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8日 星期二

姚洋:“增长点”概念的时代过去了,国内贸易将成主导

姚洋:增长点概念的时代过去了,国内贸易将成主导

作者:姚洋   

   
  中国一季度经济增长率,终止了连续多季度的下跌趋势。此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拖累增长的除了“周期因素”,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因素。在中美经贸磋商还在紧张进行的背景下,今年中国经济能否实现企稳回升?
  对此,观察者网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美经济二轨对话”中方代表团成员姚洋教授,请他对中国当前经济形势进行分析。本文为中篇。
   
增长点概念的时代永久性过去了

  观察者网:这一轮刺激政策后,您觉得我们有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姚洋:我觉得找“增长点”的思路是受以前经济增长惯性的影响。过去,我们都讲经济增长点,从农村改革开始,到乡镇企业增长,然后是开发区和出口一起,带动经济增长。但现在,并没有发现一个显著的增长点,说明“增长点”概念的时代永久性地过去了。
   
  观察者网:5G或者是AI技术呢?
   
  姚洋:它们不太可能刺激经济的全面猛涨。
   
  为什么?这些行业涉及的面还是比较窄的。比如5G,移动通讯。想想4G对我们经济增长有多大贡献?并没有太大影响。5G可能比4G稍微好一点,但也不要期望太高。
   
  AI是一个渐进过程,自动化已经在往前走了,只是我们没感觉到而已,等到我们感觉到,世界已经发生变化了。
   
  你现在到工厂里去看,有哪家工厂还有一大堆工人在流水线上?全都自动化了,都是车床在生产,一个工人完全可以管好几台机床,而且工人也都是大学毕业生,世界已经在悄然变化了。
   
  对于AI,你如何定义?难道非得看到一个人形机器人、波士顿动力机器狗才算机器人吗?其实,流水线就是机器人,我们国家使用汽车流水线最多,因为体量大。AI已经开始替代人工,走入我们的生活了。只是我们日常生活见到的还比较少,所以AI影响是渐进的。
   
  AI不像出口,不能在短期内对经济产生迅猛影响。从2001年到2008年,我国出口增长了5倍,7年时间增长5倍,很容易被人们感受到。还有我们搞乡镇企业,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全冒出来了。但搞AI是润物细无声的,哪怕就像智能手机造成了巨大冲击,但也不是颠覆性的。2007iPhone出现以后,社会也没有突变。
   
  观察者网:智能机出现后,新的手机制造商出现了,现在非常火。
   
  姚洋:是火了,但它对GDP的贡献率有多少?这个是看不到的。因为智能手机出来后,打败了一批老手机,原先手机制造的GDP被新的手机替代了。AI恐怕也会是这样。有一些企业做强做大,但还有一批企业坚持不住,没有钱搞技术革新,破产了。
   
  观察者网:前些天华为提出一个目标:到2023年,消费者业务销售额要达到1500亿美元,而它去年才520亿美元,年均增速要达到23.6%,是我国GDP增速的3倍多。您的意思是华为营收增长快也主要是体现在替代方面,并不会直接拉动GDP太多?
   
  姚洋:对。华为产品的价格能涨多少?它是靠量而不是靠价格。而如果像iPhone刚出来,大幅提高了手机的质量,也提高价格,GDP肯定会往上涨。
   
  GDP是个很古怪的东西,它是流量,要让它增长,需要有很高的技术进步。在iPhone出现以前,一个手机卖1800元就挺贵了,结果iPhone一下子卖到了6000元,把手机价格涨了几倍。
   
  这几年,我们总觉得日本经济没什么增长。但我到日本去,发现那里是很繁荣的,走在街上饮食业非常繁荣,街上很多人,各国的游客也很多,日本并没有变萧条。但它为何没增长?因为它原本就是这样,是个旅游胜地,很难让经济再增长。
   
  比如在日本吃碗面,30年前和30年后的面没有任何差别,所以在有些地方,面的价格不升反降。原来800日元,现在只要600日元。这样怎么会有经济增长呢?这还是按日元计价,如果按美元计价,那就更惨了。
   
