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投考空中服務員，黎玉嬋22歲，同時獲國泰航空和聯合航空取錄，她拿不下主意，只好請教電話的另一端：「其實我應徵了國泰航空，也獲取錄，但你們好，還是國泰好？」她問得坦白，對方也答得老實，「小姐，國泰是香港的航空公司，既然收了你，當然入國泰啦，仲要問？」
80年代，香港自身就是一個品牌。當年國泰的電視廣告也有這樣一句旁白：「國泰係香港嘅航空公司」，然後鏡頭裏的飛機在九龍城上空徐徐降落。今天重溫，畫面親切，感覺陌生，那是將近30年前的舊事。
5月初夏，蟬鳴季節。工會不滿資方削減外站津貼、同工不同酬及刪除執勤時的法律保障條文，逾千人在機場發起馬拉松靜坐，再包圍國泰城，並籌組在8月罷工。勞工處介入，雙方談判第二日，瀕臨破裂，工會半步不退，資方才肯還原政策，歸還權利。
「那是我們本身的權利，沒有要多一分一毫」。談判期間，黎玉嬋這兩句話，是回應傳媒提問，也講給香港人聽。每次工潮，工會都被罵貪得無厭，她很反感，尤其出自勞工階層之口，更覺心寒。「我們已經沒有集體談判權，如果仍要自貶身價，爭取應得的也是貪得無厭，整個社會的文化就是打工仔不值錢」。本是同路人，卻落井下石，自己沒有的，你也不應該擁有，「奴隸心態只會越來越鞏固，倒頭來是自己出賣自己」。
講道理的對手最難纏，她偏偏就是這種人，道理在手，咬住不放。「其實我們的容忍度很高，對家也很會小心處理，因為我們有理據，並非無的放矢。無論對面換了甚麼人，對工會都較從前尊重，不會再當我們是嘍囉」。
80年代，香港自身就是一個品牌。當年國泰的電視廣告也有這樣一句旁白：「國泰係香港嘅航空公司」，然後鏡頭裏的飛機在九龍城上空徐徐降落。今天重溫，畫面親切，感覺陌生，那是將近30年前的舊事。
5月初夏，蟬鳴季節。工會不滿資方削減外站津貼、同工不同酬及刪除執勤時的法律保障條文，逾千人在機場發起馬拉松靜坐，再包圍國泰城，並籌組在8月罷工。勞工處介入，雙方談判第二日，瀕臨破裂，工會半步不退，資方才肯還原政策，歸還權利。
「那是我們本身的權利，沒有要多一分一毫」。談判期間，黎玉嬋這兩句話，是回應傳媒提問，也講給香港人聽。每次工潮，工會都被罵貪得無厭，她很反感，尤其出自勞工階層之口，更覺心寒。「我們已經沒有集體談判權，如果仍要自貶身價，爭取應得的也是貪得無厭，整個社會的文化就是打工仔不值錢」。本是同路人，卻落井下石，自己沒有的，你也不應該擁有，「奴隸心態只會越來越鞏固，倒頭來是自己出賣自己」。
講道理的對手最難纏，她偏偏就是這種人，道理在手，咬住不放。「其實我們的容忍度很高，對家也很會小心處理，因為我們有理據，並非無的放矢。無論對面換了甚麼人，對工會都較從前尊重，不會再當我們是嘍囉」。
年幼家貧 怕米缸無米
機場倉庫大樓接駁了一道行人天橋，橫越4條行車線，對面是國泰城。大樓6樓是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的會址，黎玉嬋當了6年工會主席。談判桌外，她最愛講笑話，但同事說她近年笑臉不再，總是沉思不語，「我覺得是時候要停下來，做多幾年大笑姑婆先走」。年過半百的她，4年後退休。
1986年加入國泰，同期受訓的空姐有藝人李若彤。黎玉嬋笑言，那年代的空姐要美貌與身材兼備，她能考上，也覺自豪，「因為屋邨妹長大，周圍都是差不多階層的人，做寫字樓、工廠。當時能做到空姐，就覺得好巴閉」。當年她住在何文田邨，第一天上班，換上空姐制服，拖着行李落樓，行去邨口搭的士，「嘩！飛雞返工呀！」沒有預期的艷羨目光，現實是地盤工人的嘲諷，「即刻想搵地方匿，好大打擊」。有一段日子，她不敢穿制服上班。
