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香港特色資本主義」？
撰文：于品海
香港人有很強的制度優越感，因為歷史上相對內地和其他亞洲地區，香港是富裕的，而且是西式的、現代的，這種優越感在今天顯然不再合理。改革開放使內地發生根本變化，香港的比較優勢不再一樣。回歸之後，特別經過「沙士」（SARS）一役，香港的衰敗開始顯現，甚至需要內地幫助擺脫困境，北京奧運以及持續的經濟成就讓香港意識到內地的強勢崛起，局面已經翻轉。可惜，這些都沒有提醒香港人注意身處的結構困局，更沒有意識到曾經的優勢只是相對的，而且是階段的，因而也沒有看見它的結構缺陷。美國次按風暴引發金融海嘯之後，包括香港在內多數發達經濟體的資產泡沫持續擴大，它直接削弱了香港市民的消費力。由於收入停滯不前，情況快速惡化，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開始感受到內在和外部兩種壓力的匯流。加上中國與西方兩種文明的衝突激化，意識形態作用放大，讓生存在夾縫中的香港不自覺地捲入了一場文明戰爭。如何擺脫困局，成為香港人的共同追問。
要研究香港今天身處的困局，無法不首先了解香港的制度背景，以及它的歷史沿革。鄧小平在思考內地與台灣如何統一時，考慮到兩岸中國人長時期在不同的生活環境成長，沒有必要強制任何人改變原來的生活方式，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解決了思想上、認識上的障礙，但他並沒有給出如何實施的具體方法。香港回歸是「一國兩制」構想第一次落實，這本身就說明它在實踐中可能遇到困難。更可惜的是這個構想沒有被很好演繹和說明，誤導了香港人錯誤認識「五十年不變」的意思，沒有對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做任何改革的思考，讓香港蹉跎了歲月，陷入了今天的困境。
「一國兩制」是發展中的概念，不存在一套行之有效的、健全的制度與理論，在不同情況下它可以有不同的形式與發展軌迹。（資料圖片）
「一國兩制」是發展中的概念，不存在一套行之有效的、健全的制度與理論，在不同情況下它可以有不同的形式與發展軌迹。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認識集中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上，但對此的了解又是混亂和膚淺的，根據個別政治偏見而各取所需，沒有從制度建設和社會共識上了解它如何影響香港人的生活。
最可惜的是大多數人將「兩制」之間的「差異」誤解為「對立」，以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還停留在冷戰中，忘記了社會主義中國和資本主義西方每年都有過萬億美元的貿易和其他經濟往來。在它遮蔽下香港人未去批判認識自己經濟的制度缺陷，不知道「五十年不變」不是指經濟結構的一成不變。這種保守思想只會有利於既得利益結構，讓他們繼續壟斷香港的經濟成果，獨佔內地高速發展的紅利，而弱勢群體在毫無批判能力的情況下，甚至會以為「一國兩制」包括保護官商共治的殖民地制度。一些人在政治衝突中更提出香港獨立或重新歸屬英國等荒謬口號，這又是對「一國兩制」缺乏認識的另一種表現。這種誤解只會引發對香港穩定的衝擊，甚至扭曲了大家對香港問題的認識。
其實，如何在「兩制」框架內改革香港的資本主義才是關鍵的命題。「一國兩制」是樸素的哲學思維，源自中共「實事求是」思想。這種思想解決了中國歷史上遭遇的各種挑戰，當年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後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都建立在同一種哲學認識之上。「一國兩制」並非「一國」、「兩制」兩種獨立概念的堆砌，它是統一的，相互作用，合二為一。沒有「一國」就根本不會有「兩制」，「兩制」的互動是「一國」之內的互動，而不是任何其他政治實體之間的互動。同樣地，因為「一國」的事實，就有了「全面管治權」的前設，才能有權賦予「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兩者之間的從屬關係顯而易見。