  日本没有经济增长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技术进步,对华为来说也一样。除非华为手机现在卖3000元,每年价格能涨10%,这样会对GDP有作用。但如果不是价格涨,而是销量每年涨10%,恐怕对GDP没任何作用,因为完全是替代的。
   
  观察者网:在您看来,至少眼下这几年,还没有特别好的技术能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姚洋:其实是在发生,只不过比较缓慢。而且靠技术进步推动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这是不可能的,是错误的印象。
   
  以日本为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其平均增长率只有3%左右。但当时日本技术进步非常快,几乎所有新产品都来自日本,而且还卖给世界各国,但它的经济增长率也只有3%
   
  技术进步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快。它不像投资和出口,净增加很快,一年增速能达到6%。技术进步首先需要海量的投入,等有了产出,平均而言价格能涨3%就很不错了。哪怕像iPhone刚在美国出现,把手机的价格提升了100%,但iPhone的消费仅占美国总消费的千分之一,甚至更低,而且iPhone的价格也不是每年都涨,所以它对GDP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观察者网:另外,出口也不会再像前几年一样增长较快?
   
  姚洋:也不可能,最近几年出口增速下降,投资也降下来了,每年增加7%就很好了。
   
  观察者网: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认为,GD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全貌。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现有GDP统计方式难以反映中国真实的经济增长,统计部门已修订了统计方法。在您看来,有没有什么指标能更加真实地反映现有经济发展?尤其是在您说不再有“增长点”的年代?
   
  姚洋:无论如何,GDP仍然是反映经济体量的最好指标,统计部门的修订不过是做一些小修补而已,比如把研发算作投资而不是成本,从而可以计入GDP。如果研发是一个增长源泉的话,这个改动倒是反映了增长点。要完整地反映所谓的增长点,就需要详细的分部门的数据。这样的数据统计部门是有的,只不过没有公布而已。
   
  观察者网:如何解释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增加?这种现象未来能否长期持续?
   
  姚洋:这就是所谓的“再平衡”。过去,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上升没有GDP快,收入向有产者手中集中。2010年之后,情形发生了倒转,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工资上涨快于GDP增速,中国已经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当中,工资最高的国家;二是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服务业的工资高于制造业。这种现象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一是对过去的矫正,二是按照一般的规律,劳动收入比例也会提高。
   
中美经贸磋商有望6月底前达成

  观察者网:刚才提到中美贸易谈判,您觉得进展如何?
   
  姚洋:仍有不确定性。美方代表刚离开北京,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今天再去美国,说明还没有谈拢。本来大家以为快谈成了,目前看,至少还要再谈一轮,说明还有一些棘手的问题没有解决。
   
  观察者网:对中美贸易谈判,您现在的态度和去年底时不太一样。当时您是比较担忧的,认为我们得苦练内功。您态度的转变能否说明,在之前90天的谈判期,中国方面无论是对积极谈判,还是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做的都不错?
   
  姚洋:我觉得是这样,双方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都表现出了极大诚意。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事实上,美方可能也只有特朗普希望能把这个事情谈成,姆努钦和罗斯可能和特朗普观点接近,但其他人恐怕都是持反对意见。
   
  像美方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内心未必真想谈成,他是鹰派。特朗普也很有意思,找了个鹰派领头谈判,而不是姆努钦带头。特朗普的算盘是,贸易协定是要谈成的,但莱特希泽是个好的谈判者,他会对中国更加强硬,会要得更多。特朗普很精明,别看他平时好像傻乎乎地乱说话。
   
  而中国方面,我认为也表现出了诚意,要谈成。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就有谈判的余地。我估计双方还是会谈成,在6月底以前,应该可以签署协议。之后,特朗普的重心就转向国内竞选了,他很着急。
   
  但特朗普着急,并不意味着他会大幅妥协。如果6月底双方没有签署协议,特朗普可能会再次加税,会乱来,如他在上周末说的那样,这样会对双方都造成损失。
   
  我觉得双方都是想谈成,谈成对国内经济也好。去年中国股市指数下降了30%,这是个信心问题。
   
  如果今年中美贸易谈判能够顺利签署,中国经济增长率还可以再达到7%
   
  观察者网: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最近说,中美贸易战将落幕,但科技战即将开始,两国在竞争中会分别定义科技规格与标准。您如何看待他的这番言论?在经贸磋商有望重回“正轨”时,两国在高技术、基础研究领域的竞争是否会凸显?甚至可能成为下一阶段摩擦、冲突所在?
   