但在父母眼中，女兒能當上空姐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見識不多，也很難想像飛上半空工作的情況。他們會刻意在街坊、親戚面前炫耀：「阿女，你聽日飛去邊呀？」
父母都是文盲，從沒接受過教育。
小時候住在油麻地板間房，「玉嬋」這名字，也是同屋的自梳女給她取。年幼家貧，米缸經常沒米，「真正的窮等人家」。她是長女，常到附近的果欄執紙皮、拆木板，拿去賣。妹妹年紀小，有時候她會拉弟弟幫忙，兩姊弟執得多便賣得多。「我排行最大，個心始終都會忑忐不安。死啦，明天可能又沒米，怎算好？所以放假就去執紙皮、木箱，希望賣得幾毫得幾毫」。
那時候母親當小販，她每朝早5時多便要起床，幫手開檔，推着木頭車到上海街賣糯米飯，小份賣3毫，大份要5毫，「可以加錢添一條或半條臘腸、膶腸」，忙完早餐一輪才去上學。吃苦的日子，細節記得特別清楚。小學念油蔴地天主教小學，六年級時已長得高大，母親轉行到酒樓賣點心，她也跟着去做童工，推車賣魚翅包、魚翅餃，酒樓最難賣的兩款點心都交給她，「因為客人同情，願意幫我買」。
童年擔起半邊家，日子難過都要過，沒抱怨也沒呻窮，「有些事情過了便算，沒有多想。當時大家都是這樣過日子，你不會覺得是甚麼一回事，也不會覺得特別慘」。她只擔心米缸又再沒米，最害怕因錢傷感情，「我寧願逆來順受，最怕聽見人嘈交。阿媽由細到大都話，你是大家姐，甚麼事情都要你擔起。如果行差踏錯就會影響細佬妹，你一定要做到最好、做得最多」。
這是她口中窮等人家的家訓。
1986年加入國泰，同期受訓的空姐有藝人李若彤。黎玉嬋笑言，那年代的空姐要美貌與身材兼備，她能考上，也覺自豪，「因為屋邨妹長大，周圍都是差不多階層的人，做寫字樓、工廠。當時能做到空姐，就覺得好巴閉」。當年她住在何文田邨，第一天上班，換上空姐制服，拖着行李落樓，行去邨口搭的士，「嘩！飛雞返工呀！」沒有預期的艷羨目光，現實是地盤工人的嘲諷，「即刻想搵地方匿，好大打擊」。有一段日子，她不敢穿制服上班。
但在父母眼中，女兒能當上空姐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見識不多，也很難想像飛上半空工作的情況。他們會刻意在街坊、親戚面前炫耀：「阿女，你聽日飛去邊呀？」
父母都是文盲，從沒接受過教育。
小時候住在油麻地板間房，「玉嬋」這名字，也是同屋的自梳女給她取。年幼家貧，米缸經常沒米，「真正的窮等人家」。她是長女，常到附近的果欄執紙皮、拆木板，拿去賣。妹妹年紀小，有時候她會拉弟弟幫忙，兩姊弟執得多便賣得多。「我排行最大，個心始終都會忑忐不安。死啦，明天可能又沒米，怎算好？所以放假就去執紙皮、木箱，希望賣得幾毫得幾毫」。
那時候母親當小販，她每朝早5時多便要起床，幫手開檔，推着木頭車到上海街賣糯米飯，小份賣3毫，大份要5毫，「可以加錢添一條或半條臘腸、膶腸」，忙完早餐一輪才去上學。吃苦的日子，細節記得特別清楚。小學念油蔴地天主教小學，六年級時已長得高大，母親轉行到酒樓賣點心，她也跟着去做童工，推車賣魚翅包、魚翅餃，酒樓最難賣的兩款點心都交給她，「因為客人同情，願意幫我買」。
童年擔起半邊家，日子難過都要過，沒抱怨也沒呻窮，「有些事情過了便算，沒有多想。當時大家都是這樣過日子，你不會覺得是甚麼一回事，也不會覺得特別慘」。她只擔心米缸又再沒米，最害怕因錢傷感情，「我寧願逆來順受，最怕聽見人嘈交。阿媽由細到大都話，你是大家姐，甚麼事情都要你擔起。如果行差踏錯就會影響細佬妹，你一定要做到最好、做得最多」。
這是她口中窮等人家的家訓。
中二罷課 抗校方斂財
第一次參與罷課是在1978年初夏，黎玉嬋在寶血會金禧中學念二年級。
