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命已由水變酒」 陳健民的信仰與實踐

「我的生命已由水變酒」 　陳健民的信仰與實踐

（註：版主本人也是念社會學出身，也念過很多很多哲學，包括中西方哲學，理性起㸃的哲學並不能引領「實踐人生」（praxis of life), 我相信我「實踐人生」的造作不會比陳健民少，但哲學的好處是幫人類「提出問題）（但當然不䏻提供答案），因「答案」是「個人」的「存在」的，「真理是「存在及個人的」，但「真理」是不會自説自話的，「神」從來只是沉黙，只會對「真虔誠」的人顕現，但「人的無知」是「見不到如來實相的」，但兒童會見到多一點，你看到兒童的「天真」便感應到。在「分別心」的存在界上，「真理」永遠是「相對」的，討論或思考「佔中」是不是「公義」或「合乎真理」這本来就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歷史教下，政治總是如此！陳健民唯一我欣賞的是他對自己「相對較真實」，比起很多「自欺」的人，一些鼓吹「佔中」的人連自己都信埋，自己心靈在什麼狀態也不理解，這是時代及人性的悲袞！）説到底，這是這個眾生今生的學習歷程，沒有什麼大不了！我記起，比起杜聰，陳健民算不了什麼！對不起，又用了「分別心」了！習氣，習氣！罪過，罪過！

打從「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以降，戴耀廷、朱耀明及陳健民三人的名字，便緊緊地扣在一起。許多人都知道，「佔中三子」中有一位牧師及基督徒。有人笑言，餘下一位陳健民也是「半個基督徒」、「曾是基督徒」……

關於陳健民與基督教信仰的關係，他在最後一課（編按：陳健民在去年十一月十三日晚上的公開課堂）中首次自白：「我是不是基督徒呢？我被學生問了很多年，我經常不回答。我只能說，我是一個有信仰而無宗教的人。」我們該如何理解「有信仰而無宗教」？對此，筆者於一月廿四日在陳健民的辦公室跟他作了一次訪談，「其實我幾十年都沒有去與多人討論自己的宗教信仰……」，聽他娓娓道出自己與基督教信仰、教會及宗教間的拉扯、糾纏與連結。 

陳健民與邢福增在陳的辦公室（相片由作者提供）

信仰對我生命有很強烈的要求

中學生時代的陳健民，是一位對信仰認真的基督徒。他是家裡第一位信主的人，就讀於路德會協同中學。中三那年，被一位基督徒同學領他回教會，翌年便在信義會鑽石山堂受洗。由於他喜愛彈結他，常在團契中表演音樂，「感覺很安靜很舒服……是音樂帶動我進入教會，然後與上天有些溝通。」

教會生活改變了他的性格。自小由於聲音「好沙」，令他成為「幾自卑、恐懼的人」。「以前搭小巴，連『街口落車』幾句話都不敢開聲說」。但在教會開始與不同人說話，「你覺得他們會接納你，你便不怕，試著去講。所以教會對我有很大 impact，這是我的起點。」

相關文章

作基督徒的意義：讀陳健民〈我的四年〉（1983）

2018/11/26 — 17:14

【最後一課】陳健民：毋忘燃燈人 — 向啟蒙者致敬

2018/11/25 — 22:17

陳健民中大最後一課：不被監禁摧毀會更強大　順性才不虛此生

2018/11/15 — 0:15

更重要的是，成為基督徒後，「開始認真去想想信仰在我生命的意義是甚麼」。「你要過一個更加 serious 的人生，對人生要有一個更好的看待，如何覺得要過得有意義，是上帝希望你去過的。我經常覺得我是上帝的器皿，但這器皿要用作甚麼？……我不想白白度過這生，而且不斷地問，上天要我生活在這世界的意義是甚麼。」藉著信靠這位全能的上帝，他開始尋找意義，並且得著克服困難的勇氣。「若你找對一個上帝要你做的事，上帝一定加力給你，一定會做到。」

