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營故事的人 捷克導遊 Pavel Batel：歷史告訴我們一切答案
Pavel Batel 是個導遊，過去15年，大部分日子都在向遊人講解捷克小鎮 Terezin 集中營的歷史。
他也是個民間歷史學家，透過走訪倖存者及研究檔案，拼湊出納粹屠殺猶太人過程中，不為人知的故事，並結集成書。
Pavel 本是斯洛伐克人，生於共產時期的捷克斯洛伐克，7歲移居布拉格，成為自己國內的他者。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東歐變天，Pavel 跑到美國去當焊接工、水手、園丁、酒保、巴士司機，甚至跟過著名詠春師傅學師，辦學授徒。
他當過僱傭兵，目睹波斯尼亞種族屠殺後，遍地屍骸的景象；他當過捷克前總統哈維爾、美國白宮、歐洲黑手黨、荷里活巨星的貼身保鏢，嘗過極盡奢華的生活，又曾五次被關在監獄，甚至曾在森林被挾持，被迫自己挖掘墳墓。
Pavel 今年 44 歲，家中有妻女，已非當年一心向外闖的小伙子。他今次自掏腰包到香港，並接受訪問，目的只有一個：向世界講述屠殺猶太人的故事。一個關於善良者的沉默，足以令邪惡橫行的故事。
「歷史告訴了我們一切的答案，」Pavel說，「當人們開始忘記歷史，歷史就會重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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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vel 的祖母是猶太人，因下嫁斯洛伐克的天主教徒，受浸後隱姓埋名，活著捱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甚至成為德高望重的共產黨員。一家在戰後許多年才知道自己猶太人的根，但 Pavel 一直對此身份無甚感覺。直至十幾年前當白宮人員的保鏢，第一次踏足捷克小鎮 Terezin，聽過屠殺倖存者的故事，道岔一扳，人生轉折，Pavel 才開始投入研究 Terezin 的工作。
Pavel 以前受聘於旅遊公司，一星期五天都要帶團參觀，但集中營的故事太沉重，他的情緒常常無法恢復過來。現時他自己經營導賞團，和一班有同樣熱情的同事輪流帶團，每團 8 小時，Pavel 形容這只是剛好夠講述 Terezin 最基本的故事。除了導賞，團隊還經常一同走訪二戰倖存者，又在資料館內翻查歷史檔案，「我知道他們和我一樣，永遠都會記得這些故事」。
Terezin 位於布拉格以北，18 世紀曾經是軍事要塞，1941 至 1945年間被納粹用作囚禁猶太人的中轉營，德語名為 Theresienstadt。和波蘭著名的奧斯威辛（Auschwitz-Birkenau）集中營不同，Terezin 並非滅絕營，那裡沒有毒氣室、焚屍爐、萬人塚。不過對猶太人而言，Terezin 與滅絕的距離也不過是一步之遙。
當年納粹把 6 萬猶太人擠進 Terezin 這個只能容納 7 千人的城鎮，並向西歐社會訛稱那裡是退休勝地（德語稱 Theresienbad，譯 Terezin Spa），讓猶太人建立自己的社會，但猶太人在那裏其實是每日與飢荒、疾病相伴。
納粹甚至利用猶太人做社會實驗，測試人類在極權支配，不同情景、指令、訊息下的反應。每個星期五，Terezin 的納粹人員會將實驗結果整合成報告，交給親衛隊（SS）轄下的情報機關，以進一步改善政治宣傳手段，操控群眾心理。
1944 年，美軍登陸諾曼第，蘇聯反撲西進，德軍敗局已定。納粹為掩飾屠殺惡行，增加日後談判籌碼，遂在 Terezin 上演一幕「納粹善待猶太人」的樣板戲。他們送走街上的瀕死老人，粉飾房子，命令猶太人在視察人員面前如何表現，藉以向國際社會營造一個假象：猶太人在 Terezin 有自己的政府、貨幣、農業、學校，實踐民主自治，什麼也不缺。
納粹甚至還拍攝了宣傳電影，「反映」猶太人在 Terezin 的生活：辦熱鬧的足球賽，拉小提琴，女人有說有笑地圍著織毛衣，宿舍乾淨整齊。納粹宣稱，當外面漫天炮火的時候，Terezin 簡直就是個烏托邦似的小鎮，猶太人的生活好得很。
Pavel 形容，納粹屠殺猶太人，不只是關於生命的殺戮，也是一段關乎人性的歷史。
「Terezin 是劇場，一個非常精煉的謊言。」
圖片來源：網絡片段截圖
1944年，納粹德軍製作了一段約15分鐘的宣傳片以瞞騙西方社會。片段顯示猶太人在Terezin的工廠工作、務農，甚至舉行足球比賽，音樂會等餘暇活動。片中的猶太人看來都很健康、整潔，每個人都笑容滿面。 圖片來源：網絡片段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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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遠不會忘記從那一天起，鄰居不再和我的父母說話。這是一切的開端。報紙上說，我們是社會的敵人，然後身邊所有人都變了，戰爭開始無日無之...
