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班農（Steve Bannon），這個美國右翼民粹運動的鼓動者、這個破例進入美國國安委（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策略師、這個被《紐約時報》稱為「真正的總統」的戰略家，本來正試圖一步步讓美國更適應他理解中的世界。然而，隨着他剛剛被解除國安委職務的新聞傳來，這個試圖藉助特朗普操刀調整美國方向的人，似乎一頭撞在了名為「現實」的牆上。
有理智的人都知道班農觀點的不現實之處，都知道他對外交問題和國家安全問題的看法離這個世界上實際發生的事情有多麼遙遠——但是，這些觀點卻源於班農自己的「現實」。班農的世界觀，在左翼看來堪稱是教科書般的白人種族主義、反動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即便在正統右翼看來，班農的設想和認識也不乏瘋癲之處。但是，如果我們還原他世界觀的全貌，順着幾條線索，我們就會看見驅策着他這一系列認識的文化根源和迷思：
班農，不過是美國對世界錯誤知覺的土壤中，最惹人注目的大樹班農眼中的戰後2014年，班農在梵蒂岡的會議上，幾乎完整地展現了他的世界觀。而在這次發言上，班農一開始就提及了一戰。
對西方文明來說，一戰和二戰不可迴避。曾經輝煌一時的文明在兩次戰爭中崩解。進步、繁榮、人道主義和理想主義被毒氣、坦克、屠殺和極權碾得粉碎。一戰和二戰是什麼？是什麼克服了一戰和二戰？兩次大戰後的發展從何而來？解釋這些問題格外重要。
二戰後的歷史，可以被視為一個進步的歷史，其進步性在於對先前時代的反思：資本主義是否釀成危機？理性主義是否導致科層制，進而為大屠殺提供條件？民主缺乏和民族主義是否帶來這一切？於是，是民主主義、人權價值、反思民族主義、多元主義寬容和加強外交合作的國際主義等等，帶領西方文明重新走出了低谷。
然而，班農的看法恰恰相反。班農拒絕承認一戰和二戰源於西方文明自身，也不承認是社會政經和國際結構的矛盾引發悲劇——在他的敘事中，戰爭是西方猶太基督教和無神論主義者的殊死決鬥。這樣一來，兩次戰爭不僅僅是值得憑弔的悲劇，而是正邪交戰。在這裏，英美文明站在正義的一方，猶太基督教站在正義的一方，對面是邪惡的第三帝國。戰爭的起因是無神論主義者和異類文明試圖挑戰既有秩序而達到其邪惡目的，而英美猶太基督教文明，始終是受害者和正義的捍衞者。
所以，二戰後的「進步」是否成立，在班農那裏就大大值得懷疑。在班農的世界中，兩次大戰並沒有割裂文明的進程，其兩次大戰本身不是英美猶太基督教文明的失敗和倒退，也沒有什麼二戰後所謂的「進步」。某些從18世紀繼承而來的文明因子一以貫之地發揮着作用。在班農看來，真正的退步發生在蘇聯解體之後：英美猶太基督教文明在戰勝無神論者的巔峰，帶來了失敗和崩潰的趨勢。蘇聯的失敗，讓全球化進入了空前的勝利征程。
班農眼中的全球化
全球化帶來的商業和競爭交流促進和平，是新自由主義的核心觀點之一；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國際貿易無疑在促進大部分人的福利。即便是質疑全球化可能使得資本的全球配置更加便利，從而相比勞動力獲得更大優勢的左翼，也有不少聲音認為，解決這樣的問題，根本途徑是擴大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也就是說深入地推進全球化。
可正是這個全球化處於巔峰的時代，同樣把全球化置於一個十字路口。隨着全球化的潮流，各國之間的分配不平等日益嚴峻。根據世界銀行對 1988 年至 2008 年世界不同收入比例者淨收入增加的測算，收入水平在全世界範圍內排在中上位置（B 點，大部分屬於歐美發達國家藍領階層）的人，幾乎沒能從全球化中得益：他們的淨收入在 20 年來的增加為零。這一部分人。而在全球化中得益最大的，則是後發國家的勞工，和跨國巨頭們。全球化中，確實有「輸家」在班農眼中，正是全球化在削弱歐美國家的領導地位。