未幾，這位中學生遇上了「金禧事件」，並參加了一九七八年的維園集會。「我當時真的不是因為關心社會而參與金禧事件……」，但事件卻對他帶來重大的衝擊，「我發現自己是那麼沒準備進入社會，我沒法判斷一件事的對錯是非，而我那時候就已經在掙扎，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對自己的生命有所要求。」這種要求令他產生恐懼感，「覺得自己無能力分析社會，亦無能力承擔上天給予自己的使命，因此，那時候開始便對自己有要求，要能進到大學。」結果，他便決定在中文大學修讀社會學。

一九八三年，陳健民在大學畢業前寫了〈我的四年〉，清楚指出自己曾在上帝面前的立志：「我要讀社會學。我要先了解社會，然後才能服務香港、貢獻祖國……我要研究基督教社會學，我要以哲學為起點，用理性重新建立我的信仰。」這是他在新生註冊表上為自己訂下的學習目標。

1978 年金禧事件維園萬人集會

在教會內我沒有平安

大學的氛圍，主修社會學，副修哲學，令陳健民更多思考人生與信仰，「開始有更多對信仰理性的思考，更多要求信仰要在這世界中實踐」。但當他帶著這種渴求回到教會時，「嘩！教會對我來說，開始完全感覺是兩回事，令我覺得是相當窒息、不舒服的，在教會內我沒有平安。」

他參與的教會位於鑽石山大磡村，是大型的寮屋區。會眾由不同地方回教會，聚會結束就離開，「完全同社區沒互動」。他形容有一次，參加聖誕節報佳音，「大家要搭車去教友的家報佳音，而不會在社區內報佳音」。這經驗令陳健民產生強烈的感覺，原來「這間教會可以同他周邊的世界隔絕」。

為了打破這種隔閡，他任青年團契團長時，便要求團友「進入自己生活的社區唱歌」。對團友而言，第一次「大家覺得很 striking」，因為不少參與教會多年的人，只是「望著教會這建築物入了去就算，周邊是完全沒關係」。「周圍很骯髒、教會很乾淨」，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他曾提出希望開放教會，成為社區補習的地方，但卻換來執事、教友的反對，「覺得會整骯髒教會」……

他感受到，原來不少教友只在私人問題（如升學、愛情）上尋求上帝，但對於社會問題，「又不會問上帝有甚麼意思」。陳健民形容，這是一種「將信仰放在『私有化』的做法，就像是把信仰放在盒子之中」，但他讀聖經時的理解卻不是這樣：「以前的先知不是都會走到城牆和守望台之上，不斷拷問上帝：『為甚麼祢會讓外邦人入侵我們？』」

此外，陳又發現，教會「不能討論問題」，因為「每件事都已經有一個答案」。他常常從理性出發去思考信仰，結果令牧師感到「很辛苦」。有一次，眾人在聖殿追打一隻老鼠，事後他真誠地問牧師：「為何我們要殺老鼠？」、「上帝為何要造老鼠？」、「若牠是沒價值，我們不能容忍牠，上帝為何要造這生物？」陳的問題，企圖從人世間的「惡」（evil）來拷問創造的意義。不過，「我的牧師『會暈畀我睇』，即是不要再問了。」他感受到，不知該如何對話，「與牧師格格不入」。「最慘的是，你還是在做團長，還是崇拜的主席，就好像你的肉身還在船上，但你的靈魂卻抽離得很厲害。」

「我慢慢觀察，教會大部份的人，其實是想找安歇的水邊，想追尋一種安全感，你不要搞亂他們。你問這麼多問題，他們其實是很辛苦。這個世界已很亂，他們只想一個簡單、直接、絕對的答案，所以返教會的人是求平安的。」

