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4日 星期日

[專訪]電視男主角變音樂劇導演 劉松仁的暴戾與溫柔

[專訪]電視男主角變音樂劇導演 劉松仁的暴戾與溫柔



劉松仁猶豫半秒,告訴記者一個多年的秘密。
「後生嗰時,有次我同女朋友喺車入面嗌交」到了停車場,他下車閂門,才發覺車匙遺留在車裡。怎麼辦?碰巧車窗未關好,還有一線縫隙。當紅小生於是徒手破壞一把黑色直傘,一直撕,一直撕,直到撕剩一碌棍,塞入車窗,勾出車匙。
「我都唔知點拆㗎,暴力到痴線先拆到把遮呀大佬!」
三十年前風流倜儻的陸小鳳,此刻邁入古稀之年;卸了妝,臉上皺紋,再也藏不住。這位「老戲骨」近年接拍的影視作品少了,卻換了新崗位,學習放下自我,慢慢變老,漸漸懂愛。
「依家開心咗好多,至少冇咁暴戾。」
他說,這是重生。
「有變化先係生命。原來你發覺……我以前係死人一個。」

白紙 「舞台劇我唔得㗎」
「冇辦法啦,大家都係搵食。」訪問未開始,劉松仁笑著對記者說。
是開玩笑,也是實話。劉松仁入行 49 年,出演過百部影視作品,但一向出名不喜歡面對傳媒,如非必要都不會做訪問,多年前一次專訪有記者還形容他「影完第一張相便想鬆人」。
這次願意受訪,全因 4 月中在文化中心大劇院公演的《利瑪竇》。《利瑪竇》是劉松仁及導演杜琪峯共同策劃的原創大型音樂劇,顧名思義,講述傳教士利瑪竇的經歷。1582 年,利瑪竇遠渡中國傳教,他沒急著把西方天主教教義硬套在華人身上,反而自己先學習漢語,學習中國文化,最終建立「利瑪竇規矩」允許中國教徒保留祭天、祭祖、祭孔的傳統習俗。
劉松仁是虔誠天主教徒,中學讀聖若瑟書院,當年到聖堂做義工,正正認識了一個像利瑪竇的人物,更視他為啟蒙老師,人生觀、待人接物都深受對方影響。這人叫恩保德神父,50 年代末來港,為了傳教,做過 23 年工廠工人,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神父今年已經 85 歲,一輩子最欣賞的正是同來自意大利的利瑪竇,於是 2015 年初找劉松仁構思這音樂劇。
雖為虔誠天主教徒,劉松仁當時卻一口拒絕:「我唔得㗎。」為何不?「第一:我外行嘅;第二,我要搵食,我唔係好有錢嗰啲人。第三,我媽媽當時九十幾歲,我要照顧。」但在神父多番堅持下,為完成對方心願,他最後硬著頭皮接下任務。
任務並不簡單。雖然在電視台打滾多年,但劉松仁過去對舞台劇的認識,只停留在「睇過吓」,甚至自認從不屬於舞台,乃「白紙一張」。那怎麼辦?2016 年尾,一直堅持要「搵食」的劉松仁,唯有停下所有影視工作,「你想做呢件事,你就需要咁。兩年幾唔做嘢,都未必得呀!」他還記得舞台界老行尊劉兆銘曾說:「你做一個咁嘅舞台劇,等於讀咗四年大學㗎啦!」
之後的兩年多,劉松仁把全副心機投入籌備《利瑪竇》,資料搜集等當然花時間,但作為策劃及導演,他更多時間其實用在等等一個合適的監製,等別人推介的執行導演,等演員埋班……
「你睇今次咁多名銜啦,其實我打雜咋!」他自嘲。

自我 「我改劇本改咗幾十年」
劉松仁從不是一般演員。
例子無數。娛樂圈是個爭名逐利的大染缸,偏偏他從不拍廣告,「呢個社會太過物質喇!」旁人落力拍戲,不停賺錢,他卻自認「冇表演慾」,不到山窮水盡都不接戲。七、八十年代試過戶口只剩兩千蚊,才驚覺「哎呀!唔得啦要做嘢。」此刻回想自覺荒唐:「人哋唔係咁㗎嘛!痴鬼線!」直到四十幾歲,他才想到要留點積蓄,畢竟不能一輩子做小生。
這個看似無欲無求的藝人,卻一直是鎂光燈下的焦點。1970 年考入麗的映聲電視藝員訓練班,畢業後在麗的、無綫、亞視拍戲多年,拍下《陸小鳳》、《京華春夢》、《大時代》等經典劇集。劉松仁未試過做「茄喱啡」、「打雜」,演開第一、第二男主角,頂多就是配角。
現回望其演藝事業,可謂一帆風順,不愁無戲拍。但原來劉松仁入行初期,從藝訓班畢業後不久,就因厭倦公式化的表演,一句「我都係唔啱做呢行㗎啦!」,離開演藝圈。直至一年後在啟德機場偶遇恩師黃左几及當時任麗的戲劇組主管的張清,聽到有個角色很像其偶像占士甸(James Dean),才回去拍《煙水寒》,接著「渾渾噩噩就做咗幾十年」。
渾渾噩噩是其自謙之詞,實情是他在演藝圈名成利就。可是時間久了,地位高,自然神氣。劉松仁在行內出名愛改劇本,美其名「為件事好」,不用理會別人感受,不滿意就直接改。「你又唔夠我大喎,我話事多啲喎,或者個監製信我多啲喎,咁我咪可以主宰件事囉。」他承認那個時期的自己,很自我,凡事由「我」出發。當然,對初出茅廬的演員而言,自我尤其重要,「你冇性格,就好普通。」。但問題是年紀漸長,究竟又有沒有成長?抑或任由自我不斷膨脹?他直認是後者。

劉松仁年輕時(網上圖片)
直至近年,他才逐漸發現過去所謂的執著與堅持,並不必要。「以前係你認為好咋嘛,係咪真係咁好呢?唔係呀嘛。咁你何必要傷害人呢?」這時候再遇上《利瑪竇》,就像上天要他學習謙卑。皆因今次他的崗位不再是事事有人服待的演員,而是導演、策劃。名銜看似更大,實情不然。
「我以前做演員不求人㗎!但依家做呢套音樂劇,就變咗我求人。」他生怕一發脾氣,合作單位不滿,大可以轉頭就走,「咁咪『禍』哂囉!」
從以前「唯我獨尊」的一線演員,到「以你為尊」的音樂劇策劃,劉松仁坦言過程煎熬,一開始也是逼自己沉住氣、忍氣吞聲,隨著時間久了,就會慢慢習慣,「你自然咗,咁嗰個就唔係吞聲忍氣,變成一種修為、修養。」
本性難移,他當然做不到百般順從,但現在與人合作懂得顧及他人感受,時刻惦記著別人是在幫忙,心懷感恩、尊重。「在這基礎上去周旋、爭取,同以前你唔理任何嘢,話之身邊嘅人死哂都一定要做,已經好唔同。」他不再是那個突然發脾氣撕爛遮,又或不理他人感受執著改劇本的大牌演員。
崗位的轉變,令劉松仁被迫從山峰走到遼闊平原,懂得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真正學到他少年時代在聖堂常聽見但不入腦的「謙卑」。過程中,甚至親身體會母親曾經的心境。

