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愈上年纪，就愈觉得紧张、不安

| 人愈上年纪，就愈觉得紧张、不安

作者：普普尔·贾亚卡尔 / 译者：胡因梦 / 选自：《克里希那穆提)

“人的一生中，从小到大，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只在往外攀缘、往外观察，只是吸收外在的知识、向外寻求物质及精神的食粮、对外在的人事物深感兴趣，只是祈求外在人事物或神祗灵异的庇护，一直深受外在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得失的影响，绝少时间好好静下心来，自我觉察观照，内观自己发生的实相，看清自己身和心是如何的交互作用，来真正的了解自己……”——《大念住经要义》

 

这些演讲对克里希那吉是一项挑战。他必须发现新的词汇，好让那些不太懂英文的孩子了解他的意思。有关权威、恐惧、悲伤与死亡等十分复杂的问题都做了沟通。克里希那吉的停顿、全神贯注、摄受力与热情，深探打动了每一个孩子的心，年纪最小的也不例外。克里希那吉的语气非常温和，说话的速度很慢；他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孩子们都安静地聆听。

        

1954年的1月4日，克里希那吉在演说中谈起：“教育不是到21岁就停止了，一直到死你都在学习。人生就像一条河，它永远都是流动不息的。它是活生生的。有的人只抓住河流的一段，却自认了解了全部，其实他抓住的只是一潭死水。如果我们不能随着河水同行，我们就会被遗弃。我们能不能观察河水的流动?观察岸上所发生的事?我们能不能了解、面对人生?”

        

他以最简单的方式来探讨复杂的恐惧。他讲到恐惧塞满了孩子的内心，他也谈到恐惧与惩罚的本质，智慧的必要。他注意到这些孩子大多来自保守的家庭，因此深入探讨了“传统”、“保护”、“防卫”等字眼。他说：“受人尊敬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深入研究，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害怕自己会犯错。”

       

 “人为什么不能犯错?”他问道。“为什么不去发现?老一辈的人并没有创造出一个美丽的世界，里面到处都充满着黑暗、恐惧、腐败与冲动：他们并没有创造出一个美好的世界。如果你们能摆脱恐惧或者面对恐惧，这个世界就会完全不同了。”

        

“什么是苦难?”一个十岁的小孩提出了这问题。克里希那吉心痛地询问在场的老师：“这么小的孩子就会问这个问题，你们不觉得可怕吗?”然后他转头对那个孩子解说苦难与恐惧。“你无法避免苦难，也不能逃跑。你必须了解它是怎么一回事。帮助你了解就是老师的职责。”

     

一个小女孩问道：“上帝是什么?”

        

克里希那吉说：“回答这个问题时，请大人、小孩和老师都仔细听一听。你们有没有欣赏过在阳光中起舞的叶片，一片孤零零的叶子?你们有没有观察过水上的月光，前天晚上的红月亮?你们以前有没有看过翱翔的鸟儿?你们对父母有没有刻骨铭心的爱?

我不是在谈恐惧、焦虑或服从，我指的是那份强烈的感觉——当你看到一名可怜的乞丐，垂死的小鸟或是在岸边被火化的尸体时，你心中生起的那份巨大的同情心。那个坐轿车的有钱人，那个可怜的乞丐，还有那匹骨瘦如柴的马儿，你看到他们时，心中有没有同情与了解?我们能不能感觉到这个美好的地球是我们大家的?

        

“当然，这些事的背后还有更深奥的东西。要想了解心智以外的那个深奥的东西，你的脑子必须安静，而且要自由自在。你如果不能了解周遭的世界，你的脑子就无法安静。因此你必须从近处起步，从小事开始，而不要想去发现像上帝这样大的题目。”

        

在某次的演讲中，他为孩子们解说静坐的必要：“人愈上年纪，就愈觉得紧张、不安。他们很难安详地坐定下来。”

        

他告诉孩子如何才能避免模仿。人心制造了传统，依循传统就是一种模仿。

“人心能不能彻底自由?”他问道。“不是从经验中获得自由，而是自由地经验。只有不再背负传统的心，才能自由自在。”

        

他在最后一次的演讲中和孩子谈到宗教。“人心一旦了解自己的运作，宗教情怀就产生了。要想做到这点，脑子必须安静——这种安静不是死气沉沉的，而是非常活泼，非常机警的。要想认识真理，也就是上帝，你必须先了解什么是苦，什么是生存的挣扎。要想超越心智，自我感必须停止，如此才能发现那个人人都追寻崇拜的东西。”

        

在瓦拉那西时，我们问克里希那吉，他要如何才能创办一个反映他的教诲的学校。他回答道：“首先这个学校必须具有浩瀚无边的气氛，就像进入宏伟的寺庙一样。学校必须具有美感、空间、安宁与庄严的气息。学生与老师必须有同体的感受；一种不可思议的神圣境界，如同盛开的花朵一般。学校里必须有真诚无惧的精神。孩子们必须接触大地，心中必须有超尘出世的品质。”

        

“你要如何才能把这些精神具体化?”

