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7日 星期四

華爾街金童深入苦難煉獄  奉愛之名 杜聰

華爾街金童深入苦難煉獄 
奉愛之名 杜聰

「吃冰淇淋跟巧克力,最能讓我紓壓,呵呵呵……

我才坐下,見杜聰迎面而來,手中端了一盤甜點。

與智行基金會主席杜聰認識這些年,他總是笑咪咪地像小熊維尼,即使身材圓滾滾,仍要抱着蜂蜜罐讓自己開心,溫和面善又容易滿足的模樣,初次見面的人,肯定難以將他與銀行家或慈善家等很有份量的頭銜連結起來。 


杜聰在農村奔波,把那些因父母染病而被孤立的孩子帶回學校念書。
愛之緣份
八年前,讀了文學大師白先勇的一篇文章《修菩薩行──杜聰與河南愛滋孤兒的故事》,我決定與杜聰聯繫,希望跟着他探訪「愛滋村」。由於杜聰擔心兩岸政治敏感,採訪會影響他的救助行動,況且他也不確定報道對於愛滋遺孤是好是壞,溝通超過半年,他遲遲未答應,因此當時他救助愛滋遺孤已有十多年,卻沒有太多媒體知道。 

我們一行人到了大陸的第一站,不是直奔農村,而是繁華的上海。11月的上海已有寒意,加上下雨,又濕又冷,隱身在普陀區一處安靜的廠房裏,溢出剛烘烤完成的麵包香氣,還有熱鬧談笑聲,一股溫暖劃破了濕冷空氣。這是杜聰打造社會企業的一個重點:海上青焙坊。 

過沒多久,學生口中的杜叔叔出現了。他走進烘焙教室,見到學生,耐心一個個問候,看到滿桌熱騰騰的糕點,杜叔叔拿了就吃。「好吃好吃!」還來不及等口中咀嚼的麵包下肚,又塞了一口,滿口食物笑咪咪地讚許這群還在接受烘焙訓練的學徒。 

杜聰跟學生、老師聊了一陣後,我們一起搭火車前往安徽愛滋村。眼見杜聰左一袋、右一袋,把這些甜點塞得滿滿,他還有一個大型行李箱,配上他的夾克,怎有點像逃難?

「吃不夠?還是想要多捧場以免孩子失望?」我滿腹疑惑。

在火車上顛簸近10小時,天剛破曉,我們終於抵達智行基金會位於安徽收容愛滋病童的處所──智愛一家,答案這才揭曉。

「杜叔叔!」十來個孩子熱情呼喊,湧上前來要拉杜聰的手,杜聰把兩邊的提袋放在桌上,亮出了麵包。「哇!」這群孩子一陣驚呼,迫不及待等着老師喊開動。眼前這些麵包,在台灣沒甚麼大不了,而杜叔叔遠從500公里外的上海揹到這來,特別可口。

海上青焙坊學徒烘烤出來的麵包,不只是小朋友眼中的美味,對杜聰而言,更是珍寶。

當年,他深入愛滋村各地鼓勵孩子們返校升學,但有些孩子並不愛念書,於是他設法找尋各種資源,用建教合作方式幫助孩子習得一技之長,以免淪為邊緣人。烘焙,最容易吸引小孩的目光,也能讓孩子味蕾獲得滿足,因此他找到家樂褔合作,聘請頂級烘焙老師來指導學生。至今,海上青焙坊已運作十多年,培養近300名麵包師,有的出國留學,也有不少學生被五星酒店網羅。

杜聰原來不是這模樣。從哈佛大學東亞所畢業後,他進入華爾街工作,30歲不到就成了瑞士銀行(瑞銀集團)駐香港聯席董事、法國銀行副總裁,收入優渥,「華爾街金童」的美譽是這樣來的。

怎會短短幾年內,決定從雲端掉入愛滋病肆虐的苦難煉獄?

「緣份吧?」他說。

說起這緣份,杜聰還講了個網路傳言給我聽。「很多人不解為何我這麼關注愛滋病?有媒體說我不幸感染愛滋,網路就以訛傳訛說要募款給我。」杜聰把這當笑話,因為他知道流言背後預設的是狹隘的行善觀:你有切身之痛,才會關注身障、自閉症、憂鬱症,愛滋病當然不例外;若非得用切身經驗來解釋,那麼杜聰在美國求學時,正值愛滋病爆發的年代,他親眼目睹太多因病衍生的社會問題。


大學時杜聰選修白先勇的課,彼此成了莫逆,白先勇也是杜聰重要的支持力量。
愛之希望
香港出生的杜聰,15歲隨家人移民到舊金山。當時全世界對愛滋病還不了解,也無藥可醫,所有媒體聚焦這被稱為「20世紀黑死病」的愛滋,舊金山整座城市陷入恐慌,連杜聰的中學老師也因為愛滋病去世。

但他不恐懼,只是想看清它。 

「明明是疾病,也是醫療問題,為甚麼會變成歧視與道德批判?」

杜聰親眼見到很多家庭因為愛滋病而撕裂,有病患被家人遺棄,也有無辜的白血病童因輸血染病,就被學校趕出去。這些因無知而產生的恐懼,對杜聰來說,太荒謬也匪夷所思。

離開美西,來到美東完成大學與碩士學位後,杜聰的人生正達巔峯期。他在紐約忙着為富豪理財、為企業生財,買了房的他,開始賺錢、享受人生、等待退休,而愛滋病疫情也在此時大規模蔓延。

後來杜聰被銀行派駐到香港,接着到中國出差。在北京醫院裏遇上一對父子都染上愛滋病,這景象跟美國的狀況不太一樣,一問之下,他才知道80年代的華中農村,很多年輕人為了掙錢而去地下血站把自己的血一袋一袋輸出變現,血站使用不潔的針頭,就這麼讓整村、整批的青年犧牲染病。

杜聰初次踏入河南愛滋村,村裏盡是染病卧床的青年、無謀生能力的老人與嗷嗷待哺像是被世界遺棄的孩子,那些景象觸動杜聰內心最深的悲憫。「給錢?來不及也沒有用;給藥?我不是醫生,也救不了病人,可是我看見那些孩子還有希望。」

希望?

