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政策與中國的「第五個現代化」

（轉載自香港01）


治港政策與中國的「第五個現代化」

撰文：于品海

從規模空前的示威遊行，到頻繁發生的暴力衝突，從港獨冒起到社會運動遍地開花，香港顯然「病」得不輕。香港之「病」與內地有沒有關係？當然有，特別與中央治港體系的認識和工作有着緊密關係。雖然修改《逃犯條例》所引發的衝突是由各種長期積累、錯綜複雜的內外因素造成，深層內因就是香港的經濟民生與既得利益結構困局，但必須承認，港人對內地司法與政治制度的不信任，對包括「一國兩制」在內的國家治理體系設計和官員，尤其是對中央治港部門和官員的治理能力缺乏信心，也是導致香港市民反對修例，以及在回歸後一直排斥和內地主動融合、積極發展「一國兩制」的重要原因。

中央政府若不透徹認識香港「病情」，只會讓「病情」惡化。本着解決問題的原則，實事求是地反思內地在社會治理中存在的問題，並進一步坦誠認識這種問題如何與以往對港工作的缺失關聯，讓「一國兩制」能以《基本法》為準繩全面準確實踐，對解決香港問題、爭取和團結社會人心極為關鍵。

中央必須持開放態度去認識香港人如何感受自己與內地的關係。香港人對作為中國人的心態是矛盾的，也是波動的。近十年來，港人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一路走低，與內地經濟飛速崛起並不同步，這是香港爆發大規模遊行的社會心理背景。

香港「中國人」身份認同創新低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今年6月的調查顯示，受訪市民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感為8.61分（10分滿分），是1997年有紀錄以來最高；「中國人」的認同感則降到5.87分，是回歸二十二年來最低。

根據港大民研計劃的調查，2008年6月受訪香港市民對中國人身份認同感達到歷史最高點（8.02分），高於市民對香港人的認同感（7.80分）。當時，受訪市民在「香港人」、「中國的香港人」、「中國人」、及「香港的中國人」四者中選擇自己認同的身份時，稱自己為「香港人」有18%，「中國人」有39%，「中國的香港人」有29%，「香港的中國人」有13%，後三者相加達81%，說明十年前港人對中國有很高的認同感。

輿論普遍認為，高認同度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當年中國舉辦奧運會，展現了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成就，讓港人感到滿意、自豪，為國家崛起的前景感到振奮；二是當年發生汶川大地震，全國各地團結一致奮力救災，港人積極捐錢捐物、共克時艱，形成一種血濃於水、守望相助的同胞情誼。

可惜的是，隨着內地和香港相繼發生一些影響港人心理認同的社會和政治事件，港人對中國的評分持續下降，本土認同上升。到2013年6月，受訪市民對「香港人」的認同感上升到8.13分，對「中國人」的認同感則下降到6.80分。

港大今年6月的調查更顯示，當受訪市民在「香港人」、「中國人」、「香港的中國人」及「中國的香港人」四者中選擇自己認同的身份時，53%稱自己為「香港人」，11%自稱「中國人」，12%自稱「香港的中國人」，23%自稱「中國的香港人」，與「中國人」相關的認同比率和自認為中國人的比率均降至新低。

水貨客等民生問題影響着香港市民對內地的觀感，連帶影響對「一國兩制」的信心。（資料圖片／張浩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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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在社會治理上的落後

中國人認同度變化的背後雖然有着港人自身的原因，如缺乏中國人歷史意識的年輕一代逐步成長，但關鍵還是與近十年大陸發生的一系列社會或政治事件有關，這些事件普遍被視為與內地的法治腐敗及社會治理能力不足密不可分。

影響比較大的如2008年毒奶粉事件，它不僅暴露了內地的食品安全問題，更導致無數內地人到香港搶購奶粉，讓香港奶粉供應一度短缺，港府不得不出台奶粉限購令。內地之後又接連爆出地溝油、毒饅頭、問題疫苗、霧霾圍城等一系列負面事件，港人對內地觀感不佳，可以想像。