1977年，金禧教師揭發校方貪污斂財，擅取職工薪金、售賣學生用品牟暴利甚至挪用教育署撥款等，校長梁潔芬修女其後被廉政公署檢控。新學年，金禧改由天主教教區接辦，新任校長關慧賢被指針對舊師生，發生連串衝突，教育司翌年5月以學生學業受阻為由突然封校。已故教協創會會長司徒華在維園發起上萬人集會，400名學生改到中文大學補課。
「金禧是天主教學校，學校常叫我們去望彌撒、讀聖經，但背後原來是這樣斂財？我覺得太污穢」。中二時她14歲，被選做罷課班代表之一，聯繫同學到天主教教區主教府請願。「罷課是要表達不滿，也是抗爭的行動」，她是那種越過了原則，就會撐到底的人，「那時很熱血，還買書學習抗爭，然後跟同學一起做閱讀報告」。在中大補課，讀馬克思、學列寧主義；同學思想左傾，要看簡體字書，「覺得是代表公義，認為資本主義下的產物就是貪錢，共產主義就不會發生；學校那套是假，要在外面尋求一套真理」。
金禧事件後，黎玉嬋在新成立的五育中學繼續升學。中六畢業，在灣仔新加坡酒店任職侍應，即現時的維景酒店，原本打算做暑期工，但升不上大學，又考不到獎學金，「家裏說沒錢就沒得讀，於是便出來打工」。被挖角做過多間酒店，當時的男友、現時的丈夫，建議她趁後生轉行，投考督察或空姐；前者要體能好，後者要樣貌靚，「二揀一，就不如試一下空姐啦，好過做差婆」。
初入行，被歧視，女人歧視女人。「經常被人欺負，做東做西」。她說那時空少不多，但甚得女上司歡心，自己則像地底泥，「返到家經常喊，心入面怪責阿媽，點解生到我成個惡樣」。曾有女上司跟她說：「你生成一副惡樣，若不『騎住』你，就會比你『騎住』，所以要先下手為強。」她沒讓上司失望，入職3年晉升初級機艙事務長，先做「姐仔」，其後擢升做機艙服務經理，再做「阿姐」，「以前升職快，就算幾難捱都有得升。現時就好淒涼，要等好耐」。
以前工會認受性高，新員工入職，工會可以安排講座。黎玉嬋跟很多同事都有入會，那時候九成空中服務員都是工會會員。「以前加入工會是很順其自然的事。但到了今天，公司不會安排工會講座，甚至不時會有人做洗腦教育，叫新入職員工不要加入工會，否則公司不會續約」。
1993年，她第一次參與罷工。工會不滿超時工作及人手不足，拒絕加班，資方解僱3名涉事的機艙服務員，觸發長達17日的工潮。
當時黎玉嬋身處法國，趕返香港聲援，在舊啟德機場的國泰大廈外截停同事，呼籲他們罷工。資方不肯讓步，更將29名參與罷工的員工暫時停職。談判破裂，逾千人到港督府外靜坐，通宵留守。當天是1月22日農曆年卅晚，連場暴雨，港督彭定康離港度假，工潮由時任經濟司陳方安生斡旋。
沒有帳篷沒有物資站，一張被、一個枕頭，黎玉嬋跟同事就睡在港督府外的斜路上；沒瓦遮頭，一覺醒來，全身濕透。留守數個晚上，資方定下死線，員工再不復工，當作自動辭職。「我在最後死線時跪低，因為心慌」；心慌，因為發現只是自己一廂情願，「原來身邊有人一直有返工，只是放工、放假才來罷工」。
「我從來沒後悔參與罷工，只是事後對人的信任度有保留。原來身邊有朋友藉罷工去找着數、扮罷工，其實從來沒罷過工，留在家中享受他們的農曆新年，而我們仍儍更更在港督府外瞓街。我容忍度很高，但不代表可以踩到我底線。加入工會，我就一定會站出來，不會考慮太多自身利益」。
她只遺憾未能堅持到最後，也責怪自己向現實低頭。「我對工會信心沒有動搖，只是對人有了戒心」。
1977年，金禧教師揭發校方貪污斂財，擅取職工薪金、售賣學生用品牟暴利甚至挪用教育署撥款等，校長梁潔芬修女其後被廉政公署檢控。新學年，金禧改由天主教教區接辦，新任校長關慧賢被指針對舊師生，發生連串衝突，教育司翌年5月以學生學業受阻為由突然封校。已故教協創會會長司徒華在維園發起上萬人集會，400名學生改到中文大學補課。