       

 “我会深入研究克的教诲，也就是全神贯注的品质。”克里希那吉接着说：“我会研究如何才能让孩子们不透过背诵或记忆来学习。我会告诉他们要全神贯注，而不是专注在一个焦点之上。我会注意孩子们的睡眠、饮食、游戏与室内的家具；我会提醒他们全神贯注地观察树木、鸟儿以及周围的环境。我要让他们在醒觉的气氛中长大。”

创意之旅说说

“要想认识真理，也就是上帝，你必须先了解什么是苦，什么是生存的挣扎。要想超越心智，自我感必须停止，如此才能发现那个人人都追寻崇拜的东西。”

这几天学了一点人类图，看了克的图，知道他是情感中心驱动的人。情感中心启动意味着一个人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人细腻而丰富的情感和情绪状态，也被称为慈悲中心。上面这段话正体现了他的这个品质。当然，你也可以看他的眼睛，充满同情心。克完全将这个中心的正向能量呈现了出来。

他的教诲洋溢着智、爱与美的光彩，他毫不妥协，不讨好普通人，他用自己的天赋、能量，引领每一个人自己发现，自己看见，自己洞察到，从而，靠自己疗愈自己，走向完整与合一。

我們都説自己懂因果，其实不懂！

我們都説自己懂因果，其实不懂！

弘恩法师 

对因果的认知

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了解因果吗?懂因果吗?很多居士肯定在心里面说“我懂啊，我当然懂啊，学佛的人能不懂因果吗”。

其实错了，因果是如来的境界，佛陀的境界，众生很难了知因果的本末究竟。

为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譬如说这多花，花是由什么长成的?由种子，对不对。

那么请问大家，一粒种子又是经过怎样的变化才成为花的呢，而且每一粒种子长出来的花还都不同。

大家都知道，种子为因，花为果，但就是这种简单的认识恰恰蒙蔽了我们对因果微细地认知。

现代科学可能会说，它是靠阳光、水分、土壤等等条件，但这仅仅只是科学能发现的，还有更多我们发现不了的。

《楞严经》中说，乌鸦为什么是黑的，鹤为什么是白的，我们知道为什么吗?但是经典里面佛说如来就能如实了知它的本末究竟。

所以，不要总说自己懂因果，我们懂的因果都是相似的因果、近似的因果，真实的因果只有佛陀的智慧才能通达，就连阿罗汉也都不能知道究竟因果，何况我们凡夫。

因此，我们得好好地把我们傲慢的心放下来，学习经论、祖师大德的著述，这样才能不违背因果，否则我们违背了因果也会不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能如实地了知因果。

五种因果不是说因果有五种，而是说一个因成果的时候，同时显现出五种，《成唯识论第八卷》里面说，“果有五种。一者异熟，二者等流，三者离系。四者士用。五者增上。”因果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来分别解释一下。

一为“相异受报名异熟”的异熟果。

这个异熟有三种异熟：异时而熟、异地而熟、异类而熟；

就是因和果并不是同时，有在当下受报，也有在后时受报；

异地就是不在原地受报；

异类则好比你这一世是人，下一世又转成了人，但是来世的这个人和今世的这个人，他不是同一个人，不是同样的相貌。

综上，这就是异地、异时、异类。

第二个是“相似而转名等流”的等流果，即这一世与下一世善恶的习气相近。

第三个为“究竟解脱名离系”的离系果，就是离开烦恼的束缚。

离系有两种，第一是世间离系，第二是究竟离系。

世间离系是我们在世间上的能够不受钱财，不受世间烦恼，不受世间势力的压迫和束缚，活得比较自在。

另一个是出世离系，即能够解脱三界的见惑、思惑、无明惑等，成就声闻缘觉，乃至精进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究竟成佛。

第四为士用果，就是能为所用，即我们在轮回当中，所串习的恶的或者善的能力，能够承办世间的善业、恶业、无记业。

第五为增上果，即业习会增长的，唯识宗里面说：“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我们阿赖耶识中，这些习惯的力量，会一生一生猛涨的，前一世遇到佛法修习善法，这一生修善的力量会更强；前一世造作恶业，没有遇到佛法，那么你这一世作恶的力量也会更强，这个就叫做增上果。

