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经济学家谈到中国成功，很少有人提到中共的作用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来源：观察者网
【7月1-2日，第三届思想者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文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姚洋的主题演讲，观察者网独家发布，以飨读者。】
姚洋：
大家好！我要讲的题目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我觉得今天来谈这个题目是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呢？大家知道，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的成长是无与伦比的，要理解这个成长就离不开理解中国共产党。我是一个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谈到中国的成功，很少有人会去谈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但我觉得，如果不谈中国共产党，想理解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四十年里所起的作用？我不想谈一些具体的东西，而是想放到比较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谈。我要说的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这个听起来很别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要中国化？核心意思是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四十年，实际上是回归中国的过程。
稍微梳理一下中国共产党在过去近一百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当初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西风东渐的产物，是一个外来物，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东西。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使得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整个过程，是中国接受西方社会改造思想的一个过程。
所以从1921年成立到1953年——中间因为救国存亡有一些打断——总体上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使命就是改造这个社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原发性国家都经历过社会改造，说英国没有发生过革命是不对的，英国光荣革命之前，打了半个多世纪的仗。
到1953年我们的社会改造基本完成，当然在1953年到1978年这段时间，我们党走过一些弯路，但也要看到在1949到1978这三十年里，我们建立起非常重要的工业基础，这些工业基础对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四十年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四十年里，所谓的回归中国是指什么呢？我个人觉得有两方面非常重要。
第一是回归中国的务实主义。中国人的精神特征、人文特征就是务实主义。邓小平在当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球籍论，就是我们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他是一个典型的务实主义，我们说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确是这样的，他直接用直觉理论，由此导致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
具体而言，这种务实主义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对于中国人来讲没有永恒的真理，这和西方是非常不同的。我们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最后结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把实践放在比真理更重要的地位上。
第二方面是邓小平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用学术一点的语言来说，就是目的的合宜性可以合理地推断手段的合法性。原来我们先说手段，是白猫、黑猫先搞清楚，不管目的。现在倒过来，先说这个目的好不好，然后再说手段可能是合法的。这两个变化是推动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改革，以及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哲学基础。
第二是贤能主义，这个表现也非常明显。我们回到儒家、回到孔子，儒家强调君主要施仁政，怎么施仁政呢？要通过个人的修养变成一个圣人。儒家既不是性善论者，也不是性恶论者，儒家是现实主义者，是观察现实的人，而现实的人是多样的。同时他们也观察到现实的人是可以通过个人的修养变成圣人的。
在此基础上，儒家的理想主义就是一种层级制度+贤能主义，这个制度一定是有层级的，谁能进入哪个层级要看你有多贤、有多能，这是儒家的理想政治。事实上，这种儒家的理想政治，至少是以前所谓的自由主义政体所秉持的理想。如果大家读一下《联邦党人文集》、美国《宪法》，其实你能读出儒家的东西来。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四十年中，把儒家的贤能主义重新实践了一遍。我们收集从1994年到2017年几乎所有县级以上官员的相关数据，从这些数据就能发现，中国共产党人才的选拔符合贤能主义的传统。当然这当中也有变化，90年代你会发现经济表现是第一位的，进入新世纪之后稍有一些变化，2012年之后可能更多会强调政治的忠诚。
总而言之，这种贤能主义的取向没有改变。在这两点基础上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体制？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组织，更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需要这样一种组织来选拔官员、做重大抉择，这个组织就叫中国共产党。
顺便给我们的一本新书《中国新叙事》做一个小广告，我们希望在那本书里说出中国新叙事，也就是关于中国制度的新故事。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