更嚴重的誤解是大多數人不理解「五十年不變」是指「一國兩制」不變，但不是指香港行使的資本主義制度僵化和教條地維持着，更不是要求香港延續港英殖民地政府的政策，不需要反思與改革。「五十年不變」是回應香港社會當時普遍存在對內地那一制缺乏信心而引致的擔憂和焦慮。
對比深圳崛起和後來居上的新加坡，香港應該知道自己的錯誤所在。（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香港是一座具有競爭力的國際城市，它同時還是一個獨立關稅區，有着自己的貨幣，在中國改革開放、制度建設和未來發展中扮演過、並且將繼續扮演重要角色。隨着內地經濟體量成長，不少城市的經濟規模將會超越香港，但並不會因此取代實行「另一制」的香港之於中國的特殊作用。然而，如果以為香港是無敵的，那只是癡人說夢；如果不努力，不改革，以為香港就會持續發展，更是愚不可及。香港人很懂得「龜兔賽跑」的故事，對比深圳崛起和後來居上的新加坡，應該知道自己的錯誤所在。
「港人治港」是指擺脫英國的殖民地統治之後，能成功管理和發展香港，而不是用它來拒絕與內地的共融和交往。香港人判斷「港人治港」是否成功時，首先應該檢視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情緒地指摘與內地的關係，更不要從中央政策中尋找香港失敗的「替罪羊」。很可惜，事與願違，尋找「替罪羊」的想像竟然延續了十多年。「自由行」是中央的「救港」政策，當遊客太多但大部份香港人未能雨露均霑其中的利益，要追究的是香港政府，因為它沒有做好城市規劃和資源管理，讓利益被地產商和大型零售企業獨佔。因為一些政客的無知和煽動，不少人的怨氣竟然發洩在大陸遊客身上，甚至上綱上線指摘中央借此殖民香港；當資產出現泡沫，樓價上升，大家竟然不去怪罪美國的量化寬鬆（QE），更沒有怪責港府做不好住房需求與供應管理，反而說內地人將房價炒高，甚至是內地的單程證移民過多。荒謬至此，讓人瞠目結舌。深圳市接收的「移民」更多，樓價過去十年的升幅比香港更大，卻沒有這種怨氣，為什麼？還不是因為深圳政府對住房供應有適當管理，同時深圳人的收入提升速度亦足以應付。
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誤解源自惡劣的鴕鳥心態，以為自己的制度真的如此無敵，發生了問題都只會是別人的錯。當然，中央也不是沒有責任，如果它在回歸後不是用消極的「一國兩制」來對待香港，更早更好掌握香港問題的結構性，更自信地建立積極的「一國兩制」，更堅定要求內地相關部門依法處理涉港議題，而不是任由銅鑼灣書店的越境執法事件發生，在均衡聯繫社會各個階層的同時，責成香港政府全力破解香港的深層次結構困局，嚴肅否定香港既得利益群體的自私，啟動改革，就能避免近年的政治災難，還會更好推動香港的發展及人心的回歸。
因為一些政客的無知和煽動，不少人的怨氣竟然發洩在大陸遊客身上。（資料圖片）
香港的既得利益結構 與深層次結構矛盾
什麼是香港的既得利益結構？跟所有發達經濟體一樣，香港市民創造的財富一直根據某種社會結構進行分配。在以往的輕工製造業時期，低下階層還能夠多分得一些，足以為自己和孩子的未來提供「想像」。過去三十多年情況發生變化，經濟結構逐步被扭曲，讓更大比例的財富轉移到金融和地產領域，它們提升了經濟規模，卻沒有改善經濟的生產效率，更不會讓大部份市民受益。香港的產業結構變得單一，旅遊、零售、餐飲、交通、市政等低效率服務產業聘用了最多勞動者，加上資產泡沫擴大，地產成本快速上升，直接擠壓大多數市民的可支配收入，打工仔能夠分到的利益愈來愈少。這就製造了極為畸型的社會既得利益結構，它是一種完全有利於資本和資產擁有者的不公平分配結構，政府與制度成為這種結構的維護者。
既得利益結構是香港深層次結構的一部份，是深層次結構矛盾的衍生結果。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應該從三個方面去理解：首先是香港的管治團隊及主流民意錯誤認識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無法批判性地提出香港經濟今天需要的施政舉措，更缺乏管理社會轉型的產業與分配認識；其次是錯誤定義政府在經濟的角色與作用，連基本責任是要保護最大多數人利益的原則都欠奉；第三是錯誤理解香港在區域與全球經濟發展的角色與關係，更未能學會如何與周邊經濟的競爭與合作，閉門造車，縱容產業結構逐步變形，無法支撐公平的分配，甚至對香港的發展缺乏視野、對危機缺乏警覺。