姚洋:我同意郭台铭的判断。中美之间的技术竞争是长期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科技竞争要讲规则,不仅中国要讲,美国也要讲,不能任由它来定义谁违反了规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姚洋:解开死循环

姚洋:解开死循环

作者:姚洋 

   
现代化的路径

  澎湃新闻:前面我们谈到开启中国的现代化,但现代化还没完成,接下来该怎么办?
   
  姚洋:我们物质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需要先完成这一步再说。从物质角度来说,我们全面实现现代化没有问题。我做过一些计算,到2035年,我们成为世界的现代化强国,到2050年我们变成高收入国家,相当于OECD国家的水平,这些都没有太大问题。问题是我们在思想层面、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能不能完成,完成的过程能不能更温和一些?对此我有疑问。可能高层认为我们物质现代化还没有完成,我们先完成物质基础再说。以农村为例。
   
  我比较跨界,对中国农村、发达国家的农村、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都有些了解。过去40年,政府做了很多工作,我们还面临收入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某些方面还需要国家力量去解决问题。但中国过去40年对于农村扶贫,做得比别的国家好得多,中国一个穷人比印度的一个穷人要好得多。印度两极分化非常严重,有些穷人一辈子很有可能没见过一个政府官员,没有拿到政府一点好处。而中国至少村村通公路,几乎每个农民都可以享受到无线通讯,中国中等发达地区的农村,许多人家都有小汽车,这在世界上是了不起的成就,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能被抹杀。
   
  澎湃新闻:我也来自西部农村,农村基础设施的确建得很不错了,但是我们那边农村已经没有多少青壮年,居民在大幅减少,但基建投入很大,甚至在修第二条高铁,这种投入还有必要吗?
   
  姚洋:虽然这个过程中浪费多,但我们得向前看,我们要有合适的心态。中国体量那么大,短则67年,长则10年,我们肯定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社会管理、经济管理都需要进一步现代化,还是要以开放来促进国家现代化,这是1840年以来一直在起作用的一个教训。
   
  当然1840年是列强迫使我们打开了大门,现在我们完全可以高姿态、主动地去开放。所谓的百年屈辱,我们是要铭记,但也不能一直用受害者心态对待世界。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道德高地上说“我原谅你了”。我和一个澳大利亚朋友谈起二战后盟国如何让日本赔礼道歉,他跟我说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日本人也侵略过澳大利亚,你看那张砍我们受俘军人脑袋的照片。最后我们还是原谅它了。你们中国也应该这样。
   
  当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就选择原谅日本,我们不需要它的战争赔款。后来日本人带着赎罪感支持中国,为中国提供低息贷款30多年,直到最近几年才停止了。1980年代初,日元升值非常快,中国还债偿付能力有问题,中国就找日本谈,日本说那我们重新谈一个还款计划。日本带着这种负罪感,他觉得应该帮中国,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源头。
   
  1980年代大家甚至在说中日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两国关系拔高到那个份上有点过了,但我们如果换个方式看世界,中国的朋友不就多了吗?中国应该用强者心态看世界,我是强者,就要对外开放,允许你来赚我的钱。有些价值我也可以接受,比如个人的自由、民主协商。
   
  我们不要西方的民主,西方的民主我们嫌太乱,共产党领导的这种政体,有它的优势和合理性,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个体制,中国过去40年的成就跟共产党的领导息息相关。但是我们还要往前进一步,考虑如何让社会现代化继续进行,譬如,我们在现在的基础上如何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如何给予普通个体更多的自由。就像有人讲的,做到老百姓有事做,企业家有钱赚,学者有话可说。经济上,有些项目能不能让民间去投资,不要政府大包大揽?农村有很多人喝不上洁净水,没有厕所,政府要不要把修高铁的钱花到这些地方?政府要想办法放宽民间投资,更加聚焦社情民生,放缓总体经济的发展速度,让个体有所发展等等。
   
  澎湃新闻: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自由派,你跟他们相比有不同思考,这些思考的思想源头来自哪里?
   