在班農眼中，全球化帶來了三種危險：第一種危險，是全球化實際上助長了腐敗的、裙帶的資本主義（Nepotism）。班農認為，全球化使得跨國集團和金融集團成為了既得利益群體，他們不能創造財富，而且也沒有真正的才幹。他們把持了各國的議會、遊說機構和決策機構，利用達沃斯論壇等全球化帶來的便利場所，依靠裙帶關係和特權來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在班農眼中，這些人正是在這一場空前的全球化中導致了民眾生活水平倒退的根源。
班農還抨擊了全球化會帶來的第二種危險：來自於後發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實際上，後發國家為了集中資本進行「彎道超車」，往往會在很多領域產生濃厚的國家資本主義色彩。而班農認為，這種資本主義模式不可能有效地創造任何財富，卻給歐美國家的模式帶來威脅。
如果僅僅觀察班農的這些反全球化敘事，似乎會發現：他和一些左翼好像沒有更大的區別。班農要反對跨國利益集團，這正是歐美左派心心念念的事情。班農要促進再分配、改善底層的生活，這全都是左派的議題。
然而，為什麼班農卻被視為另類右派的領袖？這自然不是因為「主流媒體」和「建制派」的迫害，而是因為班農在全球化帶來問題的解決方案上，和由此折射出的世界觀上，有着鮮明的「另類特點」。
班農的「開明資本主義」救世論
左派看來，全球化分配不均等的根本因素，是因為不同階級在配置資本適應全球化上的能力不同。所以解決問題的途徑顯而易見：重新找回階級議題，重視經濟再分配，以避免全球化的好處僅僅為跨國資本所享有。
然而，班農的另類右翼理論，卻給出了另一條道路。
班農不認為需要更進一步改革，也不需要其他再分配。對班農來說，19世紀的經濟模式就足夠創造民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發展路線，不斷擴大了生產，並且讓生產的結果得以被共享。這種模式，被班農視作「開明資本主義」，即基督教、猶太教信仰的本質精神和道德基礎中誕生的資本主義。
將時鐘倒撥一百年，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就討論過班農理想中的資本主義模式。在韋伯看來，新教倫理提供了一種使人恪守天職、盡心勞作，從事本職工作、完成財富積累的精神氣質。這種倫理觀念，使得人們為了財產的增長而做謹慎且持續的規劃，不去揮霍積攢的財產。正是這樣的資本主義模式，被韋伯歸結為所謂的「現代資本主義」，亦即可以促進技術進步、財富增長和生產擴大的資本主義。而班農幾乎是原樣照搬了韋伯的歸納。
班農認為，為猶太基督教文明提供物質基礎，使得其能夠戰勝野蠻帝國的，正是開明資本主義。如此一來，班農反對全球化的根本邏輯呼之欲出：其一，全球化引入的其他資本主義模式，威脅了這一讓英美國家發展強大的開明資本主義。其二，全球化導致了對物質主義的追求，滲入了其他文明。這種世俗化，破壞了猶太基督教文明的精神氣質，使得開明資本主義難以為繼。
這正是班農和歐美左翼的根本差異所在。歐美左翼強調的階級敘事，被班農這裏完全抹去。在班農這裏產生了關鍵影響的，不是「階級」，而是「文明」。這聽起來像是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的重複，可亨廷頓其實更傾向於討論文明對國族認同的影響，認為文明只是通過認同區分敵我的劃分，但在班農這裏，文明卻和經濟發展模式聯繫了起來：文明之間的對抗是本質的，是不同的生產方式之間的對抗，是先進和落後之間的對抗。開明資本主義，必須是基於猶太基督教文明，是英美兩國18世紀的「小店主式資本主義」，是英美 “main street” 中誕生的資本主義。
這也不難理解，為什麼班農反對世俗化、反對社會自由主義理念。在班農看來，世俗化不僅僅削弱了國族認同。而是因為世俗化是其他文明的滲入，讓全球化超出了猶太基督教文明以外，造成了之前所說的一切退步和失敗。
