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一，我出席了香港青年協會和匯豐銀行舉辦的座談會，和大約三百位本地大學生交流，討論的題目圍繞現代商業機構的社會責任，以及年輕人與政府在推動社會各方面發展擔當的角色。會上曾經發言的同學，大都相信現代企業不應只是賺取利潤，更應承擔一定社會責任，例如推動環保、體育運動、社會企業發展等等。
完場後， Rosanna(王䓪鳴)和Peter(王冬勝)跟我有一段簡短對話，我相信他們不會介意我在網誌公開。Rosanna說，她近年接觸的年輕人，普遍不只是着眼金錢利益，還重視工作的意義，追求「work-life balance」，做青年工作的，不能忽略這個傾向。當大家紛紛點頭認同，Peter就說:「其實我都好重視work-life balance，可不可以也照顧一下我?」電梯內眾人即哈哈大笑。
我當然認同Rosanna的觀察(並對Peter的渴求感同身受)，她所指的情況其實並非香港獨有，在不同發展程度的社會，同樣都有類似的現象。正如我在預算案演辭中引述心理學家Abraham Maslow的理論，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人自然就開始追求經濟成就以外的價值，即所謂的「心中富有」，這是Maslow對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的客觀描述，幾乎是放諸四海皆準，香港作為發達城市，自然亦會經歷相近的軌跡。
在我唸大學的時候，身邊不少同學和今天的香港年輕人沒有兩樣，同樣希望可以改變社會，例如當年主要由青年人發動的反越戰示威、宣傳環保的「地球日」、華人學生爭相參與保釣運動等等，大家試圖通過不同的行動去實現抱負，當中有一些相較激烈的行動，例如我過去在網誌提到的「佔領校長室」。美國社會比香港發展得早，今天香港發生的事情，不少都令我想起當年在紐約與波士頓的經歷。
我在預算案引用「心中富有」之後，身邊有一些朋友就討論，當社會開始追求「心中富有」，是否就等如我們忽視經濟發展? 這個問題，我認為是將追求理想和發展經濟放在二元對立的位置，以為兩者互相排斥，但其實兩者之間有相當大的兼容空間，正如大部份重視「心中富有」的香港人，其實也明白這個道理，大家一方面全力追求更高層次的理想，另一方面重視發展經濟、創造財富，希望利用財富去解決不同的社會問題，改善大家生活。當然，的確有小部份人不重視、甚至表達反對經濟發展，但他們或許無為意，自己其實也一直在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
以上周一的青年研討會為例，與會的大學同學大部份都是主修商科，從他們的發言可見，他們不是一面倒的追逐盈利，同樣相信企業在賺錢以外，還有作為企業公民的功能和責任，特別是在推動社會可持續發展方面。事實上，無論是推動環保、體育運動、社會企業發展，其實都能夠通過政府和民間的合作，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當天的研討會，還有另一個值得記錄的經歷，就是我再次遇上兩周前在另一場合，向我表達希望香港可以把握國家「一帶一路」發展機遇的港大女同學Mathilda(見《絲路基金》)。 Mathilda年紀輕輕就已經留意到國家發展的長遠戰略，這的確令人意外，提醒我們不能小覷當下的年輕人，他們的眼界隨時比我們年長一輩優勝。在研討會當天，Mathilda又再一次向我提問，今次的題目是有關政府如何透過提供財政誘因，推動例如電動車等項目發展，問題雖與「一帶一路」不同，但同樣都是關心香港未來。
無論是配合「一帶一路」還是發展電動車，都不是短時間內就可以看見成果的東西，但我們只要看遠一點，不難想像它們對香港未來的重要性，今天能夠早一點起步，就有機會早一點看到成績。正如我在籌備今年預算案的時候，就開始思考並推動香港如何配合國家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發展，希望香港能夠早着先機。
Mathilda這個名字頗為冷門，靈感是否來自《這個殺手不太冷》(Leon)裏面Natalie Portman的角色?Mathilda，歡迎你在Facebook告訴我，希望下次再有機會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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