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家小传第20位：蒲辅周丨医乃仁术，不敢稍违庭训
中医书友会
I导读：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中医的传承，靠的是一辈一辈人的不断接力，才能绵延至今。在中医几千年的传承中，出现过很多的医家，虽然他们的名字不是很响亮，也许你也从未听过他。但小编想通过这个小专栏，让大家尽可能了解那些中医的前辈们。就像今天这篇文章，哪怕书友们读完之后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好像有这么一位医家，那小编的心愿就达到了。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前辈是我们的阶梯，我们是后辈的阶梯，如此一代一代，薪火相传。 （编辑/居业）
蒲辅周
1888—1975
号启宇，四川梓潼人，中医学家。
医者生平
蒲辅周(1888—1975)，号启宇，四川梓潼人，中医学家。
先生家学渊源，祖父蒲国桢和父亲蒲显聪，均以医术饮誉西蜀。他生活在这样一个世医家庭，受到了长期的濡染和陶冶。
15岁时，祖父正式传授中医理论知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随父辈侍诊，体察临床“辨证论治”的运用和实践。
1906年出师仪式上，祖父告诫：“医乃仁术，不仅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而且要有高尚的医德。”他身体力行，不敢稍违庭训。在梓潼执业时期，关心大众疾苦，赢得病家信赖。
1934年，移居成都，悬壶于市之鼓楼北街，常以治病救人为务。凡就诊者莫不应手而愈。尤其令他欣慰的是，成都乃医林名流荟集之地，先生以医会友，相互切磋，医理精进，造诣纵深，同道中咸敬佩之。
1955年春，应国家之请赴京参加中医研究院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他激情满怀，不惮辛劳，投身于中医事业之中，成绩卓著。
1958年，在周总理关怀下，为他配备了学生和助手。他循循善诱，提挈后学，毫无保留地传授其全部学术思想和理论经验，培养出了优秀的中医人才。
先生诊务繁忙，不暇著述，门人在认真继承基础上，整理出版了《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和《中医对儿科急性传染病的辨证论治》等著作。
先生德高望重，深受群众的敬佩，赢得国家的荣誉，历任全国政协第三、第四届常务委员，全国人大第五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委中医专业组副组长，中医研究院副院长，中共中医研究院党委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等职。
学术贡献
先生致力中医科学工作凡七十余年，始终坚持临床实践第一，坚持“辨证论治”指导临床提高疗效第一，坚持“治病必求其本，治病以胃气为本”第一。
精通内科，兼擅儿妇科，尤其对温热病有独到见解。晚年侧重研究老年病，在探索老年体质的特殊性，老年病证的多样性和老年用药的规律性，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总括来看，他处理内伤杂病，集先圣后贤所长，以尽疾病错综复杂之用，处理外感时病，冶伤寒温病学说于一炉，以应证候急重迅猛之变。
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做到辨证准、立法慎、选方精、用药稳，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医疗风格。因此，对待每一患者，依据四诊所得，认真剖析，从不放过细微处。
他临每一病证，纵观病情全局，综合判断，从不拘泥某种现象。特别是处方用药，轻灵纯正，看似平淡，却恰到好处，达到举重若轻，炉火纯青的境界，不愧为一位富有实践的临床家。
先生治学谨严，治医尤严。认为中医科学，是历代中医学家的智慧结晶，是东方文化遗产的伟大宝库。它以丰富临床实践为基础，以唯物辩证思想为内核，具有我国特色的系统的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
凡有志的中医学者，非但要深入研究理论，精通理论，还必须要善于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经过实践再发展和提高中医理论。
他尊崇《内经》为中医理论体系典籍，富有重要科学价值。但尊经不囿经，师古不泥古，反对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对《内经》的一些论点的解释，不落某些注家窠臼。
例如：对“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和“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的看法，摆脱了冬日受了寒邪，至春始发温病的伏气论点，并从冬不藏精类比悟出，凡冬失固藏和冬病伤寒的人，其气必虚，则春日邪之所凑，自然容易病温。
甚合《内经》本旨，亦释不少注家疑义，何等明白晓畅，此正是先生治学谨严之处。
对“治病必求其本”的认识，作了发挥，认为“本”是本质，是根本，“治病求本”就是一定要求得病的本质和根本。如何达到这一点，提出了处理好辨证求本的几个关系。
首先，辨证求本，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人是统一的有机体，认识疾病，往往从整体较之局部认识为准确。任何人类疾病的局部症状都与整体相关，不能片面地注意局部而忽视整体。犹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样，是无法全面认识疾病本质的。
其次，辨证求本，正确区别正气与邪气的关系。《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说明人类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的过程，是邪正斗争胜负消长的过程。
他主张“无病早防，保存正气，有疾去邪，切勿伤正”。临床时，必须时刻注意正气这个根本，不要被邪气所表现的种种现象所惑，单纯以祛除病邪为务，见病不见人，忽视正气，终会导致正气大伤而病邪愈炽，以至不救。
因此，正确区别和掌握“扶正以祛邪，祛邪以存正”的辩证关系，是治病求本的症结所在，也是先生治医之长处。
先生阐明经旨如是，阐明历代医家理论亦如是。
对“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看法。他说：“丹溪创立此论，不无疑义。大要阳胜则阴病，阴胜则阳病。《内经》明确指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一有偏胜，莫不为病，岂能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而人不为病的。
按人体之阳，非火有余，乃水不足也，这才是王太仆的本意，这个观点直到张介宾才纠正过来。
凡著书立说，本为教人，若立论有失，反而误人。对于丹溪所创的补阴方剂，如大补阴丸等，则应肯定其实用意义及对临床的重要贡献。
对八法的发挥。先生以多年的实践体会，逐步认识八法的具体运用，还注意分寸，坚持两分法的观点，即矛盾对立统一的法则。
明确提出善用八法者，必须是“汗而勿伤，下而勿损，温而勿燥，寒而勿凝，消而勿伐，补而勿滞，和而勿泛，吐而勿缓”新的见解。
比如说：汗法用于外感病人，能收到很好的发汗解表作用，但汗之太过则会发生大汗亡阳的危险。补法用于虚弱病人，有增强体质恢复健康的功效，但补之不当则可引起胸腹胀满，甚至衄血、便燥等不良反应。
他对补法的认识还有深一步的见解，主张“气以通为补，血以和为补”，是不用补剂而达补之目的。八法之蕴，至此益臻完备，从理论上有所发展和提高。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称赞说：“蒲老是高明的医生，又懂辩证法。”这是多么崇高而准确的评价，肯定他在临床医疗方面是技术高明的国手，在理论认识方面是唯物辩证的大师。我追随先生17年之久，亲身体会到周总理的评价他是当之无愧的。
從我的iPhone傳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