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不會解放香港

美國不會解放香港

【文：Samantha Klein，譯：Sallie Lau】

每當我在香港遊行示威上看見美國國旗，我便感到不安。我是一個在香港長大的美國人，今年夏天跟香港人一起抗爭，深深地被香港人的時代革命打動。過去三個月，香港人為了表達自己的聲音展現了極大的勇氣和創意。可是，我認為繼續尋求美國特朗普政府幫助來「liberate HongKong」是一個極度危險的行動。可以說是一種誤導。

8 月9 至11 日，大家都在接機，向遊客分發文宣。8 月12／13 日，我們塞爆機場，停止了機場的正常運作。我第一次跟手持美國國旗的示威者碰面就是在機場行動上。通過對話，我才知道，對於這些示威者來說，揮舞美國國旗是一種對美國致謝的表示。他們想多謝美國考慮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然而，我認為如果香港人真的要向美國致謝，除了揮舞美國國旗和高唱美國國歌意外

還用很多挑衅性較低的致謝手法。當我問他們為何會決定使用美國國旗時，問他們難道這樣不會加強中共對香港「結交外國勢力」的指控嗎，他們竟聲稱沒有人會愚蠢到相信這指控，完全無視了香港和世界各地還有很多人會利用這種推理來駁斥示威者的五大訴求。

隔天，他們的訊息變得更加清晰，把「TRUMP PLEASE LIBERATE HONG KONG」的橫額掛在接機大堂的中央。他們跟我說掛這些橫額和國旗的原因是因為美國代表著民主自由的理想。當被問及為何不揮舞其他民主國家的國旗時，他們解釋說，像加拿大和瑞典這樣不夠強大的國家，是不能對抗中國的。當他們被問到把新移民放進集中營的特朗普如何比習近平好，他們說中國是一個邪惡的共產主義國家，而特朗普是被人民選出來的領導人。那時我才明白，對於他們來說，這場革命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帝國霸權之爭。這是麥卡錫政治主義（McCarthyism）在2019 年的復興。這是所謂正義自由民主捍衛者的美國跟所謂邪惡的共產主義之間不合時宜的爭鬥。

我們這樣全心全意地接受美國作為保護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仁慈力量，是我們對美國過去的地緣政治鬥爭的誤解。我們可以以1954 年危地馬拉政變為例。當時，危地馬拉總統雅各布·阿本茲（Jacabo Arbenz）向貧窮的農民分發土地，激怒了該國的精英和美國聯合水果公司（American United Fruit Company）。這些精英得到美國在背後的支持，推翻民主選舉選出的領導人。此後，危地馬拉經歷了40 年的極權統治，飽受了40 年的內戰。在這四個十年裡面，超過20 萬土生土長的危地馬拉人被殺1，而美國則於1964 年在巴西，1973 年在智利和阿根廷，繼續實施干預和罷免民主選舉選出的領導人的戰略。與此同時，美國亦於東南亞干預後殖民政權，因此導致了1955 年的越南戰爭，造成大約100 萬越南人2，3 萬柬埔寨人3 和5 萬名老撾人死亡4。

美國會繼續在中東地區進行這極權般的干預。而現在，美國不僅直接地使用軍事干預來影響其他國家，美國公司也會為中國等獨裁政權提供武器和軍事設施。就在今年，前美國海軍及現任美國教育部長Betsy DeVos 之弟Erik Prince 創立的公司Blackwater，跟中國簽了一項協議。Blackwater 會在新疆建立軍事訓練營。新疆就是中國拘留數百萬穆斯林維吾爾族人的地方。香港警察用的催淚彈亦是一家總部位於美國的公司 NonLethal Technologies 製造的。

從此可見，美國政府中的一些人完全不關心香港的人權和自由，他們只是在爭奪全球霸權，只在乎戰勝中國。 在美國假惺惺地讚揚香港抗議者為政治自由奮鬥的同時，他們的公司從新疆和香港受專制鎮壓之中賺大錢。9 月8 日，成千上萬的香港人包圍了美國駐香港領事館，揮著美國國旗，呼籲美國支持香港。就前幾天，黃之鋒跟何韻詩在美國國會上就香港的情況發表講話，要求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叫美國每年重新審視香港是否仍然有足夠的「自治」去享受美國給予的特殊待遇。

