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爾人最後嘆息-8（魯什迪這個名字）

魯什迪這個名字

「摩爾人的最後嘆息」（Suspiro del Moro）後來成了一個地名。這個地點，你現在還能在地圖上面找到，算是一處小有名氣的景點。而穆斯林西班牙的末代統治者，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十二世於此再次回頭眺望家鄉格拉納達最後一眼，然後重重歎了一口氣的這則傳說，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整個伊斯蘭世界裏面，則都是一個吸引無窮想像、飽蘊意涵的象徵。「近代吉他之父」法蘭西斯科·泰雷加（Francisco de Asís Tárrega y Eixea）為此創作名曲《阿罕布拉宮的回憶》，法國超現實主義作家阿拉貢（Louis Aragon）有一部小說叫作《癲狂的艾爾莎》，甚至遊戲《刺客信條》也都受到了它的影響。最近十幾年，它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還掀起了一股小小潮流。先是佛朗哥之後的西班牙開始重新擁抱被刻意遺忘了幾百年的遺產，許多北非穆斯林回到了格拉納達，在路邊的咖啡館擺起水煙攤，恰當裝點出這座當今旅遊產業重鎮的異國氣氛。然後是我們現在大家都熟悉的種種爭辯，是要在進一步的全球化呢？還是積極擁護那備受威脅的民族認同？萬一歐洲的土地上重新豎起了清真寺的圓頂和呼拜塔，那麼歐洲還算是歐洲嗎？有些人主張，歐洲人應該再度驅趕穆斯林移民，就像1492年1月2日天主教兩位偉大國王所做的事情一樣。另一邊，則有人佈道，新月旗幟應該重新插在古老城堡上的塔樓，榮耀征服者祖先的傳統。在這兩翼中間，還有一種聲音呢喃（也許是越來越微弱的一種聲音）：或許，歐洲從來就不只是屬於某一種信仰的歐洲；或許，寬容與多元仍然是一種值得擁抱的美德；或許，獨斷和霸道根本就不是某一個宗教、某一隻族群的專利。

關於「摩爾人的最後嘆息」，最有名的一部創作，當是薩曼．魯什迪（Salman Rushdie）的《摩爾人的最後嘆息》。這位仍然在躲避暗殺的大作家，之所以要寫下這本其實並不算太過成功的小說，想來或也是命運的巧合。因為他家原本並不姓「魯什迪」，是他那信奉世俗主義的父親改了家族姓氏，因為他特別崇拜中古哲學大家伊本．魯世德（Abu al-Walid Muhammad ibn Ahmad ibn Rushd），也就是西方人所說的「阿威羅伊」（Averroes）。對哲學史和西方思想史不太熟悉的人而言，這可能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但是我們大多數人一定曾經看過他的肖像，就在拉斐爾那幅著名的《雅典學院》裏頭。畫中左下角有一個抱着一本大書正在寫作的禿頂老者，他是畢達哥拉斯。而在他身後，有一個頭戴白方巾的阿拉伯人，也是這幅畫裏面唯一一個穆斯林，他就是伊本．魯世德了。他甚至還出現在但丁的《神曲》裏面，名在亞里士多德等偉大哲學家的行列，儘管但丁對他們頌揚備至，但可惜這群充滿智慧的先賢來不及認識耶穌，所以只好令人慨歎地長處地獄邊緣地帶。

《雅典學院》是拉斐爾受到教宗委託，原來要懸掛在「宗座宮」（教宗宮邸）的偉大作品，一位不信天主的異教徒，怎麼可能被堂而皇之的畫進這幅畫裏呢？其實這絕非一件離經叛道的怪事，拉菲爾在世的年代，正是文藝復興的最高潮。此前有兩三百年，歐洲文化人幾乎是如饑似渴地想從伊斯蘭世界裏面尋求學問與智慧之道，阿拉伯文在那段時期簡直就是知識的唯一語言，大量的數學、醫學、化學、煉金術、占星術以及天文學著作被翻譯成拉丁文。要找到這些著作，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翻過庇利牛斯山，前去西班牙的安達魯斯地區，當地不止有全歐洲藏書量最豐富的圖書館，每座城市也都有一群飽學之士，以及他們常常光顧的書店。當然，這股熱潮只局限在一小撮知識分子當中，兩大宗教文明對峙的基本格局還是不可動搖的。所以當原本由摩爾人控制的西維爾（Sevilla）在1248年淪陷於天主教軍隊之手的時候，對文化和學術沒有多大興趣，也沒有多大認識的將領，便很順理成章地把大清真寺的尖塔改造成了一座鐘樓。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原來由大數學家賈比爾．伊本．阿菲阿（Jabir Ibn Afiah）設計監建的這座尖塔，同時還是歐洲第一座天文臺。

