死我?老头一点也不跟他急,笑眯眯地摇着头说:“我们已经吸取了教训,杀死教徒和教士只会让问题更糟。他们若有机会为自己的神而死,反而会变得更坚强。”在官府的牢房里,他渴望见到教徒们谈虎色变的杀人魔王井上筑后守,他要和他当面对质,然后受刑赴死,成为一名荣耀的殉道者。但是官员们只是和他坐而论道,告诉他天主教不适合日本。他着急了,他激动地喊着:如果你们想要考验我的信仰,就给我一个真正的挑战,带我去见奉行官井上大人(让我接受酷刑)吧!出乎他意料的是,官员们面面相觑,最后哈哈大笑起来。罗德里格兹并不知道,他面前坐着的那位笑容和蔼、颇有礼貌的老头,那位自见面以来就一直在和他耐心理论的智者,就是他想象中的魔鬼井上大人。

在井上和蔼可亲的面孔背后,罗德里格兹亲眼见到了事件残忍可怖的另一面:他看到日本的教徒们的苦难和坚贞,他感动于他们对于沐浴福音的极度渴望。村民们冒着杀头的危险供奉他、跟随他、信赖他。他目睹了村长爷爷、吉茂和另一位不知名的教友为了保护他而甘愿牺牲性命,被绑在海边的十字架上遭受海浪冲打,直到断气;他眼见一位给自己取教名“约翰”的信徒,因拒绝踩踏圣象而被砍下脑袋,——正像“施洗者约翰”遭遇的那样。他看到那些不愿弃教的村民被卷在席子里依次推进大海,他的同事卡尔倍为救他们而徒劳地淹死。翻译官不断在他耳边说:惨剧,惨剧啊!要知道,这些人可都是因你的虚荣而死的。深夜,传教士在牢房里痛苦地祈祷:神啊,你为何抛弃我?你是否也曾给人子以如此残忍的沉默?而神的回答,是让他见到了昔日崇拜的导师费雷拉神父,——一个穿着日本和服,拥有日本名字、日本妻子和日本儿子的陌生男人,劝他不要再坚持自己的信仰。最后,费雷拉把他带到刑场里,五个信徒正在那里遭受“吊穴”之刑,他们身体悬在布袋中,像抽筋一样颤抖着,他们的头被埋在地下,从洞穴里发出彻夜的哀嚎。他被要求进行“踏绘”—— 那是由水野守信发明的一种识别天主教徒的方法:将刻有圣象的铜板置于受检者面前并强迫其践踏。翻译官又在他耳边劝他说:如果你是个好神父,就踩它一脚,哪怕是走一下形式,你就可以结束这些人的刑罚。在神圣的信仰和起码的人性之间,传教士被艰难的抉择煎熬着。就在这时,他听到铜板上的人子对他说话了:
踏下去吧!踏下去吧!你脚上的疼痛我最清楚了。踏下去吧!我就是为了要让你们践踏才来到这世上,为了分担你们的痛苦才背负十字架的。
于是他踏下去了。于是,他成了“叛教者保罗”。
“叛教者保罗”是另一个人,他彻底放弃了传教的主张,再也不曾在任何言行上表露出自己曾是一名信徒。和老师费雷拉一样,他继承了某个死去的日本贵族的名字、妻子和孩子,成为了彻底的日本人,他竭尽心力地替藩主搜查各种宗教信物,写批评宗教的文章。他依然被要求定期的进行“踏绘”,在圣象上踩一脚。他时刻被官差们监视着,做他们所要求的任何事情。但是他内心深处真的放弃了宗教吗?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就这样在日本度过了沉默的一生,并且按照日本的风俗举行了葬礼,他的遗体在官差的看护下被放进一个木桶,像僧人那样在桶中趺坐着,预备火化。他的日本妻子被允许在他的手中塞入一把白纸包着的剃刀,作为他尘世走过的唯一纪念物。
上述故事将信仰和人性的种种价值冲突阐释得很精彩,很深刻,但那并非它最打动我的地方。随着思考的深入,我发现这部电影与其说是一部宗教片,不如说是一部哲学片。在影片中,“踏绘”这个环节反复地出现,信徒们被要求践踏圣象,主人公被捕之后并没有遭到肉体上的折磨,官员们仅要求他进行公开的踏绘,这使得故事全部的悲剧性力量都被灌注到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之中。“踏绘”因此获得了强烈的象征意义和悖论色彩——你只有否定宗教,才能真正地履行宗教。主人公对圣象的践踏同时也是对自我身份的践踏。它还象征着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圣象代表着日本人对于天主教的普遍误解,对圣象的践踏,既具备了基督教文化中自我牺牲和救赎的理念,同时又包含了佛教中破除执念的态度。在东方民族的思想中,只有通过“舍弃”,才能领悟真理,真正的智慧是无形之物,正所谓“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于是东西文化中两种截然不同的超越途径,同时地汇入到踏绘这个动作中来了。

