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金童深入苦難煉獄 奉愛之名 杜聰

華爾街金童深入苦難煉獄　

奉愛之名　杜聰

「吃冰淇淋跟巧克力，最能讓我紓壓，呵呵呵……」

我才坐下，見杜聰迎面而來，手中端了一盤甜點。

與智行基金會主席杜聰認識這些年，他總是笑咪咪地像小熊維尼，即使身材圓滾滾，仍要抱着蜂蜜罐讓自己開心，溫和面善又容易滿足的模樣，初次見面的人，肯定難以將他與銀行家或慈善家等很有份量的頭銜連結起來。 

杜聰在農村奔波，把那些因父母染病而被孤立的孩子帶回學校念書。

愛之緣份

八年前，讀了文學大師白先勇的一篇文章《修菩薩行──杜聰與河南愛滋孤兒的故事》，我決定與杜聰聯繫，希望跟着他探訪「愛滋村」。由於杜聰擔心兩岸政治敏感，採訪會影響他的救助行動，況且他也不確定報道對於愛滋遺孤是好是壞，溝通超過半年，他遲遲未答應，因此當時他救助愛滋遺孤已有十多年，卻沒有太多媒體知道。 

我們一行人到了大陸的第一站，不是直奔農村，而是繁華的上海。11月的上海已有寒意，加上下雨，又濕又冷，隱身在普陀區一處安靜的廠房裏，溢出剛烘烤完成的麵包香氣，還有熱鬧談笑聲，一股溫暖劃破了濕冷空氣。這是杜聰打造社會企業的一個重點：海上青焙坊。 

過沒多久，學生口中的杜叔叔出現了。他走進烘焙教室，見到學生，耐心一個個問候，看到滿桌熱騰騰的糕點，杜叔叔拿了就吃。「好吃好吃！」還來不及等口中咀嚼的麵包下肚，又塞了一口，滿口食物笑咪咪地讚許這群還在接受烘焙訓練的學徒。 

杜聰跟學生、老師聊了一陣後，我們一起搭火車前往安徽愛滋村。眼見杜聰左一袋、右一袋，把這些甜點塞得滿滿，他還有一個大型行李箱，配上他的夾克，怎有點像逃難？

「吃不夠？還是想要多捧場以免孩子失望？」我滿腹疑惑。

在火車上顛簸近10小時，天剛破曉，我們終於抵達智行基金會位於安徽收容愛滋病童的處所──智愛一家，答案這才揭曉。

「杜叔叔！」十來個孩子熱情呼喊，湧上前來要拉杜聰的手，杜聰把兩邊的提袋放在桌上，亮出了麵包。「哇！」這群孩子一陣驚呼，迫不及待等着老師喊開動。眼前這些麵包，在台灣沒甚麼大不了，而杜叔叔遠從500公里外的上海揹到這來，特別可口。

海上青焙坊學徒烘烤出來的麵包，不只是小朋友眼中的美味，對杜聰而言，更是珍寶。

當年，他深入愛滋村各地鼓勵孩子們返校升學，但有些孩子並不愛念書，於是他設法找尋各種資源，用建教合作方式幫助孩子習得一技之長，以免淪為邊緣人。烘焙，最容易吸引小孩的目光，也能讓孩子味蕾獲得滿足，因此他找到家樂褔合作，聘請頂級烘焙老師來指導學生。至今，海上青焙坊已運作十多年，培養近300名麵包師，有的出國留學，也有不少學生被五星酒店網羅。

杜聰原來不是這模樣。從哈佛大學東亞所畢業後，他進入華爾街工作，30歲不到就成了瑞士銀行（瑞銀集團）駐香港聯席董事、法國銀行副總裁，收入優渥，「華爾街金童」的美譽是這樣來的。

怎會短短幾年內，決定從雲端掉入愛滋病肆虐的苦難煉獄？

「緣份吧？」他說。

說起這緣份，杜聰還講了個網路傳言給我聽。「很多人不解為何我這麼關注愛滋病？有媒體說我不幸感染愛滋，網路就以訛傳訛說要募款給我。」杜聰把這當笑話，因為他知道流言背後預設的是狹隘的行善觀：你有切身之痛，才會關注身障、自閉症、憂鬱症，愛滋病當然不例外；若非得用切身經驗來解釋，那麼杜聰在美國求學時，正值愛滋病爆發的年代，他親眼目睹太多因病衍生的社會問題。

大學時杜聰選修白先勇的課，彼此成了莫逆，白先勇也是杜聰重要的支持力量。

愛之希望

香港出生的杜聰，15歲隨家人移民到舊金山。當時全世界對愛滋病還不了解，也無藥可醫，所有媒體聚焦這被稱為「20世紀黑死病」的愛滋，舊金山整座城市陷入恐慌，連杜聰的中學老師也因為愛滋病去世。

但他不恐懼，只是想看清它。 

「明明是疾病，也是醫療問題，為甚麼會變成歧視與道德批判？」

杜聰親眼見到很多家庭因為愛滋病而撕裂，有病患被家人遺棄，也有無辜的白血病童因輸血染病，就被學校趕出去。這些因無知而產生的恐懼，對杜聰來說，太荒謬也匪夷所思。

離開美西，來到美東完成大學與碩士學位後，杜聰的人生正達巔峯期。他在紐約忙着為富豪理財、為企業生財，買了房的他，開始賺錢、享受人生、等待退休，而愛滋病疫情也在此時大規模蔓延。

後來杜聰被銀行派駐到香港，接着到中國出差。在北京醫院裏遇上一對父子都染上愛滋病，這景象跟美國的狀況不太一樣，一問之下，他才知道80年代的華中農村，很多年輕人為了掙錢而去地下血站把自己的血一袋一袋輸出變現，血站使用不潔的針頭，就這麼讓整村、整批的青年犧牲染病。