「金禧是天主教學校，學校常叫我們去望彌撒、讀聖經，但背後原來是這樣斂財？我覺得太污穢」。中二時她14歲，被選做罷課班代表之一，聯繫同學到天主教教區主教府請願。「罷課是要表達不滿，也是抗爭的行動」，她是那種越過了原則，就會撐到底的人，「那時很熱血，還買書學習抗爭，然後跟同學一起做閱讀報告」。在中大補課，讀馬克思、學列寧主義；同學思想左傾，要看簡體字書，「覺得是代表公義，認為資本主義下的產物就是貪錢，共產主義就不會發生；學校那套是假，要在外面尋求一套真理」。
金禧事件後，黎玉嬋在新成立的五育中學繼續升學。中六畢業，在灣仔新加坡酒店任職侍應，即現時的維景酒店，原本打算做暑期工，但升不上大學，又考不到獎學金，「家裏說沒錢就沒得讀，於是便出來打工」。被挖角做過多間酒店，當時的男友、現時的丈夫，建議她趁後生轉行，投考督察或空姐；前者要體能好，後者要樣貌靚，「二揀一，就不如試一下空姐啦，好過做差婆」。
初入行，被歧視，女人歧視女人。「經常被人欺負，做東做西」。她說那時空少不多，但甚得女上司歡心，自己則像地底泥，「返到家經常喊，心入面怪責阿媽，點解生到我成個惡樣」。曾有女上司跟她說：「你生成一副惡樣，若不『騎住』你，就會比你『騎住』，所以要先下手為強。」她沒讓上司失望，入職3年晉升初級機艙事務長，先做「姐仔」，其後擢升做機艙服務經理，再做「阿姐」，「以前升職快，就算幾難捱都有得升。現時就好淒涼，要等好耐」。
以前工會認受性高，新員工入職，工會可以安排講座。黎玉嬋跟很多同事都有入會，那時候九成空中服務員都是工會會員。「以前加入工會是很順其自然的事。但到了今天，公司不會安排工會講座，甚至不時會有人做洗腦教育，叫新入職員工不要加入工會，否則公司不會續約」。
1993年，她第一次參與罷工。工會不滿超時工作及人手不足，拒絕加班，資方解僱3名涉事的機艙服務員，觸發長達17日的工潮。
當時黎玉嬋身處法國，趕返香港聲援，在舊啟德機場的國泰大廈外截停同事，呼籲他們罷工。資方不肯讓步，更將29名參與罷工的員工暫時停職。談判破裂，逾千人到港督府外靜坐，通宵留守。當天是1月22日農曆年卅晚，連場暴雨，港督彭定康離港度假，工潮由時任經濟司陳方安生斡旋。
沒有帳篷沒有物資站，一張被、一個枕頭，黎玉嬋跟同事就睡在港督府外的斜路上；沒瓦遮頭，一覺醒來，全身濕透。留守數個晚上，資方定下死線，員工再不復工，當作自動辭職。「我在最後死線時跪低，因為心慌」；心慌，因為發現只是自己一廂情願，「原來身邊有人一直有返工，只是放工、放假才來罷工」。
「我從來沒後悔參與罷工，只是事後對人的信任度有保留。原來身邊有朋友藉罷工去找着數、扮罷工，其實從來沒罷過工，留在家中享受他們的農曆新年，而我們仍儍更更在港督府外瞓街。我容忍度很高，但不代表可以踩到我底線。加入工會，我就一定會站出來，不會考慮太多自身利益」。
她只遺憾未能堅持到最後，也責怪自己向現實低頭。「我對工會信心沒有動搖，只是對人有了戒心」。
工會生涯 拍過一次枱
罷工期間，丈夫一直在背後支持。丈夫是她的初戀情人，任職第一份酒店侍應工作時結識，那年她17歲。女友做空姐，最怕空中情緣，黎玉嬋遇上都是外國人，她最怕講英文，「人鬼殊途，我真的接受不了」。試過有外國客人示好，她怕被投訴，那年頭又不流行手提電話，只好把家中的電話號碼告訴對方，「我同阿媽講，如果有電話打來，你聽不明對方說甚麼就收線」。
拍拖8年結婚，本來有生育打算，惟丈夫經營的咖啡店賠上了很多積蓄。丈夫年長她9歲，若要從頭來過，時間已不留人，決定放棄要小孩。她說當上空姐後，見的人越多，對教導下一代越失去信心，「起初以為自己可以做到慈母，但當社會環境無法控制得到，更不想生個小孩出來遺害社會」。兩夫妻把愛心寄情貓狗，家中養了有一頭狗四隻貓，都是從街上撿回來。家住荃灣，曾有一段長時間，她在區內四出餵飼流浪貓。