愈受苦，愈能跟道相近！

愈受苦，愈能跟道相近！

梦参老和尚 

一、无病则贪欲易生

越受苦，你才能跟道相近

有些人的病只有三分，他却帮他病的忙，帮成七分，病染成十分了，完了，这就死亡了。是这样子的啊，病只有三分，他帮忙，每个人帮病的忙。

很多事，你说起来莫名其妙。怎么叫莫名其妙?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本来病很重的，医生给他断定是不好了，跟着拜拜〈占察忏〉，他好了。

医生不知道他的病怎么去掉的，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掉的。这叫什么?迷跟悟之间，就差这么一点点。啊，这一点点，可差的太远了!差只是一点点!但，这点要靠大家自己体会。

大家别认为受苦不好，越受苦，你才能跟道相近。所以佛教，比丘不求无病，“无病则贪欲易生”，就生长的都是贪欲。

有了病了，苦;知道苦了，他才修行，他道心才来了。

好多道友，他没病的时候，懈懈怠怠的，感到有病了，他精进了。精进了，这一精进不要紧，到死的时候，他生极乐世界!

二、不生癌症你不会这样诚心信

大家天天念《金刚经》，你体会到佛怎么样来善护念、善咐嘱啊? 你必须得净心。

你净了心，观你的心，跟佛所教导的教义，跟佛所制定的制度，结合不结合?一定要结合。

结合了之后，你就进入解脱道。不然你上不了，连道路怎么走、到得了哪儿你都不知道。你出了门都找不到家，东西南北往哪儿走啊!就是这样一个含义。

你要想修，必须清净你的心，然后好好观察一下。事前有些准备，你准备好了，然后正式修行。

像我今天要拜忏，拜忏了，你的心先静一下;到正式拜的时候，每句话都讲“一心敬礼”，你千万不要两个心、三个心、四个心乃至包括好多心到这里来磕头。

磕头只有身体礼拜，效果不大。虽然也在磕，拜完了也出一身大汗，汗白流。汗白流的意思，是你得到的少而付出的多。这样子就需要净心，需要观心。

我们这里说的净心、观心，是能把你的妄心降伏一下，不是断。我们还没有达到真心。真心具足一切，从降伏到断，让我们真心显现。显现了之后，依真而修，才能够从菩提道的发心证入菩提果。

这中间有很多过程，要不然佛不需要修三大阿僧祗劫。

但是，我们自己要求自己不要太高。我们晓得我们是什么位置，晓得我们的贪、嗔、痴有好重，渐渐地磨练就好了。

若一步登天，没有那种事。想顿悟，像看尽大乘了义经典。其实我们太躐等了，我们是小学生、凡夫，净想做圣人的境界，这是做不到的!

应当怎么办呢?就我们现行的烦恼，你哪一个烦恼重，你就用佛教导我们对治烦恼的方法，先把烦恼降伏了。让你的心经常在愉快当中，来学佛，来信佛，来做一切事业。

你做，赔钱了，也很喜欢;生病了，病很严重，很喜欢。

我曾对一个癌症的弟子说：“你不生癌症，你不会这么样诚心信。”生了癌症，癌症治不好，直到死亡了。他知道死亡了，下了决心，等死。

你等死，反倒不死了，癌症好了，这叫不可思议。

就是你要下决心，一般的小病，我们要有信心，不能说没信心，没信心，你怎么入佛门呢?

【大時代的人．下】李振盛：世上沒絕對自由 為自由而死有欠策略

2013年，李振盛獲頒有「攝影界奧斯卡」之稱的「露西獎」（The Lucie Award），領獎時其他攝影師規規矩矩地等着領獎，他卻調皮地滿台走，用手機的全景功能拍下台下人頭湧湧的一面，或抓角度給自己自拍。

「直到現在，我都覺得攝影師嘛，就應該自由一點，跳脫一點。」

1989年，他在北京經歷了天安門事件，可是那批照片的底片卻從未公開。「我們一家人都是從槍林彈雨中過來的。《紅色新聞兵》編書時，中大出版社想為我定位，題名叫《李振盛，一個記錄歷史的人——從文革到六四》，我一看就打住，我說你不懂中國國情，如果我把六四的照片也放進去，我出去就回不來了，回來也就出不去了。」他把這批照片放到美國的家裏，如果沒有四川那間個人攝影博物館（李振盛攝影博物館去年開幕），他說早就把它們給發布了。

我把文革的真相保存下來，二、三十年報仇都未晚啊。曼德拉曾為自由而鬥爭，他被關了二十多年，最後獲得勝，但如果你不想蹲監獄，又要拿雞蛋碰石頭，說為了自由而死，就欠了一點策略。