終於，在大學畢業後，陳健民就離開了教會。

1973 年的香港中文大學本部（圖：中大網站）

反省信仰，改變世界

雖然教會無法滿足陳健民對信仰的思考，但這卻沒有窒礙他的尋索與信仰。誠如他在最後一課指出，大學時代閱讀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及西班牙神學家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的著作，對他的信仰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潘霍華只是幫我總結有關教會的使命是甚麼，和信仰應該要怎樣在世界實踐，理性的部份是看烏納穆諾這個西班牙神學家的作品，所以在靈性上安頓我的人是烏納穆諾，對生命應該如何實踐的部份是潘霍華。」

除了兩位歐陸的神學家外，陳健民也談及了香港神學界對他的影響。那時，他參與了學園傳道會。有一次學傳在道風山上有禁食祈禱會，他聽說道風山上有一位神學家叫鄧肇明，便特地去拜會這位在山上研究神學的人。

鄧肇明問他來訪的原委，後來在討論中觸及一些聖經問題。他仍記得鄧說舊約聖經中的耶和華，其實是以色列民族在與其他民族戰爭過程中的一位「戰神」。對上帝觀念的理解，往往受不同歷史階段的處境影響。「人會參與在傳講上帝的事之中，而非所有人所說的話都是上帝的說話。」這次信仰對話，給陳健民帶來極大衝擊，「在聖經中寫的東西，是不是都是一些人在尋找上帝，那些人在書寫在歷史中上帝對他們來說的意義？還是說每一句話都是上帝的說話？」於是，他特別修讀了當時中大崇基神學組的科目，包括李熾昌的舊約聖經及郭佩蘭的基督教倫理。透過課堂的討論及閱讀，開啟及拓闊了陳的信仰視域，不僅在理性上更多認識聖經及信仰，更重要的是，也「影響了我怎樣看社會上不同的議題」。這對他重新檢視入大學時的立志——信仰如何結合生活，又有更深的體會。

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於2018年11月15日在任教了25年大學內，舉行告別演講，上最後一節課。

為了投入生活及塑造自己，他決定參與學生會的工作。其間經歷了中大「四不改三」、「五不改六」的罷課和抗議運動。對於繁重的學生會工作，陳健民深深感受到，「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話，怎可以只顧自己？……我的信仰在當下就在問我，究竟我對我認為『好』的教育制度有沒有責任？」

陳健民是崇基學院的學生，在三年級升四年始的暑期，需要預備通識科的「專題討論」學生報告。他問自己：「我為甚麼不做一份對社會有貢獻的功課？」那時他接觸到柴灣區兩所社區教會：柴灣浸信會及循道衞理愛華村堂，深受兩位致力結合福音與社區的牧者（朱耀明、盧龍光）影響。由於聽區內牧者常說「死得人多，成日都要搞安息禮拜」，故認為死亡率高的背後，可能涉及醫療問題。「我就用社會學研究的畢業功課來幫助他們做一個研究，加深他們對問題的了解」。由於港島東區沒有醫院，故病人由柴灣送往灣仔鄧肇堅醫院後，如再需要施手術，又要再塞車到瑪麗醫院。在整個暑期中，他與同組同學致力搜集數據，特別是救護車送病人到醫院途中的死亡率（death before arrival）。「我想用那個數據，再用來與全香港其他地方作比較，究竟這個數字在東區是不是較高」。最後，這份專題報告為「爭取興建東區醫院運動」提供了重要的統計基礎。

由於柴灣區的教會及牧者（尚有天主教海星堂的關傑棠神父）在爭取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令陳健民「信仰如何真正與社區結合」，對貧窮人而言，福音不是「抽象」的。「他們（筆者按：指牧者）就是為了每日受害的人去投入時間，搞一場運動，要面對銅牆鐵壁，也不管被人說政治化甚麼都好，我目睹一個信仰實踐的過程。」

