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坐日本JR列車，從東京到小金井區約四十分鐘車程。被伊斯蘭國（IS）極端組織斬首的日本記者後藤健二的母親就是住在這裏。
兒子剛被殺害後，健二媽媽石堂順子眼中只有淚水。這陣子她身體不好，昨天還在醫院。聽到殺害愛兒的劊子手真正身份曝光後，她簡略透過繙譯對本報說：「聽說黑衣人是個操倫敦口音的英國人，才二十多歲，希望他轉變過來，不要再做那種兇殘的事。不要讓世界上再增添失去親人、充滿悲傷的家庭。」
順子是個溫柔的媽媽。二月十五日那天，記者站在她為兒子健二設置的靈壇前默想，心裏無法解釋順利來到這裏的原因。在他帶着笑容的遺照前，只記得，要來這裏的理由。
屋外，還是跟中午剛來時候一樣陽光燦爛。當時順子穿着簡便衣服，跟在路邊推單車經過的鄰人說話，接受對方慰問。冬日陽光下的空氣仍然很冷，她轉身看到來訪的記者，禮貌微笑着伸出雙手問好，握下去，是一陣冰涼。
「健二過世後，你還堅持他追求世界和平的願望，不以暴易暴，令人感動」。記者三小時後回來順子家裏訪問，透過繙譯向友善的健二媽媽解釋不請自來原因。她笑着感謝記者千里而來。世界大局、大國權力以外，卑微無力的人，千千萬萬，心裏一念，總有千斤力。靈壇前有一幅健二小學時候畫的畫像，充滿快樂色彩，還有一本他寫關於十歲阿富汗女孩Mariam苦苦求學的著作《假如能夠上學》（二○○九年出版）。
兒子剛被殺害後，健二媽媽石堂順子眼中只有淚水。這陣子她身體不好，昨天還在醫院。聽到殺害愛兒的劊子手真正身份曝光後，她簡略透過繙譯對本報說：「聽說黑衣人是個操倫敦口音的英國人，才二十多歲，希望他轉變過來，不要再做那種兇殘的事。不要讓世界上再增添失去親人、充滿悲傷的家庭。」
順子是個溫柔的媽媽。二月十五日那天，記者站在她為兒子健二設置的靈壇前默想，心裏無法解釋順利來到這裏的原因。在他帶着笑容的遺照前，只記得，要來這裏的理由。
屋外，還是跟中午剛來時候一樣陽光燦爛。當時順子穿着簡便衣服，跟在路邊推單車經過的鄰人說話，接受對方慰問。冬日陽光下的空氣仍然很冷，她轉身看到來訪的記者，禮貌微笑着伸出雙手問好，握下去，是一陣冰涼。
「健二過世後，你還堅持他追求世界和平的願望，不以暴易暴，令人感動」。記者三小時後回來順子家裏訪問，透過繙譯向友善的健二媽媽解釋不請自來原因。她笑着感謝記者千里而來。世界大局、大國權力以外，卑微無力的人，千千萬萬，心裏一念，總有千斤力。靈壇前有一幅健二小學時候畫的畫像，充滿快樂色彩，還有一本他寫關於十歲阿富汗女孩Mariam苦苦求學的著作《假如能夠上學》（二○○九年出版）。
靈壇前有一本他寫關於十歲阿富汗女孩Mariam苦苦求學的著作《假如能夠上學》。
「這只是其中一冊，他還有很多著作，裏面包含健二對小孩子的關愛，和他愛好和平的想法。我每回都五六冊、五六冊的買回來放在家裏，每次都給來訪者送一冊，現在只剩這一冊《假如能夠上學》，也只能送你這一冊」。健二的著作還包括內戰掙扎求存的家庭故事《盧旺達的禱告》、講述愛沙尼亞的《在愛滋病村莊出生》和《我們想要和平，不要鑽石》。《鑽石》一書記述戰爭衝突裏兒童的生活情況，獲第五十三屆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兒童出版文化獎。
講和平，是繼續活在文明，不受殘暴威脅的有力武器。最遼闊疆界在心，不在語言文化國度。自私、只顧自己的人，避到哪裏都不會感到安全。順子叮囑記者一定要把健二的書看完。