  姚洋:我觉得可能跟求学经历有很大关系。我博士时就读的威斯康星大学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左翼的学校。在美国1960年代闹学运的时候,美国有三所大学是学生运动的大本营,它们是伯克利大学、哈佛大学,再就是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虽然威斯康星大学这几十年衰落得很厉害,但现在依旧是很好的大学,而在当时它是公立学校里最好的大学,那时它跟哈佛齐名。
   
  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书时,我的导师上的第一节课讲马克思,我特别困惑,因为我在国内已经学够了马克思主义了,怎么到了美国还要学马克思主义?如此可见威斯康星大学的左翼色彩,我在那里受到潜移默化的左翼影响。回国之后,我研究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一开始我也认为土地应该私有化,集体所有制很别扭。但后来结合我小时候的经历一加思考,就认识到土地立即私有化恐怕不行,因为土地还有社会保障功能。
   
  1997年中国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40%外出打工的人又回到了农村,这个过程非常安静,40%的务工者来去悄无声息,为什么?因为农村有土地可以保障生活,所以在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善的时候,还是应该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当然现在我们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越来越好了,至少疾病保险已经有了,有些地方也有了养老保险,土地也不值钱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就非常弱了,没必要再别别扭扭地搞农村土地三权分立,这没有多大意义。
   
  所以,很难说清具体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我,但求学和农村的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尤其农村让我知道中国有很多人的生活状态很差,需要基本的公平,社会需要基本的公平。
   
  要实现公平不能仅仅靠所谓的程序公平,经济学家中的自由派认为把程序搞对就行了,不需要关注结果平等,如果强调结果平等是有害的。这种想法有些偏颇,比如建筑工人年底拿不到工资,按照自由派经济学家朋友的想法,他们可以去打官司呀!但是,他们连法院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即便知道了也不敢进去,进去了也没钱打官司。而司法是个被动的过程,你不来告,法院是不能主动上门询问有没有官司要打。所以这时候,政府有一定的作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是需要的。再譬如上访制度,我老家有人来上访,找我帮忙,我说我一书生哪帮得了你,你去打官司,他说打赢了也没用,执行不了。后来我委托熟人把他的上访信递到中央信访办,然后批转回江西省,省委书记有天看到,批到县里,就把事情解决了。
   
  为此我很矛盾,一方面觉得这不是现代社会的做法,但另一方面,它的确解决了问题。信访制度有其价值,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临时但必要的措施。所以,我很难变成一个所谓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把什么都交给市场、法律,这不太可能,我们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支持。
   
均贫富的冲动
   
  澎湃新闻:最近我看到做衣服的机械手臂开始成熟,完全自动化的机器做一件T恤的速度非常快。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失业率会变高,这时候如何保证结果公平?
   
  姚洋:现在好在劳动力还没有贵到那种程度,要是再贵一点工厂就全部都用机器了。我看过一个鞋厂,鞋厂老板说生产线上还剩几个工人,如果机器稍微调整一下又可以替代掉两个工人,没这样做是因为工人的工资还没有高到那种程度。
   
  澎湃新闻:可能是因为设备还不太智能,技术进步无边界,机器成本可以继续降低的。
   
  姚洋:对,我也觉得这是个大问题。虽然我们的失业率数据一直是4%5%,但农村里闲着的人很多。我上次回农村,一堆青壮年没事干,都在打零工,一旦失业就回家待一段时间,等到熟人介绍工作再出来。估计这些人没被统计进失业率里,所以未来这个的的确确是个大问题。提高教育水平,当然可能让一部分人就业,但不能寄托太多希望。
   