從學生運動到社會運動，陳健民認定，「最基本的東西是很清晰地提供及接受『改變』」。信仰如果在世界中具有意義，也是如此。

1985年，陳健民在政總示威要求興建東區醫院

信仰與靈性的追求與實踐

自一九八三年大學畢業後，陳健民加入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應聘時，盧龍光問他是不是基督徒，那時他已經沒有教會生活，但他引用了潘霍華的話回答：“to be Christian is to be fully human”。在應學生福音團契邀稿所寫的〈我的四年〉中，文首也引述了潘霍華在《獄中書簡》中的話：「我至今仍然相信，惟有完完全全生活在現實生活中，人才曉得信仰上帝。」他在文末仍在問：「作基督徒在這世上有甚麼意義？」

這樣看來，「我是一個有信仰而無宗教的人」這句話，其實不僅是描述當下的情況，更是他一路走來的信仰告白：

「我一直有跟隨上帝，我不覺得因為離開了教會而減弱，我的信仰沒有變弱，我還是不斷在尋求每一步上帝到底想我做甚麼。我沒有覺得我的信仰改變了，但是我肯定我無法接受基督教裡許多東西……」

後來，他赴笈美國耶魯大學進修，專注於關於民主化理論的學習與研究。「我沒有再有甚麼對信仰思考的突破，因為我在之後的關注點，開始探討如何實踐我的信仰」，特別是關於民主及公民社會的課題。回港後，他對中國公民社會的關注及實踐，未嘗不是跟他以生命回應現實，並與他尋求改變的心志一脈相承。因為他深信，公民社會必須有靈性基礎，甚至公民抗命運動中，也不應忽視其中的靈性部份。

陳健民辦公室書架一角

還記得在二○一三年三月廿七日，「佔中三子」在九龍佑寧堂發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念書的場景，特別是十字架的符號，為整個運動帶出一種超越現實的價值訴求。陳健民指出，整個運動的精神是自我犧牲，這跟基督教的精神價值有共通之處。他希望能夠在教會發表信念，讓社會大眾明白，和平佔中運動並不是追求暴力。整個運動不是一個基督教的運動，但是「靈性層面在這場運動是很重要的，它不單純是組織，真的要有這種自我犧牲的感召。」

他坦言，社會對和平佔中運動有不同的看法，包括基督徒在內。這令他想起郭佩蘭的基督教倫理課中，「不是這麼簡單便指基督信仰，可以令我們對社會事件有很單一的答案」。正如電影《戰火浮生》（The Mission）中兩位不同實踐方向的傳教士。「我覺得兩個都對，是因為宗教可以停在這個位，讓你可以很真誠地尋求上帝的旨意。」最重要的是真誠面對上帝及自己：

「我是否真的將自己拿開，去尋求上帝旨意，放在這個時空，我應該怎樣做才是基督徒；我覺得信仰能產生這樣的力量就夠了，而具體的判斷，我覺得人有很多limitation，他會產生差異，所以我不會覺得，基督徒不是人人都需要接受『佔中』，他可以覺得，這個方法不會有好結果，是否對話會好一點；甚至你可能會覺得不要搞這些東西，這些東西不重要的。如果你真的是很真誠去問上帝在這個處境中，耶穌在這時會做甚麼，去問潘霍華這個問題，我對這個答案的偏差是會接受的。」

令他感到不安的，是「很多人都不會問，覺得同個信仰 irrelevant，覺得問這些問題有何用。」沒有真誠地去反省，「就本能地認為這是『搞亂』社會」，這才是問題所在。

2014年9月28日陳健民在「命運自主」台上演說

最後的話

站在一個學者及行動者的位置，陳健民對香港教會在當下社會的角色有何期許？「我真的沒有期望過教會會做甚麼！」他為個別基督徒的努力而感恩，但卻對體制的教會感到灰心。「我覺得香港主流教會與社會已配合得天衣無縫，沒有甚麼批判的聲音是從教會而來，就如天國正在地上實現一樣，否則的話為甚麼沒有批判的聲音？」