伊本．魯世德出生在哥多華（Cordoba），可能是歐洲歷史上第一座裝了路燈的城市。他在安達魯斯相對寬容的學術風氣中成長，由於家族的地位崇高，所以自小受到第一流的阿拉伯上流社會教育，廣泛涉獵醫學、法學、神學、哲學，乃至於天文學。身為一個穆斯林，他不得不承認，神學與哲學都是通達真理的道路；但是他卻堅持哲學要比神學更加穩妥。在他備受爭議的眾多觀點當中，最可怕的是他居然認定世界的永恆存在。換句話說，他認為早在神創造天地之前，那個將要被創造的天地，其實就已經以某種形式在那兒了。世界不可能從虛無之中被創造出來，物質和時間都是永恆的，真主幹的事情無非就是讓整個過程開始運轉，並且透過普遍的自然律則去管理這個世界。如果想要弄清楚上蒼的意圖，就該透過哲學和科學去掌握那些自然律。這種觀點，歐洲人本來不應該覺得陌生，因為他的靈感就來自於亞里士多德。但是比起早已忘記了亞里士多德的歐洲人，阿拉伯世界這幾百年間所產生的思想家才算是古希臘智慧的真正傳人。正是伊本．魯世德詳盡周密的註釋重新打開了西方天主教徒的眼界，受他影響甚深的阿奎那甚至尊稱他為「詮釋者」。他對力學和自然律的理解，也影響了後來歐洲科學的進展。他反對從字面意義理解可蘭經以及先知的聖訓，推崇理性的論辯，是巴黎索邦大學哲學家終於打破神學霸權的間接助力。

薩曼．魯什迪的父親改換家族姓氏，便等於否定血脈和地方的身份局限，在印度和那位偉大的摩爾人之間搭起一道虛構的認同譜系。那個摩爾人違背了基督信仰、伊斯蘭和猶太教等三大一神教的根本教義，但又分別在它們中間埋下了內爆的種子。擁有這麼一個自選的姓氏，薩曼．魯什迪似乎是在他寫作生涯之前，就已經獲得了構造自身族譜的自由，出入諸種頑固信條的權力。

（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之八，文章原刊蘋果日報）

2018/7/8 

「摩爾人的最後嘆息」（Suspiro del Moro）後來成了一個地名。這個地點，你現在還能在地圖上面找到，算是一處小有名氣的景點。而穆斯林西班牙的末代統治者，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十二世於此再次回頭眺望家鄉格拉納達最後一眼，然後重重歎了一口氣的這則傳說，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整個伊斯蘭世界裏面，則都是一個吸引無窮想像、飽蘊意涵的象徵。「近代吉他之父」法蘭西斯科·泰雷加（Francisco de Asís Tárrega y Eixea）為此創作名曲《阿罕布拉宮的回憶》，法國超現實主義作家阿拉貢（Louis Aragon）有一部小說叫作《癲狂的艾爾莎》，甚至遊戲《刺客信條》也都受到了它的影響。最近十幾年，它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還掀起了一股小小潮流。先是佛朗哥之後的西班牙開始重新擁抱被刻意遺忘了幾百年的遺產，許多北非穆斯林回到了格拉納達，在路邊的咖啡館擺起水煙攤，恰當裝點出這座當今旅遊產業重鎮的異國氣氛。然後是我們現在大家都熟悉的種種爭辯，是要在進一步的全球化呢？還是積極擁護那備受威脅的民族認同？萬一歐洲的土地上重新豎起了清真寺的圓頂和呼拜塔，那麼歐洲還算是歐洲嗎？有些人主張，歐洲人應該再度驅趕穆斯林移民，就像1492年1月2日天主教兩位偉大國王所做的事情一樣。另一邊，則有人佈道，新月旗幟應該重新插在古老城堡上的塔樓，榮耀征服者祖先的傳統。在這兩翼中間，還有一種聲音呢喃（也許是越來越微弱的一種聲音）：或許，歐洲從來就不只是屬於某一種信仰的歐洲；或許，寬容與多元仍然是一種值得擁抱的美德；或許，獨斷和霸道根本就不是某一個宗教、某一隻族群的專利。