我們不應該呼籲美國捍衛香港的人權和自由，而應該繼續堅持和彰顯香港本土的民主領袖。我們應該繼續向那些為香港警察和中國提供武器的公司施加壓力，亦應該接受世界各地的民主組織的幫助。但在尋求美國政府的支持之前，我們應該慎重考慮美國歷來以「民主」為由而作出干預的記錄是否真的捍衛到香港的自由。

1 McAllister 2010,pp. 276–281.

2 Charles Hirschman et al.,"Vietnamese Casualties During the American War: A New Estimate",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December 1995.

3 Heuveline,Patrick (2001). "The Demographic Analysis of Mortality Crises: The Case of Cambodia,1970–1979". Forced Migration and Mortality.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pp. 102–04,120,124. ISBN 978-0309073349.

4 Obermeyer,Murray & Gakidou 2008

莫樹錦：罕見靶點

莫樹錦：罕見靶點

標靶藥物盛行日子中，肺癌病人若找不到基因靶點，常會感到氣餒，好像老天很不公平，患癌已夠苦，沒有靶點便苦上加苦。

可是，大部分病人未能明白「沒有靶點」為何物？基因靶點測試（Genetic Testing）是昂貴事物，故此公立跟私家醫院取態不一，按美國跟歐盟專業組織提議，EGFR、ALK、ROS1及BRAF V600E四種基因，而香港大部分公立醫院只選最常見的EGFR及ALK，惟個別醫院也會考慮測試ROS1和BRAF。

事實上，還有其他新進靶點被忽略，其中包括HER2、RET、MET14 Skipping、NTRK和KRAS，病發率較低，每項只有百分之一至三左右，再加上藥物只屬實驗性，故尚未登大雅之堂，但當病人沒有其他選擇時，發現罕有靶點便可能是天降佳音。

例如，針對RET的標靶治療，便在今年九月世界肺癌大會上大放異彩，新藥LOXO 292終極結果出爐，有效率達百分之六十八，而中位無病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高達十八個月，對腦部轉移也相當有效，這結果對RET陽性肺癌病者實是佳音。

故此，當醫生說找不到靶點時，便要問找不到哪些靶點，常見的找不到，便要考慮罕見靶點。生死攸關，絲兒希望也不可放過。

撰文: 莫樹錦

欄名: 醫筆稱心

莫樹錦教授獲歐洲腫瘤學會頒發「終身成就獎」

莫樹錦教授獲歐洲腫瘤學會頒發「終身成就獎」 

全球第一人將晚期肺癌治療「個人化」　被譽為「腫瘤學傳奇」　

國際肺癌權威、中大醫學院腫瘤學系系主任兼李樹芬醫學基金腫瘤學教授莫樹錦教授，近日獲歐洲腫瘤學會（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簡稱ESMO）頒發「終身成就獎」（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表揚他於肺癌領域研究對全球帶來重大貢獻。此獎項乃國際間給予癌症研究人員最高的榮譽和肯定之一，莫教授是首名獲此獎項的華人。學會形容莫教授是「腫瘤學的一個傳奇」，是全球第一人將「個人化治療」的概念應用在晚期肺癌患者身上。莫教授多年來致力研究肺癌的生物標記，他的多項研究成果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扭轉了肺癌治療的方向，訂定了全球肺癌治療的新準則。

