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看序後，我馬上買了一本！因它與佛法有關！怎樣有關，將來後告！）
我感知故我在——《意识机器》推荐序
假如一本书的封面上有“新科学”三个字，往往表明，这本书的作者会对某个领域的“知识状态”做一番全新的梳理、诠释，甚至重构。
比如意大利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伽利略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1638年），就是用三人四天的对话，阐释了物理位移和形变的力学根源，并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从而奠定近代科学的思想基础。
再比如意大利人文学者、批判理性主义早期的思想先锋维柯的《新科学》（1725年），试图对人文学科进行“科学”的综合，并以此对抗笛卡尔的两分法和还原论。维柯创造的拉丁语格言 “Verum esse ipsum factum”（真者无他，惟成而已），与本书作者赛斯的“Being you”（成为你）的主张，隔空共鸣。
还比如著名美国科普作家格雷克的《混沌：开创一门新科学》（1987年），让“蝴蝶效应”这一词迅速流行全球，成为描述复杂性的经典用语。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获得者朱迪亚·珀尔的《为什么：关于因果关系的新科学》（2018年），针对甚嚣尘上的“关联替代因果”的观念，做出了针锋相对的批驳。
赛斯博士的这本《意识机器》，雄心亦在于此。他瞄准的，是“意识”这块硬骨头。
澳大利亚哲学家查尔莫斯，将意识研究的相关阐释，划分为“难问题”和“易问题”两类。“易问题”指的往往是功能性解释，比如脑区的神经元活动与肢体行为、语言行为、情绪反应之间的“刺激—响应”机制；“难问题”则指的是起源性解释，即“意识从何而来”的问题。
赛斯慧眼独具。他试图跳出查尔莫斯的问题意识，将意识的“难问题”转化为关于意识的“真问题”。这是本书的立论之基。
伽利略以降，“科学”解释日渐脱离神学的羁绊，成为独立的思维方式和解释框架的基础。这一思维框架最终以笛卡尔的《方法论》定型。由此，所谓“科学”，便是假设、实验、推理、论证所形成的缜密体系。这一科学方法论的鲜明特征，就是将外部世界视为客观存在，一切现象都只不过是观察、测量的对象。规律就隐藏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并以数学物理方程的形态呈现。
维柯的新科学，也只不过是对这种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领域的“挪用”。这种“挪用”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传播学等人文社科领域比比皆是。比如，17—19世纪的300年间，在欧陆兴起的著作《政治算术》（作者为英国的威廉·配第）、国运阐释（代表人物为德国的海尔曼·康令）、经济调查（代表人物为比利时的凯特勒）、社会分析（代表人物为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等，大量使用概率统计、动态方程、图表处理等方法，用来探究人文社会领域背后所谓的“物理规律”。
数百年来，谈到科学、科学解释，这几个关键词似乎毫无争议：“客观性”“对象化”“观察与测量”“实验验证”等。科学思想于是有了一个自然的底层基础——物理学。
在这种学术风气的影响下，对意识的研究也逐渐开始。长期以来，主流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很自然地沿着“物理基础—生理现象—功能行为—意识活动”这样的脉络，试图梳理和理解意识的内在机理。
除了这种循规蹈矩的对意识的科学研究之外，对意识的深入思考又往往在心理学、生理学、哲学等领域之间“踢皮球”。科学研究只愿意观察、实验和测量，认为“意识的本质”“意识的来源”这些问题应该由哲学家思考。哲学家也很为难，长期以来凡是将现象的解释、存在的本源归于精神活动的，都被贴上了“唯心主义”的标签。比如，英国大主教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这句话，就是用来描述、思考意识的基本用语，已经凝结于“物质和精神”“存在与现象”等话语之间，并沉淀至日常思考活动的底层，无法撼动。
即便人们使用一些寻常的类比，试图理解玄妙的意识问题，也不得不忍受类比语言中包裹着的“旧词”的味道，比如“大脑就是计算机”“人是机器”等。
赛斯博士关于“意识”的问题，是有关现象学的。这是全书一个极其重要的支撑点。