「一定，一定。」記者回應母親。今年一月十七日剛好七十八歲的順子，看着頭髮、皮膚與眼睛都一樣顏色的記者，說要做好朋友。和善心相，是語言以外的溝通。取得中醫氣功推拿師資格的順子，以往曾到北京進修中醫藥課程。她深慕中國文化，學習書道，大門入口放了幾幅日本著名書法家寫的字，包括一個愛字。
在順子的教導下，後藤健二是這樣長大的：在遠遠的七十年代初，一九六七年生的健二，在幼兒園放學。「他頭腦聰明，是個調皮的孩子。送他去坐幼兒園巴士，下車卻突然找不着他，回頭一看，原來他藏在小樹叢裏，等別的小朋友都進去了，才偷偷摸摸地站了出來」。母親知道他從小就跟別人不一樣，是個勇敢有主見的男孩，心底裏，很體貼朋友。「我以前從事私塾輔導別的孩子，因為經常要把他獨留家中，所以總是留下豐盛的點心，讓他和其他小朋友們一起分享，也許對他有一些影響吧」。小健二不挑吃，媽媽做甚麼菜就吃甚麼菜。
「他喜歡做一點小吃或烹飪嗎？」
「那倒沒有。他喜歡和小朋友們玩，當孩子王，帶着孩子們到處們亂跑。所以，我對他說：『不要一個人吃東西呀！』放零用錢的時候，也都盡量多放一些，要他跟小朋友們一起分享」。健二是個陽光男孩，從小喜愛體育，愛逗人笑，也有靜下來思考的時刻。
「他小時候已經喜歡寫東西，性格充滿正義感，除了這次救人質事件，他寫的書，都愛把境遇不好的人變成寫作焦點。那些正義的故事，我都不能一一記得着了」。每次順子在家接受訪問，第二任丈夫石堂總是靜靜陪伴在側，有需要時協助解釋。
講和平，是繼續活在文明，不受殘暴威脅的有力武器。最遼闊疆界在心，不在語言文化國度。自私、只顧自己的人，避到哪裏都不會感到安全。順子叮囑記者一定要把健二的書看完。
「一定，一定。」記者回應母親。今年一月十七日剛好七十八歲的順子，看着頭髮、皮膚與眼睛都一樣顏色的記者，說要做好朋友。和善心相，是語言以外的溝通。取得中醫氣功推拿師資格的順子，以往曾到北京進修中醫藥課程。她深慕中國文化，學習書道，大門入口放了幾幅日本著名書法家寫的字，包括一個愛字。
在順子的教導下，後藤健二是這樣長大的：在遠遠的七十年代初，一九六七年生的健二，在幼兒園放學。「他頭腦聰明，是個調皮的孩子。送他去坐幼兒園巴士，下車卻突然找不着他，回頭一看，原來他藏在小樹叢裏，等別的小朋友都進去了，才偷偷摸摸地站了出來」。母親知道他從小就跟別人不一樣，是個勇敢有主見的男孩，心底裏，很體貼朋友。「我以前從事私塾輔導別的孩子，因為經常要把他獨留家中，所以總是留下豐盛的點心，讓他和其他小朋友們一起分享，也許對他有一些影響吧」。小健二不挑吃，媽媽做甚麼菜就吃甚麼菜。
「他喜歡做一點小吃或烹飪嗎？」
「那倒沒有。他喜歡和小朋友們玩，當孩子王，帶着孩子們到處們亂跑。所以，我對他說：『不要一個人吃東西呀！』放零用錢的時候，也都盡量多放一些，要他跟小朋友們一起分享」。健二是個陽光男孩，從小喜愛體育，愛逗人笑，也有靜下來思考的時刻。
「他小時候已經喜歡寫東西，性格充滿正義感，除了這次救人質事件，他寫的書，都愛把境遇不好的人變成寫作焦點。那些正義的故事，我都不能一一記得着了」。每次順子在家接受訪問，第二任丈夫石堂總是靜靜陪伴在側，有需要時協助解釋。
順子說，健二因為喜愛美式足球，在東京法政大學畢業後，到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但如何成為戰地記者她是不太了解。出生於宮城縣仙台巿的健二，在二○一一年三．一一地震後，也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石卷巿及氣仙沼巿當記錄員。以往，不論健二到伊拉克還是到敍利亞出差，都不會清楚告訴媽媽。
「他總是說『出差一個星期左右』，完全不管我這個媽媽（笑）……他從來不具體說到哪裏去，一定是怕我會說『不要去了』，怕我擔心吧。我想他首先是怕我阻止他去。他當然也想到那些地區的孩子們了，但我何嘗不也是一位擔心自己孩子的母親呢？」天下母親的心，容易逗，容易傷。