深層次結構矛盾是指改變無法通過某個政策或人事的變動來達到，也就是俗語所說，必須動大手術才能挖掘到問題本身和改變它。中國在文化大革命之後的改革開放就是歷史上最典型的深層次經濟結構改革。以房屋供應為例，香港政府沒有建設更多公共房屋，解決居住需要，政府的說辭是沒有土地，但實際上是因為政府不認為自己需要像地產商一樣儲備土地，它甚至認為公共房屋不應該成為房屋供應的主要方式，以至發生曾蔭權擔任特首期間停建居屋的決定。
以房屋供應為例，香港政府沒有建設更多公共房屋，解決居住需要，政府的說辭是沒有土地。實際上呢？（資料圖片）
不是不能為，而是不願為。為什麼不願為？因為根本缺乏對問題的認識與價值認同。今年《施政報告》之前的有關應否使用《收回土地條例》的討論，就是很好的案例。所有證據都指向《條例》是為了幫助政府合法收回土地，作為提供市民的公共服務之用，然而政府堅持這樣做會遭到司法挑戰，但在反修例風波之後，一轉眼，政府和建制精英悉數同意採用《條例》收回地產商和其他閒置農地來建設公共房屋，甚至在《施政報告》中宣布找到700公頃土地作為收回對象。
這種思維定式是公務員背景的官員一直以來對工作和責任的理解。他們不只是在房屋供應上如此，在產業發展和其他社會資源配置上都是一樣，結果是房屋欠奉、產業欠奉、福利欠奉，最終是公平欠奉。古人醫病都知道「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針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就是要及時醫治並根據病灶所在和病患深淺對症下藥。對於香港的「疾病」，港府卻如歷史上的蔡桓公般根本不知道自己病之所在，最後病入骨髓，只能坐以待斃。繼續徘徊在政策的討論，只會延誤解決香港深層次結構矛盾的時機，必須建立政府應該承擔社會責任的共識，徹底改變執政思維，不再沉醉在以往放任的經濟認識上，才可能解開這個死結。
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既有其優越之處，亦有其結構缺陷，是一把雙刃劍。它的優越之處是極速放大源於生存和自利的動能，讓人能夠激發潛力，挖掘經濟潛能，如果形成良性循環，社會將整體受益。它的結構缺陷就是這種生存和自利的動能容易劍走偏鋒，失去社會關係應有的人與人屬性，異化為純粹的利益關係，也就是物與物的屬性，扭曲了經濟服務於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質，出於利益爭奪而發生的社會衝突甚至會成為常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屬於前者，後一種情況在八九十年代開始發酵，今天的社會衝突就是異化的結果，唯一偶然的是發生衝突的具體時間和引爆點。所有先進資本主義經濟體都有同樣經歷。不同經濟體用不同方法去克服困難，包括進行不同的結構改革，做得好的就如德國和新加坡、北歐一些國家，做得不好的就是美國、英國、意大利和希臘等國家，最壞的就是之前的菲律賓、埃及，和不少南美洲國家，如最近爆發嚴重社會衝突的智利。
港英時期的殖民地管治制度是香港深層次結構矛盾的「始作俑者」。圖為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資料圖片/ 盧翊銘攝）
港英時期的殖民地管治制度是香港深層次結構矛盾的「始作俑者」，回歸之後特區政府的不作為則是矛盾高速惡化的直接原因，因為一直以來，港府錯誤認識自己在經濟中的責任。香港可能是全世界發達經濟體中財政狀況最好的政府，沒有負債，財政儲備豐盛，經常性賬戶持續盈餘，這都仰賴於香港市民的勤奮、耐心和忍受能力。但公務員卻以如何服務好資本和企業來定位自己，醉心於既得利益制度的「五十年不變」，錯誤理解經濟增長之於社會發展和市民生活的作用與關係，在「兩制」掩護下，持續鞏固惡劣的「裙帶資本主義」。香港政府官員認為香港沒有什麼深層次結構困難，亦從不會反思，更意識不到缺乏公平正義是香港市民的不滿所在，這是社會衝突終於爆發的根本原因。