莫教授將晚期肺癌治療個人化肺癌已變成可治療疾病

莫教授在加拿大接受醫學培訓，於1996年返港並加入中大醫學院，重點研究與肺癌有關的生物標記和分子標靶治療，以及免疫治療。

以往晚期肺癌唯一的治療方法是化療，但化療在消滅癌細胞的同時，也傷及正常細胞。因此化療病人平均存活期只有數月。

莫教授於2009年發表IPASS研究（IRESSA Pan-Asia Study），以亞洲的非吸煙肺腺癌患者為研究對象，此乃全球第一項研究證實帶有EGFR基因變異的肺癌病人接受標靶治療的效果較化療優勝，正式確立標靶治療為EGFR基因變異肺癌的一線治療方案。其後，莫教授又於2014年證實標靶治療較傳統化療更有效治療ALK陽性肺癌的晚期肺癌患者。

基於以上肺癌研究的重大突破，現時確診晚期肺癌的病人，首先要接受基因測試，確定是否EGFR或ALK基因變異，才決定治療方案。如果是EGFR或ALK基因變異，第一線治療是標靶藥。醫生會針對不同的基因變異為病人度身訂造治療方案，選擇用藥，實踐「個人化治療」的概念，幫助肺癌患者活得更好和更長時間。

由於癌細胞會「進化」的關係，大部分患者在接受一線標靶治療後一段時間，會開始呈「抗藥性」，需要轉藥。莫教授在他的研究提出肺癌病人需要持續地監測「癌症進化」的情況，若接受標靶藥治療後又再出現基因突變，應對症下藥，以持續優化治療方案。

此外，過去病人如果找不到任何驅動癌基因，或沒有適合標靶藥物，只有選擇化療。近年免疫治療出現，為病人帶來更多選擇和希望。免疫治療的應用也是莫教授的研究重點。

多年來，莫教授領導多個重要的大型跨國研究，並於頂尖醫學期刊如《新英倫醫學雜誌》（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和《刺針》（The Lancet）等發表逾220份著作。在2016年，他發表報告證實EGFR基因變異之肺腺癌患者，如在接受一線標靶治療後再出現基因突變及抗藥性，可透過新的治療模式，將癌症無惡化存活期有效延長超過一倍。此項研究於2017年獲全球頂尖醫學期刊《新英倫醫學雜誌》選為十篇「2017年度最受矚目研究文章」之一。

首名華人學者獲此殊榮　被譽為「腫瘤學傳奇」　

因著於肺癌研究一再取得重大突破，並影響全球肺癌治療方向，莫樹錦教授近日獲全球最權威癌症醫學會之一的ESMO頒發「終身成就獎」，是國際間給予癌症研究人員最高的榮譽和肯定之一。

對於獲此獎項，莫樹錦教授表示：「我衷心感激ESMO授予我這個榮譽，也要特別感謝香港以至全球每位和我一起努力的研究人員過去20多年來的無私付出及支持。這項殊榮不僅令我感到極大鼓舞，也是對亞洲學者及他們就肺癌個人化治療研究作出貢獻的一份肯定。」

在頒獎禮上，莫教授特別指出兩件對他極具意義的事— 「友誼」和「合作」，他表示：「作為醫生和研究員，我的工作是為病人帶來希望；而我的成就便是與志同道合的戰友攜手創造希望，一起向肺癌宣戰。」

ESMO院士及獎項遴選委員會主席Evandro De Azambuja教授指出：「莫教授是腫瘤學的一個傳奇。他是全球第一人真正將『個人化治療』的概念應用在晚期肺癌患者身上。他的多項研究成果已扭轉了肺癌治療的方向，奠定了全球肺癌治療的新準則。」

除了向莫樹錦教授頒發「終身成就獎」外，ESMO本年度同時向現職美國MedImmune 高級副主席的Jean-Charles Soria教授頒發「ESMO大獎」、來自哈佛醫學院的Pasi A. Jänne教授頒授「轉化研究大獎」，及美國癌症研究協會行政總裁Margaret Foti頒發「傑出女性腫瘤學者大獎」。

有關歐洲腫瘤學會

歐洲腫瘤學會（ESMO）是腫瘤學領域上最大的專業團體之一，極具領導地位。學會擁有超過18,000位、來自全球逾150個國家或地區的腫瘤科專家，是腫瘤學教育及資訊的參考指標。ESMO通過促進綜合癌症護理，支持腫瘤科專家的發展，兼倡導全球可持續的癌症治療，為癌症患者提供最佳護理。