  有些人说工业革命不都在替代人工吗,新的岗位还会创造出来。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把人的工作从根源上取消掉了。有些国家在考虑基本收入,给每个人一笔保证基本生活的钱,你爱啥干啥去。我觉得这不是个办法,人会被摧毁的,人要有获得感、成就感,他一点成就感都没有,天天傻吃傻喝,不垮掉了吗?他肯定会沾上好吃懒做的坏毛病,譬如赌博。
   
  这个问题我觉得国家重视不够,我感觉短则十年之内,长则二十年之内,失业会是个大问题。
   
  澎湃新闻:对于贫富差距,现在出现了用激进方式实现结果公平的声音,估计农村底层肯定对此有比较现实的诉求。
   
  姚洋:对,我们40年的经济建设搞到今天,是时候重新思考农村问题了。以前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但是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农村人口还有那么多,按照统计还有40%的人住在农村,那就有45亿人住在农村,当然有一些是在发达农村,可是,那些比较贫困的人怎么办?乡村振兴怎样去振兴?我们继续在农村搞经济建设的方向还是没有转变。
   
  任何有农村经验的人都知道农业是不赚钱的,所有的农民都想变成非农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对农村有浪漫的遐想,认为农村保持生态,农民就该种地。
   
  凭什么农民就该种地?农民也想要过上好的生活。所以我认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有两点。第一是开放城市。我们还得允许农民进城。户口制度要放开,让一部分农民永久离开农村,农村消亡绝不可惜,在农村生活的人绝对不可惜这种消亡。第二点,集中空心村。
   
  我估计,城市化到最后,至少还有30%以上的人依然居住在农村。政府可以将空心村集中起来建设成小镇,农民自己出一些钱,国家补贴一部分钱,集中建房。也不一定建楼房,可以建独栋的,但是要集中起来。这样不仅节约了土地,空心村庄也没了,腾出土地,也能让农民享受现代化的好处,抽水马桶、自来水、煤气这些都能装上,这个工作政府一定得做,否则农民的生活水平上不去,哪怕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生活水平还是提高不了。其实上层已经有这个意识了,把农业部变成了农业农村部,就是个很重要的改变。
   
  澎湃新闻:中性政府是你经常提的一个概念,它是什么样的?
   
姚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通过国际比较,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政府比较中性。

姚洋:第四次工业革命,要防止引起社会反向运动

姚洋:第四次工业革命,要防止引起社会反向运动

作者:姚洋 

  612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出席于成都举行的“兴隆湖畔·新经济发展论坛”,发表题为“科技与社会进步”的主旨演讲。

  姚洋教授以工业革命为线索,探讨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并对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发表看法,展示了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之间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
   
  第四次工业革命:人类的脑力将被替代
   
  从我们远古时代的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科技的发展。但是,每次科技的发展都对人类社会的组织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本次的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挑战会超过以往任何一次。人类在过去的200多年间共经历了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蒸汽机,我们在农业时代能够利用的力量,仅仅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力量,但是工业革命使得我们可以利用自己创造的东西来服务于人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气化,发生在19世纪的6070年代,麦克斯韦发现了电磁学。人类第一次可以控制电,这样使得能源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不像以前,从自然界直接拿来烧,而是转换成了电力,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百年之后,第三次工业革命,计算机出现了。这种大容量的计算,信息的高速传递,使得人类有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那么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虽然标志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人工智能,这代表着人工最终是要被替代的,以前是替代体力,这次要替代脑力。从技术发展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飞跃。
   
  人类不劳动,人的意义何在?
   