母親 「我好miss佢囉」
訪問途中,劉松仁拿起手機,遞向記者。手機殼上印著母親的照片,旁邊寫著一行字:「謙卑指引她的人生」。劉母 2016 年底離世,劉松仁說,她墓碑用的也是這張照——頭髮花白的劉媽媽穿著粉紅色襯衫,雙手交叉擺在胸前,笑起來,很像兒子。
「好犀利.....」劉松仁看著媽媽,沉默許久才說:「佢冇自己。」兒子眼中,媽媽是生活在封建社會傳統中國婦女,一生吃苦;丈夫三妻四妾,仔大仔世界,卻一直無半句怨言。「好偉大,真係好偉大。」
年輕時,劉松仁回家總是板著臉。媽媽在家等了一天,只想和兒子說說話,總不敢打擾。「我淨係諗緊自己要乜,我要你唔好打搞我,我要你 leave me alone。」他以前生活就是工作、拍拖、與朋友吃飯聊天,從沒母親的位置。「幾十年都冇改過。」
劉松仁坦言,雖然自己千般不是,但旁人看來自己仍是個孝子,全因母親寬容。「如果佢話:『我個仔呀,返到嚟黑口黑面,連招呼都唔打』,人哋仲會覺得你孝順咩?」換言之,母親一直默默忍受。

劉松仁的手機殼上印著母親的照片,旁邊寫著一行字:「謙卑指引她的人生」。
隨年紀漸長,劉松仁才有改變。最初當然不習慣,「發覺原來我呢舊肌肉係硬嘅。」他指著臉頰,「如是者要做好耐,啲肌肉開始鬆番。」他提醒自己,踏入家門看到母親,就要保持微笑。劉松仁又記得,四、五十歲第一次主動抱母親,她竟在懷裏顫抖。「我嗰下心諗,呢個女人真係好淒涼,唔係出面嘅男人抱佢,係自己個仔抱佢,佢震呀大佬!」
劉母去世前幾年,不時有媒體拍到兩母子牽手逛街的幸福時間。劉松仁坦言,因為照顧患病母親,才真正學會愛。「以前你愛,但你唔識得愛。」他說,從前愛人盡是計較,總是從自我出發,求回報。陪母親走過人生最後一段路後,才發現愛人是無條件付出,可超越對錯。劉母晚年病重,常幻想有人偷她東西、落毒,劉松仁起初用理性跟她理論、爭辯。「哇!嗰時啲血壓飆到上腦,你知唔知呀!」後來長期照顧臥病在床的母親,他漸漸想通:「佢噏下咋嘛。你駛乜咁緊張、駛乜同佢講啱定錯呢?」再遇到類似情況,劉松仁都會順著母親思路回應:「佢咁曳偷你嘢啊,我依家幫你鬧佢!」聽到兒子站在自己這邊,劉母笑了。
這段經歷,令劉松仁不單懂笑,更懂愛。
2016年底,九十多歲的劉媽媽回到天國。劉松仁現在獨自走在以前和母親去過的地方,就會想起她。「好miss佢囉……」訪問途中,他紅了眼眶,說不出話。「原來唔係你陪佢呀,係佢陪你呀!」沒有母親的日子,他很不習慣。「你知佢去邊啦,但你會好思念佢,你會想佢,你會唔捨得。」劉松仁凝望著自己的手機殼,若有所思。
母親雖已離去,但她的教誨、影響已在劉松仁心裡生根。
訪問完畢,我們回到排練室,旁觀《利瑪竇》綵排情況。只見劉松仁不是那種高高在上的導演,反而跟年輕演員們打成一片:時而緊握主角王梓軒的手,並肩踱步,有講有笑,時而搭著執行導演黃俊達的肩頭,有商有量;小休結束,一眾演員讓出通道,拍手歡迎劉松仁進場,模仿《新喜劇之王》「馬老師來了」一幕,最後松哥作勢絆倒,大夥兒笑作一團。

劉松仁和《利瑪竇》主演王梓軒
電視劇 「好假,好公式化」
對大眾來說,劉松仁不單是劉松仁,他還是陸小鳳、方進新(《大時代》)、洪大龍(《無業樓民》)、鍾卓萬(《名媛望族》)。
他清晰記得自己藝術生命裡所有作品 。「人哋問我,你覺得邊部係最好?我話我部部都好喎。」不是自誇,只因他們都是那個年代最好的劉松仁。「我係全心全意去做呢件事。」
但近年他已明顯減產,上一次在 TVB 出現,已是 2015 年的《華麗轉身》(主題曲是阿姐唱「經過那些年」,你一定聽過)。之所以淡出螢幕,專注《利瑪竇》當然是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他不再能從如今的電視作品中找到滿足感。
老戲骨忍不住話當年。「我哋嗰時好犀利,嘩,百花齊放,個個都發癲㗎拍戲。」他在電視圈打滾的日子,碰上香港流行文化的輝煌年代,未有效率行先的規章制度,大家專注創作,目標總是做好件事。但其後 TVB 上市,創作開始制度化、僵化。劉松仁形容,最初 TVB 「倉底仲有貨」,仍然可以發揮影響力,但長此下去不是辦法。「我們受制度影響,扼殺了一些好有熱情的年輕人,唔俾佢發展。」創作只求效率,不問質素。「你去咗功利嗰邊,但這個是藝術呀嘛!」
現在他連電視劇都不再看。「睇的時候覺得佢好假呀,咁鬼假嘅。即係佢唔 touch 你。我直程知道佢下個表情會點做,因為好多嘢好公式化。我寧願睇時事、新聞、紀錄片,起碼真啲。」

2017 年大陸電視劇《繼承人》劇照
香港電視劇劇本差、戲太假,那中國內地又如何?2016 年仍有上大陸拍劇的劉松仁形容,當地製作投資愈來愈多,但戲劇質素卻愈來愈差。他舉例,他最後拍的一齣劇是成世人搵錢最多、戲份最少、拍攝日子最短的,但卻又是他最不屑的作品。為什麼?原來那部戲,演員是分開拍攝的,即使拍對手戲,劉松仁也沒有對手互動,只需跟導演指示走動,所謂「對手」其實是替身。他試過與導演爭論:「咁你搵我做咩啊?你搵我係創作㗎嘛!你定我幾時起身幾時行?你知唔知我點演呀?」
他說,這不單是不尊重戲劇,更是根本不懂戲劇。「咪以後唔拍囉!」仍然有火。
ㅤ✽ㅤ✽
後記:劉松仁你鍾意做戲嗎?
因為母親,因為《利瑪竇》,劉松仁收起暴戾、自我,變得溫柔、和善。但他身上有些東西,一直沒變。
劉松仁常說,自己不是明星,只是普通人,平日會坐巴士、地鐵;21 歲起在娛樂圈打滾,他也不見得特別享受,「我又唔鍾意演戲,我又冇慾望演戲。」但一眨眼,幾十年。
離開前,記者忍不住再問他:其實你鍾意演戲嗎?
劉松仁的說法變了。「我唔知!譬如呢個舞台劇,佢搵我,我咪開始創作囉。我係好懶嘅人,但嚟到時,我又好認真去對待。」如何認真?以前他早上要晨運,最近減少了次數,為的是每天  10 點準時到 studio 與演員一起熱身,再陪他們排戲到 6 點,晚上不敢約人,趕著回家休息,只求保持最佳狀態,迎接下一天排練。
認真,只因轉了崗位,換了時代,他仍然能享受創作,視每份作品為緣分。
「做完呢個劇,我覺得我死得㗎喇!」臨走前,70 歲的劉松仁溫柔地捉著記者的手,滿足地笑。