「要是知道這次目的地，你會反對嗎？」
「會反對的。直率地說，我會反對的。『你一個人去，又能解決甚麼問題呢？』」跟之前傷心欲絕對照，這次訪問，她總是保持得體的笑容，克制情緒。
「請恕我問一個問題。」要進入別人的傷心地，對雙方都是困難的。
「請說。」她總是禮貌待人。
「我們看到健二跪在劊子手旁，心裏都難過透了，你有何感受？」一對日本人臉孔，在劊子手兩旁沉默着，看的人無能為力？還是麻木不仁？順子沉默近十秒，像走到那個遠方的影像裏頭。其實，任何一個人都可能曾經想像自己是健二。
「如果我是健二，那邊是湯川，中間是黑衣人。在那種時刻，我雖然不知道健二會怎麼想，但如果換了我，我會有思想準備，會看得透徹的」。像只有空氣的聲音，她說得特別沉寂，特別慢，像走到遠方去了。
「你想他會害怕嗎？」
「那種場面，換做我的話，我想我不會害怕，因為已看透了」。她重複着，重重的沉在自己的思想裏。像在懸崖邊緣，下一步，都看得很清楚了，害怕不害怕，都在意志。順子認為，既然為家人作好思想準備，害怕、恐懼，都置諸度外。這就是「覺悟」的感覺了。
日本外國記者會會長Lucy Birmingham在健二被害前，為順子召開記者會。她對順子追求和平很認同，但部份日本人卻感覺順子的說話有點奇怪。看歷史，誰沒想一下南京大屠殺被日軍斬首的中國人、二戰被吊死的猶太人、波斯尼亞被屠殺的男丁，對一切等待死亡的無辜受害者，我們若都有一刻易地而處，就不會輕輕放開追求和平的勇敢。
順子認為，兒子看透一切，也很清楚自己行動的理由，才會毫無二致的去到那裏，豁出自己的生命。雖然不能解決問題，但多少會讓更多人關心。「因為他是為了救助被扣押人質湯川才去的，那時他認為自己對當地比較熟悉，能（用英語）溝通，湯川因為語言不通，難以解釋自己是來自民間。健二從沒想到自己也會被殺害，他認為通過談判會解救湯川；然後，自己再和對方進行交涉」。有一種想法，健二是期待通過日本政府與地方之間交涉，並相信國家會營救自己。
「因為心裏有愛，才會看得透徹？」
「我想，如果沒清晰目標，他是不會這樣做的。犧牲自己雖然不會消除今後這種（恐怖主義）問題，但會給人啟示。歸根究柢，他也是作好了精神準備。所以那時他會在心中念及妻子和孩子的名字吧……這麼說起來，我就忍不住想哭了。一想到當時健二的心情……對不起。我有點不好受，（記者：是我對不起。）他當時一定會想到出生不久的孩子和太太。現在我反而可以安慰在天之靈，向健二說，有這千里迢迢來看我們的三位朋友。多謝多謝」。
「他總是說『出差一個星期左右』，完全不管我這個媽媽（笑）……他從來不具體說到哪裏去，一定是怕我會說『不要去了』，怕我擔心吧。我想他首先是怕我阻止他去。他當然也想到那些地區的孩子們了，但我何嘗不也是一位擔心自己孩子的母親呢？」天下母親的心，容易逗，容易傷。
「要是知道這次目的地，你會反對嗎？」
「會反對的。直率地說，我會反對的。『你一個人去，又能解決甚麼問題呢？』」跟之前傷心欲絕對照，這次訪問，她總是保持得體的笑容，克制情緒。
「請恕我問一個問題。」要進入別人的傷心地，對雙方都是困難的。
「請說。」她總是禮貌待人。
「我們看到健二跪在劊子手旁，心裏都難過透了，你有何感受？」一對日本人臉孔，在劊子手兩旁沉默着，看的人無能為力？還是麻木不仁？順子沉默近十秒，像走到那個遠方的影像裏頭。其實，任何一個人都可能曾經想像自己是健二。
「如果我是健二，那邊是湯川，中間是黑衣人。在那種時刻，我雖然不知道健二會怎麼想，但如果換了我，我會有思想準備，會看得透徹的」。像只有空氣的聲音，她說得特別沉寂，特別慢，像走到遠方去了。