按照公认的说法，西方哲学思想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现象学三次重要的转向。在我看来，这三次转向其实是某种意义上的“退让”。古希腊哲学家对“世界本源”的执着，在文艺复兴之后渐渐退让到探究认知主体的认识论视角，不再穷追“它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而是思索“人们是怎么知道这个的”。胡塞尔之后，这个问题又退后一步，人们开始问：“它看上去是什么样的？”
在作者眼里，那些用来阐述“本源”“存在”“认识”的词语，常常裹挟着挥之不去的时间流动性、多姿多彩的对象变异性、无所不在的实体关联性，从而 变得静止、僵硬。遵胡塞尔的“悬置”思想，赛斯博士试图回避关于意识的“难问题”，即不再企求构建一个逻辑自洽、概念与证据自圆其说的意识理论，而是转去寻求对意识活动的机理和过程的某种解释。这一解释的核心是：意识是一种体验。
“意识是一种体验”，这句话听起来平淡无奇。这本精彩之作，如果不能坚持读到最后一个字，恐怕难以领略作者的深意。原因很简单，“意识”一词已经够玄妙的，“体验”这个其貌不扬的用语，似乎又不够“性感”。
与一般科普读物类似，赛斯这本谈论意识的书，自然包含大量心理学、神经科学、脑科学的最新进展和大量的文献引证，这本书包含大量参考文献和注释——作者不厌其详地讨论了诸多有趣的实验和研究案例，比如橡胶手错觉实验、脱体实验、身体交换、替代现实等。作者也列举和分析了意识研究中出现过的探索性理论和研究方法，比如功能主义、泛心主义、神秘主义，以及意识的神经关联（NCC）、整合信息系统（IIT）以及自由能原理（FEP）等。但是，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这些前沿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如何，而是赛斯怎么把这些散落在各处的研究结论与观点穿缀在一起，努力编织出他自己的“关于意识的新科学”的条分缕析的密实疏证，宛如一把灵巧的手术刀，在做解牛之舞。
IIT对意识给出了一个可测量的工具，称为“菲尔”（Φ），并以此来衡量从昏迷、深睡眠、浅睡眠，直到清醒的若干意识活动水平。这样的话，意识就与信息等同。这个方法非常经典，但在赛斯眼里，它完全行不通：“我是否有意识，不应该取决于其他人如何测量我的大脑。”
问题出在这个地方：IIT虽然宣称意识的各个活动水平、各个影响因子之间都相互关联，仿佛一条连续的光谱，但在测量的时候似乎就忘了这一点。任何测量都需要“框定”对象的范围，IIT也不例外。这就是说，“整合”“信息”都是很好的概念，但要贯彻始终却不容易；意识测量听上去也是一个好主意，其实不可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要把意识看作生命而不是温度”。
从字面上说，IIT的思想强调整合、相互影响、相互转化，似乎与东方观念特别契合。殊不知，裂痕出现在如何看待“对象”的方法上。一旦切割、测量，生命就被杀死了。东方人熟知这一点。顺便说，作者赛斯是印度裔，对“梵我合一”的思想非常了解，或许是这样独特的文化视角，将赛斯的目光从测量引向感知——这个更符合东方韵味的路径。
视线由此聚焦到感知和体验。问题是“感知”和“体验”这两个非常主观的词，能用于科学分析吗？在赛斯看来，这里的重点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恰恰是“科学”这个词的含义需要更新。
赛斯的观点很鲜明：“意识的内容是一种醒着的梦——一种受控的幻觉——它既多于又少于现实世界的真实状况。”“既多又少”的思想，听起来颇似印度公元8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商羯罗的吠檀多不二论“梵我合一”。赛斯的思路，是努力发现传统科学方法的盲区。
按笛卡尔的科学方法论，有两种常见的分析路径。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比如1982年大卫·马尔提出的视觉计算理论，将视觉解释与神经元联系起来。这种方法配合复杂的科学语言，还可以加大难度，名为“涌现”。另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方法，这种方法源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即相信存在完美的“控制变量”（完美理念），科学方法的最终目的是找到刻画这些控制变量之间的动力学方程（拉普拉斯）。
在大量科学研究中，这两种方法交替使用，所得结果似乎总是离“真相”不远。于是，赛斯小心翼翼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感知是通过一个不断减少预测误差的过程而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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