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性政府”护航改革，这个大势不会变

姚洋：“中性政府”护航改革，这个大势不会变

作者：姚洋 

　　这个世界，并不缺乏有过经济起飞的经济体，但很多都昙花一现，难以写就中国这样的持续40年的经济奇迹。

　　在那些失败的经济体，经济一旦起飞，大量利益集团随即形成—权贵、财阀，甚至还包括过度强大的工会。它们的膨胀不断对政府形成压力，最终绑架经济政策，让社会从“做大蛋糕”迅速转入“分蛋糕”阶段。于是，经济在短暂起飞后逐渐陷入停滞，“中等收入陷阱”的诅咒成为现实。

　　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何总能突破利益集团阻力，不断闯关升级？未来中国要继续走出对后发国家的“诅咒”，要凭借的又是什么？

　　为此，《南风窗》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在姚洋看来，中国的中央政府能够始终保持一个“中性性质”，这是改革不断推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未来，这个大势依然不会改变。

　　 

　　反腐是对政府“中性”的回归

　　南风窗：你曾有一个观点被实务界和学术界熟知，即改革开放的成功，很大程度在于中国有一个为国家、民族长期利益考虑的“中性政府”，因此可以超脱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来制定经济发展的政策。现在，内外形势有深刻变化。“中性政府”的方向会持续下去吗？

　　姚洋：会的。中性政府的性质一直都没有改变，这几年的反腐也是这个逻辑。从执政党的角度来看，反腐是要保持党的纯洁性。而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则是通过肃清腐败，来保持政府的中性。

　　腐败是对中性性质最大伤害之一，如果是高层腐败，那么情况会更严重。高层腐败和中低层的腐败不同，它会编织一张网，形成强大的裙带关系，甚至造成党的分裂。

　　另一方面，最近这十几年来，中国人创造了海量的财富，但相当一部分的财富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为了巩固财富地位，以及获得更多的超额收益，他们天然地需要寻找政治上的联盟。

　　近年的高层腐败案如周永康案、令计划案，都有这种联盟的迹象。一些长袖善舞的商人，甚至可以给高级干部发布“命令”，这种离奇现象是一个信号，它展示出这种政经联盟在一部分权力、财富的顶层人群之中业已形成，必须铲除。

　　这种联盟一旦形成，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将是阶层的日益固化和创业空间的抑制。对整个经济发展来说，则是结构性的改革无法推动，最终是整体经济活力和效率的丧失，以及国民福利的损失。反腐就是要打碎这种反改革的政经联盟，是我们对“中性政府”的回归。

　　 

　　两次改革闯关为何成功？

　　南风窗：在《发展经济学》一书中，你提到过改革的两个关口，即价格双轨制改革和国企改革，都是政府保持了“中性”，改革才得以闯关成功。

　　姚洋：对。什么是中性政府？就是其经济政策不受社会集团非生产性特征影响的政府，所谓的非生产性特征，是指社会集团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换句话说，即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不被利益集团绑架，而是基于国民的整体和长期利益而考量。

　　20世纪80年代末，“官倒”为国民深恶痛疾。在价格双轨制下，有权力的人控制着商品的配额，靠近权力的群体便有条件获得配额，然后高价在民间倒卖，赚取差价，积累人生的第一桶金。

　　此外，双轨制也导致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会腐蚀执政党。有配额的国企领导和控制配额的政府官员很容易把配额卖给个人，从中获益致富。

　　当时，一些观点颇为悲观，他们认为价格双轨制既然有利于党和政府内部的强势人物，那么改革必然首先损害最强势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无异于与虎谋皮。但后来证明，这种担忧错了。到1994年，中国最后的价格双轨制——双重汇率被取消，改革最终成功推进。

　　第二是国企改革。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搞国企改革，抓大放小，将大量的国企民营化。到2005年，1995年存在的国有工业企业中，76.7%的国企被民营化或者破产。这一改革，对执政党和政府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国企体系越是庞大，越是意味着大量的寻租和职务消费空间，这有利于体制内当权者的利益。但最终，中国坚定而低调地对国企进行了民营化。

　　价格双轨制改革和国企改革，是40年以来非常关键的两次改革，没有这两次改革，中国的经济奇迹一定会大打折扣。我们之所以能够排除阻力，就在于我们的政府在关键时点总能恪守“中性”原则，为国民长远利益而考虑。

　　 

　　政策用力过猛引发某些猜测

　　南风窗：提到国企改革，现在社会有上有“国进民退”的担忧，特别是经济增速下行以来，民企在信贷等方面的劣势凸显。因此，有人认为中国鼓励民企发展的经济政策有变。你认为呢？

　　姚洋：高层对这个问题已经表态，支持民企发展的大方向没有变。“国进民退”被一些人称为是“反向混改”，即国企把民企吃掉，但这不是中央的本意，这是经济增速下行，信贷收紧时的一种特殊现象、阶段性现象。

　　民营企业感受到寒意，最直接的原因是信贷收紧，收紧来自三大原因，是去杠杆大背景之下的“三管齐下”。

　　一是银根的收紧，这是宏观大背景。二是中央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的严管。地方政府在中国金融体系中是一个特殊存在。一方面，它们从国有银行融资，另一方面，它们融到资后也会向链条的末端释放流动性，而一些民企正好处于末端，它们的资金很大程度便是依靠地方融资平台对流动性的间接释放。

　　第三，资管新政推出，对银行体系的约束前所未有，银行通过表外向民营企业融资的通路被限制，而影子银行又是民企融资的主要途径，因而这必然加剧民企融资难。

　　因此，民企在前段时间猜测到一些“变动”，其实只是经济政策用力过猛使然，并不是经济的体制层面有所转向。

　　 