關於「摩爾人的最後嘆息」，最有名的一部創作，當是薩曼．魯什迪（Salman Rushdie）的《摩爾人的最後嘆息》。這位仍然在躲避暗殺的大作家，之所以要寫下這本其實並不算太過成功的小說，想來或也是命運的巧合。因為他家原本並不姓「魯什迪」，是他那信奉世俗主義的父親改了家族姓氏，因為他特別崇拜中古哲學大家伊本．魯世德（Abu al-Walid Muhammad ibn Ahmad ibn Rushd），也就是西方人所說的「阿威羅伊」（Averroes）。對哲學史和西方思想史不太熟悉的人而言，這可能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但是我們大多數人一定曾經看過他的肖像，就在拉斐爾那幅著名的《雅典學院》裏頭。畫中左下角有一個抱着一本大書正在寫作的禿頂老者，他是畢達哥拉斯。而在他身後，有一個頭戴白方巾的阿拉伯人，也是這幅畫裏面唯一一個穆斯林，他就是伊本．魯世德了。他甚至還出現在但丁的《神曲》裏面，名在亞里士多德等偉大哲學家的行列，儘管但丁對他們頌揚備至，但可惜這群充滿智慧的先賢來不及認識耶穌，所以只好令人慨歎地長處地獄邊緣地帶。

《雅典學院》是拉斐爾受到教宗委託，原來要懸掛在「宗座宮」（教宗宮邸）的偉大作品，一位不信天主的異教徒，怎麼可能被堂而皇之的畫進這幅畫裏呢？其實這絕非一件離經叛道的怪事，拉菲爾在世的年代，正是文藝復興的最高潮。此前有兩三百年，歐洲文化人幾乎是如饑似渴地想從伊斯蘭世界裏面尋求學問與智慧之道，阿拉伯文在那段時期簡直就是知識的唯一語言，大量的數學、醫學、化學、煉金術、占星術以及天文學著作被翻譯成拉丁文。要找到這些著作，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翻過庇利牛斯山，前去西班牙的安達魯斯地區，當地不止有全歐洲藏書量最豐富的圖書館，每座城市也都有一群飽學之士，以及他們常常光顧的書店。當然，這股熱潮只局限在一小撮知識分子當中，兩大宗教文明對峙的基本格局還是不可動搖的。所以當原本由摩爾人控制的西維爾（Sevilla）在1248年淪陷於天主教軍隊之手的時候，對文化和學術沒有多大興趣，也沒有多大認識的將領，便很順理成章地把大清真寺的尖塔改造成了一座鐘樓。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原來由大數學家賈比爾．伊本．阿菲阿（Jabir Ibn Afiah）設計監建的這座尖塔，同時還是歐洲第一座天文臺。

伊本．魯世德出生在哥多華（Cordoba），可能是歐洲歷史上第一座裝了路燈的城市。他在安達魯斯相對寬容的學術風氣中成長，由於家族的地位崇高，所以自小受到第一流的阿拉伯上流社會教育，廣泛涉獵醫學、法學、神學、哲學，乃至於天文學。身為一個穆斯林，他不得不承認，神學與哲學都是通達真理的道路；但是他卻堅持哲學要比神學更加穩妥。在他備受爭議的眾多觀點當中，最可怕的是他居然認定世界的永恆存在。換句話說，他認為早在神創造天地之前，那個將要被創造的天地，其實就已經以某種形式在那兒了。世界不可能從虛無之中被創造出來，物質和時間都是永恆的，真主幹的事情無非就是讓整個過程開始運轉，並且透過普遍的自然律則去管理這個世界。如果想要弄清楚上蒼的意圖，就該透過哲學和科學去掌握那些自然律。這種觀點，歐洲人本來不應該覺得陌生，因為他的靈感就來自於亞里士多德。但是比起早已忘記了亞里士多德的歐洲人，阿拉伯世界這幾百年間所產生的思想家才算是古希臘智慧的真正傳人。正是伊本．魯世德詳盡周密的註釋重新打開了西方天主教徒的眼界，受他影響甚深的阿奎那甚至尊稱他為「詮釋者」。他對力學和自然律的理解，也影響了後來歐洲科學的進展。他反對從字面意義理解可蘭經以及先知的聖訓，推崇理性的論辯，是巴黎索邦大學哲學家終於打破神學霸權的間接助力。

薩曼．魯什迪的父親改換家族姓氏，便等於否定血脈和地方的身份局限，在印度和那位偉大的摩爾人之間搭起一道虛構的認同譜系。那個摩爾人違背了基督信仰、伊斯蘭和猶太教等三大一神教的根本教義，但又分別在它們中間埋下了內爆的種子。擁有這麼一個自選的姓氏，薩曼．魯什迪似乎是在他寫作生涯之前，就已經獲得了構造自身族譜的自由，出入諸種頑固信條的權力。

（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之八，文章原刊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