《利瑪竇》排練現場





撰文/鄭晴韻
攝影/黃奕聰

原刊於蘋果日報

歌德:他寫盡浪漫與傷逝,至死都是少年

歌德:他寫盡浪漫與傷逝,至死都是少年 


1832年今天,偉大作家歌德逝世。

他年輕時也推崇浪漫主義的風格,推崇著精神的解放和自由,幻想著再造一個烏托邦式的新世界,一度的「狂飆運動」讓他的一部《少年維特的煩惱》名聲大噪。然而,當他發現浪漫主義的思潮已經淪為感性的濫觴,維特在房間裡的一聲槍響,歌德用一支筆寫盡了對他那個時代的青年心中嚮往的烏托邦的絕望與無奈。中年的他與文壇的浪漫主義思潮居然相悖而行,終於將狂飆時代的浪漫不羈遠遠的拋到了腦後,甚至不希望用少年維特所經歷的那般苦難來豐富鍛造自己的靈魂,並將悲痛化為文字去取悅世人。他,只願用自己的文字去記錄現實的煩惱和幸福。

(一)何謂「浪漫主義」?
「浪漫」一詞出自於法語“roman”,較之與其相對的古典主義的嚴謹理性,多有一絲離經叛道的意味,或有著濃重的激情或傳奇的色彩。溯及中國古代,魏晉時期的這些文人名士動輒劉伶醉酒,阮籍倡狂,王右軍蘭亭揮毫,嵇中散法場撫琴,曹子建七步吟詩,一眾行為藝術佯裝離經叛道,不拘禮法,自我價值的創造,放浪形骸的生活,複雜險惡的社會環境下真實卻又壓抑的自我,被後人稱之為「爛漫」,細品起來,頗有那麼一點「浪漫主義」的味道。
十七世紀的歐洲,當文藝復興運動正悄然接近尾聲的時候,新古典主義已經不能滿足人們對情感的追求和幻想。秉承著新古典主義的藝術家們繼續在古羅馬古希臘的殘垣斷壁前抒發著思古幽情,恪守著幾千年前營造的古老規則, 而古老的規則又演變為了刻板的教條,約束著情感與思想的創造。當被啟蒙之光點燃的法國大革命轟轟烈烈地將路易十六世送上了斷頭臺,憤怒的民眾在砸爛延續千年的君主制的枷鎖後,迎接的卻是吉倫特派和雅各賓黨人的暴政,拿破崙的鐵蹄和鮮血。政權的跌宕不安導致了歐洲諸國對法國革命的仇視和恐懼,藝術家們對從法國舶來的新古典主義的批判和懷疑,以及知識界對狂飆突進般的尋求精神世界的重構的探索。

歌德,就出生在這個動盪紛雜的年代。作為一個長期服務於魏瑪宮廷的衙役,他見證了拿破崙的鐵蹄踏遍了普魯士的領土,此事也因此掀起了德法兩國近兩百年的恩恩怨怨。他如同當時的普魯士民眾一樣,對殘酷現實政治的痛恨,同對侵略者的厭惡,德意志民族的亢奮情緒和青年時代對民族與個人前途的迷茫,幾十年內,歷史的車輪緩慢的前行,在暴風驟雨即將到來的夜晚,他,卻不自知幸與不幸。


歌德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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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果我們深究歌德的一生,會發現他只不過是魏瑪公國再普通不過的一位底層公務員,從二十多歲起,步入中年的歌德在之後的五十餘年的時間裡一直兢兢業業的操守著自己的職責,文學創作和對自然科學的探索,僅僅是對庸俗平淡的宦海生涯的佐劑。

政治上的藉藉無名帶給他的是寵命優渥的物質待遇,文學和繪畫的創作則賜予了他免於魏瑪宮廷局促的庸俗生活的勇氣。當他中年時毅然辭去公職,隻身前往義大利遊歷三年,潛心研究古希臘羅馬的雕塑繪畫後,他返回了故鄉法蘭克福,繼續創作獨屬於他自己的古典主義巨著《浮士德》。

一代文豪既是天才詩人,又是法蘭克福市議員的謹慎的兒子,也曾是魏瑪公國的樞密院的顧問,各種矛盾的身份加之於一人之身卻又並行不悖,毫無波瀾也不曾是甚麼文壇傳奇,他坦然度過了一個普通的德國人的平凡一生,將現實的生活體驗凝練成獨屬於自己風格的古典主義題材。

他年輕時也推崇浪漫主義的風格,推崇著精神的解放和自由,幻想著再造一個烏托邦式的新世界,一度的「狂飆運動」讓《少年維特的煩惱》名聲大噪。然而,當他發現浪漫主義的思潮已經淪為感性的濫觴,維特在房間裡的一聲槍響,歌德用一支筆寫盡了對他那個時代的青年心中嚮往的烏托邦的絕望與無奈。

中年的他與文壇的浪漫主義思潮居然相悖而行,終於將狂飆時代的浪漫不羈遠遠的拋到了腦後,甚至不希望用少年維特所經歷的那般苦難來豐富鍛造自己的靈魂,並將悲痛化為文字去取悅世人。他,只願用自己的文字去記錄現實的煩惱和幸福。


《少年維特的煩惱》

(三)
青年時期的歌德如同大多數同時代的青年人一樣,敏感而脆弱。

很久之前讀《少年維特的煩惱》時,當維特絕望地呼喚著綠蒂的名字的時候,我心中悵然若失。我一直思索著令維特痛苦憂傷的理由。在書中,盧梭「重返自然」的啟蒙思想的影響隨處可見,二十三歲的維特熱愛鄉村的自然風光和淳樸的民風,當他在一次舞會上遇到十九歲的綠蒂的時候,他無可救藥地愛上了她,然而綠蒂早已訂婚,她忠實於婚姻的盟誓,只得讓維特嘗到戀愛的苦痛,讓歡樂如晨露般稍縱即逝。維特苦痛中告別了綠蒂,離開這座了這清靜的山村。當他進了一個公使館當秘書時,他無法忍受官僚場中的腐朽虛偽的面孔,小市民的勢力和虛榮。於是,他憤然掛冠而去,回到原先的山村。然而,這座清靜山村景物依舊,卻人事全非,原先善良友好的村民一個個莫名其妙地離他而去,綠蒂已經結婚,嫁給了她的未婚夫,阿爾伯特——性格迥異於維特的一位循規蹈矩的青年。他既憎惡腐朽的社會,渴望的愛情又終成為泡影。最終,維特唱著奧西恩的悲歌,留下令人不忍卒讀的遺書,留下半杯殘酒,在一個冬夜裡絕望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海子二十五歲只希冀於關心糧食與蔬菜,寫出了「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卻在同年的春天自決。北島說:「那時我們有夢,關於文學,關於愛情,關於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們深夜飲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想破碎的聲音。」當一代青年對理想的希冀破滅,一旦在感情失去了對自己的控制,幸福和苦悶同樣難以自拔。少年的維特踏著高筒馬靴,身著著黃背心和藍色燕尾服——這可是那個時代的青年最為流行的服飾,坐在午夜明亮的寫字臺前,遠望著窗外的幾點星星,絕望的扣動扳機。維特倒了下去,痙攣地在椅子周圍蠕動著,酒,他只喝掉了一杯,一本《愛米麗雅·迦洛蒂》*攤開在寫字臺上,貼著鮮豔明亮的綠色牆紙的牆上還懸掛著綠蒂的剪影。

