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原作者林沛理，專欄作家
人在什麼情況下會誤入歧途？社會如何使人走上抗爭之路？怎樣的環境有利於犯罪和反社會行為的滋生和蔓延？
長時間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的美國學者莫頓(Robert K. Merton)是現代社會學的奠基人，他提出很多概念，例如「行為榜樣」(role model)、「非預期性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參考群組」（reference group)和「自我應驗的預測」（self-fulfilling prophecy），不但是西方知識分子常用的分析工具，更成為英文的常用詞；影響力早已衝出做學問的象牙塔而闖進尋常百姓家。
莫頓對於與社會規範不符的偏常行為(social deviance)素有研究。他認為，人在接受社會化的過程中，主流的社會和文化價值對其思想行為有潛移默化的決定性影響。比方說，美國非常重視社會認可的成就，出人頭地(getting ahead)既是別人對自己的期望，也是自己對自己的承諾。
這是「美國夢」(the American dream)對美國人的煎熬和壓迫：在這個機會之邦，你做不到在天上飛翔的龍，便只能夠是一條在地上蠕動的蟲；而你的失敗完全是因為你的不濟。莫頓發現，在「不成龍便成蟲」的巨大壓力下，美國人漸漸摸索出幾種令自己好過一點的應對策略。
大多數人選擇服從(conformity)，不僅心甘情願地把出人頭地視為人生目標，也安分守己地相信，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採取奉公守法和辛勤工作等正當手段。也有人陽奉陰違(ritualism)，採取社會認可的手段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例如拼命賺錢不是為了出人頭地而是想要提早退休。不管是社會推崇的目標，還是追求目標的手段，有些人就是無法接受。他們或以隱士自居，主動從你死我活的競爭中退下來(retreatism)；或以叛逆者的姿態出現，視規矩與規範如無物(rebellion)。
然而莫頓最感興趣的應對策略卻是「另闢蹊徑」(innovation)。很多歐洲的移民飄洋過海到美國，就是為了追求他們的理想。可是，單靠奉公守法和努力工作圓不了他們的美國夢，於是他們只好另闢蹊徑——拿著那把不誠實、彎彎曲曲的天梯向上爬(crooked ladder of success)。簡言之，這就是從十九世紀的愛爾蘭黑幫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猶太幫到其後的黑手黨，美國有組織犯罪的社會根源。
出人頭地當然也是香港夢，香港人要成功的壓力(the pressure to succeed)較之美國人只有過之而無不及。香港的新階級主義將社會劃分為貧與富、成功者與失敗者兩大敵對陣營——你非富則貧，沒有成功就即是失敗。一個勝者通贏的社會(winner-take-all society)又怎會對失敗者仁慈、友善和包容？這不只是社會的勢利，也是現實的殘酷：在寸金尺土的香港，貧無立錐之地不是比喻，而是迫在眉睫的生活處境。
從這個角度看，「佔領香港」運動是一批承受巨大社會壓力要成功又拒絕妥協的香港人，嘗試在抗爭(rebellion)與另闢蹊徑(innovation)之間為自己尋找出路。他們從參與「佔領香港」運動中找到人生意義，以爭取民主的個人目標來取代出人頭地的社會目標。新的目標也許不切實際和遙不可及，但那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浪漫、因捍衛普世價值而得到讚揚的道德優越感，以及與同志相濡以沫、並肩作戰的集體經驗，卻令本來空虛蒼白的生命得到提升。
改寫遊戲規則權力再分配
「佔領香港」為參加者建立新目標，但也沒有要求他們放棄舊目標。運動要改寫遊戲規則和重新分配權力，對無法受惠於現狀、被摒諸成功門外的人士，這當然值得他們支持。
先打壓，後拉攏，是建制面對強大挑戰的典型處理方式。這種籠絡策略(co-opting strategy)所呈現的，是建制的生存本能與自我保護意識。它的座右銘是：沒有爛的東西何需修理(If it ain't broken, why fix it?)。然而今日的香港已是破城，何只需要修理，簡直要動手術。制度性、結構性和根本的改革固然無法避免——目前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必須明白，他們想香港這隻金雞繼續生金蛋，便不得不放棄某些東西，英文所謂「something's gotta give」——但同樣重要的是價值觀和社會目標的徹底反思和重新確立。當置業被推銷為香港夢，買不起樓的人該如何自處？怎樣為香港人重建價值觀和幫助他們達到目標——re-purposing Hong Kong——是香港管治階層必須認真思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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