「你想他會害怕嗎？」
「那種場面，換做我的話，我想我不會害怕，因為已看透了」。她重複着，重重的沉在自己的思想裏。像在懸崖邊緣，下一步，都看得很清楚了，害怕不害怕，都在意志。順子認為，既然為家人作好思想準備，害怕、恐懼，都置諸度外。這就是「覺悟」的感覺了。
日本外國記者會會長Lucy Birmingham在健二被害前，為順子召開記者會。她對順子追求和平很認同，但部份日本人卻感覺順子的說話有點奇怪。看歷史，誰沒想一下南京大屠殺被日軍斬首的中國人、二戰被吊死的猶太人、波斯尼亞被屠殺的男丁，對一切等待死亡的無辜受害者，我們若都有一刻易地而處，就不會輕輕放開追求和平的勇敢。
順子認為，兒子看透一切，也很清楚自己行動的理由，才會毫無二致的去到那裏，豁出自己的生命。雖然不能解決問題，但多少會讓更多人關心。「因為他是為了救助被扣押人質湯川才去的，那時他認為自己對當地比較熟悉，能（用英語）溝通，湯川因為語言不通，難以解釋自己是來自民間。健二從沒想到自己也會被殺害，他認為通過談判會解救湯川；然後，自己再和對方進行交涉」。有一種想法，健二是期待通過日本政府與地方之間交涉，並相信國家會營救自己。
「因為心裏有愛，才會看得透徹？」
「我想，如果沒清晰目標，他是不會這樣做的。犧牲自己雖然不會消除今後這種（恐怖主義）問題，但會給人啟示。歸根究柢，他也是作好了精神準備。所以那時他會在心中念及妻子和孩子的名字吧……這麼說起來，我就忍不住想哭了。一想到當時健二的心情……對不起。我有點不好受，（記者：是我對不起。）他當時一定會想到出生不久的孩子和太太。現在我反而可以安慰在天之靈，向健二說，有這千里迢迢來看我們的三位朋友。多謝多謝」。
「戰爭是甚麼？為何要我兒子死去？」阿富汗媽媽的傷心詰問，在健二心中縈繞。
在陌生人面前，想哭的時候，卻笑了，這是一種最無奈的掩飾。順子不時在笑，講到兒子的最後時刻，她沒有笑，變得沉靜，努力說，直至說不下去，才起來跟記者及繙譯各人一一握手，並且再次提醒記者好好讀健二的書。
「看到最後影像（斬首後），我們都很難過。作為母親會不會有最後的祈禱？」
「最後的影像我沒有看。」順子說。石堂先生補充：「我們無法相信，無法理解。那種國家也常會用影像加工，反正我們當時沒辦法相信。」
「後事怎樣辦？」
「處刑後，媽媽（順子）是相信了，到現在心理上還沒完全接受。知道是被處刑，相信是相信，但接受是不一樣的」，石堂說。當時間過去，健二的消息沒有了，遺體也沒有運回來，很多人都來慰問，母親接受了死訊。「幾乎每天都有訪問，有日本的，有外國的，還有很多預約採訪。今天正好沒有人來，我們原準備輕鬆一下」。但順子卻說客人來得合時，她總不讓人心裏不好受。
現在，母親每晚都會在二樓跟兒子的照片作心靈對話。「比如我今天晚上會向健二說，今天有遠道而來的三位客人來看我，這是多好的事情」。
常照顧朋友的兒子，冥冥中，為母親招來無數陌生朋友，自一月三十一日健二被斬首消息公佈，在東京從事住宅配電服務的青年江波戶正樹，連續第三個星期天來探順子。他第一次來的時候，對剛失去兒子的順子說：「我是代替你兒子來看你的。」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我們得去了解。惟有愛，難以解釋。
眼前一個輪廓深刻，像帶點異族血統的日本青年，穿着簡單冷外衣，走進石堂家，溫文和善，像是家庭一分子。正樹對記者說：「其實我剛開始時並不是慰問兩位老人家的，因為看到健二那種情况，自己想替代健二，求他們（伊斯蘭國組織）釋放他，可能也是一種鹵莽的行為吧。」
真實世界裏的正樹沒能完成去救一個救人者的心願。大時代經典小說成人之美、慷慨赴義的角色，一瞬即逝，卻令人低迴。只有這一類人物，讓人明白好心不是等待好報，它是把高尚的精神推到極點。