後資本外逃時代 加速開放的中國或將面臨更大挑戰

後資本外逃時代　加速開放的中國或將面臨更大挑戰

撰文：陳放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於周二宣布，取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投資額度限制。同日，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證監會）公佈了今後一個時期全面深化資本市場改革的12個方面重點任務，其中包括加快推進資本市場高水準開放。

早在6月13日，履新不足半年的中國證監會主席易會滿在第十一屆陸家嘴論壇上表示，「不管外部環境如何變化，中國都將按照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總要求，堅定推進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為此，證監會已經陸續推出了一籃子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舉措。

中國證監會主席上任以來的主要任務是資本市場的改革與開放。（視覺中國）

想走出去必須能引進來

目前，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商品期貨市場（按交易量計算）、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場（按市值計算）和全球第三大債券市場（按存量規模計算），但是外資在中國資本市場上的佔比很小。以股票市場為例，中國人民銀行的資料顯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末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的境內股票市值為1.65萬億元人民幣（1元人民幣約合0.14美元），僅佔A股總市值的2.7%。

另一方面，中國對外投資規模不斷增大，導致資金流入增速和流出增速嚴重不匹配。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的資料顯示，2009年至2018年的十年間，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了九倍多，達到1.9萬億美元；對外證券投資增長了約一倍，達到4,980億美元。同期，境外機構和個人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僅增長兩倍；對中國的證券投資增長了三倍。

此外，快速增長的對外投資需求和資本外逃行為，導致中國金融帳戶在2015年和2016年出現累計超過8,000億美元的淨流出。為了穩定人民幣匯率，中國也消耗了8,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2017年，中國開始嚴控資本外逃行為，宣佈禁止房地產、酒店、影城、娛樂業、體育俱樂部等境外投資，並禁止在境外設立無具體實業項目的股權投資基金或投資平臺。

然而，隨著中國在經濟、金融、產業、貿易領域不斷向外融合，無論是對外投資還是資本外流都必然加速。為了平衡國際收支，中國在資本走出去的同時，必須為資本的引進來創造條件。

“一帶一路”將擴大中國的對外投資額，因此必須引入外資對沖資本外流問題。（新華社）

與國際資本市場接軌正當其時

由於全球經濟正陷入衰退，多國紛紛通過降息刺激經濟，導致全球風險收益水準持續下降。2019年以來，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的長期債券相繼跌入負收益區間，《彭博》資料顯示，全球負收益債券存量已超過15萬億美元。如果未來經濟持續衰退，寬鬆的貨幣政策或將進一步拉低金融資產收益率，國際資本必然需要尋找回報率更高的資本市場。

因此，中國此時選擇加快與國際資本市場接軌正當其時。相對發達國家而言，中國的債券收益率較高，且在2015年股災之後，中國A股市場的整體估值較低。目前，中國資本市場正處於較好的投資時機，也獲得了國際資本的認可。2019年5月起明晟（MSCI）將分步增加中國A股在MSCI指數中的權重至20%；富時羅素（FTSE Russell）也於6月將A股納入其全球指數。此外，《彭博》4月起將人民幣計價的中國國債和政策性銀行債券納入國際三大主要指數之一的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

目前，中國銀行信貸體系仍處於去杠杆階段，間接融資收縮的空間需要直接融資來補充，而中國的直接融資主要通過資本市場。中國中央國債登記結算公司和上海清算所的資料顯示，截至2019年8月末，境外機構已經連續9個月增持中國債券，持有債券總量超過2萬億人民幣。

此外，Choice資料顯示，截至9月11日，通過港股通和深股通機制流入A股的資金今年已高達1,572億元人民幣。中國資本市場的開放正在為中國經濟引入源源不斷的資金。