常識與理智：從美國看向世界
我們自然清楚，班農的世界觀缺乏站得住腳的根據。韋伯只是從精神氣質入手，探討了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誕生之間可能存在的聯繫。如果班農將新教推廣到猶太基督教文明，那荒謬之處更甚。如果包括天主教乃至東正教諸國，那麼18世紀西歐英美等國率先發展的時候，這些國家不僅沒有所謂的「開明資本主義」，往往還淪於君主絕對主義的泥潭之中。
何況，即便是他說的「開明資本主義」，也沒有實現理想的「財富再分配」。工人權益的擴大和收入增加，顯然是19世紀工人運動成果，而不是「開明資本主義」的功勞。英美等國的先發增長更可能歸功於更豐富的資源、對技術的鼓勵和完善的產權制度，而不是基於文明氣質。班農所賴以立論的所謂「開明資本主義」，也許從來都沒有真正存在過，更談不上是基於猶太基督教文明的基礎。
我們可以直接說班農是荒謬的——可在班農成長的環境中，在班農接觸到的敘事裏，班農真的「荒謬」麼？
當班農討論擴大中產階級的開明資本主義時，當班農鼓吹猶太基督教文明下恪守天職不斷促進增長的資本主義時，難道他提出了什麼新的東西？大銀行會威脅小產業，這是傑佛遜時期就有的警告；反對裙帶、不公和壟斷資本主義，這是進步主義年代的口號。每一次美國面對危機的時候，都有這樣的一股聲音回溯美國「立國之本」的「開明資本主義」，都要求重新發揚清教徒精神。即便這樣一種模式早已變成神話。
英美乃至世界各國都充滿了這樣的常識性神話。英國最初採用保護主義等種種貿易策略打擊其他發展，可在自由主義席捲世界的潮流中，「英國是自由貿易的鼻祖」、「英國依靠自由貿易發家」等等神話四處流傳，以至於在中國也有其信徒高呼「天不生大英，萬古如長夜」。
班農的政策，可以說是極端不切實際，可他的錯誤認知恰恰基於美國廣泛流傳神話：美國的資本主義不一樣的、美國是小企業家的資本主義、美國的自耕農和小業主的資本主義創造了美國的財富、美國是成功的清教徒的國家……或多或少，一個普通美國人，都帶有着這樣的價值觀，因為這些持續了百年的神話根深蒂固。這不正是被許多美國人奉為圭臬的「美國例外論」麼？班農把「美國例外論」變成了「猶太基督教文明例外論」，引發了人們的驚呼。可這些因子，幾乎早就在美國民間無處不在。
班農並非創造了什麼，而是用他作為一個美國人認為正確的「常識」，來認識 2000 年已經天翻地覆的世界。他感到沮喪——無神論和其他文明也在取得成功；他感到焦慮——「開明資本主義」似乎正在敗退。從美國的常識中走出的班農不知道如何解決面前的困難，因此只能不斷退回他固有的常識之中，試圖以「原教旨」方式來解決問題——從這個角度，他和他所反對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恰恰是殊途同歸。
這恰恰解釋了特朗普和班農一度合作的原因：特朗普本質上是一個用「美國常識」看世界的人。特朗普有很多娛樂性的存在，可在精神的最根本處，他是認為，過去是好的，所以才要 "again"。班農曾經在私下的玩笑中，認為只有有財產的人才能投票，這不正是又一個關於民主的神話麼？「有恆產者有恆心」，似乎只有地主和有產者的決策，才能為國家帶來穩定；似乎這種小業主的民主和資本主義，才是美國成功的根源。
在班農的世界深處，他也許認真信奉這些。
班農不是一顆憑空長出來的大樹。恰恰相反，這個讓美國憂慮的時代，這片充滿神話的土壤，幾乎注定了「班農」的出現。支撐茶黨的，恰恰是這樣一批人。班農的世界，其實一直都在美利堅的上空遊蕩。即便如今它在現實面前暫時碰壁，這個到處遊蕩的幽靈，依然可以在美國的民間，產生出源源不斷的班農，他們會想着「改變世界」。
（甄希，社會自由主義者。愛好政治國際政治、哲學與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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