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6日 星期日

劍橋為家36年 淡泊家庭 黃麗松之子愛的方程式

註:本文轉載自蘋果日報


劍橋為家36年 淡泊家庭
黃麗松之子愛的方程式 

20,726


劍橋盛夏,Murray Edwards College內花園,松片跌落木枱,葉花碎濺。下墜到濺碎,是物理定律,聽松葉跌下來的聲音,優雅得像看見英國校園大樹寫詩。
環境如此安寧美好,治學如此高尚惠及眾人,搞學術、科學研究,不想理會其他事情包括政治,處身英國劍橋大學花園,就領略這種想法了。
到劍橋訪問香港大學前校長黃麗松兒子黃禮和,他在Murray Edwards College主管醫科,學院每年只收約9至10名醫科生,全院3年本科生只有約30人,黃禮和既教本科醫生也帶4個博士研究生。
「那是幾年前建造的池塘,小心不要踏進去啊。」印象派一樣的水中花葉,自戀的人才會跌入水池。黃禮和帶記者遊種有香草的綠色花園,處處提醒,看着客人坐下木椅子,一樣凝重,「小心坐好」。科學家習慣認真,思考與做事,腦裏有很多預視與假設,只有一切身外物不重要。他的辦公室簡樸像儲物室,那襲隨時要在重要典禮穿上的博士袍,像道具一樣掛在門鎖上,放在牆邊的科學顯微鏡似古董,他身上穿着的舊棗紅外套,是永遠的學院派風格。 

僅花年半修畢博士

在劍橋學生及教職員飯堂午餐,慢用芝士與葡萄之時,記者問黃禮和為何當年寫博士論文這樣快。
「最大原因是我問對了問題,往後就不會白花時間了。」像他這樣一個研究學者,很多事情可以遲可以避可以不理,惟有學術研究,非常的快狠準。1978年黃禮和剛完成牛津大學醫科實習,在2月開始在劍橋大學跟隨Lord Adrian做博士研究論文,結果,他在一年半後成功提交論文。劍橋大學八百年歷史裏,黃禮和是不是第一個以一年半時間完成博士論文的學者,一時間難以考證,但可以肯定是後無來者。他因此少交了一半學費,校方也為此修改規例,規定必須以最少3年時間修讀博士課程。
做事快,耐性高,黃禮和不厭其煩在電郵回答記者問題,簡單來說,他的論文是關於生物膜裏的介電性能(the dielectric properties of biological membranes),「問題要精準,我以數學技術分析資料,就能找出清晰直接的答案」。用物理解釋醫學,用數學找答案,這位醫學科學家平日說話簡短,邏輯有依據,絕不花巧。
在開始博士論文以前,他其實已經花過大量時間在實驗室做研究,而導師Lord Adrian教授也幫了他很多。取得博士學位以後,黃禮和立刻獲得劍橋大學助理講師職位,成為劍橋36年學術生涯的起點。他目前是劍橋大學的細胞生理學教授,多年來不少到劍橋讀醫的香港醫生,大都上過他的生理學課堂,包括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副院長盧煜明,盧形容「他對學生熱心又仁慈,是屬於很受歡迎的老師。在劍橋競爭激烈,能取得教授席位也很難得」。港大建校初期的重要捐款人陸佑,他的孫兒Charles Loke退休前是劍橋大學英皇學院的病理學教授,也是當時校內少有的華裔教授。
近十年,黃禮和主要研究心臟電流異常引起心衰竭或猝死的原因及預防方法。其中兩項重要研究是關於布魯格達氏症候群(Brugada Syndrome),又稱突然猝死症,以及一種關於心動過速的心臟病(Catecholaminergic Polymorphic ventricular tachycardia)。他說兩種病症都很罕有,前者多在泰國發生。透過研究這些病例,深入掌握心臟電流問題,最終希望找出心臟病猝死的高危因素,為這種現代都巿殺手病提供預防措施。他說:「彭定康心臟問題是關於血管栓塞,跟我研究的不同,但兩者都是很普遍的問題。」