習近平一再強調，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路透社）

引進來還要管得住

然而，資本市場開放必然涉及資本帳戶開放。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資本帳戶開放容易導致經濟波動頻繁，「短期投機性資本到處流竄，無孔不入，給宏觀經濟管理增加了許多困難」。因此，資本市場開放需要是「高水準」的開放，即資本能引進來，也要能管得住。

中國證監會主席易會滿在9月11日撰文稱，「要加快推進資本市場高水準對外開放，廣泛開展國際交流合作，不斷提高中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化水準和服務能力」，同時也要「堅持放得開、看得清、管得住，切實增強開放條件下的風險防控和監管能力」。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為提高防控涉外金融風險能力提出七條應對之策：

一是牢牢把握金融開放的主動權和主導權，成熟一項推出一項，擴開放與防風險要同時研究、同時部署；二是建設有深度廣度、有流動性的金融市場體系，提高吸收內外部衝擊的能力，築牢抵禦外部攻擊的第一道防線；三是深化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健全貨幣政策框架，疏通傳導機制，提高宏觀調控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四是在國務院金穩委的領導下，加強部門資訊共用和政策協調，形成監管合力；五是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監測預警，做到風險早發現、早預警、早處置，並在情景分析、壓力測試的基礎上擬訂應對預案，重點要模擬演練防範化解跨市場的傳染和攻擊；六是健全法律法規，加大執法力度，嚴格資訊披露，嚴厲打擊內幕交易和市場操縱行為；七是建立健全輿情監測分析機制，加強市場預期引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在多個場合強調，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範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因此對於中國而言，資本市場開放的初衷仍是為實體經濟服務。只有把握好這個核心宗旨，中國金融監管層才能夠「看得清，管得住」。

二次回歸及勇武的角色

二次回歸及勇武的角色

劉山青

中環站（立場新聞圖片，2019-9-8）

今天發生的事在本質上是如何解決在2047 年後的中港關係，它因送中條例而鬼擁神推地提前二十多年引爆。這是任何人，包括中共所意料不及的。

現在中共可能看到這點，希望多給一點時間讓其發酵，以便一次過解決。由之，有人提出在現在將一國兩制再延伸，可能有道理的。

本文的宗旨是解釋，勇武派的歷史任務加速了香港成為大陸城巿。諷刺地，這與他們想脫離中國的意願南轅北轍。

大凡社會出現在規模動亂，警察暴力必然出現。例如在今天的蘇格蘭的最大城巿格拉斯哥，它的警察就拒絕批准五場遊行，這是因為，支持和反對北愛獨立的示威者，素來喜歡在示威與反示威之中武鬥，應該注意的是，這五場遊行涉及人數只有50 至800 人，警方的理由是：

“Police said recent events had shown the strong likelihood of disorder in the city at the weekend at one or more of the parades.

He said there had been calls on social media from Republicans to target Loyalist events and demands from Loyalists to protest against Republican parades.”

筆者的一位朋友認為：“香港人大部份人都沒有國際視野，包括我們很多朋友，即使受過高等教育，專業人士，都是只看到自己的肚臍，何況是年輕人？三個月沒有人死，也算是克制了。” 

理據一　　

說香港人如何叻，似乎有點自我陶醉，或自我摧眠。香港老一輩在今天的反應上進退失據，說明殖民地教育的失敗。香港的精英階層正全面退化，正好吻合香港的管治階層與大陸看齊，為未來回歸至大陸城巿鋪路。

舉一個例子，港交所向倫敦交易所提出合併計劃，其做法兒戲，似乎是做戲多於想合作賺錢。

倫交所的回信的第一句是：

“Dear Ms Cha and Mr Li,

We are responding to your highly conditional proposal of 9 September 2019.

We were very surprised and disappointed that you decided to publish your unsolicited proposal within two days of our receiving it.”