6年前當上工會主席。當年工會陷內鬥，外籍副主席另起爐灶成立競選團隊。工會前主席關笑華邀黎玉嬋組隊競選，免工會被騎劫，「其實我不想做，寧願花時間去照顧貓狗」。她以為丈夫會反對，卻很支持，結果勝出，但當時基於政治考量，她被推選做主席，工會老鬼留難，只得虛名，甚至被指是內鬼，私通公司管理層，內外不是人。
捱過兩年換屆，年輕新人上場，她續任主席，才有新局面。2010年，資方規定飛行少於70小時不准調更，針對時薪制的新人，工會號召逾800名會員包圍國泰城，迫使資方撤限。2012年，國泰單方面宣佈加薪百分之二，工會計劃罷工，雙方談判一度破裂，丈夫看在眼裏拍拍她膊頭：「知道你很辛苦，但不用顧慮太多，就算要賣樓我都撐你。」經過30小時通宵談判，資方終肯讓步，並改善值勤安排。
幾乎每兩年一場硬仗，上任6年，黎玉嬋只拍過一次枱，就是第一次跟國泰機艙服務員總經理楊詠儀開會。工會不滿管理層經常不按政策辦事，對方卻指工會對政策內容理解錯誤。「當時我很氣憤，完全不能接受。如果大家是對政策有不同演繹，一是管理層侮辱自己，沒辦法寫一份完整政策，可以讓大家都清楚明白；一是侮辱所有機艙服務員，認為我們英文能力太低，無法理解政策內容。我覺得沒辦法再討論下去，拍枱就走」。
拍拖8年結婚，本來有生育打算，惟丈夫經營的咖啡店賠上了很多積蓄。丈夫年長她9歲，若要從頭來過，時間已不留人，決定放棄要小孩。她說當上空姐後，見的人越多，對教導下一代越失去信心，「起初以為自己可以做到慈母，但當社會環境無法控制得到，更不想生個小孩出來遺害社會」。兩夫妻把愛心寄情貓狗，家中養了有一頭狗四隻貓，都是從街上撿回來。家住荃灣，曾有一段長時間，她在區內四出餵飼流浪貓。
6年前當上工會主席。當年工會陷內鬥，外籍副主席另起爐灶成立競選團隊。工會前主席關笑華邀黎玉嬋組隊競選，免工會被騎劫，「其實我不想做，寧願花時間去照顧貓狗」。她以為丈夫會反對，卻很支持，結果勝出，但當時基於政治考量，她被推選做主席，工會老鬼留難，只得虛名，甚至被指是內鬼，私通公司管理層，內外不是人。
捱過兩年換屆，年輕新人上場，她續任主席，才有新局面。2010年，資方規定飛行少於70小時不准調更，針對時薪制的新人，工會號召逾800名會員包圍國泰城，迫使資方撤限。2012年，國泰單方面宣佈加薪百分之二，工會計劃罷工，雙方談判一度破裂，丈夫看在眼裏拍拍她膊頭：「知道你很辛苦，但不用顧慮太多，就算要賣樓我都撐你。」經過30小時通宵談判，資方終肯讓步，並改善值勤安排。
幾乎每兩年一場硬仗，上任6年，黎玉嬋只拍過一次枱，就是第一次跟國泰機艙服務員總經理楊詠儀開會。工會不滿管理層經常不按政策辦事，對方卻指工會對政策內容理解錯誤。「當時我很氣憤，完全不能接受。如果大家是對政策有不同演繹，一是管理層侮辱自己，沒辦法寫一份完整政策，可以讓大家都清楚明白；一是侮辱所有機艙服務員，認為我們英文能力太低，無法理解政策內容。我覺得沒辦法再討論下去，拍枱就走」。
慨嘆亡父 一生沒安全感
面對資方，可以強硬；面對會員，惟有苦笑。現時工會會員人數接近7,000人，當中約700人是在今次工潮後招攬，有新人也有舊人，共佔國泰空服員整體人數約七成。當外界羨慕國泰工會力量龐大，黎玉嬋有苦自知。剛過去的工潮，其中一項訴求是為新入職的空服員爭取同工同酬，但當招收新會員時，先是被質問：「每個月要交70元會費，但你幫到我甚麼？」之後入正題，「就算不加入工會，你都會幫我，都會有得加人工，對嗎？」