罗德里格兹最后同意进行踏绘,一方面是源自于他对受苦信徒的同情;另一方面,是由于他终于理解了老师费雷德的教诲,即日本人无法真正理解天主教。他初到日本时,被日本信徒的虔诚和坚贞所感动,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信徒们对于教义的扭曲。例如,他发现村民们十分渴望从他那里获得一些宗教纪念品:十字架、念珠、神像,并把这些物品当平安符那样珍藏起来。在被捕的那天他觉得自己是要死了,但身边一位女信徒居然冲着他笑,他便问她:你怎么可以做到如此坦然?她反问:是不是信徒死了之后就能上天堂了?是不是天堂里每天都能吃饱饭,不用服役,不用交税?当她得到罗德里格兹吞吞吐吐的肯定之后,笑得更灿烂了,她满脸期待,犹如一个马上要出门旅行的孩子。天堂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个超越的彼岸,而只不过是另一个尘世间的地方,在那里人还是在过日子,只是过得比日本要好。向导吉次郎不但出卖了罗德里格兹,而且在刑罚的威胁下一次又一次地叛教。但他每次做了坏事之后,又要死缠烂打找上门来要求忏悔,他觉得忏悔过后,他就心安理得了,不用再为他干的坏事负责了,上帝的怀抱就会再一次地向他敞开。吉次郎对于天主教完全是抱着一种投机的心态,乃至罗德里格兹无奈地问他:“你究竟明不明白忏悔是什么意思?”这也颇似我们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见佛就下拜,见庙就点香,花几个小钱烧根香,投个硬币当功德钱,就想换得一辈子大富大贵。

影片对于矛盾冲突的双方——传教士和日本官员——各自的立场采取中立的态度。一开始,故事通过费雷拉神父的信件,通过教士们初到日本的艰难,让观众看到了日本宗教迫害的残酷,进而产生了一种错觉,即日本统治者是恶魔,而教士是天使;但随着剧情的展开,人们会发现真实的情况远比信中要复杂,官员们并非穷凶极恶,不讲道理,相反,他们大多谈吐不凡,颇有教养,而教士反倒显得有些鲁莽和无知。最后,费雷拉在寺庙里对罗德里格兹说了一番话,向观众澄清了一个道理:表面看来,天主教在日本受到阻碍是因为藩主们的压迫,是因为传教士的叛教,是那种简单的邪恶压倒正义的故事,但深层的原因则是:日本人根本就不相信天主教真实的主张,他们相信的只是被他们自己的想法扭曲后的天主教。他们无法理解任何超自然界的存在,只能接受有具体形象的东西。对于无形的神,对于原罪、道成肉身、三位一体之类的抽象理念,日本的民众完全无法想象。费雷拉指着天上的太阳对年轻的传教士说:看!他们把耶稣基督理解为那个!

因此井上大人对主人公说:我们吸取教训了。以井上位代表的官员们不再折磨传教士,因为传教士被教民当成了神,而神是杀不死的,他会从一个身体转附到另一个身体,他会喝下殉道者的血然后变得越来越强大。唯一的办法,是让神变回人,是让传教士当众做出放弃宗教的举动。这就是为什么罗德里格兹被捕后并没有遭受野蛮的肉体折磨,而电影里官员们在施行“踏绘”的时候,也总是劝说信众:不要紧,这只是走个形式。“形式”恰恰是电影中最为重要的东西,形式的力量如此强大,乃至超越了宗教和意义,超越了权力和酷刑,形式是先于本质的最高哲学。官员对主人公说,我们用心研究了贵教的教义,贵教在西班牙、葡萄牙是极好的,但在日本却毫无用处,反而会变成“危险之物”。他所说的这个“危险之物”就是形式。在官员们看来,日本的佛教有用,因为佛教限制了对于形式的夸大,而天主教所宣扬的上帝无所不能这样的思想,则使得形式挣脱了锁链,成了一头不再受限制的怪兽。正如片中的翻译官对主人公所说的:佛教人放下妄念,但天主教却反而把这妄念无限夸大。