它估不到港交所在提出計劃的第二天，在未收到對方回應之前就高調公開計劃。這說明港交全無誠意，如Margaret Thatchet 名言，“This is not the way to do business.”香港沒有獨特的精英階層，他們的做法與大陸官員的作虛弄假作風雷同。

這是精英回歸（這點與勇武無關）。

理據二

勇武的漫無目的的衝擊說明它崇尚以暴力解決問題。這是大陸人的特色，「比香港人手瓜特別粗，講嘢特別」或是它所說的低端人口的特色。

這是文化回歸。

理據三

據路透社報導：「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資委）本周曾於深圳召開會議，會上有約一百名、來自國有企業的高層參與，要求他們加強投資本港的零售業及旅遊業，以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及穩定金融市場，但未有談及具體的投資內容。

參加是次會議的國有企業包括中石化及招商局等。此外，消息指除要求國企更積極投資香港外，不能只視作股權投資，要求他們加強對本港企業的控制權及話事權。」

勇武的攬炒主張，破壞公共設施的行為，全面拖垮樓巿和股巿，有利於大陸資本取代。

大陸有句「制度自信」，其意思是外國人做得到的，他們也可以做。大陸可能有一派認為，只要背靠祖國資本，在平亂後，他們也可以管治這個國際城巿，他們在上海也幹得不錯。

這是資本回歸。

理據四

勇武派提出的解決香港前途問題是香港獨立，這等於海巿蜃樓。香港民族論是沒有水平的論述，所謂五位知識份子加註是胡說八道。這些知識份子有一共同點，以往迷信共產黨，現在迷信右派理論。他們是反共反上腦，失去知識份子的慎思督行的基本要求。港獨論等於放棄為未來香港尋求出路的努力。

這是理論回歸。

理據五

合理地預期，將來無論如何發展，香港將失去過去光輝，與馬尼拉、曼谷等二、三流城巿看齊。勇武全面攻擊公共服務，將導致香港的城巿規劃倒退，與大灣區其他城巿看齊。未來的港人可能覺得生活在深圳與香港無異。

這是心理回歸。

理據六

勇武已表示香港警察與大陸公安無異。事實上，香港警隊的表現很窩囊，文化低、不尊重人權。可以預見，未來的的香港警察在維持治安上不會有進步。

據大紀元報導：

「香港反送中運動高漲，敏感之際，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人事變動，習近平親信、公安部長趙克志出任港澳小組副組長，港澳辦主任張曉明疑似被免去副組長職務。」我的朋友表示：「公安部長是武官，鎮壓示威者不會手軟，用大陸標準來看，有可能覺得香港的警察太過克制，要重手啲，香港嘅年輕示威者有難了。」

這是治安回歸。

結語

勇武正帶領香港走往不歸路。我的朋友表示：“I’m afraid that the several hundred militants would not stop and would probably besiege the Mongkok police station adjacent to the Prince Station or block the roads in causeway bay or Admiralty again tonight and tomorrow night to keep up the momentum and fighting spirit”。他們目前的策略是，不斷衝擊警局，特別是太子站，他們害怕局勢降溫。

正是這點，他們犯上嚴重的冒進主義錯誤。忘記了他們的真正初衷。

67 年暴動受到港英的嚴鎮壓是因為周恩來向港英表示，不會收回香港。港英收到這政治訊息，解除了後顧之憂。

同理，一旦特朗普看到了緃火等行為在西方社會也不接受的時候，美國同樣可以以暴力衝突已離開美國的non-violent protest activities 底線為由，出賣香港。

勇武的實際作用是加速了香港走向一國一制，符合了美國國會正討論的「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的Section 3,1D。香港已淪為大陸城巿，因而不值得支持。

Sec 3: Statement of Policy

１(D)Hong Kong must remain sufficiently autonomou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justify a different treatment under a particular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or any provision thereof,from that accord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央治港政策全面改變的起點

（轉載自香港01)

中央治港政策全面改變的起點

特首林鄭月娥上周三（9月4日）發表電視講話回應反修例示威者訴求，宣布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可惜對紓解社會的對立氣氛沒有產生太大的作用。事實上，這次講話甚至阻礙了社會對港澳辦之前一天記者會的討論。其實，港澳辦的表態傳達了中央治港層面就香港局勢的最新判斷，突顯中央政府處理香港問題的政策思路出現重大轉變，其意義遠勝林鄭月娥的講話，值得香港社會認真關注。