當然，這種情況並非不可避免，在回歸後我們如果大力改革殖民地時期的管治制度，可能會避免一劫。可惜，香港政府依然諱疾忌醫，甚至不認同問題的嚴峻性，香港受到衝擊變得理所當然。最近，香港政府官員開始討論「深層次問題」，但他們的說法反映他們似懂非懂。讓人擔心的是，如果沒有認識到問題的本質所在和嚴重程度，隨着這次危機「平息」，改革的機會或許又將被錯過，那是香港的極大不幸！反之，如果港府因為此次動盪，能進行一場刀刃向內的全面改革，找到病根對症下藥，中央也能用適當方式重建一個能認識深層次結構性問題所在、有擔當、有魄力的管治團隊，並責成其全力破解香港困局，那就可以轉「危」為「機」，變一場災難為香港涅槃重生的機會。
如果港府因為此次動盪，能進行一場刀刃向內的全面改革，找到病根對症下藥，那就可以轉「危」為「機」，變一場災難為香港涅槃重生的機會。（資料圖片／李澤彤攝）
認識香港資本主義的腐敗扭曲
香港得天獨厚，二戰之後能夠承接西方輕工產業轉移，並從內地獲取無盡的廉價勞動力，現在又身處最大發展動能的經濟體旁邊；香港既擁有專業的法治制度和人才儲備，同時具備中國人刻苦耐勞的民族特質，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從一開始，香港人口單薄和資源貧瘠，必須走完全開放的經濟模式，英國人殖民香港亦是為了借用它來擴張對華經濟。維持開放型經濟並不困難，但結果一定是外部力量容易主導內部的變化。西方經濟結構轉變，製造業轉移，香港受惠；同樣地，外部金融動盪會直接衝擊香港，不論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還是2008年的次按金融危機，都改變了香港的資產結構，輸入性資產泡沫無可避免，香港有否做過準備？特別是次按金融危機之後，香港的經濟結構明顯惡化，資產泡沫的破壞悉數浮現，結果是香港人的生活品質急速下降，社會衝突成為常態，市民的怨氣和怒氣逐步上升。
香港企業普遍受惠於八九十年代中國內地經濟的發展，地產和金融業受惠最多，但當香港經濟競爭力不斷萎縮，而中國產業在科技創新推動下進行第二波經濟擴張時，香港已經失去參與能力。一方面是夜郎自大心態使香港根本沒有意識自己已經被邊緣化，另一方面是依然沉醉在金融和地產經濟的迷思中，看不見資產泡沫和貧富差距嚴重侵蝕基層市民已經不多的利益。就好像寓言中睡在樹下的兔子一樣，不只是新加坡超過香港，連深圳亦已經超越香港。香港政府或許知道一些經濟數字，但它們說明什麼、對香港有什麼影響，官員們卻是毫無意識。如果身為外向型經濟的香港對此都毫無察覺，又如何應對外部衝擊？中國經濟的變化是世界頭等大事，美國對此的反應成為世界新聞每天的頭條，但屬於中國一部份，擁有最先進經濟經驗的香港卻視而不見、懵然不知，這有可能不是香港人自己的責任嗎？
香港依然沉醉在金融和地產經濟的迷思中，看不見資產泡沫和貧富差距嚴重侵蝕基層市民已經不多的利益。（資料圖片）
香港的資本主義是世界上最腐敗和最扭曲的資本主義，它是原教旨的資本主義，從英國血汗工廠時期到今天沒有本質上的改變，只有過局部的修正，當年港督麥理浩的社會改革就是其中一次最主要的修正。香港政府的經濟政策完全傾斜於企業與資本，信奉企業獲利之後經濟分配會發生滴漏效應，忽視政府在經濟分配中的角色與責任，甚至對經濟升級轉型完全缺乏認識和想像，是一種撒手不管的態度。香港政府的放任讓資本野蠻發展，官員們認為市場會自動調節它，修復扭曲，看不見市民和消費者因此要承受的剝削，更不會預見經濟傾斜達到崩潰地步所可能造成的社會傷害。
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是過去兩百多年共同成長的孿生兄弟。資本主義是人類進入現代社會的功臣，但亦有人說，它同樣會成為現代社會的掘墓人。由於蘇聯解體，再沒有人質疑資本主義，一些學者甚至認為「歷史已經終結」，屬於自由資本主義世界的香港，曾經看着社會主義內地的風雨飄搖，更堅定了這樣的認識。但恍惚之間，內地卻在改革中走出了困境，而資本主義世界卻出現了各種社會不公與衝突，新保守主義和民粹崛起，資本主義何去何從成為過去幾十年的主要爭論，它給西方社會帶來的好處逐步被它的破壞所超越，連資本主義大本營的歐美強國都意識到資本主義的結構缺陷，以及它如何侵蝕社會善治的基礎，可是香港好像至今沒有這種覺醒。
