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治港政策全面改變的起點

（原載香港01）

中央治港政策全面改變的起點

特首林鄭月娥上周三（9月4日）發表電視講話回應反修例示威者訴求，宣布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可惜對紓解社會的對立氣氛沒有產生太大的作用。事實上，這次講話甚至阻礙了社會對港澳辦之前一天記者會的討論。其實，港澳辦的表態傳達了中央治港層面就香港局勢的最新判斷，突顯中央政府處理香港問題的政策思路出現重大轉變，其意義遠勝林鄭月娥的講話，值得香港社會認真關注。

港澳辦發言人楊光在這次記者會上對香港局勢提出三點意見，一是希望特區政府圍繞「止暴制亂」進一步凝聚共識，付諸行動；二是希望香港社會區分和平集會和暴力犯罪；三是希望香港社會聚焦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根本問題，共謀解決之道。其中第二與第三點為關鍵。

9月3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新聞發言人楊光表示，現在已經到了維護「一國兩制」原則底線、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關頭，並提出三點意見。（中新社）

對建制陣營作警告

「止暴制亂」重複了中央政府一貫主張，其實無新意。當然，我們還是可以注意到，當中針對建制陣營的一些警告，說明了中央政府認為香港的管治階層，包括政府、商界與建制派政黨在這次衝突中的表現不盡人意。楊光強調止暴制亂「沒有中間地帶，容不得猶豫、徘徊和動搖」那麼，誰是「猶豫者」、「徘徊者」、「動搖者」？根據港澳辦的意思，反修例運動之所以能夠持續三個月之久，除了各種深層次結構矛盾的長期積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主要政府部門能力不足，以及商界與建制派「騎牆」與投機。

比如，商界對社會運動作壁上觀、態度模糊，直到中央釋放強烈信號後才逐步統一態度。就算這樣，依然會出現如李嘉誠勸阻暴力的「黃台之瓜」從示威者的角度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這展現了各方之間缺乏信任，甚至造成衝突。特首林鄭月娥在中央與香港社會壓力之間的反復搖擺尤其明顯，無論其公開流露的感情還是私下講話，還是在一些關鍵決策上的猶豫失當，不僅刺激事態不斷升級，也給警隊和建制派造成了困擾。一些內地評論直接揶揄她「該硬的軟啦、該軟的硬啦」。港澳辦明確提出所有掌握公權力的機構都要在「止暴制亂這個大是大非、關乎香港前途命運的問題上」快速、果斷地行動起來，顯然意有所指。

建制無能為什麼甘作附庸？

反修例運動三個月仍持續，除了各種深層次矛盾的長期積累使得運動得到了香港民意的普遍支持和同情，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主要管治部門能力不足，以及商界與建制派等的騎牆與投機。（資料圖片）

為什麼第二與第三點意見更重要？港澳辦明確指出，在反修例衝突中，存在着暴力份子和支持修例者之外的第三批人，這說明以往中央治港體系對香港政情分析的最大疏忽，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港澳辦的說法是，「參與和平遊行集會活動，與那些肆無忌憚挑戰『一國兩制』底線、衝擊中央駐港機構……的犯罪行為，在性質上是截然不同的」。從其十次提及「少數暴徒」來看，中央政府明確希望將打擊對象局限在一小批「暴徒」，不認為應該將範圍擴大，並且強烈突顯了「第三批人」的重要性，視其為這場風波裏必須認清的政治事實。

認識「第三批人」重要性

強調「第三批人」，也是表達中央尊重香港民意及香港與內地差異、認可香港市民「和平遊行集會表達訴求」權利的政治方式，說明中央對作為運動主體的「和理非」採取了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問題作了理性分析和切割，但是對非法暴力和港獨則依法嚴厲打擊，和中央在內地社會安全治理上的手法——「首惡必辦，脅從不問」高度類似。

港澳辦同時明確指出，大量存在的暴力與港獨行為，使得原本圍繞修例而出現的事態「完全變質」，「他們的目的、他們的矛頭所向，已與修例無關」，「就是要搞亂香港、癱瘓特區政府，進而奪取特區的管治權，從而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假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之名行完全自治、對抗中央之實，最終使『一國兩制』名存實亡。」這樣的指控是嚴厲的，而且定義了企圖讓香港「完全自治」的目的就是「港獨」，因此也是絕對不能容忍的行為。