港澳辦發言人楊光在這次記者會上對香港局勢提出三點意見，一是希望特區政府圍繞「止暴制亂」進一步凝聚共識，付諸行動；二是希望香港社會區分和平集會和暴力犯罪；三是希望香港社會聚焦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根本問題，共謀解決之道。其中第二與第三點為關鍵。

9月3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新聞發言人楊光表示，現在已經到了維護「一國兩制」原則底線、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關頭，並提出三點意見。（中新社）

對建制陣營作警告

「止暴制亂」重複了中央政府一貫主張，其實無新意。當然，我們還是可以注意到，當中針對建制陣營的一些警告，說明了中央政府認為香港的管治階層，包括政府、商界與建制派政黨在這次衝突中的表現不盡人意。楊光強調止暴制亂「沒有中間地帶，容不得猶豫、徘徊和動搖」那麼，誰是「猶豫者」、「徘徊者」、「動搖者」？根據港澳辦的意思，反修例運動之所以能夠持續三個月之久，除了各種深層次結構矛盾的長期積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主要政府部門能力不足，以及商界與建制派「騎牆」與投機。

比如，商界對社會運動作壁上觀、態度模糊，直到中央釋放強烈信號後才逐步統一態度。就算這樣，依然會出現如李嘉誠勸阻暴力的「黃台之瓜」從示威者的角度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這展現了各方之間缺乏信任，甚至造成衝突。特首林鄭月娥在中央與香港社會壓力之間的反復搖擺尤其明顯，無論其公開流露的感情還是私下講話，還是在一些關鍵決策上的猶豫失當，不僅刺激事態不斷升級，也給警隊和建制派造成了困擾。一些內地評論直接揶揄她「該硬的軟啦、該軟的硬啦」。港澳辦明確提出所有掌握公權力的機構都要在「止暴制亂這個大是大非、關乎香港前途命運的問題上」快速、果斷地行動起來，顯然意有所指。

建制無能為什麼甘作附庸？

反修例運動三個月仍持續，除了各種深層次矛盾的長期積累使得運動得到了香港民意的普遍支持和同情，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主要管治部門能力不足，以及商界與建制派等的騎牆與投機。（資料圖片）

為什麼第二與第三點意見更重要？港澳辦明確指出，在反修例衝突中，存在着暴力份子和支持修例者之外的第三批人，這說明以往中央治港體系對香港政情分析的最大疏忽，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港澳辦的說法是，「參與和平遊行集會活動，與那些肆無忌憚挑戰『一國兩制』底線、衝擊中央駐港機構……的犯罪行為，在性質上是截然不同的」。從其十次提及「少數暴徒」來看，中央政府明確希望將打擊對象局限在一小批「暴徒」，不認為應該將範圍擴大，並且強烈突顯了「第三批人」的重要性，視其為這場風波裏必須認清的政治事實。

認識「第三批人」重要性

強調「第三批人」，也是表達中央尊重香港民意及香港與內地差異、認可香港市民「和平遊行集會表達訴求」權利的政治方式，說明中央對作為運動主體的「和理非」採取了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問題作了理性分析和切割，但是對非法暴力和港獨則依法嚴厲打擊，和中央在內地社會安全治理上的手法——「首惡必辦，脅從不問」高度類似。

港澳辦同時明確指出，大量存在的暴力與港獨行為，使得原本圍繞修例而出現的事態「完全變質」，「他們的目的、他們的矛頭所向，已與修例無關」，「就是要搞亂香港、癱瘓特區政府，進而奪取特區的管治權，從而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假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之名行完全自治、對抗中央之實，最終使『一國兩制』名存實亡。」這樣的指控是嚴厲的，而且定義了企圖讓香港「完全自治」的目的就是「港獨」，因此也是絕對不能容忍的行為。