那一刻,淩晨十二點的槍聲,猶如那一年山海關旁呼嘯而過的列車的鳴笛嗚咽,維特已死,海子已死,青年已死,浪漫主義已死。


《愛米麗雅·迦洛蒂》:德國文藝理論家和劇作家萊辛(1729—1781)所作的悲劇。 法蘭克福街頭工藝品店,頗有少年維特熱愛的自然鄉村的模樣

(四)
今年的九月,我來到了法蘭克福。

這真是一座快節奏的城市,市中心廣場旁的歐盟中央銀行大樓高聳入雲,不遠處的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裡,西裝革履的金融精英們專注地觀測著大螢幕上滾動著各種股票漲跌資料,摩登高樓鱗次櫛比,商業街頭人潮湧動。或許是沾了這座城市的富足氣息,市中心商業街的不遠處,鹿溝大街上的一座帶有庭院的精緻別墅,也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奢華,這兒就是歌德的故居,也是他年輕時創作《少年維特的煩惱》的地方。

這裡的裝飾陳列完全按照兩百多年前「明亮與活潑」的「法蘭克福風格」擺放,沒有講解,沒有任何的文字標識,即使是懸掛在牆上的銅版畫和看似不經意間擺放在桌子上的花瓶和茶杯,依舊保留著這一家當初日常生活的模樣。在自傳小說《詩與真》裡,歌德詳細記述了「隨著午夜12點鐘聲的敲響」,他在這間房內呱呱墜地,並和妹妹科尼莉亞在這裡度過了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時光。

走過一口古井的庭院,院子裡修葺整齊的花草簇擁著一條青灰色的石板路,筆直地通向窄窄的房門。華貴莊重的玻璃吊燈靜靜地懸掛在門廊上,門廊前古樸的暗紅色地板門通向地下的雙拱酒窖和儲藏室,明亮的黃色廳正中央懸掛著年輕歌德的肖像,藍色廳一角的櫥窗裡陳列著母親訂購的洛可哥風格的瓷器,音樂室內擺放著歌德演奏過的大提琴和妹妹柯尼莉亞彈奏的鋼琴。裝潢考究的樓梯間裡,法蘭克福時期的巴羅克式紅木樓梯配以雕花繁複的鐵制欄杆。書房裡,父親收集了數量可觀的書籍,逾兩千冊的書籍涵蓋了幾乎所有的當時的知識領域,經歷了兩百餘年,至今仍整齊地羅列在書架上,一塵不染。

年輕的歌德自出生伊始,就住在閣樓上的一間面朝街道的小屋子內,這是詩人的王國,貼著鮮豔的綠色牆紙的牆上掛著一個年輕德國姑娘的黑白剪影,陳列一如少年維特扣動扳機辭世的那個房間。窗戶旁的一張斑駁的斜面桌上,擺放著拉奧孔的石膏像,一本十八世紀的書籍在桌面上隨意地攤開,這,就是創作《少年維特的煩惱》和《浮士德初稿》的那張書桌。

我輕輕拉開窗簾,向外一望,鹿溝大街上的車輛行人熙熙攘攘,隔著兩百多年的距離,依舊熙攘繁忙的街道,依舊明亮簡潔的房間,繁華閱盡,俯仰流連,猶如親歷。腳下,是這位青年文豪思考時踱步的橡木地板,那地板吱吱呀呀的聲音,曾是德國浪漫主義誕生的最早的節拍。


魔鬼引誘浮士德的經典場景

(五)
誰的心中不曾住著一個少年維特?

我們都不曾放棄毫無意義,不堪忍受重負的生命。那個時代的青年們穿上維特式的藍色燕尾服和黃色背心,蹬著高筒馬靴,模仿著維特的語氣和動作,唏噓於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一如當今擠在地下室彈著吉他嚮往著詩和遠方的北漂滬漂一樣,柔弱敏感又被現實社會折磨的鮮血淋漓。在書中,維特和阿爾伯特有過一次詭異的爭論,兩個價值觀迥異的青年當然是不會討論出甚麼結果的,一個敏感憂鬱,一個理性中庸;一個浪漫多情,一個循規蹈矩;一個口若懸河,一個言語木訥。這不正是歌德的徜徉於虛幻與現實的真實寫照麼? 維特與浮士德,青年與中年,理想與現實,至情至性的文字行走在浪漫與古典的邊緣。一切的一切都隨著日益的「成熟」而消失殆盡,那維特的一抹至死不渝的浪漫主義情懷,如清晨的露水和氤氳的霧氣一樣稍縱即逝。

歌德在《少年維特的煩惱》成名不久後,從法蘭克福搬到了魏瑪,開始了在魏瑪宮廷五十餘年的宦海生涯。期間,他的創作由浪漫轉為古典,由感性變成理性,將理想化作現實,幾十年的辛勤耕耘凝聚成了一部類似於世但丁《神曲》般的新古典主義詩體哲學悲劇《浮士德》。但不同於被羅馬教會驅逐流亡的但丁,歌德在魏瑪極盡榮華,開創了德國統一前的一個繁盛的新古典主義時代,記得《浮士德》中,有那樣一幕:魔鬼答應滿足浮士德生前的所有要求,在浮士德死後以擁有他的靈魂作為交換,讓久居書齋的浮士德開始了優渥的世俗生活。中國講「詩窮而後工」,然而歌德卻說,偉大的文學作品怎麼一定需要作者個人經受難以磨滅的苦難呢?那房中考究的鐘錶瓷器和雕花繁複的樓梯,就是駁斥這荒謬言論的最好的證明。

(六)

與歌德故居毗鄰的,是一座不大的歌德博物館,十四個房間組成的參觀路線,通過繪畫展示著歌德所處的魏瑪時代。是文豪,是詩人,是畫家,也是收藏家,歌德熱衷於新古典主義的繪畫藝術,繪畫在他心中,也擁有著舉足輕重的位置,「沒有藝術的世界不可想像」。


歌德故居

展廳裡有著富麗堂皇又略顯奢靡的洛可哥式宮廷藝術,色彩明亮俗豔,男歡女愛,沉溺逸樂;也有著弗裡德里希極盡感性的德國早期浪漫主義繪畫,大片晦暗不明的光線鋪陳在畫布的一角,暗鬱的天空,荒涼寂靜的田野,萬籟俱寂,月華如洗,沉醉其中,耳畔似乎回蕩起德彪西悠揚的《月光》;這裡更擁有著充滿著古典主義的理性的肖像,一筆筆的細膩描繪如相機般定格了中產之家優雅閒適的瞬間,那個令人心馳神往的時代,穿著華美的年輕少婦和僕人撫弄著籠中的鸚鵡,青澀的少女穿著米白色的長裙,豐腴的手臂隨意地搭在椅子的扶手上,黑暗深邃的眼睛仿佛望盡秋水。

在這裡,我找到了兩幅有趣的肖像:

一個是戴著灰色草帽一襲長衫的俊俏青年坐在山頂的一塊岩石上,憂鬱的眼睛注視著遠方,身後,是昏暗天空下陡峭連綿的山川和古樸的城堡,紅色的馬甲和高筒的馬靴,宛若憂鬱又故作成熟的少年維特;另一個,是穿著著黑色禮服白色花邊襯衫的中年男人,手中拿著尚未郵出的信件,桌上的印泥和眼鏡,仿佛昭示著他不凡的社會地位和生活環境,身後黑暗的背景和嚴肅莊重的面容,似乎就是那個與魔鬼談判的浮士德。

或許,人至死都會是少年,少年時喜歡在別人找不到的地方看星星,長大了也會在四下無人的地方偷偷看一眼夜空。不知道在魏瑪宮廷當差的歌德,是否會在某個案牘勞形的夜晚,偶爾抬起頭來,看一眼夜空中的星輝,懷念起那個憂鬱浪漫的少年維特?