因應近數月中國打壓宗教自由的情況愈益嚴峻，他見到本港也有一些保守傳統的教會及信徒願意發聲，「平安福音堂也會出聲明（筆者按，指「一群平安福音堂會友」），我才覺得我未對你們完全絕望」。但是，他也感到無奈及荒謬，為何這些教會及信徒只關心宗教自由，卻對其他迫害人權問題沉默？「不知這個宗教自由是建基於其他的人權？當這些維權律師的權利沒有人去保護，最終一天便臨到你教會身上。我覺得這些是天真、狹隘的看法。」

對於近年不少對教會絕望的青年基督徒，陳健民說：「我相信他們一定有面對過我當日曾面對的經歷。我覺得我們是信上帝，並非信教會，不會因為這些東西而令信仰有障礙。我覺得我們在世上是需要不斷尋求上帝的旨意，不應該因為離開教會而離棄信仰。」他希望基督徒仍然能夠對上帝有信心，「作為一個基督徒便是要有這麼一份勇氣。我希望這方面不會受到一些組織或制度影響，對我來說這些都是很真實的經驗。很多東西我們不知道，教會、信仰也不會給我們答案。我覺得要繼續持著謙卑的心，繼續尋求，為何要因為組織的問題而放下這方面呢？」

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

今年四月九日裁決日子將至，陳健民坦言：「面對坐牢，我平靜安穩。」既然運動的精神是自我犧牲，他期望藉此刺激大家，「問為何正常的一個人要坐牢呢？」這正是向社會傳達的信息與問題，「我不可以接受現時這個制度，對人是沒有平等的尊重。那不（單）是一個政治問題，而是深層次地對每一個人的尊重問題。」爭取真普選的民主制度，更核心的仍是「靈性問題」，「到最後是回到人的尊嚴和尊重的問題當中……對人的價值應該如何去衝量」。他期望一群人的自我犧牲，能夠讓香港社會「重新警醒去想這些問題。」他想起同樣經歷被囚的潘霍華、哈維爾（Václav Havel）、金大中等人，「I am well-prepared for it.所以我真的是平靜安穩」。

陳健民指出，很感謝一些基督徒對他的關心，為他祈禱。「有人說想按手發生奇蹟，其實對我而言奇蹟早已發生，在我中學時候已發生，我的生命已由水變酒。」水變酒是耶穌在迦拿婚宴中施行的神蹟，約翰福音敘述的「神蹟」其實是「記號」。水變酒是生命本質的改變，象徵生命因著耶穌基督而帶來新的創造。

回望陳健民走過的路，從一位初享教會甘甜肢體關係的中四學生，到大學時代面對現實世界不同的挑戰及衝擊，仍致力反省及實踐信仰的年輕基督徒。復在曾經令他感到失望的教會，及賦予他生命意義及勇氣的上帝之間拉扯及糾纏，然後走上一條有信仰卻沒有宗教的道路。是的，前面的路是怎樣，確無人知道。毋庸置疑，信仰確改變了他的一生。但今天這個「信仰」是否只有基督教？他是否仍然珍視「基督徒」的身份，也許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多年前真誠面對自我，謙卑追隨上帝，勇於承擔生活的陳健民，其實始終如一。在當前是非顛倒、極權臨近的黑夜之中，陳健民說：「我的生命已由水變酒」，正是活出真誠，勇於承擔，實踐生命的記號。

後記

筆者早前撰寫了〈作基督徒的意義：讀陳健民〈我的四年〉（1983）〉後，便相約健民兄，希望可以就他與基督教信仰的關係，作一次訪談。訪談於一月廿四日在陳的辦公室進行，談了一個半小時，感謝《時代論壇》協助，將訪談錄音謄寫為文字記錄。現將有關內容整理，作為對健民兄（以及其他為香港作出承擔者）在四月九日裁決前的致敬。

（原文刊於《時代論壇》1647 期，網上版見此，現蒙作者答允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