中央認為，大多數參加運動的香港市民是被激進暴力者、動機叵測者、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群體綁架和誤導，但他們所代表的民意需要被尊重、被認可，不應該被不加區分地視為「止暴制亂」的對象，而且需要澄清問題和原則，爭取最大多數香港人的理解與支持，為未來改革凝聚共識。與此同時，要集中力量嚴厲打擊非法暴力行為，以實現「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的目標。

這種態度的關鍵是既突出強勢對待「暴徒」，亦明確了中央對大多數反對修例或極度不滿政府的群體持理性態度，這與以往中聯辦等治港部門用二元對立，敵我矛盾方式處理香港政治的做法有着極大的差別，而反修例風波爆發後，不少人批評治港部門嚴重缺乏對香港政治現實的認識，甚至用了違反中央最高政治原則的粗暴工作手法。

把握「和理非」氣氛林鄭需要做得更多

【8.18集會】8月18日，民陣發起「流水式集會」，迫爆港島，是次示威相對和平，未有發生重大衝突，是近幾個月，一次相對少見的「和理非」大型示威。（歐嘉樂攝）

從深層結構定性問題

港澳辦記者會強調的第三點，重要性在於說明了是中央如何定性這次衝突。楊光說，「希望大家聚焦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根本問題，獻計獻策，共謀解決之道」。要更好解讀這個說法，可以與《新華社》上周三發表的文章《沉重的底色與扭曲的方向——香港修例風波背後的一些社會深層根源》一起看，兩者均明確指出了香港困局的深層問題，說明中央對香港問題重新定性，不再只是像以往一樣只將重心放到與敵對勢力的鬥爭上，而是從香港施政的內在不足尋找答案。《香港01》一貫強調中央與與香港社會上下都必須直面長期困擾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中央這次表態是關鍵的改變，而且是找到了問題的核心。

光是抓住問題的核心並不足夠，必須找出方法解決困局。目前的困難之處是香港建制體系或既得利益群體既沒有改革意識與意願，更沒有改革魄力，若只依靠他們來化解困局，就是過於幼稚。甚至要問，中央為什麼到今天才意識這個問題？是因為治港體系和香港政府一直忽略了這種情況？還是制度設計本身忽略了對這種問題的認識？中共是一個社會主義政黨，理應對資本主義的問題有深刻認識，但中央治港官員為何對香港的社會矛盾視而不見？中央必須嚴肅對待自身在這場風波暴露的不足之處，否則「一國兩制」也許只會淪為口號。

當北京也看到香港深層次結構矛盾

中央與香港社會必須以務實理性的態度看待回歸以來香港面對的種種困境，方能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美聯社）

不能空等「自我革命」

事實上，深層次結構矛盾雖然在港英殖民地時期就存在，但卻是在回歸後惡化，甚至鞏固了既有的困局。如果中央政府只是說，「將繼續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繼續不遺餘力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發展成果更多惠及全體市民」，恐怕不足以推動改革。從林鄭提出的「四項行動」也可以看到，市民普遍無法接受這種讓人看不見改革到來的「行貨」。

多年來，我們不斷呼籲中央和香港政府嚴肅面對這個問題。經由這次嚴重的管治危機，中央和港府終於看到了「要害」，點出了香港社會問題的結構性病根，即：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過度迷思，繼承了港英時代的官商共治結構，加上回歸後港府一直缺乏對問題的透徹認識與改革能力，在消極治港思維主導下沒有進行經濟上的「去自由放任化」過程及在社會上「去殖化」過程，沒有建立一個符合香港現實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體系的思路，沒有建立對國家的認同，因而導致矛盾頻繁爆發。

香港問題積弊日深，中央政府必須繼續深挖病根，也必須查找自身不足，才能真正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是一場持久戰，中央必須拋棄消極的「一國兩制」心態，建立一種積極的「一國兩制」心態和認識，全面推動和督促香港政府的改革規劃，不然的話，要等到香港的既得利益群體進行「自我革命」，可能會要付出極大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