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老弟子华生谈上师宗萨钦哲仁波切
红莲读书会
译者按：默·华生是澳洲人。他曾陪同宗萨钦哲仁波切游走东南亚。参与设计和建造许多闭关中心，其中包括位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的海天闭关中心。并且协助仁波切处理一些专案计划，例如赞助学童的白莲花计划。自1998年中起，他则倾全力帮助仁波切拍摄电影“高山上的世界杯”。在灵性的道路上，他一次又一次地打破自己先前对灵性所持的观念或态度。以下就是他的故事。
1985年大学毕业时，我决定去印度七个月。我想要有个“印度经验”，同时去调查一些便宜的药物。我遇见一位印度妇人玛丽安，她问我是否有兴趣知道关于佛教的事情，她可以为我介绍一位真正的喇嘛。两个月后，我在加德满都和她碰面，她为我引见确吉尼玛仁波切。仁波切带我参观寺庙，并且回答我许多问题。玛丽安则建议我阅读邱扬创巴仁波切（ChogyamTrungpa）的著作《突破修道上的唯物》。
虽然没有感觉因此被推向佛教，但他们两人让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这使我忆起当年努力完成大学学业。我是个糟糕的学生，不认真求学，是经由删除掉我不想做的事才注册念了建筑。然而教我日本、中国建筑的老师却对我很有兴趣。他住在悉尼的北岸（NorthShore）。他邀请我去他家，并准许我借阅他的书。我记得他的每个房间都摆满了书，不是放在书架上，而是一堆一堆摆着。他完全沉浸在精神领域中。他要我开始阅读亚伦瓦滋和其他许多佛教书籍。书本永远无法替代直接的经验，但对我而言，它们却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虽然阅读是件乐事，它却没能真正改变我的生活，我仍在大学里挣扎度日：过，没过，过，没过。
在加德满都待上一段时间后，我于1986年从印度回来。当时听说有位年轻的仁波切在墨尔本，我便去找他。那时我并不知道悉尼的任何佛学中心，也从未想过澳洲基督徒变成佛教徒的事，即使想过，也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搭便车南下寻找这位仁波切，请他教我打坐。我以为他会送我一些大礼物，但他只说我应该多多阅读和打坐。我对灵性道路一直有一些不甚好的成见或假设，它们在一路上逐渐消散了。打坐是有一些功能的，我体验并保持沉静的状态。我能些微控制自己的呼吸，短时间内可以没有太多纷扰的思绪。后来非常偶然地，有人告诉我一位西藏喇嘛正在悉尼，于是我就来到佛教图书馆，宗萨钦哲仁波切正在那里教授。
准备接受
仁波切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口齿清晰。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他来自一个我从未听闻过的陌生国家：不丹。他非常幽默，可能这一分钟开玩笑，下一分钟就变得非常严肃。
他英文还不错，教授时参考了许多书籍。那次教授时他有个小桌子，整个桌面散放着书，书中夹有书签。然而他也可以直接由记忆中引用句子。
如果有什么可以从他的外表来总结他的，那就是他漂亮的笑容，真诚开怀的笑容。教授时，他不以传统的方式坐在宝座上，而是和我们一块儿坐在地板上。我记得他的幽默、绝佳的阐释、开放的态度、还有漂亮的笑容。
如今回想，我那时可真是幸运，我的心已准备要接受，这可能是万中取一的机会，因为我可以想到许多其他的时候，我完全不能接受他。这真是最幸运的一件事。虽然那时只是出于兴趣，对许多事情仍不了解，但我耐着性子期待，这对未来有一些意义。
敞开大门
虽然我并未在寻找老师，但我对仁波切印象深刻。之后不久，仁波切在新南威尔斯北部的一个闭关中心金刚持寺教授禅修。我决定去参加。
他整整教了五天，内容丰富，其中包括“空性”。这是佛法的中心思想，它使佛法异于世上其他任何宗教或哲学。对我而言，参加那次禅修真是一次心灵净化，我几乎无法用言语描述它。
仁波切谈着空性，我努力尝试去理解。有两天的时间，我好像如坠五里雾中，我的头都痛了，好像我所有的想法、概念都被丢进一锅在脑里焖炖的浓汤中。
还记得当我略微体会到仁波切在谈论什么的那个时刻，好像有条长廊，两边尽是连续的门，我站在廊的开端，所有的门都敞开着，清凉的微风拂过我的心，吹向长廊。所有东西都变得轻浮、透明，我感到了知一切。我现在知道那次经验根本不算什么，那时所感觉到的只是心灵模糊状态下，一个暂时的恍惚罢了，但它给了我极大的震憾。
从那之后，我一直自认为是仁波切的学生。这不是什么正式的认定，事实上，我甚至不敢和仁波切说话，我的舌头会打结。仁波切如同平时一般，但我就是感觉不好意思，不知道要和他说什么。记得第一次开口跟他说话，内容不重要，重点是我的脸涨红，心想：“天啊，我怎么向一个除去我脑袋中紊乱的人说出这么愚蠢的话？”