如何改革資本主義成為美國近年政治選舉的主題。一些西方發達經濟體的改革開始受到重視，較保守的資本主義國家亦嘗試優化自己的分配制度，德國和部份北歐國家是相對成功的，它們不認同資本作為經濟的主導者，認為工人和消費者的利益應該更受到重視，結果是資源配置變得更為平衡，更注重產業發展與民生方面的公平正義。新加坡是管理經濟最成功的亞洲資本主義國家，單從它的經濟規模超越香港，能持續為人民提供優質的生活環境，不斷推進產業發展，強調分配管理的公平性就可以觀察到。其實，美國發動中美貿易戰亦是在推動改革，但方法是否合適見仁見智，因為，意識到要改革並不等同改革已經成功。
如何改革資本主義成為美國近年政治選舉的主題。一些西方發達經濟體的改革開始受到重視，較保守的資本主義國家亦嘗試優化自己的分配制度。（資料圖片／美聯社）
經過近月的衝突，香港或許已經形成改革的共識，但到目前為止沒有整理出改革的方向和頭緒，改什麼，怎麼改，往哪裏改，由誰來改，看似仍然一頭霧水。每當香港被評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香港政府就到處吹噓，一旦被《經濟學人》評為最嚴重「裙帶資本主義」，它卻隻字不提。其實，兩者是一體兩面，兩種定位只是用不同角度觀察香港的真實情況。香港應該知道資本主義不是只有一種模式，香港最喜歡參考英國和美國，但多數經濟學家批評它們是最不思進取的保守制度。香港應該博思廣義、海納百川，要從資本主義各種發展經驗尋找最適合香港的模式，以自身的實踐來豐富和發展它，走出適合自己的道路。
就以「標準工時」為例，香港社會擾攘了多年，至今都無法調整，使香港存在着發達經濟中工時最長的工作環境，它是在迎合自由經濟原則，還是裙帶資本主義的必然現象？香港政府不知道資本主義發達經濟體都有保護勞工工時的制度嗎？它們的中小企業並沒有出現倒閉潮，而且依然信奉自由經濟。
就以「標準工時」為例，香港社會擾攘了多年，至今都無法調整。（資料圖片）
與其他發達經濟體不同，香港沒有失業保障，沒有退休保障，這是因為香港想成為資本主義最教條和貪婪的典範嗎？很遺憾，事實並非如此。香港官員每天見到的都是不愁柴米油鹽的商家巨賈，試問他們會焦急討論住房供應嗎？如果他們參與的活動都張燈結綵、歌舞昇平，又如何對身處貧窮困境的香港人感同身受？資本主義最大的弊端就是階級的嚴重區隔，貧民窟就是最突出的現象。香港的劏房就是貧民窟，它們散布於各個社區，集合起來恐怕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貧民窟。年輕人今天用「行為藝術」敲響警鐘，而且赤裸裸呈現在大家面前，或許不失為一種有效的做法。
改革香港的資本主義首先要承認它的不足。這種「承認」非常困難，因為一旦「承認」就要損害精英群體的利益，他們正是民意與輿論的主導者，更是社會施政的決策者。最近發生的社會衝突，讓不願意「承認」的人無法再有藉口逃避。事實上，大多數市民已經意識到深層次結構困局就存在於香港身處的資本主義體制裏。香港並不需要全盤否定資本主義，更不需要否定香港曾經的成功確實有資本主義的貢獻。但是，香港必須改變以往的路徑依賴，不能讓昨天的成功束縛今天的改革，正所謂不進則退，一個有競爭力和追求進步的人，任何時候都應該有勇氣打倒昨天的我，這就是在批判中繼承、發展、進步的過程，它很痛苦，卻是改革必須經歷的。
港府不能自滿於GDP上的富裕，而無視數以十萬計貧窮市民。（資料圖片）
構建香港特色資本主義
改革開放曾經被認為會徹底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甚至變成資本主義國家。它沒有發生，而且中國走出了一條符合自己需要的發展道路，堅持了自己的信念，脫離了貧窮，成為世界最大的製造業經濟體和貿易市場。這在幾十年前根本無法想像。「寸有所長、尺有所短」，在內地發展中一直習慣了當「老師」的香港，或許可以先把意識形態放到一邊，謙卑一些，也借鑑學習一點內地的改革經驗。
當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既要討論改革的指向，更要引領社會提出全新的認識框架，鄧小平因此提出「解放思想」、「經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全新概念。「解放思想」就是不再沉醉在毛澤東的革命認識和蘇聯的經濟理論，「經濟建設」就是要改變文革時期的以階級鬥爭為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建設區別於蘇聯的專制社會主義，區別於中國在大躍進和文革時期的教條社會主義，建設一種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