　　宏观的货币政策不能代替改革

　　南风窗：的确，2018年第三季度开始，去杠杆变成了稳杠杆。这种调整，看来是有必要的，对吗？

　　姚洋：审视政策，必须回顾这几年中国经济的走势。2015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特殊时点，这一年发生了两个事情影响了某些政策的出台和经济的走向。一是股灾，它极大地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二是汇改，“811汇改”选择的时机出现偏差，这个时候正是人民币贬值压力上升的时候。一旦放松管制，大量热钱外逃。短时间内，外汇储备一下子从4万亿美元降到了3万亿美元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下猛药，于2016年一季度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措施。仔细研究，你会发现2016年的刺激幅度，并不低于当年的“四万亿”计划。

　　这出现了两个结果，一是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复苏，大宗商品价格迅速上涨；第二就是国内一线、二线城市房价的暴涨，当年主要城市涨幅普遍超过40%。此外，银行表外融资也开始爆发。

　　当房价出现暴涨势头，我们又开始限购。但光是限购，依然无法解决金融空转和资产泡沫的问题。到了2017年年底，监管部门终于发动了近年以来最强烈的去杠杆行动。

　　 

　　南风窗：去杠杆为什么会这么猛？信贷一下子逆转收紧，所有人都好像不习惯。

　　姚洋：这个问题，你必须基于经济体制的实情来思考。在过去，一些观点认为是“政令不出中南海”，但现在完全不同。在现有投融资体制下，一项政策往下传导，往往会层层放大，到了链条的末端，力度加大了好几倍。最终，流动性的急速收缩，完全超出市场的预期。

　　这十几年以来，很多民企早已习惯信贷宽松的环境，从未经历过动真格的去杠杆，因此遇到了麻烦。我认为，民营企业家以后不妨多关心一下宏观经济，加强自己的经济研究力量。经济和政策都有周期，会变化的。

　　南风窗：过度信贷是楼市暴涨的重要原因，泛滥的流动性让不少民企老板“弃厂炒楼”，很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

　　姚洋：货币的宽松在总体上是有利于民企的。有种观点其实不可取，既要用信贷的收紧和利率的提高，来倒逼民营企业放弃原来的粗放经营模式，进行技术的转型升级。但真实的情况是，信贷收紧之后，民企不但没有机会转型升级，反而有生存之忧，这是当下金融体制的某些现实所决定的。因此，我们绝对不能以宏观的货币政策来代替改革。

　　 

　　适当刺激，依然不可或缺

　　南风窗：对经济未来几年的走势，比较主流的观点是L型，你持什么观点？

　　姚洋：改革任重道远，但对实体经济还是应该乐观一些。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在微观层面，中国已经成长起来很多优秀的企业家和优秀的企业，不要低估它们的抗风险和创新能力。它们是经济复苏最坚实的微观基础。

　　从地域上讲，珠三角、长三角还有北京都是主要的优秀企业集中地，但在其他一些地方依然有大量的优秀企业存在，在并不算“明星区域”的地方存在着好企业，更让我们对实体经济有信心。

　　最近，我去山东考察了两家企业，印象深刻。一家是济南二机床集团，它是一家国企，它做冲床，做汽车配套。近几年，他们连续打败德国和日本的同行，拿到了美国福特公司的大型冲压线订单，而且并不是靠低价来抢市场。

　　另外一家是潍柴，这家企业也非常传奇。之前，他们先是仿制捷克的发动机，改革开放之后，则学习欧洲人的技术，最终实现自主研发。2017年，潍柴已经达到世界五百强的销售额，而且在细分市场非常厉害，在除巨型和小汽车发动机之外的市场上，他们的份额、技术水平都已位居国际同行的前列。

　　其实，我们从宏观上来分析中国很多大型制造类企业的成长，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制造业企业对经济周期非常敏感，一旦经济收缩，企业可能面临困难。在这个时候，政府必要的刺激政策不可或缺。经济的逆周期扩张，稳定了市场，让企业挺过难关。最终，企业持续成长，并实现了技术升级。

　　 

　　未来实体经济的结构如何？

　　南风窗：你曾提到，未来中国经济结构将是“美国+德国”式的，怎么理解？

　　姚洋：美国人讲求个人主义，善于颠覆式创新，而且有大国市场，能够迅速把创新予以市场化和产业化。德国人相对保守，善于改进，是技术强国。中国人从性格上讲，既冒险，也保守。

　　浙江的商人就非常有冒险精神，善于资本运作，而山东的企业可能就相对保守，他们从事传统的机械制造业，推崇步步为营，蚕食市场。抛开制度因素，中国人这种性格的多元化，让我们的经济结构也必然多元化。同时，中国的大国市场也具备支撑这种多元化和多样性的能力。

　　制造业是一个实体经济的根基。如果把时间拉长，我们会发现中国制造业正在发生一个变化。改革开放之初，制造业最具活力的部分是轻工业，箱包衣帽。但现在，机械、装备等高端和重型制造正在崛起，它们开始成为制造业的主角，我们挑战的是德国、日本。

　　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必须注意两点。首先，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工业的重心就是这些，但那个时候国门关闭，和国际一流的差距很大，所以改革开放之后，这些企业发展缓慢。但现在，这些产业又在重新勃兴，它们已经直接与全球一流技术接轨。这是一种产业结构的回归。

　　其次，我们的经济体量太大，在任何领域，一旦“中国制造”崛起，将很快吃掉别人的市场。因此，从长期来看，对国际贸易的环境变动，我们必须要有充足的应对预案。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南风窗”，作者为南风窗常务副主编谭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