中央認為，大多數參加運動的香港市民是被激進暴力者、動機叵測者、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群體綁架和誤導，但他們所代表的民意需要被尊重、被認可，不應該被不加區分地視為「止暴制亂」的對象，而且需要澄清問題和原則，爭取最大多數香港人的理解與支持，為未來改革凝聚共識。與此同時，要集中力量嚴厲打擊非法暴力行為，以實現「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的目標。

這種態度的關鍵是既突出強勢對待「暴徒」，亦明確了中央對大多數反對修例或極度不滿政府的群體持理性態度，這與以往中聯辦等治港部門用二元對立，敵我矛盾方式處理香港政治的做法有着極大的差別，而反修例風波爆發後，不少人批評治港部門嚴重缺乏對香港政治現實的認識，甚至用了違反中央最高政治原則的粗暴工作手法。

把握「和理非」氣氛林鄭需要做得更多

【8.18集會】8月18日，民陣發起「流水式集會」，迫爆港島，是次示威相對和平，未有發生重大衝突，是近幾個月，一次相對少見的「和理非」大型示威。（歐嘉樂攝）

從深層結構定性問題

港澳辦記者會強調的第三點，重要性在於說明了是中央如何定性這次衝突。楊光說，「希望大家聚焦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根本問題，獻計獻策，共謀解決之道」。要更好解讀這個說法，可以與《新華社》上周三發表的文章《沉重的底色與扭曲的方向——香港修例風波背後的一些社會深層根源》一起看，兩者均明確指出了香港困局的深層問題，說明中央對香港問題重新定性，不再只是像以往一樣只將重心放到與敵對勢力的鬥爭上，而是從香港施政的內在不足尋找答案。《香港01》一貫強調中央與與香港社會上下都必須直面長期困擾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中央這次表態是關鍵的改變，而且是找到了問題的核心。

光是抓住問題的核心並不足夠，必須找出方法解決困局。目前的困難之處是香港建制體系或既得利益群體既沒有改革意識與意願，更沒有改革魄力，若只依靠他們來化解困局，就是過於幼稚。甚至要問，中央為什麼到今天才意識這個問題？是因為治港體系和香港政府一直忽略了這種情況？還是制度設計本身忽略了對這種問題的認識？中共是一個社會主義政黨，理應對資本主義的問題有深刻認識，但中央治港官員為何對香港的社會矛盾視而不見？中央必須嚴肅對待自身在這場風波暴露的不足之處，否則「一國兩制」也許只會淪為口號。

當北京也看到香港深層次結構矛盾

中央與香港社會必須以務實理性的態度看待回歸以來香港面對的種種困境，方能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美聯社）

不能空等「自我革命」

事實上，深層次結構矛盾雖然在港英殖民地時期就存在，但卻是在回歸後惡化，甚至鞏固了既有的困局。如果中央政府只是說，「將繼續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繼續不遺餘力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發展成果更多惠及全體市民」，恐怕不足以推動改革。從林鄭提出的「四項行動」也可以看到，市民普遍無法接受這種讓人看不見改革到來的「行貨」。

多年來，我們不斷呼籲中央和香港政府嚴肅面對這個問題。經由這次嚴重的管治危機，中央和港府終於看到了「要害」，點出了香港社會問題的結構性病根，即：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過度迷思，繼承了港英時代的官商共治結構，加上回歸後港府一直缺乏對問題的透徹認識與改革能力，在消極治港思維主導下沒有進行經濟上的「去自由放任化」過程及在社會上「去殖化」過程，沒有建立一個符合香港現實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體系的思路，沒有建立對國家的認同，因而導致矛盾頻繁爆發。

香港問題積弊日深，中央政府必須繼續深挖病根，也必須查找自身不足，才能真正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是一場持久戰，中央必須拋棄消極的「一國兩制」心態，建立一種積極的「一國兩制」心態和認識，全面推動和督促香港政府的改革規劃，不然的話，要等到香港的既得利益群體進行「自我革命」，可能會要付出極大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