“怪兽”的产生是东西文化差异的结果。西方文化是通过声音和语言来传播的,是所谓的“语音中心主义”,因此天主教的重点在于无形体的宣讲,在于聆听耶稣的教义,反过来看,形象或形式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是很低级的,真正有意义的是从形式中抽象出理念来,而上帝即这种理念的最高代表。因此基督教严禁偶像崇拜,上帝是不可以有形体的,基督教可以无限夸大上帝的神力,但这种夸大永远不会在现世获得某种物质的形体。相比之下,东方文化则是一种“符号中心主义”,其最高的智慧是“大音希声”的静默,是冥想和禅定,是在无言中领会符号所散发的深不可测的含义。因此东方民族重视符号、典籍、符咒、神像,礼仪,佛是最高智慧的代表,佛的形象便到处都是。佛像就是一种代表着一切意义的核心的符号。东方民族特重礼仪,因为礼仪就是一种由身体来组成的符号——酷刑也是,踏绘也是。其中的微妙之处,当然不是年轻的葡萄牙传教士所能理解的。“语音中心主义”中的语音,和“符号中心主义”中的符号都是强大的意义产生机制,二者媾合起来,就生出了上文所说的“怪兽”。(对照我们中国近代所发生的若干历史,这头怪兽也并非是全然陌生的动物呢!)井上改变了一味对信徒进行杀戮镇压的政策,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策反传教士上来。他意识到传教士同时作为一个在世的人和作为一个符号,是最最危险的存在,是整个问题的根,只有解构这个符号,才能斩断祸根。民众对于符号具有模仿的天性,让传教士做叛教的举动,给他们一个榜样,他们就会照着做,整个信仰的链条就会被瓦解掉。这不能不说是深谙东方民族统治术的做法。


而“背教者保罗”则是怪兽的反面产物。在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和东方的“符号中心主义”中,都存在着对意义过度膨胀进行抑制的成分,即西方文化中对于事物形体形象的消解,以及东方文化中对于语言语音的警惕。在文化的冲击和碰撞中,这两种成分被同时附加在主人公身上,最终造就了一种最为彻底的沉默。他不能说,不能写,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举动表露自己内心的信仰,他不能再向上帝祷告,他被迫放弃那祷告语言和声音中的魔力——那是西方人和上帝之间唯一的纽带;他更不能开口向周围的人传播福音——这剥夺了他的力量,使他彻底地沦为了凡人。甚至,他还被要求做出种种反宗教的姿态,在公开场合诋毁他内心的信仰。他被定义为堕落者,叛教者,一切能证明他信仰的事物,从他的身份到他的声音再到他的肉体,都被彻底剥夺了。唯一剩下的,是一个孤独的灵魂,在无尽漆黑的沉默中坚守着一丝信仰的微光。这是何等的寂寞啊!但是正是这种对于沉默和虚无的承受,使得这位叛教者在最深的沉默中听见了上帝的声音:上帝正是通过他的沉默和缺席向一个人展示了他永恒的存在。在影片的结尾,镜头穿过了盛放着传教士遗体的木桶,穿过了他枯朽的身体和紧握的手心,在那儿,在那把剃刀下面,沉默的人紧紧地握着一个简陋的十字架,那是教友吉茂在奔赴刑场前送给他的礼物。

集中營故事的人 捷克導遊 Pavel Batel:歷史告訴我們一切答案

中營故事的人 捷克導遊 Pavel Batel:歷史告訴我們一切答案

Pavel Batel 是個導遊,過去15年,大部分日子都在向遊人講解捷克小鎮 Terezin 集中營的歷史。
他也是個民間歷史學家,透過走訪倖存者及研究檔案,拼湊出納粹屠殺猶太人過程中,不為人知的故事,並結集成書。
Pavel 本是斯洛伐克人,生於共產時期的捷克斯洛伐克,7歲移居布拉格,成為自己國內的他者。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東歐變天,Pavel 跑到美國去當焊接工、水手、園丁、酒保、巴士司機,甚至跟過著名詠春師傅學師,辦學授徒。
他當過僱傭兵,目睹波斯尼亞種族屠殺後,遍地屍骸的景象;他當過捷克前總統哈維爾、美國白宮、歐洲黑手黨、荷里活巨星的貼身保鏢,嘗過極盡奢華的生活,又曾五次被關在監獄,甚至曾在森林被挾持,被迫自己挖掘墳墓。
Pavel 今年 44 歲,家中有妻女,已非當年一心向外闖的小伙子。他今次自掏腰包到香港,並接受訪問,目的只有一個:向世界講述屠殺猶太人的故事。一個關於善良者的沉默,足以令邪惡橫行的故事。