杜聰發現無知與貧窮是摧毀整個農村因賣血崩壞的主因,如果孩子們可以回學校上課,知識是力量,未來20年,農村不見得不會翻轉,「但如果不做,他們就永遠沒機會脫離這惡性循環」。

於是他開始挨家挨戶走訪,拜會村長、校長、家長,依着名冊,把學生一個一個拎回學校上課。杜聰是外來人士,中國當局自然嚴防,他走到哪,就有人跟監到哪,這也是當年我們跟拍時,杜聰一再提醒我們要低調行事的原因。除了政治壓力,村長與校長也不歡迎他,「怕一曝光,就會被冠上愛滋村,農產品可能沒人買,村子裏的人去外面也不好找工作」。

即使飽受阻撓,他還是沒停下腳步,只是被他拎回學校念書的孩子,累積希望的速度遠遠追不上被愛滋病魔咒摧毀的力度。

有對兄弟被杜聰資助回校念書,哥哥後來仍中輟,由於受不了鄰居歧視,他殺死了父母。「我本來以為他們可能會因為父母愛滋病發身亡而成為孤兒,但沒想到是因為自己殺了父母而成為孤兒。」

也有一位病危的母親把兩個兒子託付給杜聰。杜聰第一次見到這對兄弟時,被他們發育不良的瘦弱身形嚇到,但兩兄弟手腳利落勤快,在廚房忙進忙出,母親過世後,杜聰特別掛念這對兄弟,但他倆中學都沒畢業就出來打工,弟弟跟一夥人混,幹了壞事被判刑七年。「我很自責!人家託孤,我沒照顧好人家的孩子,還讓他在監獄裏受苦。」

這些遺憾,多到說不完,因此救助行動的頭幾年,杜聰差點被無力感給吞噬,半夜經常會驚醒痛哭,憂鬱特別容易襲來。 

「真的來不及救、也救不完!」這無奈像是鬼魅縈繞杜聰心中,揮不去。白先勇告訴他:「中國的愛滋風暴如森林大火,一定要燒,這也不是你一個人能撲滅,但你如果能把眼前一些火頭熄滅,已經功德無量。」

愛之奇蹟
杜聰從憂鬱無力深淵爬出來的一個關鍵是《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南京浩劫》作者張純如自殺。「面對孩子,你不投入,就很難同理,太投入,又無法自拔,這的確是兩難。看到Iris(張純如)沒經歷過大屠殺,卻因此自殺,這對我的警惕很大。」

上回與杜聰聊天時,他給人的感受比較深沉憂鬱,這次他自在多了,也從容不迫地讓自己適時抽離工作上煩憂,來台北看戲。「心理醫師朋友告訴我,朱古力可以抗憂鬱,所以我吃很多,這是天然療法。」他說完哈哈大笑。

你當真?我問。

「當真啊,反正我很喜歡吃。」

智行基金會才過完20周年慶,現在愛滋病也有藥可醫,應該沒甚麼事可再憂慮了吧?

「可多了!」杜聰苦笑。兩年前,121日世界愛滋日當天,在上海設立的麵包店Village 127被有心媒體誤導為是愛滋病患成立的麵包店,引發輿論譁然。網路上攻擊聲浪排山倒海而來,「滾回河南去」、「上海不歡迎你」等話,他很傷心,因為他救助的「愛滋遺孤」都是沒病的健康孩子,且投入製作麵包的學生都是符合上海相關規定完成健康檢查,「原來世界還是充滿歧視」。 

麵包店業績一蹶不振,「我是賣麵包的大叔,好像賣火柴的女孩,希望客人買盒火柴,就是沒人願意」。過了好久,業績才慢慢回穩。

20年前進入愛滋村時,當局擔心杜聰危害社會安定;20年後,杜聰被各界肯定,連央視都把「三農人物獎」頒給他,證明「我們不是危害,是在維穩」!2007年他獲得有「亞洲諾貝爾獎」之稱的「麥格塞塞獎」,這是證嚴法師、林懷民得過的獎項,「這像是終身成就獎,我受寵若驚,但也表示愛滋問題被重視,也往去污名更近一步」。

他突然話鋒一轉告訴我,至今累積資助的遺孤學生已有2.6萬人,在各行各業大放異采,最近比較特別的是,他當起了紅娘!接受基金會資助的孩子中有1,000多名愛滋病童,他們原本不被期待可活下來,如今長大成人,並到了適婚年紀。

「我們媒合68對新人,夫妻都是愛滋病患者,生了72個寶寶,全都沒有愛滋病,奇蹟吧!」眼看中生代發病身亡,農村長輩曾絕望地面對可能斷子絕孫的事實,這下突然逆轉,不僅有孫媳、孫婿,還生下健康無病的曾孫,因此爺爺奶奶把杜聰奉為送子觀音,杜叔叔也晉級成了杜爺爺。

他看着我的手機,突然從他的手機脫下手機殼送我,「這是我們從孩子的畫作製作的手機殼」。杜聰把我當自己人,儘管手機殼已用到掉漆,他仍熱切地與我分享這充滿蝴蝶飛舞的畫作。從毛毛蟲羽化成蝶,需要極大能量才能完成蛻變;如果不是杜聰一路堅持,愛滋村的孩子恐怕難有這樣美麗蛻變的歷程。 

部份相片由杜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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