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威潮揭示千瘡百孔 官民須正視經濟不公

（轉載自香港01）

示威潮揭示千瘡百孔　官民須正視經濟不公

「六月浪潮」席捲香港，揭示了繁榮背後的千瘡百孔。現時局勢稍為平靜，各界紛紛出謀獻策，其中提倡重啟政改者不乏其人，普選或將成為未來數年的主要議題。回歸二十二年，四任特首的管治能力、認受性均強差人意，重啟政改或許有助重建管治團隊威信，是當做的事。但必須認清，結構性經濟不公也是社會問題的根源，如果各界對此視若無睹，就算落實普選，市民的生活也難以改善。

1984年12月19日，戴卓爾夫人在北京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確定香港回歸。（資料圖片／視覺中國）

民主是個好東西，但卻不是能醫百病的仙丹。早於1984年，中英草簽《中英聯合聲明》前後，已經有人思考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內涵問題，其中，一些主張民主回歸的學者如政治經濟學家曾澍基，除了建議設立民主制度，還提出應改革香港的放任自由經濟，這種見解至今仍彌足省思。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的第五款承諾「香港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在當時的大環境下，為免香港人心惶惶，許下「不變」的承諾並非毫無道理。但社會環境不斷變化，假設制度一成不變，顯非理性。更何況，自由放任市場在英殖時代已然問題叢生，成為社會的潛伏危機，為了穩定而不去正視箇中問題，實屬一葉障目。

在香港近年的社會運動裏不時看到英國國旗高揚，反映了小部份市民的戀殖心態。「一國兩制」實踐二十二年來確實未如人意，但若因此視殖民地為烏托邦，其實與官員對香港種種問題熟視無睹一樣，只是自欺欺人的一體兩面，曾澍基在1985年出版的《香港政治經濟學》頗能切中時弊，道出殖民時期的社會問題。

自由放任經濟問題叢生

至少教科書會這樣說，香港的繁榮是從殖民地時期開始的。但左翼經濟學家會問，英式自由放任經濟是否能夠為人民帶來幸福？曾澍基在〈誰在吃免費午餐？〉一文指出，1961年香港的堅尼系數為0.49，到了1971年，香港工業發達，堅尼系數只稍為下降至0.44，同年日本、韓國、台灣的數字分別為0.39、0.36、0.31，到了1981年，香港的堅尼系數卻上升到0.45。1971年及1978年，最高收入的10%家庭所得佔全港總收入比率分別是34.6%、37.2%，同期，最低收入的20%的家庭所得佔全港總收入比率分別只有6.2%、4.5%。

不少人會說，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經濟起飛是一場奇蹟。但經濟繁榮背後，卻不能為整體人民帶來幸福。香港政治制度不民主固然是值得提出的問題，香港的經濟不民主，同樣不能忽視。香港的一次分配不均，在二次分配上政府也少有作為。曾澍基在〈是將財政預算現代化的時候了〉指出，香港的預算案只是一份短線的理財帳目，這令壓力團體只關注年度開支增減，未能從長遠規劃作出批判。政府的財政雖然極其穩健，就算在八十年代中期面對赤字，財政儲備卻仍綽綽有餘。

曾澍基另在〈港府陷入了結構性赤字危機？〉一文中指出，當時「港府財政狀況之『佳』，幾乎舉世無匹」，但政府在再分配上卻少有作為。字面上看，在1972到82年間，政府的社會服務支出平均年增長為32%，但曾澍基也指出，由於港府本來就沒有什麼針對財富的「再分配」，故在實施措施後市民的財富收入比例仍然懸殊。

香港貧富懸殊嚴重，由居住環境已可見。

就算不從勞福的角度看，香港的經濟又真的「自由」嗎？曾澍基在〈「港人治港」的第二步〉指出，以資產總值計算，置地、怡和、太古集團、太古地產佔去當時頭五位中的四個，牢牢掌握地產、貿易、航空等產業的主導地位，其他國家的企業「雖然憤怒幾形於色，亦無可奈何」，與自由競爭的理念背道而馳。

不合理事物應被揚棄

曾澍基一度期望回歸是改革自由放任市場的契機，他在〈如何探索香港未來〉中明確指出，為突出高度自治，《中英聯合聲明》強調社會、經濟的不變無可厚非，但「事物不斷變化」，且「合理的事物自然要發揚光大，不合理的事物亦必須拋棄或予以改革」。

距離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已有三十五年，合理的事物有否被發揚光大？不合理的事物有否被揚棄？今天，香港的貧窮人口近百萬，政府財政開支仍緊守所謂量入為出原則，特區政府雖就《競爭法》立法，但競爭事務委員會卻猶如無牙老虎，對照殖民時期的社會問題，市民並不感到恍如隔世，甚至感到似曾相識。

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不民主的政治體制是香港社會問題的癥結，甚至連一些建制派如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也提倡重啟政改。但相信不少人都記得，在2007年特首選舉，民調顯示曾蔭權與公民黨成員梁家傑競選特首，曾蔭權獲得壓倒性支持，在民主選舉也可望獲勝。那麼，曾蔭權在任內稱得上善治嗎？其任內不乏嚴重損害中下階層權益的政策，如領匯上市、未有適時重建居屋、甚至一度建議為生果金增設門檻，等等。如果他日普選，又是否會出現另一個曾蔭權？

當然，如果有普選，我們可以在下次選舉投票拉倒不稱職的特首，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制約他，令他不敢任意妄為，但如果市民根本認識不到社會的問題根本在於經濟不公，甚至以為民主是社會問題的唯一癥結，恐怕香港只會被另一個曾蔭權再耗損數年。

「六月浪潮」猶如當頭棒喝，也許令京港官員都覺得要做點事，但如果他們片面地認識香港問題，社會積弊不但得不到解決，更只會令民怨愈滾愈大。無論管治者還是人民，都必然冀望社會繁榮，但過去所謂的繁榮，其實根基不穩，背後甚至滿目瘡痍。中央、官員、政客、市民是時候痛定思痛，完整認識香港問題的根本所在，才有機會邁向真正的安定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