「歷史告訴了我們一切的答案,」Pavel說,「當人們開始忘記歷史,歷史就會重複發生。」

*   *   *
Pavel 的祖母是猶太人,因下嫁斯洛伐克的天主教徒,受浸後隱姓埋名,活著捱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甚至成為德高望重的共產黨員。一家在戰後許多年才知道自己猶太人的根,但 Pavel 一直對此身份無甚感覺。直至十幾年前當白宮人員的保鏢,第一次踏足捷克小鎮 Terezin,聽過屠殺倖存者的故事,道岔一扳,人生轉折,Pavel 才開始投入研究 Terezin 的工作。

Pavel 以前受聘於旅遊公司,一星期五天都要帶團參觀,但集中營的故事太沉重,他的情緒常常無法恢復過來。現時他自己經營導賞團,和一班有同樣熱情的同事輪流帶團,每團 8 小時,Pavel 形容這只是剛好夠講述 Terezin 最基本的故事。除了導賞,團隊還經常一同走訪二戰倖存者,又在資料館內翻查歷史檔案,「我知道他們和我一樣,永遠都會記得這些故事」。

Terezin 位於布拉格以北,18 世紀曾經是軍事要塞,1941 1945年間被納粹用作囚禁猶太人的中轉營,德語名為 Theresienstadt。和波蘭著名的奧斯威辛(Auschwitz-Birkenau)集中營不同,Terezin 並非滅絕營,那裡沒有毒氣室、焚屍爐、萬人塚。不過對猶太人而言,Terezin 與滅絕的距離也不過是一步之遙。
當年納粹把 6 萬猶太人擠進 Terezin 這個只能容納 7 千人的城鎮,並向西歐社會訛稱那裡是退休勝地(德語稱 Theresienbad,譯 Terezin Spa),讓猶太人建立自己的社會,但猶太人在那裏其實是每日與飢荒、疾病相伴。

納粹甚至利用猶太人做社會實驗,測試人類在極權支配,不同情景、指令、訊息下的反應。每個星期五,Terezin 的納粹人員會將實驗結果整合成報告,交給親衛隊(SS)轄下的情報機關,以進一步改善政治宣傳手段,操控群眾心理。
1944 年,美軍登陸諾曼第,蘇聯反撲西進,德軍敗局已定。納粹為掩飾屠殺惡行,增加日後談判籌碼,遂在 Terezin 上演一幕「納粹善待猶太人」的樣板戲。他們送走街上的瀕死老人,粉飾房子,命令猶太人在視察人員面前如何表現,藉以向國際社會營造一個假象:猶太人在 Terezin 有自己的政府、貨幣、農業、學校,實踐民主自治,什麼也不缺。
納粹甚至還拍攝了宣傳電影,「反映」猶太人在 Terezin 的生活:辦熱鬧的足球賽,拉小提琴,女人有說有笑地圍著織毛衣,宿舍乾淨整齊。納粹宣稱,當外面漫天炮火的時候,Terezin 簡直就是個烏托邦似的小鎮,猶太人的生活好得很。
Pavel 形容,納粹屠殺猶太人,不只是關於生命的殺戮,也是一段關乎人性的歷史。
Terezin 是劇場,一個非常精煉的謊言。」

圖片來源:網絡片段截圖

1944年,納粹德軍製作了一段約15分鐘的宣傳片以瞞騙西方社會。片段顯示猶太人在Terezin的工廠工作、務農,甚至舉行足球比賽,音樂會等餘暇活動。片中的猶太人看來都很健康、整潔,每個人都笑容滿面。 圖片來源:網絡片段截圖
*                 *                 *
我永遠不會忘記從那一天起,鄰居不再和我的父母說話。這是一切的開端。報紙上說,我們是社會的敵人,然後身邊所有人都變了,戰爭開始無日無之...
Terezin 的兒童日記
「納粹先利用嫉妒心態,分化社會和猶太人精英。後來,他們乾脆在物理層面把猶太人隔離出去了。」
捷克政府 1975 年復修 Terezin 遺址時,在牆身、地板找到大量猶太兒童的日記、圖畫。Pavel 讀到這些日記時,想起自己的童年。
斯洛伐克和捷克最大的分別,在於前者逾九成人口為天主教徒,後者大部分人為無神論者。Pavel 來自布拉迪斯拉發(Bratislava),即捷克斯洛伐克解體後的斯洛伐克首都,7 歲時舉家人移居布拉格。Pavel 記得,小時候和弟弟在街上玩,不知怎的,總會被人打得好慘。
「有些成年人想幫助我們,但當那些男童說,『他們是斯洛伐克人!』,那些大人們就會低下頭,慢慢走開。」