Terezin 的兒童日記
「納粹先利用嫉妒心態，分化社會和猶太人精英。後來，他們乾脆在物理層面把猶太人隔離出去了。」
捷克政府 1975 年復修 Terezin 遺址時，在牆身、地板找到大量猶太兒童的日記、圖畫。Pavel 讀到這些日記時，想起自己的童年。
斯洛伐克和捷克最大的分別，在於前者逾九成人口為天主教徒，後者大部分人為無神論者。Pavel 來自布拉迪斯拉發（Bratislava），即捷克斯洛伐克解體後的斯洛伐克首都，7 歲時舉家人移居布拉格。Pavel 記得，小時候和弟弟在街上玩，不知怎的，總會被人打得好慘。
「有些成年人想幫助我們，但當那些男童說，『他們是斯洛伐克人！』，那些大人們就會低下頭，慢慢走開。」
Pavel 長得健碩，又為了保護弟弟而去學習空手道及詠春。全職鑽研屠殺歷史前，Pavel 當了多年保鑣。捷克總統、黑手黨親屬、白宮官員、荷里活巨星都曾是他的僱主。
曾經每日與有權有勢的人為伍、過盡奢華上流社會生活的他，第一次踏足 Terezin，聽到倖存者拼命求存的故事時，愣住了。
「我突然意識到，當有人為生存如此努力，我卻是為了賺區區幾塊錢，連命都可以不要。」
「然後下一次你再離家工作時，你突然發現，你不確定要不要和孩子講再見。」
家族的猶太人血統沒有令 Pavel 自然地關注屠殺歷史，反而是對被邊緣化經歷的共鳴、家人的羈絆，令他更投入 Terezin 的研究。當他聽到更多當年的故事，如父母為了多陪伴孩子而違反宵禁，青年無視納粹禁令為兒童提供教育，歷史不再只是歷史。
「你會懂得說，一萬人在集中營裡死去，或再準確點，有一萬人被謀殺了，」Pavel 說，「但當你感到歷史與自己的關係，你可以想像到自己的兄弟為你做這樣的事情，一切就變得很個人。」
唯有注視大歷史中活生生的個人，我們才開始理解他者。
Fredy Hirsch (1916-1944)，倖存者形容他是集中營孩子的守護者。Fredy 於1941年被送往 Terezin ，負責照顧與家長隔離的孩子的工作。1944年，Fredy因違規與一群從波蘭Bialystok 滅絕營送往Terezin的遺孤接觸，最終被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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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vel 鑽研屠殺歷史十多年，近年更感對外講解的逼切性。早前有以色列電視台邀請他受訪，雖然對著鏡頭緊張得快要吐，Pavel 還是硬著頭皮接下工作。
「我看見今天的西方社會，與過去的相似之處。」
近年因內戰、貧窮及政局不穩，大量來自中東及非洲等地的難民逃亡至歐洲，根據聯合國難民署公佈的年度《全球趨勢報告》，截至 2017 年底，全球共有 6,850 萬人流離失所，其中 240 萬人移民歐盟國家。反移民、反穆斯林情緒在西方日漸滋長，右翼領袖抬頭，近日德國《圖片報》民調結果就顯示，極右黨團「民族和自由歐洲」（Europe of Nations and Freedom Group）很可能會在 5 月新一屆歐洲議會選舉中，增加一倍議席，而保守、左傾政團的議席數目則預期會下跌。
「有些人開始說，這些穆斯林對社會帶來危機！男人、婦孺，全都會把我們炸死！然後我們看到媒體如何渲染這些故事，元首開始封鎖邊境，人民容許難民被送往收容所 ... 」
成長於獨裁共產主義年代，見證國家在天鵝絨革命後和平過渡，逐步民主化；但又目睹人民票選出一個個威權主義領袖 … 記者問Pavel，會否對歷史開倒車失望？
Pavel 認為，民主化浪潮，過程必然要經過混亂和反撲，就如斯洛伐克會選出黑手黨人進入議會。亦如他親身經歷過在開放初期，西歐街頭到處都貼著用東歐國家語言寫的街招，「猴子要從東邊來了！」「喂！捷克來的！別在這裡偷東西！」。歷史並未終結。
但 Pavel 對年輕一代充滿信心。「不像上一代人，現在的年輕人不會互相憎恨。」
「我祖母畢生都痛恨德國人，我父母則憎恨俄羅斯人，」Pavel 說，「但我很有信心，當媒體、政客再散佈仇恨時，今天的年輕人會告訴他們，『我已經看穿你的把戲』。」
「我們知道未來會有很嚴重的衝突，我只是想讓人知道，他們仍能選擇棄惡揚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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