鍾愛莎劇拉小提琴

這位馬來西亞長大的華裔科學家,當年在吉隆坡只讀普通中學,一班45人,每天分上下午班,他下午一時半要離開課室。其後到新加坡讀預科,考入了英國牛津大學讀醫科。他說當年的普通程度會考裏,英國文學是其中一科,令他愛上莎士比亞。現在劍橋每年7月盛夏,都會有戶外莎劇表演,「在晚上,你可以坐在花園裏看莎士比亞話劇」。他喜歡莎翁作品情節好,詩好。
「能說觸動你的莎劇名句嗎?」記者問。
「我的天。」他想到了,是《凱撒》裏的幾句:
He then unto the ladder turns his back,
Looks in the clouds, scorning the base degrees
By which he did ascend.
劇中人物的說話,留在心裏成了道理,黃禮和說:「這是講,無論你有多大成就,對那些沿途幫過你一把的人,都要心存感激,常存心裏。顯然,凱撒是沒有這樣做。」
黃禮和今年64歲,牛津教生理學的Charles Michelle,博士研究導師Lord Adrian,他一一記着。而記得的,除了感恩,還有科學家研究的態度。
「若導師問你不懂的問題,你先要思考,作出假設,嘗試找出答案,然後,就是找書去了。」他認為,當記者跟當科學家一樣,從一無所知開始,以問題找答案。「你不會等人去告訴你怎樣做,要主動,有心理準備犯錯,並且不因此被打倒。」
在實驗室耗盡精力,電子產品如最新手機,科學家不感興趣,甚至看見iPhone會猶豫是不是三星,WhatsApp與手機新聞,通通不會用也不想知。「平日做科研太多,不想再花時間學習新的科學東西。」他依靠每星期五出版的《經濟學人》追回一星期內的新聞,即便發生恐襲,都是廿四小時後看BBC網上新聞了解。周末若果從劍橋出門到倫敦,一切電郵他都不會碰。
黃禮和樣子偏向似媽媽李威,但事業與興趣,卻有父親的影子。父與子都是科學家,一樣懂得拉小提琴,也喜歡莎士比亞,現在劍橋家裏只放音樂或是後印象派畫作書籍,謝絕科學書入屋。有一位任港大校長的父親,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殖民地最高學府首長,對黃禮和來說,是一點感覺也沒有,因為,他16歲就離開父母到外地讀書,然後長居英國。小時候,父親總是很忙,但會鼓勵兒子多嘗試學習新東西。有時候,他只能以翻閱爸爸的藏書填補父親的位置,「我總能找到一兩本有興趣的書,慢慢地,他的藏書,變成了我的藏書」。周末一家到音樂會,見盡有趣人物。今天,有時間的話,他也會參與劍橋巿交響樂隊演奏。可是上一代着重家庭的傳統,對單身的他,倒已不重要。

不談戀愛免卻煩惱

「你介意談論這個問題嗎?」
「不介意。我是太忙,建立一個家庭或是感情關係,是雙方面的,要有實際的付出與責任。」
「你不想負責任?」
「我不太肯定我能夠這樣做。我認為,投入感情關係之後,若因為太忙不能承擔責任,這對人是不公道的,所以,每做一件事情都有代價,每做一件事情都要負責任、付精力,若果不肯定,就不應胡亂投入。」科學家很均真,不拖欠人,也不被人拖欠。
「你是科學家,何不試一試,trial and error?」
「因為不想傷害別人。」
「你預期會傷害人?」「所有人都知道會。」研究上盡量避免撞板的科學家,不接受感情出錯。
「我猜想你喜歡音樂,喜歡莎士比亞,總會對愛有一種看法,你有一套愛的哲學嗎?」
「那是一種很需要負責的行為,是嗎?你隨喜好看多少莎士比亞作品都可以,但愛情這一回事,是關於你能怎樣做而非怎樣閱讀。」說這個話題時,他幾次咭咭咭的笑,像個學生。
停留在倫敦西敏區一間酒店時,記者每天難得可以去隔鄰Tate Britain看一次可憐的哈姆雷特的情人《Ophelia》,她唱歌後溺死河中。畫家John Millais以模特兒躺在浴缸模畫女角,然後融合真實優美河景。這幅再創作油畫,女主角死得美麗。原創是莎士比亞一齣關於復仇的悲劇,若果按黃禮和的科學態度推論,哈姆雷特如有科學家負責任的精神,就不該跟殺父仇人下屬的女兒相愛,那是注定的悲劇。人文與科學,境界誰高誰低,看你怎樣詮釋。小說裏,傳說刺鳥一生追尋一棵帶刺的樹後,會向它最尖銳的刺撞去,在極度痛苦中唱一生最優美的歌,然後死去。有些事情,是快樂而致命的。眼前科學家,免卻一切煩惱,生命小說合乎情理的淡然。
「那你試過戀愛嗎?」科學家開明,問題不設限。
「沒有試過。但有些事情是知道的,就如收學生一樣,若要他們能畢業,我對他們要負責。在這大學,每周要給一個學生一或三小時,要了解學生,要負責任,但情況卻不全然由你控制,因為每一個人都自主,你只能從旁引導,大多時候有好結果,現實是,也不一定經常會好,若果結果不好,也不一定因你不負責任……」
「啊,太多計算了吧。」記者不接受像計算數學或然率一樣的放在人與人的關係。
「是嗎?」他持開放態度。
「你在一段關係有太多計算了吧。」世界,的確是有兩種人的。「不,是要好好思考的。」他理性堅持。
袁國勇解釋辭任港大校委時候,也很幽默地說:「我結婚都是這樣計過的。」做不好的事情,不如不去做。了斷一件事情,不給好結果跟壞結果有一次對賭的機會。科學家是不肯賭,還是不肯打?賭要思考,打要花心力。香港跟英國不能比,黃禮和說,劍橋設有一個從下而上的制度,持文學碩士學位以上的教員組成評議會(Regent House),每一成員都有權就大學重要事件投票,「弊處是很難說服大學作出改變」。

