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彻底的沉默中倾听上帝

在彻底的沉默中倾听上帝

方琢月

距离上一次写影评已经好些年了，近年看了更多好电影，因为太懒所以不曾动笔写评。毕竟，在影评剧透满天飞的时代，“观片不语真君子”是种美德。但《沉默》是一部让人无法保持沉默的电影。

该片根据远藤周作的同名小说拍摄，讲述一个发生在三百多年前的故事。16世纪中期，天主教开始传入日本，短短三十年后已发展出15万信众。1613年，德川家康颁布了对天主教的禁令，九州岛的岛原藩主松仓重政开始对天主教徒实行血腥的镇压。他发明了各式各样的刑罚折磨并处死传教士和教徒。其中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称为“吊穴”，即挖一个深坑，将受刑人倒吊起来，脑袋放进坑里，用枷木将脖子锁好，然后在耳朵背后割一条口子，血就会缓慢地从伤口滴进坑里，受刑人要在洞里哀嚎好几天，然后才血枯而死。

故事始于教会收到一封由费雷拉神父寄来的信，在信中，这位信仰坚定的传教士讲述了他在日本岛原所亲历的骇人听闻的宗教迫害。此后，他与教会失去了联系，有传闻说他还活着，但已经背叛了自己的信仰，甚至公开诋毁天主教，成了一个“反”传教士。神父的学生，年轻的传教士罗德里格兹和卡尔倍认定这是谣言，二人自告奋勇去日本寻找他的下落，查明其“叛教”的真相。他们在酒馆里找到了一个烂醉如泥的日本人吉次郎当向导，偷偷潜渡到日本，随即展开了一场危险的传教之旅。

影片并没有明确透露故事发生的时间，但看得出是发生在岛原之乱（1638年岛原、天草天主教徒所发动的农民起义）以后。因为主人公罗德里格兹在被捕后并没有受到传说中的酷刑折磨，官员们对他礼遇有加。在被捕的那天，他以为自己会死，结果一个看起来连蚂蚁也不忍心踩死的白发老头，颤巍巍地走到他面前，温言劝罗德里格兹公开宣布放弃他的信仰。罗德里格兹毫不客气地问：如果我不改变信仰，你是不是就要折磨我，处死我？老头一点也不跟他急，笑眯眯地摇着头说：“我们已经吸取了教训，杀死教徒和教士只会让问题更糟。他们若有机会为自己的神而死，反而会变得更坚强。”在官府的牢房里，他渴望见到教徒们谈虎色变的杀人魔王井上筑后守，他要和他当面对质，然后受刑赴死，成为一名荣耀的殉道者。但是官员们只是和他坐而论道，告诉他天主教不适合日本。他着急了，他激动地喊着：如果你们想要考验我的信仰，就给我一个真正的挑战，带我去见奉行官井上大人（让我接受酷刑）吧！出乎他意料的是，官员们面面相觑，最后哈哈大笑起来。罗德里格兹并不知道，他面前坐着的那位笑容和蔼、颇有礼貌的老头，那位自见面以来就一直在和他耐心理论的智者，就是他想象中的魔鬼井上大人。

在井上和蔼可亲的面孔背后，罗德里格兹亲眼见到了事件残忍可怖的另一面：他看到日本的教徒们的苦难和坚贞，他感动于他们对于沐浴福音的极度渴望。村民们冒着杀头的危险供奉他、跟随他、信赖他。他目睹了村长爷爷、吉茂和另一位不知名的教友为了保护他而甘愿牺牲性命，被绑在海边的十字架上遭受海浪冲打，直到断气；他眼见一位给自己取教名“约翰”的信徒，因拒绝踩踏圣象而被砍下脑袋，——正像“施洗者约翰”遭遇的那样。他看到那些不愿弃教的村民被卷在席子里依次推进大海，他的同事卡尔倍为救他们而徒劳地淹死。翻译官不断在他耳边说：惨剧，惨剧啊！要知道，这些人可都是因你的虚荣而死的。深夜，传教士在牢房里痛苦地祈祷：神啊，你为何抛弃我？你是否也曾给人子以如此残忍的沉默？而神的回答，是让他见到了昔日崇拜的导师费雷拉神父，——一个穿着日本和服，拥有日本名字、日本妻子和日本儿子的陌生男人，劝他不要再坚持自己的信仰。最后，费雷拉把他带到刑场里，五个信徒正在那里遭受“吊穴”之刑，他们身体悬在布袋中，像抽筋一样颤抖着，他们的头被埋在地下，从洞穴里发出彻夜的哀嚎。他被要求进行“踏绘”—— 那是由水野守信发明的一种识别天主教徒的方法：将刻有圣象的铜板置于受检者面前并强迫其践踏。翻译官又在他耳边劝他说：如果你是个好神父，就踩它一脚，哪怕是走一下形式，你就可以结束这些人的刑罚。在神圣的信仰和起码的人性之间，传教士被艰难的抉择煎熬着。就在这时，他听到铜板上的人子对他说话了：