有意义
所以就这么开始了。在这世上游荡了三十几年，我是个愤世嫉俗的年轻人，觉得什么都不对，社会败坏却没有解决之道。
我甚至加入劳工党，以为这是改变情况的方法。即使在党，人们似乎仍只关心自己。我怀抱着满腔对核子与环境议题的理想加入他们，但看到他们为争取个人势力所做的事，我感到心烦意乱。
没有一个制度是合理的。宗教没意义，政治不合理，似乎所有的事情都非常不公平。我不了解，为什么我有慈爱的双亲，并且生活在衣食、教育、机会都很好的世界的这个角落，却在电视上看到其他地方有人饿死。
当我阅读有关佛教的书籍，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发现一个合理的、有着完整架构的有关宇宙社会的概念，它适当解释了所有存在我心中没有道理的现象。佛法是一个说理完整的哲学，令我有信心尝试着修行。当我如此去做，它给了我更多信心。
我有两个强而有力的梦。它们如此清晰，我因此感觉它们有特殊的意义。在其中一个梦中，我非常愉悦地和仁波切、玛丽安围坐在一张桌旁。这个梦很棒，而另一个梦简单却持久又有力：确吉尼玛仁波切的脸逐渐消逝于宗萨钦哲仁波切的脸中。那天早上，我从对宗萨钦哲仁波切的信心中醒来。1980年代中期，我听到许多有关学生想要学习佛法并且拼命寻找上师的故事。我只能说我非常幸运，没有寻找，就遇见一位完美的老师。
测试虔诚心
佛教有三乘：小乘、大乘、金刚乘。仁波切在西方教授了十五年，他希望在教授金刚乘之前，人们能在大乘和佛教哲学方面奠下坚固的基础。
大乘佛教中的虔诚心对于老师有不同的看法：老师指引出一条比较学术性的道路，他解说经文与哲学理论。大乘佛教的虔诚心在于尊敬并且受教于有学问的人。
金刚乘对我而言则是更进一步，我将它描述为“色彩和行动”的佛教，它很容易在刚开始时吸引人们的注意。金刚乘中，你对上师必须具有深刻强烈的虔诚心，并且视他（她）为一个特殊的人。
有个故事可以说明这种虔诚心：想像你站在一个悬崖峭壁边，你的老师说：“跳下去，因为你会飞。”
“我希望有足够的信心跳下去，无惧于我能否飞起来。”
但每当我想到这故事，我总是感到挫败，因为我无法想像自己会跳下去。当然这只是一个隐喻，无须按照故事表面解释。没有老师会要求我或其他人从悬崖上跳下去，这只是我编造的一个测试自己的故事。
怀疑
因为怀有成见，我有时显得非常无知并且充满疑惑。我以为任何穿上法袍的人就是出家人或得道高僧，当我了解这不是事实的时候，我相当沮丧。
藏传佛教里，不是所有穿上法袍的人都守不淫戒曾发誓不结婚。这造成一些问题，特别是对一些妇女。她们以为她们的老师守不淫戒，因此觉得安全没有威胁感。一旦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就会产生不愉快、不舒服。
记得有一回仁波切问我能否戒酒，我回答：“可以，但我无法戒色。”他大笑说：“这没关系。你可能还会有许多女朋友呢！”这话是否是真的并不重要，这只是他打破我另一个“假设”的手段，假设他会说什么或做什么。
有一次当我闭关，正一步步深入修持与信心有关的皈依时，心中生起许多对仁波切的怀疑。我搞不清楚他受过什么戒，他身为电影导演的事，以及我能否信任他。这些疑惑不断地增加，好像我内心的溃烂在蔓延。我无法无视于它们的存在，这让我感觉很难过。
我非常困扰和愤怒，最后我面对了仁波切。他实在厉害，完全知道我所经历的困境。他的宽大、体谅、与说明，让我对他产生更大的虔诚心。虽然自以为处理了所有内在的怀疑，但我了解，事实上我只是在压抑逃避这些怀疑。这次修持皈依确实有助于我面对自己，并且帮助我认知到我实际上是多么不相信自己。
……
摧毁自我
宗萨钦哲仁波切常说，我“雇用”他来摧毁我的自我。我是想要有个够格的人来引导我处理自我，现在也就没有理由抱怨自我受到伤害。拔除自我并不是无痛的过程，这就好像是对牙医师说，“请拔掉我的牙”，然后期待在无痛的状态下牙齿就消失了。
金刚乘中，老师与学生的关系远超过一纸聘雇合约。想要拔除自我或想要知道如何拔除自我，所以你“签下”某一位老师来做这件工作。
但我认为，金刚乘的危险就是，大部分人并未完全签约，只签了一半，他们觉得这份合约很好或很有趣，他们以为拔除自我毫无痛苦。
仁波切帮助人的方式之一就是嘲讽他们，这会翻搅起所有情绪。如果我们压抑情绪或藏在表面下，就没有什么需要处理的。如果有个动物躲藏在舒适的洞里，而你想要捕捉到它，你该怎么做呢？你要让它伸出头来，才能抓住它。想要自我离开它的藏身之处，你就必须嘲讽它，它会出现。如果你的修持够稳定，就可以“置它于死地”。
许多人请求仁波切帮他们去除情绪和摧毁他们的自我，但他们不愿意被嘲讽，例如师生关系被嘲讽。“我和伴侣相处愉快，这种关系不可被挑拨。”这就好像拔牙拔到一半，顶部出来了，根部却还留在里面，”以后会有问题。
我并非说必须去除师生关系。例如我们说，“请替我动手术”，我们就必须给这个人全套工具以便他使用。在西方社会，由于我们对性与权力的成见，因此有限制老师可以使用工具的危险。我们想从苦难中解脱，却把事情搞复杂了。