Pavel 長得健碩,又為了保護弟弟而去學習空手道及詠春。全職鑽研屠殺歷史前,Pavel 當了多年保鑣。捷克總統、黑手黨親屬、白宮官員、荷里活巨星都曾是他的僱主。
曾經每日與有權有勢的人為伍、過盡奢華上流社會生活的他,第一次踏足 Terezin,聽到倖存者拼命求存的故事時,愣住了。
「我突然意識到,當有人為生存如此努力,我卻是為了賺區區幾塊錢,連命都可以不要。」
「然後下一次你再離家工作時,你突然發現,你不確定要不要和孩子講再見。」
家族的猶太人血統沒有令 Pavel 自然地關注屠殺歷史,反而是對被邊緣化經歷的共鳴、家人的羈絆,令他更投入 Terezin 的研究。當他聽到更多當年的故事,如父母為了多陪伴孩子而違反宵禁,青年無視納粹禁令為兒童提供教育,歷史不再只是歷史。
「你會懂得說,一萬人在集中營裡死去,或再準確點,有一萬人被謀殺了,」Pavel 說,「但當你感到歷史與自己的關係,你可以想像到自己的兄弟為你做這樣的事情,一切就變得很個人。」
唯有注視大歷史中活生生的個人,我們才開始理解他者。

Fredy Hirsch (1916-1944),倖存者形容他是集中營孩子的守護者。Fredy 1941年被送往 Terezin ,負責照顧與家長隔離的孩子的工作。1944年,Fredy因違規與一群從波蘭Bialystok 滅絕營送往Terezin的遺孤接觸,最終被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
*   *   *
Pavel 鑽研屠殺歷史十多年,近年更感對外講解的逼切性。早前有以色列電視台邀請他受訪,雖然對著鏡頭緊張得快要吐,Pavel 還是硬著頭皮接下工作。
「我看見今天的西方社會,與過去的相似之處。」
近年因內戰、貧窮及政局不穩,大量來自中東及非洲等地的難民逃亡至歐洲,根據聯合國難民署公佈的年度《全球趨勢報告》,截至 2017 年底,全球共有 6,850 萬人流離失所,其中 240 萬人移民歐盟國家。反移民、反穆斯林情緒在西方日漸滋長,右翼領袖抬頭,近日德國《圖片報》民調結果就顯示,極右黨團「民族和自由歐洲」(Europe of Nations and Freedom Group)很可能會在 5 月新一屆歐洲議會選舉中,增加一倍議席,而保守、左傾政團的議席數目則預期會下跌。
「有些人開始說,這些穆斯林對社會帶來危機!男人、婦孺,全都會把我們炸死!然後我們看到媒體如何渲染這些故事,元首開始封鎖邊境,人民容許難民被送往收容所 ...
成長於獨裁共產主義年代,見證國家在天鵝絨革命後和平過渡,逐步民主化;但又目睹人民票選出一個個威權主義領袖 … 記者問Pavel,會否對歷史開倒車失望?
Pavel 認為,民主化浪潮,過程必然要經過混亂和反撲,就如斯洛伐克會選出黑手黨人進入議會。亦如他親身經歷過在開放初期,西歐街頭到處都貼著用東歐國家語言寫的街招,「猴子要從東邊來了!」「喂!捷克來的!別在這裡偷東西!」。歷史並未終結。
Pavel 對年輕一代充滿信心。「不像上一代人,現在的年輕人不會互相憎恨。」
「我祖母畢生都痛恨德國人,我父母則憎恨俄羅斯人,」Pavel 說,「但我很有信心,當媒體、政客再散佈仇恨時,今天的年輕人會告訴他們,『我已經看穿你的把戲』。」

「我們知道未來會有很嚴重的衝突,我只是想讓人知道,他們仍能選擇棄惡揚善。」

大辯論】Jordan Peterson﹕窮人因資本主義變富有 齊澤克﹕中國人變幸福了嗎?

大辯論】Jordan Peterson﹕窮人因資本主義變富有 齊澤克﹕中國人變幸福了嗎?