踏下去吧！踏下去吧！你脚上的疼痛我最清楚了。踏下去吧！我就是为了要让你们践踏才来到这世上，为了分担你们的痛苦才背负十字架的。

于是他踏下去了。于是，他成了“叛教者保罗”。

“叛教者保罗”是另一个人，他彻底放弃了传教的主张，再也不曾在任何言行上表露出自己曾是一名信徒。和老师费雷拉一样，他继承了某个死去的日本贵族的名字、妻子和孩子，成为了彻底的日本人，他竭尽心力地替藩主搜查各种宗教信物，写批评宗教的文章。他依然被要求定期的进行“踏绘”，在圣象上踩一脚。他时刻被官差们监视着，做他们所要求的任何事情。但是他内心深处真的放弃了宗教吗？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就这样在日本度过了沉默的一生，并且按照日本的风俗举行了葬礼，他的遗体在官差的看护下被放进一个木桶，像僧人那样在桶中趺坐着，预备火化。他的日本妻子被允许在他的手中塞入一把白纸包着的剃刀，作为他尘世走过的唯一纪念物。

上述故事将信仰和人性的种种价值冲突阐释得很精彩，很深刻，但那并非它最打动我的地方。随着思考的深入，我发现这部电影与其说是一部宗教片，不如说是一部哲学片。在影片中，“踏绘”这个环节反复地出现，信徒们被要求践踏圣象，主人公被捕之后并没有遭到肉体上的折磨，官员们仅要求他进行公开的踏绘，这使得故事全部的悲剧性力量都被灌注到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之中。“踏绘”因此获得了强烈的象征意义和悖论色彩——你只有否定宗教，才能真正地履行宗教。主人公对圣象的践踏同时也是对自我身份的践踏。它还象征着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圣象代表着日本人对于天主教的普遍误解，对圣象的践踏，既具备了基督教文化中自我牺牲和救赎的理念，同时又包含了佛教中破除执念的态度。在东方民族的思想中，只有通过“舍弃”，才能领悟真理，真正的智慧是无形之物，正所谓“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于是东西文化中两种截然不同的超越途径，同时地汇入到踏绘这个动作中来了。

罗德里格兹最后同意进行踏绘，一方面是源自于他对受苦信徒的同情；另一方面，是由于他终于理解了老师费雷德的教诲，即日本人无法真正理解天主教。他初到日本时，被日本信徒的虔诚和坚贞所感动，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信徒们对于教义的扭曲。例如，他发现村民们十分渴望从他那里获得一些宗教纪念品：十字架、念珠、神像，并把这些物品当平安符那样珍藏起来。在被捕的那天他觉得自己是要死了，但身边一位女信徒居然冲着他笑，他便问她：你怎么可以做到如此坦然？她反问：是不是信徒死了之后就能上天堂了？是不是天堂里每天都能吃饱饭，不用服役，不用交税？当她得到罗德里格兹吞吞吐吐的肯定之后，笑得更灿烂了，她满脸期待，犹如一个马上要出门旅行的孩子。天堂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个超越的彼岸，而只不过是另一个尘世间的地方，在那里人还是在过日子，只是过得比日本要好。向导吉次郎不但出卖了罗德里格兹，而且在刑罚的威胁下一次又一次地叛教。但他每次做了坏事之后，又要死缠烂打找上门来要求忏悔，他觉得忏悔过后，他就心安理得了，不用再为他干的坏事负责了，上帝的怀抱就会再一次地向他敞开。吉次郎对于天主教完全是抱着一种投机的心态，乃至罗德里格兹无奈地问他：“你究竟明不明白忏悔是什么意思？”这也颇似我们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见佛就下拜，见庙就点香，花几个小钱烧根香，投个硬币当功德钱，就想换得一辈子大富大贵。

影片对于矛盾冲突的双方——传教士和日本官员——各自的立场采取中立的态度。一开始，故事通过费雷拉神父的信件，通过教士们初到日本的艰难，让观众看到了日本宗教迫害的残酷，进而产生了一种错觉，即日本统治者是恶魔，而教士是天使；但随着剧情的展开，人们会发现真实的情况远比信中要复杂，官员们并非穷凶极恶，不讲道理，相反，他们大多谈吐不凡，颇有教养，而教士反倒显得有些鲁莽和无知。最后，费雷拉在寺庙里对罗德里格兹说了一番话，向观众澄清了一个道理：表面看来，天主教在日本受到阻碍是因为藩主们的压迫，是因为传教士的叛教，是那种简单的邪恶压倒正义的故事，但深层的原因则是：日本人根本就不相信天主教真实的主张，他们相信的只是被他们自己的想法扭曲后的天主教。他们无法理解任何超自然界的存在，只能接受有具体形象的东西。对于无形的神，对于原罪、道成肉身、三位一体之类的抽象理念，日本的民众完全无法想象。费雷拉指着天上的太阳对年轻的传教士说：看！他们把耶稣基督理解为那个！