什麼是「中國特色」？大家其實都不清楚，鄧小平當時用「摸着石頭過河」來引導社會大膽嘗試，不拘泥於形式。經過長時期的經驗積累，昨天的「摸着石頭過河」已經提升為今天的「頂層設計」，甚至成為很多發展中國家極具制度參考價值的「中國方案」，特色終於出現了。「特色」就是「與別不同」，就是創新，就是實事求是，長時期發展之後，「特色」將會轉變為「常態」，而且形成理論。
什麼是「中國特色」？大家其實都不清楚，鄧小平當時用「摸着石頭過河」來引導社會大膽嘗試，不拘泥於形式。（視覺中國）
香港可以從中國的改革經驗思考自己面對的困惑。「解放思想」就是不再沉迷於自由放任的經濟模式，不再沉迷於西方的發展經驗，不再自以為是地將舊有理論當作聖經，認為香港目前的困局是回歸造成，忽略了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早就在殖民地時期播下種子。回歸之後香港人錯誤理解「五十年不變」，忽略了社會變化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須的，進步就是變化。我們過於強調香港的制度優越性，故步自封，放任政府怠政懶政，忽略了社會問題正持續惡化，看不見香港社會已經存在嚴重失衡。「解放思想」就是重新思考香港的發展路徑，這是認識香港深層次結構矛盾的起點與唯一路徑。
「經濟建設」對香港人來說就好像空氣和水，每天都關注。但香港人所理解的經濟建設只是針對企業盈利和經濟增長，沒有碰觸到經濟結構的基本面和民生所在。試想，沒有產業發展策略和財富分配政策，這算是經濟管理嗎？只關注本地生產總值（GDP），卻不關注市民的收入，這算是關注經濟嗎？如果一個經濟體的人均GDP超越歐盟和德國，卻連居住都是問題，為什麼還要關心GDP？如果GDP不斷增長，房價不斷增長，工資卻增長乏力，這算具競爭力的經濟嗎？香港政府經常說，失業率很低，是香港經濟的成就，當工資低，沒有失業保障，香港市民「敢」失業嗎？其實，只要看看香港眾多的外傭，他們的工資之低是香港人的恥辱，但由於僱主提供了居所和食物，因此他們願意繼續工作，儲錢寄給家人，見微知著，大家可以想像缺乏適當居所對香港人的收入有什麼影響。缺乏這種考慮的「經濟建設」不是香港需要的。
香港可以從中國的改革經驗思考自己面對的困惑。（資料圖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用到香港就是「香港特色資本主義」。首先，這個世界不是只有一種資本主義。簡單說，德國的資本主義就有產業政策，但英國和美國沒有；德國非常強調工業能力提升，注重就業品質和國民收入，但英國和美國更注意保護金融產業，強調投資回報和企業利潤，對國民應有的合理勞動回報不聞不問。日本的資本主義非常強調個人與家庭儲蓄，新加坡的資本主義同樣強調儲蓄，但更重視如何為國民提供住房和退休保障。新加坡政府從不畏懼自由資本主義信徒對其政府角色的詬病，它積極管理國有財富，特別是投入國家級別的產業發展，提供龐大國家資源支撐社會公共服務。除此之外，還有丹麥、瑞典等北歐資本主義模式。這些都是不同的資本主義，它們之間沒有對錯，是否成功只能根據提升經濟民生品質和創造生產效益的結果來判斷。
既然香港以往的資本主義不再能解決市民面對的問題，未能提升財富合理分配的能力，各種社會矛盾全面激化，為什麼香港不對其實施改革，重構一種能夠滿足社會追求的資本主義？這種全新的資本主義必須維護公平正義，容許我們持續優化產業和分配結構。當然，這樣的資本主義也不會是完美的，它還是要持續面對各種挑戰，需要政府和社會一直持續改革。我認為這就是香港今天需要的、還是在「摸着石頭過河」階段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
上文節錄於於第188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11日）《什麼是「香港特色資本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