  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方面是机器开始替代人力,另一方面也对人类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农业社会,每一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也是生产的组织者。中国的农村工业化走得比别的地方好,是因为中国有小农经济。为什么小农经济容易产生农村的工业化呢?因为每一个农民都是一个企业家,这代表着他不光是一个消费者,还是生产者、组织者,这是过去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
  突然间机器化大生产之后,人类都被剥离到了工厂里头,就跟机器是一样的,变成了一个螺丝钉。所以大家看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时也会发现,人变成了一个机器,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第二次工业革命没有改变这个状态,尽管是电气化,但是它延续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种机器化大生产的过程。
  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人性的部分回归,计算机来辅助我们做一些繁琐的计算工作。计算机大规模产生之后,没有替代多少劳动力,反而加强了我们的劳动力,特别是所谓的高端工种,实际上是提高人的价值,而不是减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使得人性重新回归,人变得更加完整。
  但是,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就发现我们没有劳动的必要了。这不仅仅说体力劳动没有必要,甚至脑力劳动都没有必要了。也许是34年前,我们还会经常地去银行的柜台办点业务,而今天你去银行的柜台办理业务的时候,会发现那些所谓做柜台服务的人,甚至一些做财务评估的人,都会被替代。那么当人类不劳动的时候,人的意义何在?

  马克思所想象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劳动的社会,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但是他仍然说人是需要劳动的。人的解放是什么?是你早晨做渔夫,上午做农民,下午做工人,晚上去做一个思想家。而到了今天不需要劳动了,人怎么办?

  有些国家现在试行一个基本收入制度,比如说在奥地利(每个月)拿600欧元,如果你有房子的话你基本上可以活下来,但人活着干什么?有人说我们都可以去搞创意,但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人搞创意。有人提过,从20世纪初有电影以来,能够成功地靠演电影活着的演员不超过20%,多数演艺从业者实际上也不能光靠演电影活下来,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人搞创意。
   
  技术进步,使得高端工种被替代
   
  再看就业。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实际上是创造就业。有很多经济学家说,我们不用担心第四次工业革命,它不会替代劳动力,还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并不是这样。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是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里,是在创造就业,因为这部分劳动力在农村的时候并没有充分就业,只是在假装就业。他们到了城里之后,才变成充分就业。所以不能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在替代劳动,而是在创造就业。

  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候,恐怕就打成了平手,计算机没有替代很多的劳动力,而是辅助了劳动力,特别是比较高级的劳动力。

  第四次工业革命却是在向高端劳动力代替。我去一个鞋厂的时候,鞋厂老板把我带到工人流水线前,告诉我现在这个工种还需要一个工人,但实际上我只要把机器调一下,这个工人就被替代了。再往上,一些高端的工种,实际上也在逐步被替代。
  有一种说法是,你要想就业,就必须获得更多的教育,但实际上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举个例子,美国除了加州,还有华盛顿附近有很好的就业外,整个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是没有多少就业机会的。很多老百姓他即使受了大学的教育,也未必能做成新技术所要求的那个工种。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项目叫做“中国2049”。本来我们担心老龄化会影响我们国家的劳动力供给,现在看来其实根本不用担心,因为AI和自动化的采用,在未来的30年里头,根据我们的计算,它可以替代1.8亿的劳动力,这个超过我们劳动力的下降率。
   
  技术发展让经济更加集中
   
  再看技术和经济的集中。这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的得票结果,蓝颜色是民主党,红颜色是共和党。

  1960年是民主党获胜。到了1976年,卡特胜了,他主要胜在南方各州,这跟民主党在整个六七十年代关注及支持南方的民权运动是有关系的,所以卡特赢在了南方。

  到了1992年,在克林顿的第一个任期时就能明显发现他能赢的州都在西海岸,这是技术最发达、社会最激进的地方,还有新英格兰地区和中部的一些州。
  再看08年,奥巴马赢得选举,他仍然占据的是西海岸、东海岸和中部少数州。到了16年,希拉里克林顿虽然败选,但是还是得看她的得票数,实际上超过了特朗普250万选票,但是,她的选票主要集中在东西海岸。

  从简单的50年美国历史就能看到,美国中部的就业在慢慢流失,而且几乎是永久性的。能够就业的人都到东海岸,西海岸去了。中部的州即使能得到部分就业,其质量也不是很高,而东西海岸都是非常高端的人才,一般的大学教育是根本不可能获得就业机会的。

  我们再看一下中国的经济集中情况,这是淘宝卖家的一个分布统计,非常明显的是集中在东部。淘宝提供了一个工具,那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卖东西,但是从数据中可以看到,他们其实非常集中在东部。

  第二个数据是我们国发院下面的数字金融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的分布。2011年时还是很明显地集中在东南沿海,这跟阿里巴巴有一些关系。然后到了20152018年,它分布得更广泛一点,但是集中的地区仍然是东部。也就是说新经济,或者说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它没有拉平整个中国,而是让中国经济发展更加集中。
   
  发展技术的同时,如何保护人类社会?
   
