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需要的是「結構改革」

（轉載自香港01）

香港需要的是「結構改革」

撰文：于品海

有些香港人不太懂中文，當我講結構改革的時候，他們都「面無表情」，然後我需要再講：Structural Reform，他們就會——哦！同樣情況亦多次發生在關於深層次結構矛盾的討論，大家都好像似懂非懂。就以修訂《逃犯條例》為例，政府不考慮市民對內地司法制度的不信任，以為好像一地兩檢會「順利」通過，就是意識不到陸港之間的溝通困局，不能輕易將兩件事情之間的關聯或參考價值簡單推演就以為會獲得類似結果。

這並非誤會，而是在兩種文化和意識形態中間缺乏足夠空間，如果只進行線性理解，不作出結構分析，各種難以想像的衝突隨時可能發生。這也並非是誰對誰錯，而是由於經驗和認識不一樣，所以對事物判斷就會有差異，「一國兩制」就是針對這種差異的回應與管理。同樣地，如果政府以及中央不去掌握影響着民意的深層次矛盾，以為做一些「派糖」措施就可以解決問題，那真是捉錯用神，根本無法對症下藥。

只看線性變化　如何走出結構困局

「五大訴求」亦屬同等性質，如果大家對香港目前身陷的衝突無法有準確認識，又如何期待另一方——不論是香港政府或中央政府——接受這些政治要求？沒有共識，改革根本無法啟動；沒有掌握到深層次結構矛盾的本質，任何改革就不會是結構性的，亦解決不了真正的問題。就算政府答應「五大訴求」，造成市民如此大怨氣與怒氣的背後原因就會化解嗎？顯然不會。

就好像「佔中」之後，「8.31」方案如願被否決了，然後呢？財政司司長用紓解民間疾苦為由，派了幾年「糖」，最近又派190億，然後呢？林鄭月娥上台的時候增加了36億教育開支，教育界好像感覺良好，然後呢？林鄭去了民主黨的黨慶，當然是為了化解前任的溝通困局，然後呢？政府提出修改《逃犯條例》，市民抗議，政府停止修例，然後呢？如果林鄭下台，如同梁振英不再參選一樣，然後呢？

就好像台灣要消滅兩蔣時期的威權統治，開放普選，包括總統選舉完全開放了超過二十年，然後呢？民進黨認為如果不是全面執政，無法實現其施政理念，2016年做到了，除了總統是民進黨的，連立法院亦擁有過半數席次，然後呢？美國白人認為社會不公，右翼民粹抬頭，選了個政治狂人特朗普，然後呢？英國人認為歐盟佔了英國便宜，讓英國經濟無法振作，選擇脫歐，估計今年內可以做到，然後呢？意大利人不滿意之前所有政黨，新的政黨贏了選舉，組成政府，結果是快速解體，要重組政府，然後呢？美國推崇的「阿拉伯之春」席捲中東、北非、中亞、東歐，多個地區陷入混亂甚至內戰，然後呢？

這些所謂「變化」其實都只是「線性變化」，有些作用，但不足以徹底改變「結構性困局」，更不是完整的「結構改革」。

根據《路透社》的逐字稿，林鄭月娥表示沒有已準備好的解決方案，因為事情變化得如此快。（資料圖片）

其實，香港人的中文不至於這麼差，只是即使完全明白「結構改革」的文意，卻普遍很少用其意涵來思考，所以驟然說起這個詞，可能掌握不了。「Structural Reform」這個英文詞對一些人或者較容易掌握，甚至在日常工作中就可能遇到。然而，如果大家到《維基百科》搜尋一下，就會發現它甚至沒有「結構改革」這個詞語，不論是中文還是英文。在Google和百度搜尋，得到的全是內地的參考資訊，亦即是說只有大陸更多用這個概念。