回到香港，記者透過日文繙譯黃思賢，把一百三十多頁日文版《假如能夠上學》全書讀完。她對記者說出後藤健二採訪的故事。二○○一年秋天，後藤健二到阿富汗採訪一個被美軍誤炸的受害家庭。二十二歲長子在轟炸中死亡，留下沒有受過教育的媽媽及幾個四歲至十五歲的弟妹。健二因為看到十歲妹妹Mariam呆呆抱着四歲弟弟站在瓦礫裏，被可愛又可憐的阿富汗女孩深深感動，二○○二年多番來回，全年跟進她一家的故事。幾經辛苦，找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贊助她入讀當地一間學校。開課當天，還特意跟着歡天喜地的Mariam與全校一千個學童開學，「雖然課室裏沒有足夠坐位，粉筆不夠，文具書簿不齊全，但所有學生還是很高興能夠上學」。誰知幾星期後，健二回來看小女孩，發覺她第三天就沒有再上學。「因為老師說年紀太小的孩子不應上學」，但小女孩拿出幾本破舊的拍子簿，裏面寫着密密麻麻的自修功課，健二再受感動，帶她回學校找校長商量。最後事情搞清楚，原來小女孩把老師原話誤解，老師訓勉，若果同學像個小豆丁不盡心盡意學習，就不應該回來學校。結果校長先生准許Mariam重新上學。
經常到處採訪的健二，有時身處阿富汗高級酒店商場區域，看着戰後歌舞昇平的虛假生活，會慨嘆日本以至國際社會的真正救援應放在純經濟發展還是人民實際生活？國家元首、政治家都說要鏟除暴力，但見當時密密麻麻一天增加六十個家庭（約四百二十人）的難民營，阿富汗在不穩定政局裏，幾萬至幾十萬的難民數目不斷增加，甚麼叫和平？甚麼叫法治？這些連一支鉛筆都不能給孩子的家庭，根本看不到明天。Mariam的媽媽，長子被美軍無辜炸死，補償金只有可恥的七百日圓（現在約是四十五港元）。戰爭讓人命如此下賤。傷心的阿富汗母親曾不停對健二說：「為何要我兒子死去？為何要我兒子死去？這是為了甚麼？」健二也曾想像，這位長子在死亡邊緣時的心境：「他會否想起家人，想起他的工作，或是仇恨戰爭？」
「戰爭是甚麼？為何要我兒子死去？」阿富汗媽媽的傷心詰問，縈繞心中。能到戰爭地區採訪，健二很感謝與他出生入死的繙譯，也感謝家人，明白他們擔心自己安危健康。「我要從心裏告訴女兒，我是何等愛你。還有，以藝術文化把女兒教導得如此佳美的母親」。健二共有三個女兒。
這時，電話裏像失去聲音似的，嫁給日本人的黃思賢，激動落淚，為健二被部份日本人誤解感到難過。或許有些人不明白健二何故犯險，其實，他本來就長期針對戰爭苦難攝製紀錄片及記錄文字，背後有偉大的人道精神。健二，永遠是個不一樣的孩子。
為何要我兒子死去？戰爭與和平裏的人，母親與非母親，都應該思考。
記者：冼麗婷 攝影︰
謝榮耀 
「看到最後影像（斬首後），我們都很難過。作為母親會不會有最後的祈禱？」
「最後的影像我沒有看。」順子說。石堂先生補充：「我們無法相信，無法理解。那種國家也常會用影像加工，反正我們當時沒辦法相信。」
「後事怎樣辦？」
「處刑後，媽媽（順子）是相信了，到現在心理上還沒完全接受。知道是被處刑，相信是相信，但接受是不一樣的」，石堂說。當時間過去，健二的消息沒有了，遺體也沒有運回來，很多人都來慰問，母親接受了死訊。「幾乎每天都有訪問，有日本的，有外國的，還有很多預約採訪。今天正好沒有人來，我們原準備輕鬆一下」。但順子卻說客人來得合時，她總不讓人心裏不好受。
現在，母親每晚都會在二樓跟兒子的照片作心靈對話。「比如我今天晚上會向健二說，今天有遠道而來的三位客人來看我，這是多好的事情」。