題目為「幸福:資本主義 v.s. 馬克思主義(Happiness: Capitalism versus Marxism)」的辯論,源於去年 2 月,齊澤克在英國《獨立報》撰文批評 Peterson :「他那瘋狂的陰謀論——關於 LGBT+權利和 #MeToo 運動是馬克思主義者毀滅西方的計畫的最後分支——當然是荒謬的。」去年 11 月,他進一步在劍橋大學稱 Peterson 是其「敵人」,並批評 Peterson 的研究是「偽科學」。
對此,Peterson Twitter 回應,若齊澤克希望驗證其「偽科學」,歡迎當面辯論。「Any time, any place, Mr. Zizek」。儘管齊澤克無玩 Twitter,但他仍收到戰書,並接受挑戰。
今次辯論的現場門票一開售即告售馨,黃牛更一度炒至高達 950 加元(約 5,561 港元)。
相關文章
【世紀大辯論】Jordan Peterson 下月大戰齊澤克 談「幸福」
2019/3/4 — 18:17
齊澤克﹕罵極右謊話連篇,左翼又有幾真先?
2018/2/17 — 21:57
齊澤克論難民危機
2015/9/14 — 11:11

Peterson﹕窮人因資本主義而富
辯論比原定時間遲 20 分鐘開始,由學者 Stephen Blackwood 主持。根據現場觀眾反應,似乎佔主場之利的 Peterson 支持者比齊澤克更多。
穿整齊西裝的 Peterson 起首說,他本來想針對齊澤克的論著發表演說,但他的論著太多(齊澤克撰寫、合著與編輯的書籍超過一百本),因此轉而直擊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他指,馬克思認定擁有生產工具的人必然是惡,而工人則必然是善。「顯然,透過一個人的經濟狀況來假設其道德價值,是愚蠢的。」他認為,不如馬克思所說,階級鬥爭非因資本主義而起,而是自然世界的普遍現象。人類不只因其經濟階級鬥爭,人們的鬥爭各種各樣﹕對自己、對他人、對世界。
他並不反對資本主義製造不平等,但他同時認為資本主義創造財富,並引用統計資料指,儘管許多財富落入一小撮人手上,極端貧窮問題仍有紓緩趨向。他又強調,人們應該為解決自己的問題負責任,進而處理更大的社會問題。
「窮人不是因資本主義而變得更窮。窮人是因資本主義而變得更富有。」
Jordan Peterson
齊澤克﹕中國為大多數人謀幸福
一如往常著 T 恤的齊澤克首先指,自己和 Peterson 這兩個「世紀大對決」(齊澤克本人語)某程度上站在同一陣線,因為他們均被學術界邊緣化。「現在大部份針對我的攻擊都是來自自由左翼主義者。」
然後,他將話題轉向中國。他指,中國在過去十年可說是人類史上最成功的經濟故事。上億人從貧窮進入中產。他指,中國做到這一點是揉合強勢的威權主義國家形式以及資本主義。
「他們(中國)以大多數人的幸福行事,傾向使用儒家思想的「和諧社會」概念,而不提共產主義作為其統治的合法性。問題是,中國人有沒有變更幸福?」
Slavoj Žižek
從上述問題,他指出「幸福」是一個含混的概念。他說,許多時候人們其實不真正想要他們以為自己想要的東西。「對我們來說最壞的事就是得到我們正式想要的。」因此,齊澤克傾向強調意識型態的重要性,認為意識型態能判斷如何令好人做好事。
對資本主義,他則說這種體制帶來很多問題,包括環境問題。他又指,環球市場其實並不自由,而是在偏頗一些國家的同時剝削另一些。「市場本來已經受限,而且不是按合適的方法。」

Peterson 是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心理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異常心理、社會心理的和人格心理學。繼 1999 年他出版著作《意義的地圖:信仰的構造》後,去年再出版第二本著作《生命的十二法則:解決混亂的靈藥(12 Rules for Life: An Antidote to Chaos)》,該書成為加拿大、美國、英國等地的 2018 年非小說類暢銷書。現已翻譯成 50 種語言出版。 他曾提出加拿大政府擬將「性別認同」和「性別表達」納入人權法案和刑事法以及大學「政治正確」的問題,引起各界激烈迴響,對他的評價亦漸趨兩極。

至於出生於斯洛文尼亞的齊澤克是當代最有名的哲學家、文化研究學者之一,1989 年首部英文著作《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出版後聞名國際。他曾撰寫 3 本關於馬克思、4 本關於拉岡(Lacan)的著作。他常將拉岡與黑格爾(Hegel 的理論應用到大眾文化與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