芥川龍之介:羅生門,我對世界有漠然的不安

芥川龍之介:羅生門,我對世界有漠然的不安 (03/01)



如今重讀芥川龍之介,和上個世紀讀他的作品,會有甚麼分別?
1916年芥川龍之介踏進文壇至今,直到1927年他仰藥自殺,只短短維持了11年,然而他的作品卻流傳極廣。「羅生門」概念、《南京的基督》批判宗教及社會、《鼻》的矛盾,都幾乎是大學文學課程的必修內容。2014年英國The Daily Telegraph刊登了史上十佳亞洲小說,芥川的《羅生門》排列第三。(注意,並非描寫殺人故事的《竹林中》,而是描寫破廟惡人的《羅生門》。)
「其作品經受住了被剝離寫作語境的暴虐。」是外文譯者對於芥川文學的評語,早在上世紀初,魯迅等中國作家已翻譯與研究芥川的小說。一百年後的今天,日本有學者嘗試以國際視野重新評估芥川,他不再只是「大正時期」的日本作者芥川龍之介,而是國際作家芥川龍之介——甚至與卡夫卡並列。這一切的一切,也得從芥川初入文壇的那一刻說起。

《羅生門》與《鼻》——大正五年
189231日,芥川龍之介生於東京市,原名新原龍之介。在出生七個月後,母親精神病發,並在他十歲時身故。在她發狂後,芥川被送到舅父芥川道章家中收養,十二歲時過繼為養子,改姓為芥川。母親的精神病與身亡終其一生影響芥川,使他深怕自己遺傳了她的失常。這種恐懼直到他仰藥自殺時仍深深困擾著他。
小學時期芥川已閱讀傳統日本文學,江戶、明治時期的作品都不會落下,他甚至開始閱讀中國的《西遊記》、《水滸傳》等。中學時期他的讀書量更是大增,從當代的夏目漱石、森鷗外到外國文學翻譯都有涉獵。他尤其喜歡的是法國文學,其中唯美而神秘的文風以及頹廢浪漫的觸覺非常符合芥川的喜好。在那時,芥川已有強烈的厭世傾向,此後在他的作品中可見一斑。

夏目漱石:我是貓。名字呢……現在還沒有。 (02/09)

1913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系後,他和他的好友菊池寬等人一同創刊了《新思潮》,讓他堅定了寫小說的心。在1915年他已發表《羅生門》,卻未引起注意。翌年,亦即是大正五年,他發表了《鼻》。就是這篇小說,讓當時已是文壇泰斗的夏目漱石特地寫信給他:


像《鼻》這樣的東西,今後寫個二、三十篇,就會成為文壇特異的作家。不過,光是《鼻》恐怕很多人看不見吧!


在書寫《鼻》的前一年,芥川已和久米正雄拜訪過夏目漱石,參加了他的「木曜會」(逢星期四舉行的聚會),此後成為漱石門生。在《鼻》受到漱石激賞後,他開始聲名鵲起。
《鼻》的故事簡單來說可以分成三節,講述了一個鼻子異常長的寺廟內供奉(宮殿裡的高僧)禪智,年過五十了仍為這個畸形鼻子自卑。整個京都無人不曉這個鼻子:一路垂到下巴去,吃飯時還得讓徒弟用木條把他的鼻子挑起,一不小心就會跌進飯裡。故事的第一部分著重描寫禪智心理的敏感脆弱,連頌經也幫助不了他。
後來,一個從中國渡海來的名醫告訴了他一個妙方,只要把鼻子用熱水燙過,再讓人用腳在上面用力踩就能讓鼻子變短。故事的第二部分講述的就是禪智真的試了這個方法,鼻子也真的變短了。正當他心情大好,不再自卑之時,卻發現所有人都在嘲笑他,比以前還要厲害。芥川寫下一段:


人有兩種互相矛盾的感情。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對旁人的不幸總會寄予同情,然而當事人設法擺脫不幸之後,卻又心有不甘,不知怎地讓人覺得帳然若失。說得誇張點,甚至會希望那個人再度陷入以往的不幸。於是乎,態度雖然消極,卻不知不覺對那人懷起敵意。


簡稱看人仆倒最開心,最好不要站起身。在被變本加厲的嘲笑後,禪智的脾氣越來越暴躁,以至於後來見人就罵。這個時候,他無比懊悔讓鼻子變短了。然而,在一覺醒來後,他的鼻子神奇地恢復了。他一下子愉悅起來——就因為他再次回復了畸形。而這下子,他感受到了和鼻子變短時一樣的暢快心情。

芥川的完全轉型
一般而言,芥川龍之介的評論者會把他的文學創作分成前後兩期。前期為19151920年,後期為19211927年他逝世這七年。兩個時期最大的分野是前期芥川強調故事性,追求完美的故事情節,並吸收古典素材,如《鼻》是前期作品,京都、供奉、鬼怪亂神等要素都有從古典借鑒的成份,並以故事諷刺了當今世人;而後期的芥川則是完全不同,創作取材自現實生活,並追求藝術性與電影感,寫下如抒情詩一般的小說。正如他後期所說:「我不認為沒有故事的小說或是沒有像樣情節的小說是最佳之作。但我認為這種小說可以存在。」
1921年,芥川從中國旅行回國後寫了《竹林中》。這部小說的風格顯然是前期作品,它是以歷史題材借古諷今。在《竹林中》後,芥川轉向書寫現實生活題材,並開始描繪自己的內心思想,代表作有《河童》等。



芥川龍之介《竹林中》


作家改變寫作風格是常見的事,可以因為不同時期關注的文學流派不同而改變,也可因個人經歷而改變。但像芥川這樣,完全顛倒了以往的寫作風格,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是不常見的。有說芥川後期因為懼怕自己會像母親一般發瘋,精神狀態不穩定導致他難以創作。也可能是在同一時期,他的好友如菊池寬等人都轉向書寫通俗小說,對他的轉向也有一定影響。
其實芥川小說的轉型並不能僅僅歸因於受親友影響,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那時開始興起了「私小說」,即一種以家庭、親友、瑣事等為題材的「告白式小說」。夏目漱石的《我是貓》就被不少論者認為是早期的私小說。在這種大潮流下,芥川也加入了私小說的創作,從而由古典小說範式轉向現代寫實主義。此外,他的小說還借鑒了電影理論,以大量跳接的書寫模仿藝術電影中的詩意。