這反映香港人思考問題的習慣是緊跟西方的傳統，而針對較大社會轉型挑戰的「結構改革」在西方並不普及，甚至是沒有，因此往往發現在解決社會重大議題時還是比較笨拙。近年中國經常用結構改革來形容它的發展戰略，港人較熟悉的供給側改革就屬於這類結構性思維的結果。外媒較少用這種論述，就算有，也就是粗淺地指對專制政權的結構性改革，泛指民主選舉和三權分立，在經濟領域則是市場化和私有化，因為在它們的認知中，改革就是意識形態所指導的，而不是「問題導向」。這反映他們對「結構」的意義不太理解。當年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相對於蘇聯要求中國革命依賴工人階級進行的指示，便很好地反映了兩種不同思維。中美貿易戰也是這種背景的衝突，亦是兩國之間結構矛盾的具體表現。

另一個視角是香港的決策者少有在思考如何用「結構改革」解決問題，大家比較習慣「就事論事」，也就是從政策角度檢視問題、解決問題，而不是從問題存在的環境或從衝突源頭來徹底杜絕危機再次發生的可能。就以香港泛民主派的政見為例，他們認為所有政治衝突的解決方案最後都是「真普選」，或者就是要某個官員問責辭職。「真普選」當然是非常合理的要求，但也不能否認它無法解決所有問題；官員要問責辭職當然是恰當的，但不是所有官員失職都可以用同一方法解決。可是香港公務員的傳統認識卻是如此，正所謂「照本宣科」，根據SOP（標準程序）來做事，超過「本子」就會毫無頭緒。

管治危機不可能由單次政策失誤或某個人造成，實際上整個管治體系都有問題，當中負責規劃和執行政策的公務員更是責無旁貸。圖為公務員8月初發起的集會。（梁鵬威攝）

「回不去黃金歲月」的思維盲點

如何說明香港社會缺少結構性思維？或許可以從兩篇近期發表的文章來看。

最近鄭經翰先生在《南華早報》寫了一篇香港「黃金歲月」的「悼文」。他在文章中指出，以往香港的大企業不需要考慮政治，只要根據企業的利益做事，但現在由於受到大量武警駐紮在深圳的「軍事威脅」，地產業商會以及主要的金融機構都必須在報章刊登廣告譴責示威者的暴力行徑。他預言，就算衝突平息，香港亦不會繼續是一個「隨心所欲的自由市場經濟體」（freewheeling free-market economy）。在文章結論中，他感嘆，香港的法治和經濟都是因為特首林鄭月娥的傲慢而受到徹底損害，如果目前的趨勢持續，「香港將無法重新回到其黃金歲月」。

香港如今的狀況可謂不同群體在這裏身處平行時空而不自知，鄭經翰是香港的精英，但他可能活在以往的時空，沒有察覺到「時移世易」，看不見香港今天的情況與他想像中或身處的「黃金歲月」已經相差甚遠。他對「我們」這個「隨心所欲」的「自由市場經濟體」所發出的感嘆源自於憂慮中央政府的干預，而不是社會現時的衝突，因為他知道，社會衝突或香港政府不會改變這個「隨心所欲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只有中央政府的干預才可能使這種改變發生，甚至是經此一役就結束。

鄭經翰的評價非常中肯，確實如此。

香港雖號稱奉行「自由經濟」，但其實大多數人只關注境內、境外商品流通和進出口的自由，思維仍然停留在「自由港」的想像。（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為什麼社會衝突和香港政府都無法改變香港的困局？因為香港社會不存在對香港深層次問題的共識，香港政府更是既得利益結構的持份者和保護傘，不會打破自己的金飯碗，更遑論推動「結構改革」。既然如此，徹底信奉並享受着自由放任經濟提供利益的群體為什麼要擔憂香港會自己改變既有格局？當然，大家都沒有想像到這一次反修例衝突會激發中央政府的介入，在過程中會對大企業如此不客氣，當中亦呈現了中央對香港的穩定重視到不惜打破現有的經濟運行傳統。其實，如果中央意識到香港的深層次結構困局如此嚴重，它會出台更為「激進」的政策，香港的既得利益結構將會首當其衝。只可惜這些大企業對香港的深層次挑戰一直視而不見，只顧自己賺錢，香港政府又鼠目寸光，根本不願意看見亦不考慮其他持份者的利益，才會讓局面發展到如此地步。