  最后我们来看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有人会说我们应该担心机器最后反过来统治人类,但我估计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人类不会愚蠢到让机器来主宰我们自己,因为毕竟是我们来写代码告诉机器做什么。
  但是技术可以主宰我们的生活,可以无死角地来监控我们,而且这一点现在已经开始发生。

  那么这为什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就是隐私问题。现代社会保护个人私域程度是一个重大标准,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进步。
  我们活着首先是为自己活着,我相信马克思也会承认这个,因为他说过个人的解放是全人类解放的前提。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特别是在中国,我们隐私的保护越来越弱。人成为技术的奴隶,算法左右决策,“抖音”左右生活情趣……现在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算法之中,比如你打开你的计算机或者手机,然后去查一个机票的价格,只要你敢查第二次,他马上就给你涨价,而且他肯定会调查你过去的上网记录,给你一个画像,给你个人定一个价。我们的命运实际上被掌握在了算法的手里。

  核心的问题是,科技会不会最终影响到人的主体性?这并不是说真正的让机器来统治我们,而是也许不知不觉中,我们会自愿地成为技术的奴隶。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政府的边界在哪里?这是全球面对的共同问题。

  从棱镜门所揭露的这些东西来看,美国政府已在无死角地监控着美国,甚至全球社会。《1984》小说里头说老大哥在看着你,实际上我们是在被观察,但是政府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边界——它即使知道这些信息,但是他不会用信息的优势来做对个人不利的事情。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最终它可能会威胁到一个开放的社会,人人变得自危,言路受阻,小心翼翼,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样子?

  《大转型》的作者、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曾考察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他发现不加限制的市场最后会摧毁社会的纤维,并最终摧毁市场本身,因为市场要依赖社会纤维而存在,没了社会就不可能有市场。当时他考察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他所发现的那些规律性的方法,到了今天仍然是有参考价值的。

  他最后的结论是,当市场无节制地运作的时候,会引起社会的反动。也就是说社会会要求国家对市场进行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最终对保护市场是有利的。今天也是一样,技术在不断地冲击我们社会的纤维和组织,也会引起社会的反动。全球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技术的发展仍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说远一点,每个人注定都要死亡,地球也注定要死亡,大概七亿年之后,太阳会变成一个红巨星,会膨胀。所以电影《流浪地球》就是人类开着地球赶紧逃跑,否则就会被太阳给吞噬掉。

  人类如果不想死亡,文明不想消亡的话,就只能依赖技术,甚至要逃离太阳系,只能把自己变成机器人。所以技术进步仍然是第一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怎么保护人类社会,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

  旧金山已经成为美国及全球范围内第一个禁止人脸识别的大城市。这个禁令不仅仅是指在马路上给人群拍照,它甚至包括警察也不能用人脸识别来追踪逃犯。在这个事件中,旧金山设立了一个榜样,因为人脸识别是一个非常前沿的技术,但是旧金山仍然颁布了禁令,这就是社会反动的一个例子。

  关于技术的使用并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国家在很多领域都是走在世界前面,或者说接近世界前沿。在移动通讯、AI和自动化领域已经是处于或接近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在赶超,但我们的技术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也已经显现出来了。

  比如我们在搞的征信系统,实际上全球社会对我们这个征信系统是有疑问的,当然他们这个疑问是夸大的,但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有一个警觉?这个征信系统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那么,怎么去破题呢?

  大家都知道腾讯是游戏起家,现在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巨型公司,马化腾也在带领腾讯的核心团队思索这个问题——在一个新时代里,怎么做?他最后提出来一个口号叫“科技向善”,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什么叫“科技向善”,现在仍很难去解释。但腾讯有了这样的一个方向后,会对它的发展起到一个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