我這兩年左右一直思考死亡——漠然地離世
終年35歲的芥川龍之介,生命歷程比蘭波與普希金還短(兩人皆歿於37歲)。1927年他在《新潮》發表〈文藝的、過於文藝的〉與谷崎潤一郎筆戰,針對只是情節有趣是否具有藝術價值的問題展開討論,並重申沒有情節的小說仍然具有藝術之美的主張。就在這年五月,他的好友宇野浩二發狂。他深受打擊,同時不斷想及他的母親當年發狂的場面,憂心自己也遺傳到這種疾病。
1927724日早上,芥川的妻子發現他呼吸急促,臉色鐵青,最終於當天逝世。那時,他的枕邊放著聖經、遺書與遺稿。他的手稿這樣寫:「我這兩年左右一直思考死亡」,並隱然有「漠然的不安」。在他逝世八年後,菊池寬在《文藝春秋》提出設立「芥川賞」。後來的大江健三郎、安部公房、村上龍等名作家便曾獲此獎。

大江健三郎:傷害、苦難及後來的痊癒 (01/31)


大江健三郎23歲時,憑《飼育》獲得了芥川賞,奠定了文壇地位。就在那時,他獲得了「川端康成第二」的稱號。


批評家小林秀雄提出過芥川之死是時代的悲劇:「他停止了人格的形成,成為了一種現象」。芥川所身處的大正年代,實為日本現代化極為急促的時代,那時西方思潮大量流入日本,導致了現代化進程。這個時代的芥川使用歷史題材介入現實,針貶那時的社會環境。《羅生門》就是代表作,羅生門從富麗堂皇到荒廢,武士沒有目標,變得迷茫。故事最後,武士就下定決心跑去當強盜。
那麼,在2017年該如何重讀芥川?最近法國哲學家巴里巴(Étienne Balibar)在專訪中說:一種尚未走出危機的普世主義遭遇另一種剛剛進入危機的普世主義,這正是人們的對峙充滿火藥味的原因之一。套用到芥川龍之介的時代上,仍有它的合適性,日本當時尚未走出危機的傳統思想,加上日本現代化時所面對的西方價值,使這個國家變得充滿危機。在《羅生門》裡,一個破壞敗落的古廟,一個最終因痛苦而選擇成為強盜的武士,正是無法適應社會環境變化的表現。先不說芥川臨終前與谷崎潤一郎的文學流派對抗,就連前期後期的芥川之間,也有極其嚴重的矛盾。在那個時候,芥川和谷崎的對抗已上升至新舊兩種文學價值的對抗,這種分裂與掙扎,是處於時代交接的人所必經的陣痛。當現代化與古典同時進入芥川的文學觀裡,加上他個人的家庭與社交因素,凡此種種都導致他的人格扭曲。

專訪巴里巴:普世主義並不帶來團結,而是製造分裂





處於現代化進程與新舊交替的日本作者們,諸如芥川、三島由紀夫、太宰治、川端康成,都走上了自殺一途。他們處理不了自身與時代之間的關係,並以不同方式「完成」了自己的生命。正如芥川在〈侏儒語錄〉裡寫的,「我們給予社會合理的外觀,其實是因為其不合理——太過不合理了,不是嗎?」芥川一百年前的洞見,如今看起來仍然深刻。現代化的進程來到如今,價值觀仍然彼此衝突著,這是否造成一種使人憂鬱的悲哀?

「我的生命已由水變酒」  陳健民的信仰與實踐

「我的生命已由水變酒」  陳健民的信仰與實踐

(註:版主本人也是念社會學出身,也念過很多很多哲學,包括中西方哲學,理性起㸃的哲學並不能引領「實踐人生」(praxis of life), 我相信我「實踐人生」的造作不會比陳健民少,但哲學的好處是幫人類「提出問題)(但當然不䏻提供答案),因「答案」是「個人」的「存在」的,「真理是「存在及個人的」,但「真理」是不會自説自話的,「神」從來只是沉黙,只會對「真虔誠」的人顕現,但「人的無知」是「見不到如來實相的」,但兒童會見到多一點,你看到兒童的「天真」便感應到。在「分別心」的存在界上,「真理」永遠是「相對」的,討論或思考「佔中」是不是「公義」或「合乎真理」這本来就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歷史教下,政治總是如此!陳健民唯一我欣賞的是他對自己「相對較真實」,比起很多「自欺」的人,一些鼓吹「佔中」的人連自己都信埋,自己心靈在什麼狀態也不理解,這是時代及人性的悲袞!)説到底,這是這個眾生今生的學習歷程,沒有什麼大不了!我記起,比起杜聰,陳健民算不了什麼!對不起,又用了「分別心」了!習氣,習氣!罪過,罪過!

打從「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以降,戴耀廷、朱耀明及陳健民三人的名字,便緊緊地扣在一起。許多人都知道,「佔中三子」中有一位牧師及基督徒。有人笑言,餘下一位陳健民也是「半個基督徒」、「曾是基督徒」……
關於陳健民與基督教信仰的關係,他在最後一課(編按:陳健民在去年十一月十三日晚上的公開課堂)中首次自白:「我是不是基督徒呢?我被學生問了很多年,我經常不回答。我只能說,我是一個有信仰而無宗教的人。」我們該如何理解「有信仰而無宗教」?對此,筆者於一月廿四日在陳健民的辦公室跟他作了一次訪談,「其實我幾十年都沒有去與多人討論自己的宗教信仰……」,聽他娓娓道出自己與基督教信仰、教會及宗教間的拉扯、糾纏與連結。 

陳健民與邢福增在陳的辦公室(相片由作者提供)
信仰對我生命有很強烈的要求
中學生時代的陳健民,是一位對信仰認真的基督徒。他是家裡第一位信主的人,就讀於路德會協同中學。中三那年,被一位基督徒同學領他回教會,翌年便在信義會鑽石山堂受洗。由於他喜愛彈結他,常在團契中表演音樂,「感覺很安靜很舒服……是音樂帶動我進入教會,然後與上天有些溝通。」
教會生活改變了他的性格。自小由於聲音「好沙」,令他成為「幾自卑、恐懼的人」。「以前搭小巴,連『街口落車』幾句話都不敢開聲說」。但在教會開始與不同人說話,「你覺得他們會接納你,你便不怕,試著去講。所以教會對我有很大 impact,這是我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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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成為基督徒後,「開始認真去想想信仰在我生命的意義是甚麼」。「你要過一個更加 serious 的人生,對人生要有一個更好的看待,如何覺得要過得有意義,是上帝希望你去過的。我經常覺得我是上帝的器皿,但這器皿要用作甚麼?……我不想白白度過這生,而且不斷地問,上天要我生活在這世界的意義是甚麼。」藉著信靠這位全能的上帝,他開始尋找意義,並且得著克服困難的勇氣。「若你找對一個上帝要你做的事,上帝一定加力給你,一定會做到。」
未幾,這位中學生遇上了「金禧事件」,並參加了一九七八年的維園集會。「我當時真的不是因為關心社會而參與金禧事件……」,但事件卻對他帶來重大的衝擊,「我發現自己是那麼沒準備進入社會,我沒法判斷一件事的對錯是非,而我那時候就已經在掙扎,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對自己的生命有所要求。」這種要求令他產生恐懼感,「覺得自己無能力分析社會,亦無能力承擔上天給予自己的使命,因此,那時候開始便對自己有要求,要能進到大學。」結果,他便決定在中文大學修讀社會學。
一九八三年,陳健民在大學畢業前寫了〈我的四年〉,清楚指出自己曾在上帝面前的立志:「我要讀社會學。我要先了解社會,然後才能服務香港、貢獻祖國……我要研究基督教社會學,我要以哲學為起點,用理性重新建立我的信仰。」這是他在新生註冊表上為自己訂下的學習目標。