杜聰初次踏入河南愛滋村，村裏盡是染病卧床的青年、無謀生能力的老人與嗷嗷待哺像是被世界遺棄的孩子，那些景象觸動杜聰內心最深的悲憫。「給錢？來不及也沒有用；給藥？我不是醫生，也救不了病人，可是我看見那些孩子還有希望。」

希望？

杜聰發現無知與貧窮是摧毀整個農村因賣血崩壞的主因，如果孩子們可以回學校上課，知識是力量，未來20年，農村不見得不會翻轉，「但如果不做，他們就永遠沒機會脫離這惡性循環」。

於是他開始挨家挨戶走訪，拜會村長、校長、家長，依着名冊，把學生一個一個拎回學校上課。杜聰是外來人士，中國當局自然嚴防，他走到哪，就有人跟監到哪，這也是當年我們跟拍時，杜聰一再提醒我們要低調行事的原因。除了政治壓力，村長與校長也不歡迎他，「怕一曝光，就會被冠上愛滋村，農產品可能沒人買，村子裏的人去外面也不好找工作」。

即使飽受阻撓，他還是沒停下腳步，只是被他拎回學校念書的孩子，累積希望的速度遠遠追不上被愛滋病魔咒摧毀的力度。

有對兄弟被杜聰資助回校念書，哥哥後來仍中輟，由於受不了鄰居歧視，他殺死了父母。「我本來以為他們可能會因為父母愛滋病發身亡而成為孤兒，但沒想到是因為自己殺了父母而成為孤兒。」

也有一位病危的母親把兩個兒子託付給杜聰。杜聰第一次見到這對兄弟時，被他們發育不良的瘦弱身形嚇到，但兩兄弟手腳利落勤快，在廚房忙進忙出，母親過世後，杜聰特別掛念這對兄弟，但他倆中學都沒畢業就出來打工，弟弟跟一夥人混，幹了壞事被判刑七年。「我很自責！人家託孤，我沒照顧好人家的孩子，還讓他在監獄裏受苦。」

這些遺憾，多到說不完，因此救助行動的頭幾年，杜聰差點被無力感給吞噬，半夜經常會驚醒痛哭，憂鬱特別容易襲來。 

「真的來不及救、也救不完！」這無奈像是鬼魅縈繞杜聰心中，揮不去。白先勇告訴他：「中國的愛滋風暴如森林大火，一定要燒，這也不是你一個人能撲滅，但你如果能把眼前一些火頭熄滅，已經功德無量。」

愛之奇蹟

杜聰從憂鬱無力深淵爬出來的一個關鍵是《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南京浩劫》作者張純如自殺。「面對孩子，你不投入，就很難同理，太投入，又無法自拔，這的確是兩難。看到Iris（張純如）沒經歷過大屠殺，卻因此自殺，這對我的警惕很大。」

上回與杜聰聊天時，他給人的感受比較深沉憂鬱，這次他自在多了，也從容不迫地讓自己適時抽離工作上煩憂，來台北看戲。「心理醫師朋友告訴我，朱古力可以抗憂鬱，所以我吃很多，這是天然療法。」他說完哈哈大笑。

你當真？我問。

「當真啊，反正我很喜歡吃。」

智行基金會才過完20周年慶，現在愛滋病也有藥可醫，應該沒甚麼事可再憂慮了吧？

「可多了！」杜聰苦笑。兩年前，12月1日世界愛滋日當天，在上海設立的麵包店Village 127被有心媒體誤導為是愛滋病患成立的麵包店，引發輿論譁然。網路上攻擊聲浪排山倒海而來，「滾回河南去」、「上海不歡迎你」等話，他很傷心，因為他救助的「愛滋遺孤」都是沒病的健康孩子，且投入製作麵包的學生都是符合上海相關規定完成健康檢查，「原來世界還是充滿歧視」。 

麵包店業績一蹶不振，「我是賣麵包的大叔，好像賣火柴的女孩，希望客人買盒火柴，就是沒人願意」。過了好久，業績才慢慢回穩。

20年前進入愛滋村時，當局擔心杜聰危害社會安定；20年後，杜聰被各界肯定，連央視都把「三農人物獎」頒給他，證明「我們不是危害，是在維穩」！2007年他獲得有「亞洲諾貝爾獎」之稱的「麥格塞塞獎」，這是證嚴法師、林懷民得過的獎項，「這像是終身成就獎，我受寵若驚，但也表示愛滋問題被重視，也往去污名更近一步」。

他突然話鋒一轉告訴我，至今累積資助的遺孤學生已有2.6萬人，在各行各業大放異采，最近比較特別的是，他當起了紅娘！接受基金會資助的孩子中有1,000多名愛滋病童，他們原本不被期待可活下來，如今長大成人，並到了適婚年紀。

「我們媒合68對新人，夫妻都是愛滋病患者，生了72個寶寶，全都沒有愛滋病，奇蹟吧！」眼看中生代發病身亡，農村長輩曾絕望地面對可能斷子絕孫的事實，這下突然逆轉，不僅有孫媳、孫婿，還生下健康無病的曾孫，因此爺爺奶奶把杜聰奉為送子觀音，杜叔叔也晉級成了杜爺爺。

他看着我的手機，突然從他的手機脫下手機殼送我，「這是我們從孩子的畫作製作的手機殼」。杜聰把我當自己人，儘管手機殼已用到掉漆，他仍熱切地與我分享這充滿蝴蝶飛舞的畫作。從毛毛蟲羽化成蝶，需要極大能量才能完成蛻變；如果不是杜聰一路堅持，愛滋村的孩子恐怕難有這樣美麗蛻變的歷程。 

部份相片由杜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