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之一）
這本身就是一個絕佳的故事，或者說是故事的動機。所以不論是李翰祥還是貝托魯奇，在他們拍攝末代皇帝溥儀生平的時候，都忍不住要重新演繹這一段傳說中的插曲。幾乎就在這兩位導演構思他們的電影的同時，土耳其小說家帕慕克也見到了已經80多歲的奧圖曼帝國末代王子阿里·瓦希布（Ali Vâsib）。王子那時候終於回到了土耳其，手上拿的卻是遊客簽證，所以很想在找一個工作，有一份比較穩定的收入，然後終老故土。由於他常年流亡在埃及的亞歷山大，擔任一座敗落博物館的館長，所以飯桌上便有賓客建議，他何不乾脆去當年自己住過的擔任講解員呢？王子覺得這真是個好主意，便開始和賓客想像，他要是真當上了厄赫拉莫爾宮導遊，會怎麼樣和遊客介紹自己曾經學習和休息的房間。帕穆克寫道：「我記得後來以一個年輕小說家尋找新視角的熱情來構建這些畫面：『這裏，先生們，』王子以他一貫的極其客氣的語調說道，『是七十年前我在隨從武官陪同下學數學的地方！』然後他會從那些手持門票的人群身邊走開，跨過那條不允許遊客跨越的線（由懸掛在黃銅立架之間的老式絨線標記，就像在我的博物館的頂層一樣），再一次坐在他年輕時坐過的桌子邊。他將用同樣的鉛筆、直尺、橡皮、書本，演示自己在過去是如何學習的；坐在桌邊，他還會向那些博物館參觀者解釋：最尊貴的客人們，我過去就是這麼學數學的。」
一年之後，王子就在亞歷山大嚥下了最後一口氣，他始終沒有達成的心願卻啟發了帕慕克的靈感，於是便有了後來的《純真博物館》。帕慕克回憶：「腦海中有了這個念頭之後，我第一次想像同時成為博物館導遊和藏品之一的快樂，就像凱末爾那樣；以及向遊客講解一個已經故去多年的人的一生的激動——用他在世時用過的所有私人物品。這是純真博物館的第一顆種子，同時作為一部小說——小說主人公凱末爾經歷了同樣的快樂——和一個地方。從一開始，我就同時孕育了寫一部小說和建立一個博物館的想法。」是的，《純真博物館》既是一部小說，也是一座真實的博物館，敍事同時在兩個面向作用，分別以文字和物件的展布追憶那一去不返的純真年代。這座博物館就和小說一樣，裏頭陳示的東西都是真的，全是帕慕克自己多年來從舊貨市場和古董商那裏蒐羅回來的物件，但構成其展示原理的邏輯則是虛構，是帕慕克這本小說裏的故事。比如說一套茶具，解說詞介紹那是小說主人公用過的東西。這套茶具百分百來自小說設定的年代背景，然而，小說中出現的角色就只不過是那個年代曾經活過的人群的暗影和幽靈，唯獨身為靈媒的小說作家才能夠呼喚出他的存在。
我們都知道，記憶並不可靠；但利用真實存在的材料，去虛構一段記憶，卻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虛構記憶，背後必須要有強大的動力和情緒。這不一定是惡意（比如說復仇的意志，以及把自己變成無辜受害者的需要），相反的，它可能十分美好。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懷舊，通常被我們懷念的過去（所謂『黃金年代』），若不是根本不曾存在，就是被人過度渲染，甚至連最沉迷往昔的人都有可能暗自知道這一點事實。不過我們依然懷舊，因為我們對現實都不太滿意，總覺得該有另一種更好的可能性。而那個更好的世界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我們願意相信它真的在歷史上出現過，所以它不是一種烏托邦般的幻想，而是一種現實，只不過接下來沒有朝着更好的方向延續罷了。所以懷舊一方面指向的其實是未來，另一面則是堅守過往未曾完全實現的許諾。懷舊連接起了虛幻的過去和未來，即便它再荒誕也好，也總算是給了我們一種身份和歷史上綿延不絕，藕斷絲連的保證。人類非常需要這種歷史感，它是我們穩當存活在現世的基礎，讓我們覺得自己腳踏實地。
清朝和奧圖曼帝國都曾惡名昭著，前者號稱「亞洲病夫」，後者則是「歐洲病夫」。但換上另一副眼鏡，很多人有時候卻覺得它們的年代其實也算盛世，於是開始追憶這兩座巨大帝國的黃金年代。為什麼？根據最傳統的政治學定義，帝國必然是一種多民族、多文化、宗教也一樣多元的政體。對比起今日中國和土耳其，甚至整個世界的那種越來越靠向單一民族主義，越來越信靠某種狹隘認同，排斥其他身份的傾向，帝國起碼顯得比較寬容。就拿那兩位末代王孫曾經居住過的宮殿來說，沒錯，它們過去確實是王族的私產，但裏面的收藏千奇百怪，無所不包，覆蓋的範圍不單來自整片帝國的轄土，更有不少異域的珍寶。它顯示的既是帝國的宏大，同時也是一種對外界的好奇。如果用今天的套話來講，形容這些故宮所改建的博物館是整個民族的共同財富的話，該怎樣從那裏面的物件去述說我們當下對這個民族的認知呢？例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裏頭那藏傳佛教和薩滿教的遺跡，以及用蒙文和滿文銘刻的碑石，新一代的中國年輕人能夠把它們和自己的身份認同聯繫起來嗎？
帕慕克的「純真博物館」位處一條叫作「Çukurcuma」的街道。經過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經濟繁榮，伊斯坦堡這片區域現在是一塊很時尚的地方，有許多古董商，也有新派的畫廊、酒吧和咖啡館。但這條街附近卻曾是有名的貧困地區，佈滿了日久失修的老房子，街上坑坑窪窪。在上世紀50年代，以針對外族人為目標的「伊斯坦堡暴動」以前，住在這片區域的，是一些希臘人，猶太人和亞美尼亞人。他們被「土耳其，是土耳其人的土耳其！」這種口號，以及無日無之的騷擾與破壞嚇跑了，紛紛奔逃，留下一大片空洞的樓房，原本生機興旺的街區這才成了貧民窟。
這些外國人的祖先原本都是帝國的臣民，其中最有趣的是「西班牙猶太人」（Sephardic Jews）。1492年，天主教王國「重新征服」了整個伊比利亞半島之後，宗教迫害隨之而來。原來在穆斯林王國統治下，生活還算安穩的猶太人被逼大批逃亡。當年的奧圖曼帝國正當全盛，蘇丹展開雙臂擁抱這些擁有知識和營商經驗的猶太難民，歡迎他們來到帝國的首都落戶。一開始，他們還以為自己只是暫住，不曉得這一住就是五百年。帕慕克後來回憶，有些猶太老人家手上居然還留存着當年西班牙格拉納達老家的鑰匙，相信自己有一天回去的時候會用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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