因此井上大人对主人公说：我们吸取教训了。以井上位代表的官员们不再折磨传教士，因为传教士被教民当成了神，而神是杀不死的，他会从一个身体转附到另一个身体，他会喝下殉道者的血然后变得越来越强大。唯一的办法，是让神变回人，是让传教士当众做出放弃宗教的举动。这就是为什么罗德里格兹被捕后并没有遭受野蛮的肉体折磨，而电影里官员们在施行“踏绘”的时候，也总是劝说信众：不要紧，这只是走个形式。“形式”恰恰是电影中最为重要的东西，形式的力量如此强大，乃至超越了宗教和意义，超越了权力和酷刑，形式是先于本质的最高哲学。官员对主人公说，我们用心研究了贵教的教义，贵教在西班牙、葡萄牙是极好的，但在日本却毫无用处，反而会变成“危险之物”。他所说的这个“危险之物”就是形式。在官员们看来，日本的佛教有用，因为佛教限制了对于形式的夸大，而天主教所宣扬的上帝无所不能这样的思想，则使得形式挣脱了锁链，成了一头不再受限制的怪兽。正如片中的翻译官对主人公所说的：佛教人放下妄念，但天主教却反而把这妄念无限夸大。

“怪兽”的产生是东西文化差异的结果。西方文化是通过声音和语言来传播的，是所谓的“语音中心主义”，因此天主教的重点在于无形体的宣讲，在于聆听耶稣的教义，反过来看，形象或形式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是很低级的，真正有意义的是从形式中抽象出理念来，而上帝即这种理念的最高代表。因此基督教严禁偶像崇拜，上帝是不可以有形体的，基督教可以无限夸大上帝的神力，但这种夸大永远不会在现世获得某种物质的形体。相比之下，东方文化则是一种“符号中心主义”，其最高的智慧是“大音希声”的静默，是冥想和禅定，是在无言中领会符号所散发的深不可测的含义。因此东方民族重视符号、典籍、符咒、神像，礼仪，佛是最高智慧的代表，佛的形象便到处都是。佛像就是一种代表着一切意义的核心的符号。东方民族特重礼仪，因为礼仪就是一种由身体来组成的符号——酷刑也是，踏绘也是。其中的微妙之处，当然不是年轻的葡萄牙传教士所能理解的。“语音中心主义”中的语音，和“符号中心主义”中的符号都是强大的意义产生机制，二者媾合起来，就生出了上文所说的“怪兽”。（对照我们中国近代所发生的若干历史，这头怪兽也并非是全然陌生的动物呢！）井上改变了一味对信徒进行杀戮镇压的政策，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策反传教士上来。他意识到传教士同时作为一个在世的人和作为一个符号，是最最危险的存在，是整个问题的根，只有解构这个符号，才能斩断祸根。民众对于符号具有模仿的天性，让传教士做叛教的举动，给他们一个榜样，他们就会照着做，整个信仰的链条就会被瓦解掉。这不能不说是深谙东方民族统治术的做法。

而“背教者保罗”则是怪兽的反面产物。在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和东方的“符号中心主义”中，都存在着对意义过度膨胀进行抑制的成分，即西方文化中对于事物形体形象的消解，以及东方文化中对于语言语音的警惕。在文化的冲击和碰撞中，这两种成分被同时附加在主人公身上，最终造就了一种最为彻底的沉默。他不能说，不能写，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举动表露自己内心的信仰，他不能再向上帝祷告，他被迫放弃那祷告语言和声音中的魔力——那是西方人和上帝之间唯一的纽带；他更不能开口向周围的人传播福音——这剥夺了他的力量，使他彻底地沦为了凡人。甚至，他还被要求做出种种反宗教的姿态，在公开场合诋毁他内心的信仰。他被定义为堕落者，叛教者，一切能证明他信仰的事物，从他的身份到他的声音再到他的肉体，都被彻底剥夺了。唯一剩下的，是一个孤独的灵魂，在无尽漆黑的沉默中坚守着一丝信仰的微光。这是何等的寂寞啊！但是正是这种对于沉默和虚无的承受，使得这位叛教者在最深的沉默中听见了上帝的声音：上帝正是通过他的沉默和缺席向一个人展示了他永恒的存在。在影片的结尾，镜头穿过了盛放着传教士遗体的木桶，穿过了他枯朽的身体和紧握的手心，在那儿，在那把剃刀下面，沉默的人紧紧地握着一个简陋的十字架，那是教友吉茂在奔赴刑场前送给他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