1978 年金禧事件維園萬人集會
在教會內我沒有平安
大學的氛圍,主修社會學,副修哲學,令陳健民更多思考人生與信仰,「開始有更多對信仰理性的思考,更多要求信仰要在這世界中實踐」。但當他帶著這種渴求回到教會時,「嘩!教會對我來說,開始完全感覺是兩回事,令我覺得是相當窒息、不舒服的,在教會內我沒有平安。」
他參與的教會位於鑽石山大磡村,是大型的寮屋區。會眾由不同地方回教會,聚會結束就離開,「完全同社區沒互動」。他形容有一次,參加聖誕節報佳音,「大家要搭車去教友的家報佳音,而不會在社區內報佳音」。這經驗令陳健民產生強烈的感覺,原來「這間教會可以同他周邊的世界隔絕」。
為了打破這種隔閡,他任青年團契團長時,便要求團友「進入自己生活的社區唱歌」。對團友而言,第一次「大家覺得很 striking」,因為不少參與教會多年的人,只是「望著教會這建築物入了去就算,周邊是完全沒關係」。「周圍很骯髒、教會很乾淨」,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他曾提出希望開放教會,成為社區補習的地方,但卻換來執事、教友的反對,「覺得會整骯髒教會」……
他感受到,原來不少教友只在私人問題(如升學、愛情)上尋求上帝,但對於社會問題,「又不會問上帝有甚麼意思」。陳健民形容,這是一種「將信仰放在『私有化』的做法,就像是把信仰放在盒子之中」,但他讀聖經時的理解卻不是這樣:「以前的先知不是都會走到城牆和守望台之上,不斷拷問上帝:『為甚麼祢會讓外邦人入侵我們?』」
此外,陳又發現,教會「不能討論問題」,因為「每件事都已經有一個答案」。他常常從理性出發去思考信仰,結果令牧師感到「很辛苦」。有一次,眾人在聖殿追打一隻老鼠,事後他真誠地問牧師:「為何我們要殺老鼠?」、「上帝為何要造老鼠?」、「若牠是沒價值,我們不能容忍牠,上帝為何要造這生物?」陳的問題,企圖從人世間的「惡」(evil)來拷問創造的意義。不過,「我的牧師『會暈畀我睇』,即是不要再問了。」他感受到,不知該如何對話,「與牧師格格不入」。「最慘的是,你還是在做團長,還是崇拜的主席,就好像你的肉身還在船上,但你的靈魂卻抽離得很厲害。」
「我慢慢觀察,教會大部份的人,其實是想找安歇的水邊,想追尋一種安全感,你不要搞亂他們。你問這麼多問題,他們其實是很辛苦。這個世界已很亂,他們只想一個簡單、直接、絕對的答案,所以返教會的人是求平安的。」
終於,在大學畢業後,陳健民就離開了教會。

1973 年的香港中文大學本部(圖:中大網站)
反省信仰,改變世界
雖然教會無法滿足陳健民對信仰的思考,但這卻沒有窒礙他的尋索與信仰。誠如他在最後一課指出,大學時代閱讀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及西班牙神學家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的著作,對他的信仰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潘霍華只是幫我總結有關教會的使命是甚麼,和信仰應該要怎樣在世界實踐,理性的部份是看烏納穆諾這個西班牙神學家的作品,所以在靈性上安頓我的人是烏納穆諾,對生命應該如何實踐的部份是潘霍華。」
除了兩位歐陸的神學家外,陳健民也談及了香港神學界對他的影響。那時,他參與了學園傳道會。有一次學傳在道風山上有禁食祈禱會,他聽說道風山上有一位神學家叫鄧肇明,便特地去拜會這位在山上研究神學的人。
鄧肇明問他來訪的原委,後來在討論中觸及一些聖經問題。他仍記得鄧說舊約聖經中的耶和華,其實是以色列民族在與其他民族戰爭過程中的一位「戰神」。對上帝觀念的理解,往往受不同歷史階段的處境影響。「人會參與在傳講上帝的事之中,而非所有人所說的話都是上帝的說話。」這次信仰對話,給陳健民帶來極大衝擊,「在聖經中寫的東西,是不是都是一些人在尋找上帝,那些人在書寫在歷史中上帝對他們來說的意義?還是說每一句話都是上帝的說話?」於是,他特別修讀了當時中大崇基神學組的科目,包括李熾昌的舊約聖經及郭佩蘭的基督教倫理。透過課堂的討論及閱讀,開啟及拓闊了陳的信仰視域,不僅在理性上更多認識聖經及信仰,更重要的是,也「影響了我怎樣看社會上不同的議題」。這對他重新檢視入大學時的立志——信仰如何結合生活,又有更深的體會。

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於20181115日在任教了25年大學內,舉行告別演講,上最後一節課。
為了投入生活及塑造自己,他決定參與學生會的工作。其間經歷了中大「四不改三」、「五不改六」的罷課和抗議運動。對於繁重的學生會工作,陳健民深深感受到,「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話,怎可以只顧自己?……我的信仰在當下就在問我,究竟我對我認為『好』的教育制度有沒有責任?」
陳健民是崇基學院的學生,在三年級升四年始的暑期,需要預備通識科的「專題討論」學生報告。他問自己:「我為甚麼不做一份對社會有貢獻的功課?」那時他接觸到柴灣區兩所社區教會:柴灣浸信會及循道衞理愛華村堂,深受兩位致力結合福音與社區的牧者(朱耀明、盧龍光)影響。由於聽區內牧者常說「死得人多,成日都要搞安息禮拜」,故認為死亡率高的背後,可能涉及醫療問題。「我就用社會學研究的畢業功課來幫助他們做一個研究,加深他們對問題的了解」。由於港島東區沒有醫院,故病人由柴灣送往灣仔鄧肇堅醫院後,如再需要施手術,又要再塞車到瑪麗醫院。在整個暑期中,他與同組同學致力搜集數據,特別是救護車送病人到醫院途中的死亡率(death before arrival)。「我想用那個數據,再用來與全香港其他地方作比較,究竟這個數字在東區是不是較高」。最後,這份專題報告為「爭取興建東區醫院運動」提供了重要的統計基礎。
由於柴灣區的教會及牧者(尚有天主教海星堂的關傑棠神父)在爭取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令陳健民「信仰如何真正與社區結合」,對貧窮人而言,福音不是「抽象」的。「他們(筆者按:指牧者)就是為了每日受害的人去投入時間,搞一場運動,要面對銅牆鐵壁,也不管被人說政治化甚麼都好,我目睹一個信仰實踐的過程。」
從學生運動到社會運動,陳健民認定,「最基本的東西是很清晰地提供及接受『改變』」。信仰如果在世界中具有意義,也是如此。