社會改變，人心也變，反之亦然。1989年結婚，在法國度蜜月期間，正值六四屠城，「在酒店看電視，見到畫面有坦克車，兩個人攬住喊」。回歸前取得居英權，她打算跟丈夫移民，「想深一層，沒理由離開自己的土地會更幸福」。留了下來，卻感覺家不成家，「香港本來是小康之家，但人心越來越複雜，政治氣候令到大家都好迷惘」。錯過了的時光也不復再，「人老了就不會再想移民，但如果有機會返轉頭，我會認真考慮」。
父親去年離世。臨終前，黎玉嬋才知道父親一直沒有安全感。
父親是木匠，專做行李箱木框，行頭太狹窄，只好提早退休，成了一生遺憾。父親晚年患有柏金遜症，因肺炎入院，彌留期間已無法下床，但仍誠惶誠恐的問女兒要錢：「我沒有錢給醫院阿嬸」、「出院沒錢搭車怎算好？」她無法解開父親的鬱結，「原來他很沒安全感，一生都沒得話事，因財政權不在手，由細到大阿媽都怨他養不起頭家。對男人來說，這是很委屈」。
她很早便出身工作，盡量幫補家計，「但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母親挑起重擔，難免有微言，對街外人訴苦就成了閒言是非，父親只好忍氣吞聲。「他有很多話想說，但都沒機會說出口」。夫妻感情褪色，父親患病時，母親常說要送他進老人院，「最終都沒有送去，因為父親已經走了」。
30年空姐生涯，圍繞地球不知多少個圈，始終落地歸根。4年後便退休，黎玉嬋打算進修office skills（辦公室技能），「這是一門很高深的學問」。華麗背後，一切都要從頭開始，慶幸工會給她添上了一點顏色，「估不到自己可以有火，讓我看見自己的另一面。所以我經常懷疑，其實我是金牛座還是雙子座？可以突然間變了另一個人」。她笑得像個大笑姑婆。
撰文：王家文 攝影：鍾偉德
社會改變，人心也變，反之亦然。1989年結婚，在法國度蜜月期間，正值六四屠城，「在酒店看電視，見到畫面有坦克車，兩個人攬住喊」。回歸前取得居英權，她打算跟丈夫移民，「想深一層，沒理由離開自己的土地會更幸福」。留了下來，卻感覺家不成家，「香港本來是小康之家，但人心越來越複雜，政治氣候令到大家都好迷惘」。錯過了的時光也不復再，「人老了就不會再想移民，但如果有機會返轉頭，我會認真考慮」。
父親去年離世。臨終前，黎玉嬋才知道父親一直沒有安全感。
父親是木匠，專做行李箱木框，行頭太狹窄，只好提早退休，成了一生遺憾。父親晚年患有柏金遜症，因肺炎入院，彌留期間已無法下床，但仍誠惶誠恐的問女兒要錢：「我沒有錢給醫院阿嬸」、「出院沒錢搭車怎算好？」她無法解開父親的鬱結，「原來他很沒安全感，一生都沒得話事，因財政權不在手，由細到大阿媽都怨他養不起頭家。對男人來說，這是很委屈」。
她很早便出身工作，盡量幫補家計，「但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母親挑起重擔，難免有微言，對街外人訴苦就成了閒言是非，父親只好忍氣吞聲。「他有很多話想說，但都沒機會說出口」。夫妻感情褪色，父親患病時，母親常說要送他進老人院，「最終都沒有送去，因為父親已經走了」。
30年空姐生涯，圍繞地球不知多少個圈，始終落地歸根。4年後便退休，黎玉嬋打算進修office skills（辦公室技能），「這是一門很高深的學問」。華麗背後，一切都要從頭開始，慶幸工會給她添上了一點顏色，「估不到自己可以有火，讓我看見自己的另一面。所以我經常懷疑，其實我是金牛座還是雙子座？可以突然間變了另一個人」。她笑得像個大笑姑婆。
撰文：王家文 攝影：鍾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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