爱，是最美好的情绪之一，但它短暂的形式却带来不少负担。日常生活中的爱，肯定会带来痛苦，因为我们有执着。我们只须断绝一个关系，即使以平和的方式，就能够了解我们有多么执着。日子很空虚，房间很空虚，我们不开心。我们不想受苦，只想要美好的一面。问题是，没有痛苦就没有美好。
大如虚空
仁波切常问：“我们真的想要成佛吗？”通常我只想做个快乐的人，做个好人。我只想被需要，想要觉得自己还不错。这当然也很好，但如果我想要成为源源不断利益他人的能源，就得更严格。
刚开始我自认有很大的虔诚心，现在对虔诚心多了一些了解，也许我并不具有很大的虔诚心。起初仁波切要我去哪儿我就去，因为很新奇，又有很大的奖赏。它带给我乐趣，还让我去到从未去过的地方。它是一个诱人的生活方式，我因此做了许多不同并且有趣的事情，同时感觉到短暂的自由。
这也常发生在修持的初期，它是一个相当大的解放。你感到轻松，不再被经常带着跑的忧虑所苦恼：忧虑下一刻钟、下一个关系、下一个工作。这些忧虑全都消失了，你感到轻松。
一些人展开这个旅程，有了初步体验就停在那儿不动，持续或重复这体验。如果他们无法一直感觉到这种自由，就会变得焦虑不安。他们修持，和朋友讨论修持，并且变得有些“不着边际”或过分理智。
但是一段时间后，他们了解到他们所要的感觉不再出现，他们就不再继续这个旅程，反而因为自我执着于最初小小的一步而停留在那儿。这很可悲，也比从未踏上旅程更复原。也许，做个“神经过敏”的正常人，比自认为已走上这条路并且“获得解放”而事实并非如此要好。
利用外相
修行人都得面对，要继续旅程还是一直停留在舒适所在的困难。也许我的虔诚心是基于对仁波切用心的信任。无论他做什么，我都相信其主因要利益众生，而结果终究会利益众生。在这个传播发达、环境遭到破坏、工商政治挂帅的年代，如果你真想要影响别人，你就必须和他们混在一块儿。没有人想要听从或见到那些终其一生在喜马拉雅山的洞穴里闭关的人。虽然那样闭关也许有好的影响，但一般人并不知道，所以仁波切有时会故意利用外相，以众生的方式和众生结缘。
他也许穿着黑色牛仔裤、黑色衬衫，头戴鸭舌帽，足蹬牛仔靴，流涟于咖啡馆中。虽然我曾见过他非常传统的作为，但他这些行为仍挑战我们的信仰系统。许多人不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老师，却仍被他吸引，接近他。后来或许发现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就愈想了解他。我对自己和他人有更多了解。我愈来愈了解什么是苦；也许发展出一点儿真实的信仰；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人。以前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易怒善忌的人，但事实上这两种情绪都在我心里。回想从前，我的忌妒心确实非常强烈，却从不承认。现在如果忌妒心生起，我一发现它，不消多时它就消失了。
我对仁波切的观感与他是怎样一个人和他的行为有关。并非因为他英俊、有才能，是一位很棒的导演，而我又能和他攀上关系。
每当我见到他，便感受到完全的爱与喜悦。有时他在别处而我忙于工作，当挫折感与愤怒增加，我的心变得扭曲、无所适从。然后他来了，我感到极大的宽慰。负担减轻、困难变小，我非常喜悦。这真是不可思议，都是因为他在这里，虽然我的工作量因此增加，许多天不能睡眠。
然后过了一小段时间，我心里想：“仁波切，你赶快走吧，这样我才能休息睡觉。”他走了，我睡觉，工作上轨道，每一件事都进行顺利。然后他离开愈久，挫折感又重新增加。然后当我再看到他，又是满心欢喜。我想对我而言，这有点儿成为一个模式。
超越成功或失败
仁波切确实为我做了许多事。例如我对自己做的事从来都没有信心，为仁波切工作帮我发展出信任与勇气，令我有信心去做一些事、犯一些错。
从前阻止我的，是我不愿意失败。仁波切给了我信心去成功、去失败。我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礼物，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受制于恐惧失败。
最后，我感觉仁波切一直在告诉我真理。因为一个人只遵循那些确认你内心最深处真理的人事，当你遇见一个人能够反映出那个真理，你无法拒绝他。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走向悬崖边缘”，我们是否往下跳、是否飞起来或跌得粉身碎骨、是被推下去或在边缘徘徊、是欣赏风景或是感觉无聊而回家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每个当下都能了解并保持专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