常照顧朋友的兒子，冥冥中，為母親招來無數陌生朋友，自一月三十一日健二被斬首消息公佈，在東京從事住宅配電服務的青年江波戶正樹，連續第三個星期天來探順子。他第一次來的時候，對剛失去兒子的順子說：「我是代替你兒子來看你的。」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我們得去了解。惟有愛，難以解釋。
眼前一個輪廓深刻，像帶點異族血統的日本青年，穿着簡單冷外衣，走進石堂家，溫文和善，像是家庭一分子。正樹對記者說：「其實我剛開始時並不是慰問兩位老人家的，因為看到健二那種情况，自己想替代健二，求他們（伊斯蘭國組織）釋放他，可能也是一種鹵莽的行為吧。」
真實世界裏的正樹沒能完成去救一個救人者的心願。大時代經典小說成人之美、慷慨赴義的角色，一瞬即逝，卻令人低迴。只有這一類人物，讓人明白好心不是等待好報，它是把高尚的精神推到極點。
回到香港，記者透過日文繙譯黃思賢，把一百三十多頁日文版《假如能夠上學》全書讀完。她對記者說出後藤健二採訪的故事。二○○一年秋天，後藤健二到阿富汗採訪一個被美軍誤炸的受害家庭。二十二歲長子在轟炸中死亡，留下沒有受過教育的媽媽及幾個四歲至十五歲的弟妹。健二因為看到十歲妹妹Mariam呆呆抱着四歲弟弟站在瓦礫裏，被可愛又可憐的阿富汗女孩深深感動，二○○二年多番來回，全年跟進她一家的故事。幾經辛苦，找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贊助她入讀當地一間學校。開課當天，還特意跟着歡天喜地的Mariam與全校一千個學童開學，「雖然課室裏沒有足夠坐位，粉筆不夠，文具書簿不齊全，但所有學生還是很高興能夠上學」。誰知幾星期後，健二回來看小女孩，發覺她第三天就沒有再上學。「因為老師說年紀太小的孩子不應上學」，但小女孩拿出幾本破舊的拍子簿，裏面寫着密密麻麻的自修功課，健二再受感動，帶她回學校找校長商量。最後事情搞清楚，原來小女孩把老師原話誤解，老師訓勉，若果同學像個小豆丁不盡心盡意學習，就不應該回來學校。結果校長先生准許Mariam重新上學。
經常到處採訪的健二，有時身處阿富汗高級酒店商場區域，看着戰後歌舞昇平的虛假生活，會慨嘆日本以至國際社會的真正救援應放在純經濟發展還是人民實際生活？國家元首、政治家都說要鏟除暴力，但見當時密密麻麻一天增加六十個家庭（約四百二十人）的難民營，阿富汗在不穩定政局裏，幾萬至幾十萬的難民數目不斷增加，甚麼叫和平？甚麼叫法治？這些連一支鉛筆都不能給孩子的家庭，根本看不到明天。Mariam的媽媽，長子被美軍無辜炸死，補償金只有可恥的七百日圓（現在約是四十五港元）。戰爭讓人命如此下賤。傷心的阿富汗母親曾不停對健二說：「為何要我兒子死去？為何要我兒子死去？這是為了甚麼？」健二也曾想像，這位長子在死亡邊緣時的心境：「他會否想起家人，想起他的工作，或是仇恨戰爭？」
「戰爭是甚麼？為何要我兒子死去？」阿富汗媽媽的傷心詰問，縈繞心中。能到戰爭地區採訪，健二很感謝與他出生入死的繙譯，也感謝家人，明白他們擔心自己安危健康。「我要從心裏告訴女兒，我是何等愛你。還有，以藝術文化把女兒教導得如此佳美的母親」。健二共有三個女兒。
這時，電話裏像失去聲音似的，嫁給日本人的黃思賢，激動落淚，為健二被部份日本人誤解感到難過。或許有些人不明白健二何故犯險，其實，他本來就長期針對戰爭苦難攝製紀錄片及記錄文字，背後有偉大的人道精神。健二，永遠是個不一樣的孩子。
為何要我兒子死去？戰爭與和平裏的人，母親與非母親，都應該思考。
記者：冼麗婷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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