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8日 星期二

採訪六四CNN記者齊邁可撰文:香港會變成貝爾法斯特嗎?

採訪六四CNN記者齊邁可撰文:香港會變成貝爾法斯特嗎?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第一任北京分社主任、親歷其境採訪1989年六四鎮壓的齊邁可(Mike Chinoy),第一個學位是在耶魯大學攻讀中國研究,如今他是南加州大學美中研究所(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s US-China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101日,他的一篇長文〈香港會變成貝爾法斯特嗎?/Could Hong Kong Become Belfast?〉,以當前香港的抗議運動與當年北愛爾蘭長達30年的衝突作比較。

齊邁可著有北愛爾蘭民權運動領袖和人權律師博爾(Kevin Boyle)的自傳,耶魯環球網站(YaleGlobal Online)指,齊邁可曾採訪七、八十年代北愛爾蘭的混亂時局。齊邁可的〈香港會變成貝爾法斯特嗎?〉刊登在耶魯大學全球網站,副題是「香港及北愛爾蘭的無法妥協以及警察過度反應,把一個單一議題的抗議變成要求廣泛變革的運動/Failure to compromise and police over-reaction in Hong Kong and Northern Ireland transformed one-issue protests into movements for sweeping change」。耶魯大學在介紹這篇文章時指出,「示威者對於香港『一國兩制』承諾遭到撕毀的沮喪及憤怒高升」,引述齊邁可的文章結論警告,絕不妥協的的做法的風險,可能把一些示威者推向激進及暴力。

文章開始時齊邁可寫道:「人群走過街頭,要求基本的政治權利。他們遇上的是揮舞棒棍的防暴警察發射的催淚彈和橡膠子彈。他們的衝突變成常態,反映出在激昂的民眾與孤立及反應緩慢的政府之間的鴻溝」。接着他說,「聽起來,這很像2019年夏天我所居住的香港,但實際上是我是說50年前的北愛爾蘭」。北愛爾蘭的衝突長達30年,導致3000人死亡,齊邁可在七、八十年代以記者身份採訪北愛爾蘭,他說,過去3年鑽研詳細的史料,為當年的北愛爾蘭民權領袖博爾寫一部書。

齊邁可說,「北愛爾蘭的維多利亞式城巿、荒蕪的鄉郊,以及延綿多個世紀的宗教敵對,與多姿多采的大都會城巿香港看似是兩極化的兩端,但它們的平行是令人驚訝的。尤其是兩個社會都面對曾經是英國殖民地的痛苦歷史」。他說,1922年,當主要是天主教徒的愛爾蘭脫離英國獨立,至於北部以新教徒為主的地區則建立自己的小王國,以保障自己的主導地位。北愛爾蘭的亂局,開始時是和平運動,區內的少數天主教民眾要求擁有與新教徒和其他英國人同樣的政治及公民權利。齊邁可說,在他的書中,博爾說是出於對不公義的原因,人口中如此數量的民眾在英國被摒於權力之外。一開始,北愛爾蘭新教徒政府冷漠、敵意,支持警察窒息這個運動。

齊邁可寫道,香港2019年的運動同樣也是開始時是和平。即時的議題是北京委任的特首林鄭月娥,建議一項法例,允許把港人引渡到中共控制法律制度下的大陸,「但是更深的擔憂令人更為關切:令人驚訝的經濟不平等讓富人得益,卻把很多年輕人遺棄在北京與不解民情的大亨為主的政治決策聯盟後面」。他說,早就有要求實現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這亦是1997年結束英國150年殖民統治中國的承諾。

齊邁可說,儘管法律界、商界和一般市民都警告,引渡法案會危害香港的司法獨立﹣一個將香港同大陸劃分的關鍵特質﹣林鄭月娥堅持要通過該法。這導致大規模示威,以及示威者和警察之間的衝突。

他寫道,在北愛爾蘭,政府不願回應基本民權訴求,同樣引發衝突。警察使用橡膠子彈和催淚彈控制群眾,大致上徒勞無功。正如一名在貝爾法斯特的記者於1971年寫道,催淚氣有着「凝聚一群感同身受和對施放者同仇敵愾的人的巨大力量」(enormous power to wield a crowd together in common sympathy and common hatred for the men who gassed them)。在香港人口稠密的社區裹,催淚彈有着相同的效果,燃起強烈不滿情緒。同時,就像在貝爾法斯特有市民遭橡膠彈射盲那樣,在香港使用類似武器射中一名年輕女子的眼睛,令公憤火上加油。