1985年,陳健民在政總示威要求興建東區醫院
信仰與靈性的追求與實踐
自一九八三年大學畢業後,陳健民加入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應聘時,盧龍光問他是不是基督徒,那時他已經沒有教會生活,但他引用了潘霍華的話回答:“to be Christian is to be fully human”。在應學生福音團契邀稿所寫的〈我的四年〉中,文首也引述了潘霍華在《獄中書簡》中的話:「我至今仍然相信,惟有完完全全生活在現實生活中,人才曉得信仰上帝。」他在文末仍在問:「作基督徒在這世上有甚麼意義?」
這樣看來,「我是一個有信仰而無宗教的人」這句話,其實不僅是描述當下的情況,更是他一路走來的信仰告白:
「我一直有跟隨上帝,我不覺得因為離開了教會而減弱,我的信仰沒有變弱,我還是不斷在尋求每一步上帝到底想我做甚麼。我沒有覺得我的信仰改變了,但是我肯定我無法接受基督教裡許多東西……
後來,他赴笈美國耶魯大學進修,專注於關於民主化理論的學習與研究。「我沒有再有甚麼對信仰思考的突破,因為我在之後的關注點,開始探討如何實踐我的信仰」,特別是關於民主及公民社會的課題。回港後,他對中國公民社會的關注及實踐,未嘗不是跟他以生命回應現實,並與他尋求改變的心志一脈相承。因為他深信,公民社會必須有靈性基礎,甚至公民抗命運動中,也不應忽視其中的靈性部份。

陳健民辦公室書架一角
還記得在二一三年三月廿七日,「佔中三子」在九龍佑寧堂發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念書的場景,特別是十字架的符號,為整個運動帶出一種超越現實的價值訴求。陳健民指出,整個運動的精神是自我犧牲,這跟基督教的精神價值有共通之處。他希望能夠在教會發表信念,讓社會大眾明白,和平佔中運動並不是追求暴力。整個運動不是一個基督教的運動,但是「靈性層面在這場運動是很重要的,它不單純是組織,真的要有這種自我犧牲的感召。」
他坦言,社會對和平佔中運動有不同的看法,包括基督徒在內。這令他想起郭佩蘭的基督教倫理課中,「不是這麼簡單便指基督信仰,可以令我們對社會事件有很單一的答案」。正如電影《戰火浮生》(The Mission)中兩位不同實踐方向的傳教士。「我覺得兩個都對,是因為宗教可以停在這個位,讓你可以很真誠地尋求上帝的旨意。」最重要的是真誠面對上帝及自己:
「我是否真的將自己拿開,去尋求上帝旨意,放在這個時空,我應該怎樣做才是基督徒;我覺得信仰能產生這樣的力量就夠了,而具體的判斷,我覺得人有很多limitation,他會產生差異,所以我不會覺得,基督徒不是人人都需要接受『佔中』,他可以覺得,這個方法不會有好結果,是否對話會好一點;甚至你可能會覺得不要搞這些東西,這些東西不重要的。如果你真的是很真誠去問上帝在這個處境中,耶穌在這時會做甚麼,去問潘霍華這個問題,我對這個答案的偏差是會接受的。」
令他感到不安的,是「很多人都不會問,覺得同個信仰 irrelevant,覺得問這些問題有何用。」沒有真誠地去反省,「就本能地認為這是『搞亂』社會」,這才是問題所在。

2014928日陳健民在「命運自主」台上演說
最後的話
站在一個學者及行動者的位置,陳健民對香港教會在當下社會的角色有何期許?「我真的沒有期望過教會會做甚麼!」他為個別基督徒的努力而感恩,但卻對體制的教會感到灰心。「我覺得香港主流教會與社會已配合得天衣無縫,沒有甚麼批判的聲音是從教會而來,就如天國正在地上實現一樣,否則的話為甚麼沒有批判的聲音?」
因應近數月中國打壓宗教自由的情況愈益嚴峻,他見到本港也有一些保守傳統的教會及信徒願意發聲,「平安福音堂也會出聲明(筆者按,指「一群平安福音堂會友」),我才覺得我未對你們完全絕望」。但是,他也感到無奈及荒謬,為何這些教會及信徒只關心宗教自由,卻對其他迫害人權問題沉默?「不知這個宗教自由是建基於其他的人權?當這些維權律師的權利沒有人去保護,最終一天便臨到你教會身上。我覺得這些是天真、狹隘的看法。」
對於近年不少對教會絕望的青年基督徒,陳健民說:「我相信他們一定有面對過我當日曾面對的經歷。我覺得我們是信上帝,並非信教會,不會因為這些東西而令信仰有障礙。我覺得我們在世上是需要不斷尋求上帝的旨意,不應該因為離開教會而離棄信仰。」他希望基督徒仍然能夠對上帝有信心,「作為一個基督徒便是要有這麼一份勇氣。我希望這方面不會受到一些組織或制度影響,對我來說這些都是很真實的經驗。很多東西我們不知道,教會、信仰也不會給我們答案。我覺得要繼續持著謙卑的心,繼續尋求,為何要因為組織的問題而放下這方面呢?」

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
今年四月九日裁決日子將至,陳健民坦言:「面對坐牢,我平靜安穩。」既然運動的精神是自我犧牲,他期望藉此刺激大家,「問為何正常的一個人要坐牢呢?」這正是向社會傳達的信息與問題,「我不可以接受現時這個制度,對人是沒有平等的尊重。那不(單)是一個政治問題,而是深層次地對每一個人的尊重問題。」爭取真普選的民主制度,更核心的仍是「靈性問題」,「到最後是回到人的尊嚴和尊重的問題當中……對人的價值應該如何去衝量」。他期望一群人的自我犧牲,能夠讓香港社會「重新警醒去想這些問題。」他想起同樣經歷被囚的潘霍華、哈維爾(Václav Havel)、金大中等人,「I am well-prepared for it.所以我真的是平靜安穩」。
陳健民指出,很感謝一些基督徒對他的關心,為他祈禱。「有人說想按手發生奇蹟,其實對我而言奇蹟早已發生,在我中學時候已發生,我的生命已由水變酒。」水變酒是耶穌在迦拿婚宴中施行的神蹟,約翰福音敘述的「神蹟」其實是「記號」。水變酒是生命本質的改變,象徵生命因著耶穌基督而帶來新的創造。
回望陳健民走過的路,從一位初享教會甘甜肢體關係的中四學生,到大學時代面對現實世界不同的挑戰及衝擊,仍致力反省及實踐信仰的年輕基督徒。復在曾經令他感到失望的教會,及賦予他生命意義及勇氣的上帝之間拉扯及糾纏,然後走上一條有信仰卻沒有宗教的道路。是的,前面的路是怎樣,確無人知道。毋庸置疑,信仰確改變了他的一生。但今天這個「信仰」是否只有基督教?他是否仍然珍視「基督徒」的身份,也許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多年前真誠面對自我,謙卑追隨上帝,勇於承擔生活的陳健民,其實始終如一。在當前是非顛倒、極權臨近的黑夜之中,陳健民說:「我的生命已由水變酒」,正是活出真誠,勇於承擔,實踐生命的記號。

後記
筆者早前撰寫了〈作基督徒的意義:讀陳健民〈我的四年〉(1983)〉後,便相約健民兄,希望可以就他與基督教信仰的關係,作一次訪談。訪談於一月廿四日在陳的辦公室進行,談了一個半小時,感謝《時代論壇》協助,將訪談錄音謄寫為文字記錄。現將有關內容整理,作為對健民兄(以及其他為香港作出承擔者)在四月九日裁決前的致敬。

(原文刊於《時代論壇》1647 期,網上版見此,現蒙作者答允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