出走擺脫父母期望

「謝謝你分享你的私人感受。其實,父母以前有擔心你嗎?」他弟弟在伯明翰大學當電機工程學講師,結了婚,有一子一女,都已大學畢業了。
「我肯定他們有啊,子女,是你一生的憂慮與責任。」
「你怎樣擺脫?」
「走去別的國家。」他坦白得令大家都笑起來。所有「壞孩子」都有出走的慾望,任何人都有選擇自己天地的權利。無形的壓力不但來自政治,還有父母的期望,社會的期望。對某些人來說,到了一個地步,離開,是一種解脫。
反叛的孩子,代代都有。李國章說衝擊港大校委會會議的學生虐老時的樣子,讓人相信,香港每一代都有被寵壞的孩子,有時候,老去的,比起年輕的,更天真更自我,一世都不願意知道怎去讓人。
李國章的哥哥李國寶,跟黃麗松一家人很熟,在4月出席港大黃麗松追思會時,李國寶致辭說跟黃校長相識45年,亦師亦友,以往經常帶着一對兒子Adrian和Brian在校長府過聖誕吃英式甜布丁。1979年黃麗松邀請李國寶進入校委會,幾年後出任司庫,往後更要負起募捐的責任,目前他是港大副校監。李國寶生於倫敦,也曾在劍橋修讀經濟,後來成立Prince Philip Scholarship,希望可以幫助香港一般家庭的傑出學生到劍橋讀書,黃禮和是獎學金的經理,參與挑選學生。獎學金除了應付學費及宿費,還有額外交通費甚至是冬天購買保暖衣物的津貼。父親曾經做雪糕檔小販的前任律政司司長黃仁龍,也拿此獎學金到劍橋讀書,並先後取得3個一級榮譽學位。
不論評價如何,上一代人,對香港的社會及學術有自己一番看法與付出。但知識世界基本上是公平的,在不同年代裏,李光耀到劍橋讀書,兒子李顯龍是劍橋畢業生,林鄭月娥的兒子也在劍橋讀書,所有學問,若果不能解決一個簡單的公正確當問題,一切學術與科學又是服侍誰人呢?
因為替李嘉誠和黃旗下藥業公司任獨立非執行董事,黃禮和不時要到上海開會,有時走到外灘及租界一帶,在20、30年代的歐洲建築物裏,他開始明白,來自上海的媽媽李威,為何會彈琴又學習法語。離開中國的下一代,有時也到杭州開會,很欣賞那裏的風景,但離開了,就不會掛念。
從徐志摩一代,所有到劍橋的中國學者都被迷倒。陳之藩寫劍橋,金耀基寫劍橋,戴耀廷佔領行動之後到劍橋靜思寫書。祖籍汕頭的黃禮和不會看中文,不曾讀過徐志摩的詩。一個世紀過去,華裔在英國學術重鎮落地生根,不再是過客。追求知識,堅守恒常道理,不讓國族身份變成無謂負擔,正如另一位歷史大學者、港大前校長王賡武也不把自己跟現在地域上的中國人畫上等號。
「我想,你不容易找到霍金。」校長之子認真的看着記者說。
劍橋36年了,黃禮和踏單車回大學,用小提琴發聲,因為看畫留下倫敦足迹。他說已經視自己為英國人,就如很多英國人也有不同祖先,有些是德國人,有些是法國人,有些是印度人。「我感覺很被英國人接受。」他留下的一點點中國元素,大概是喜歡用英式易潔鑊做中國炒飯。
「只要你有創造力,你絕對可以選擇你喜歡過的生活。」記得科學家說這句話時,小片松葉從高處掉下,濺碎在英國花園的木枱上。
記者:冼麗婷 攝影︰何柏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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