香港的既得利益結構就是改革的對象——要達到這種共識，首先是要社會對香港的深層次結構困局有所掌握。當示威者為了維持示威的動能，將焦點放到警權，甚至水貨客、智慧燈柱、無理解僱、性騷擾、警犬權益、過期催淚彈等議題上，很可能就是自己將焦點轉移，繼續在表象議題上打轉，對深層次結構和既得利益格局視而不見，甚至是不願意對自由放任經濟進行指責。這樣的訴求就是線性的，根本沒有提出結構層面的質問，亦無法將警覺延伸到解決核心問題。

事實上，中央政府至今的干預只是一種對既得利益群體的「輕敲碎打」，頂多就是不太給大商家面子。當更多香港人無法接受大企業的「隨心所欲」，社會衝突不再只是朝向政府，還包括這些大企業，這種市民的反噬遲早會讓香港的企業環境徹底改變，到時候，代表既得利益發言的社會精英會否更傾向接受中央政府的輕敲碎打？今天中央政府的動作反映了它毫無顧忌，提早讓大財團們不能「為所欲為」，同時亦解釋了市民至今依然有所顧忌，不習慣用階級訴求來說明問題。

7月21日，示威者向中聯辦門上的國徽掟疑似墨汁和雞蛋，國徽被塗污。(盧翊銘攝)

當「人民戰爭」指向既得利益

在同一天，練乙錚先生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提到「人民戰爭」，他認為香港近期騷亂是挑戰中國政府的專制，這種「人民戰爭」就好像當年毛澤東曾經發起的，只不過這一次是針對中共自身。練乙錚的「人民戰爭」提法很精闢，但他的認識或許只流於表象，甚至搞錯對象。驟眼看來，香港現時的社會衝突似是針對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那是因為大家將焦點放到修訂《逃犯條例》上。如果只是這樣，事情就比較簡單，但卻解釋不了為什麼港府已經終止修例，中央亦認同其做法，示威者達到了目的，騷亂卻依然持續？

大多數人都會同意示威者「醉翁之意」，因為更深層次的矛盾並沒有解決，怨氣與怒氣都未消，因而社會動亂將會層出不窮。不論是「和平佔中」，還是「魚蛋革命」、「反修例」，都只是「藉口」，關鍵是如果產生怨氣、繼而轉換成怒氣的環境沒有改變，騷亂就不會停止。當大家意識到「人民戰爭」的矛頭，開始直面深層次矛盾，挑戰的將會是既得利益群體與結構，到時候鼓吹自由放任經濟的專家學者，包括練乙錚和鄭經翰，不知道他們有否想像過「人民戰爭」的對象又將會是誰？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憤怒的人民可能會一時衝動，但不會長時間錯誤指向，正所謂「冤有頭、債有主」，香港政府為什麼會失去市民的信任，歸根究柢是錯誤認識經濟發展的意義，以為支持商界就支持了經濟發展，沒有意識到經濟是為了服務市民的福祉，如果商界在獲得支持之後沒有讓市民得益，就必須改革。事實證明對商界的放任支援只會製造社會衝突，甚至不符合商界長遠利益，更遑論服務市民。練乙錚的「人民戰爭」論述正中時弊，但如果他以為抗爭對象就是專制的中共，顯然是被運動的表象所蒙蔽，沒有認識到衝突的結構性緣由。

中央政府以往認為「一國兩制」就是「井水不犯河水」，香港政府與商界就能夠保證香港的整體發展和社會的公平正義，結果是鼓勵了「官商共治」，甚至異化為「官商勾結」時不自知，糟蹋了香港的優良經濟環境，鞏固了源自殖民地時期的既得利益結構，讓香港社會身陷嚴重的深層次結構矛盾之中。然而，中央政府是一個習慣了改革的機構，當它意識到問題，甚至可以「刀刃向內、自我革命」，四十年前的改革開放就是最佳案例，習近平在十八大之後的強勢反腐更是典型的「自我革命」。

香港的商界可以如此「自我革命」嗎？香港的官員可以「自我革命」嗎？當社會矛盾惡化，但為政者不思改革，某些人的「黃金歲月」就成為其他人的「人間煉獄」，「人民戰爭」的對象可能就會朝向「官商勾結」的深層次結構。只有適時實施「結構改革」，直面既得利益格局，針對深層次矛盾，香港的問題才有機會真正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