他續說,到了北愛爾蘭當局於1970年代初勉強對一些基本民權訴求作出讓步,包括終止不公正劃分選區、提供住屋和就業平等機會等,但都太遲了。愈來愈多天主教徒視北愛爾蘭政府沒有合法性。人們不只是有一些特定的改革訴求,取而代之的是,人們號召徹底推翻整個制度。對於愛爾蘭共和軍而言,這就是暴力運動的開端,目的是要切斷北愛和英國的關聯,創立一個統一的愛爾蘭。
齊邁可說,在香港,原本是撤回引渡法的訴求,直至9月初才勉強得到回應。這個舉措太少也太遲。警方的行動以及親北京惡棍攻擊示威者和市民,以及政府不讓步的傲慢,導致了另外四個訴求:設立一個獨立委員會調查警方行為、撤回被捕示威者為暴徒的定性、林鄭用娥辭職、真正的民主改革。除非五大訴求得到回應,示威者誓言繼續抗爭。

他說,就像北愛爾蘭,政府的固執不讓和警方過度反應,使一場原本只有單一議題的和平活動,演變成一場要求廣泛變革的運動。雖然沒有喊出香港獨立要求,連場示威已給北京響起警號,北京把這場運動斥為一場旨在分裂香港和中國的「顏色革命」。他說,在政府排除再作讓步之下,暴力開始升級。近日小部份示威者在港鐵入口縱火、向警察投擲汽油彈,還有少數個案是毆打他們懷疑是親政府的人士。與此同時,親北京的黑社會分子揮舞利刀追打示威者。警察要麼不是袖手旁觀,要麼只拘捕示威者(The police have either looked on or arrested only members of the protest movement)。

齊邁可寫道,在北愛爾蘭,和平示威的失敗和警方的鐵腕手段,激起愛爾蘭共和軍運動。香港幸而未到此地步。但是,於我而言,香港發生的事、堵塞道路、交通受擾、空氣中的催淚氣味,都帶我回到1970年代在貝爾法斯特駕馭生活挑戰的點滴回憶。

他寫道:而且情況可以變壞。就正如隨着愛爾蘭共和軍興起那樣,愈來愈多激進者,因着在示威中被捕人士遭遇到國際特赦組織形容為的「虐待及其他惡待」,愈來愈困惑憤怒。國際特赦組織919日的報告,記錄了香港警察毆打被捕人士、威嚇電擊他們的生殖器官,以及用雷射光直照他們的眼睛。這與愛爾蘭民權領袖博爾跟進的著名案件有着駭人的雷同。1972年,博爾是北愛爾蘭保安部隊虐待被捕人士首宗呈交歐洲人權委員會案件的律師。他代表七名被拘留後遭毆打和虐待的男子,其中一名囚犯的生殖器官遭電擊,其他人骨折。他促請委員會針對警察和軍人的行為進行更廣泛調查,調查之後展開。在香港,國際特赦組織也支持展開獨立調查的訴求。同時,香港傳媒報道,在示威者常使用的網上聊天室,抗爭的討論增多了。仲夏之時,警方在一幢大廈搜出炸藥,拘捕一個主張香港獨立的邊緣政黨的成員。也許,一些激進少數派得出他們選擇不多、只得採取更加暴力手段的結論,只是時間問題(It may be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a radical minority concludes that they have little choice but to adopt more violent tactics)。

在文章的最後,齊邁可說,1969年,博爾在遭到新教徒極端分子攻擊的民權遊行中扮演顯著角色。作為一個終生暴力反對者,他以加緊尋找政治化解之道為回應。其他人,包括那些民權遊行的參與者則走向暴力和恐怖主義。因此,北京和香港政府不妥協的姿態,可能逼使一些年輕示威者走向類似方向,並非是不合理的憂慮(It is not unreasonable to worry that the uncompromising approach of the Beijing and Hong Kong governments risks pushing some of the youthful protesters in a similar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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