更讓許多港人耿耿於懷的是一些政治事件，影響較大的有持續多年的艾未未事件，之後的廣東烏坎事件、陳光誠進入美國大使館事件、李旺陽「被自殺」，以及劉曉波病逝等。儘管這些事件在內地因為輿論管控而並不廣為人知，但可以肯定每一起事件都侵蝕了香港人對內地的司法和制度認同。近些年因為執法過度而發生的高瑜案、浦志強案，以及時常上演的「電視認罪」，也很難得到港人認同。

據香港中文大學的《香港人的國家與身份認同》追蹤研究資料，一直以來，港人對內地公安部門的認知極為負面，這就更鞏固了港人對內地司法的不信任。儘管修改《逃犯條例》與絕大部份港人無關，但這些顧慮並不能說是杞人之憂。一些學者就認為，內地發生的人權事件往往會讓香港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比例下降，這種說法在香港社會很具代表性。部份內地輿論指摘港人「數典忘祖」或「背叛」，是絕對錯誤的批評。

事實上，港人對中國人身份認同的變化，不僅受殖民地歷史和人口結構等因素影響，更重要的是和內地社會治理水準與法治狀況密不可分，盲目要求香港人用積極態度從內地過去幾十年的巨大進步來理解內地，並「體諒」內地的發展階段，實在是有些不切實際。

一些治港機構深度涉入香港自治領域，影響社會對「一國兩制」的認同。（資料圖片／方家遠攝）

治港工作的現代性缺失

如果說上述事件產生的是「跨境」影響，2015年發生的「銅鑼灣書店」越境捉人事件，就實實在在地跨過「一國兩制」的底線，讓香港人開始對內地官員是否還繼續遵循《基本法》定義的「一國兩制」產生普遍擔憂，國內司法部門面對香港人和政府質問時「拒絕」回應，就更讓人心寒。

銅鑼灣書店售賣的大多是靠聳人聽聞的標題博取眼球的出版物，雖然說內容可信度大多接近零，只求滿足讀者，尤其是內地遊客的獵奇心態，但它們畢竟是香港言論和出版自由的一種象徵，不容忽視。在這起事件中，內地官員缺乏對港工作的政治意識和對《基本法》的尊重，認識不到「一國兩制」的嚴肅性和香港的社會現實，竟然發生「跨境捉人」的嚴重違法事件，極大地衝擊了港人的信心。

銅鑼灣書店事件雖然只是涉港事務中的個案，但它卻和《基本法》23條立法、修改《逃犯條例》一樣，直接插入港人最擔憂的領域，構成在討論「一國兩制」或研究陸港關係變化時，證明「兩制」司法邊界遭到侵蝕的典型案例。

近年發生了一系列引起港人擔憂「兩制」遭侵蝕的類似事件。譬如，在特首和立法會議員的選舉過程中，中聯辦和一些治港官員對特定人選的支援，在港人看來就是對「港人治港」的干預。中聯辦將香港政治主流之一的民主派「擱置」在一邊，將其完全推向對立面；對建制派的盲目支持，不僅養成一個既得政治利益集團，使他們經常騎劫中央治港、惠港政策，還失去了讓中聯辦真正「聯繫群眾」的機會。一些治港機構和官員深度涉入《基本法》規定的香港自治領域，對屬於港府事務的治港工作指手畫腳，即讓港府不知所從，又影響到社會對「一國兩制」的認同。

表面看來，香港是中央轄下的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擁有「全面管治權」，介入香港管治或許於法有據，但《基本法》規定香港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可以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下，實行不同於內地的制度，除了防務和外交事務由中央負責，其他事務都由港人處理。當港人對「全面管治權」仍然陌生、雙方存在認知落差的情況下，治港部門和官員的行為超出了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因而也必然無法在港獲得普遍認同。

香港被英國統治了一百五十多年，被灌輸的是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雖然港英政府其實是以典型的殖民地高壓與放任並存方式統治，完全沒有任何民主可言，但對自由民主的嚮往早就植根於香港人心內；加之香港社會彌漫着「恐共」情緒，隨着內地經濟日益崛起，對香港的衝擊力增強，港人感覺自己的自主能力變弱，有被內地逐步掌控的危機。在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恐共」心理的驅使下，許多港人難免有一種本能的抗拒，這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必須尊重的政治現實。回溯當初，如果不是因為認識到這樣的現實，為什麼要制定「一國兩制」的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