李振盛

李振盛攝影博物館於2017年在四川開幕。（視覺中國）

「那間博物館對於我，又是高興又是負擔，它一天至少有兩百人參觀，如果沒有這博物館，我發布出去了，頂多你不高興我，你開除黨籍，我卻又不是你們的黨員，但只要任何人有一句話：怎麼這樣的人還給他建一個博物館呢？那博物館就要關門了，國內人就看不到文革的照片了——勇敢就三秒鐘，偉大就三秒鐘，就沒了。報紙和書什麼的，一段時間就沒人看了，但博物館會永遠擺在那裏。」

去年德國著名出版社Steidl想幫他出一個全集，他卻拒絕了。經理人不理解，說許多攝影大師都想Steidl為他們出相集，為什麼他要拒絕，他卻答得簡單：一是工序繁重，一個人做不來；二是那些英文他都看不懂，中國的同胞也看不着。

李振盛取出中國護照，說自己還是中國攝影師。（高仲明攝）

攝影師要回到生活的本位

「在大陸，大家對文革復辟的題目很敏感，因為他們吃過個人崇拜的苦難，吃過虧了，希望社會昌明一點，能人民集體領導。現在說個人獨裁，自由和民主的元素就沒有了。中國應該從今以後都不再發生獨裁者，就取消國家主席任期事件上，人們都廣泛而公開地反對。微信許多人也搬出了當年鄧小平的話：獨裁和專制不能產生民生，也不能使社會有更好的發展──我不是針對任何人去說，我就在法理上講，獨裁者上沒有好下場的，歷史上已經清楚說明了。」

在香港的新書發布會上，有記者問他香港有沒有文革的種子，他沉默了，說不熟悉香港。

（回歸時）他們的店面都貼了優惠，什麼『買一送三慶九七，多買多送賀回歸』，其他攝影師看了都不拍，我說這標語多好呀，那才是主題呢，就好像我文革時拍了一張和尚被紅衛兵逼着拿了一張紙寫上『什麼佛經，盡放狗屁』，那才是點睛之筆啊。

李振盛

1997年，他曾作為傳媒人來港報道香港回歸。第一天，女兒就把他帶到香港的蘭桂坊，他拍攝了回歸前夕，那些慶祝回歸的洋人的歡呼。「那時候，我並沒感受到香港人有過回歸的恐懼。當時我看到的是人民的平靜性，平靜到我難以置信的程度。我在文革有很大的遺憾，就是沒多拍當時平民生活的場景，所以到香港來我補償了這個遺憾。」他憶述。

「回歸當天的早上，我在維多利亞公園拍到一個老伯拖着狗在看報，還有老人提着鳥籠了，放在樹上，很休閒。我把照片打上日期，1997年7月1日，這不就是重要的照片了嗎？就好像中國當年的開國大典，人人都在天安門前慶祝，而你去拍那天鄉下大樹底兩個老鄉親下棋，這也是國慶啊——你沉迷你的新中國，我下我的棋。生活本來就這樣，你不能像大陸一樣，把一個回歸慶得死去活來，攝影師就是要回到生活的本位。」

香港回歸當天的生活依舊。（相片由李振盛攝影及提供）

回歸翌天，傳媒都忙着去特首辦拍董建華的午宴，他卻去了會展，那個舉行主權交接儀式的大堂。「我跟女兒說，咱們不去港督府了，你領我到會展去。上千個記者，沒有一個人去理昨天輝煌的場合在第二天變成什麼模樣。」

他到了會展，看到那些佈置全拆了，台上留下昨天立杆升旗的幾個洞，心裏很震撼。後來在餐廳，他看到香港不少店家表現出很擁護回歸的樣子，「他們的店面都貼了優惠，什麼『買一送三慶九七，多買多送賀回歸』，其他攝影師看了都不拍，我說這標語多好呀，那才是主題呢，就好像我文革時拍了一張和尚被紅衛兵逼着拿了一張紙寫上『什麼佛經，盡放狗屁』，那才是點睛之筆啊。」

他那次在香港只留了三天，彷彿一個路過的人，卻輕易地就拍了一本既沒有狂喜也沒有悲慟卻最真實的回歸相冊。

香港回歸當天街頭避雨。（相片由李振盛攝影及提供）

我們有句話叫做『好死不如賴活』。我相信『寧為瓦存，不作玉碎』，因為生存是最重要的，你不死還留着一張嘴可以說話，留着一支筆可以寫書，留着手還能按快門；如果你『寧為玉碎』，這是消極的一種人生觀。

李振盛

訪問時，李振盛不時想到拍照，叫記者靠着點，攝影師面朝中間，「這個角度好，我們三個都拍到了」。（高仲明攝）

他真的不認識香港，只曾用相機觀察過回歸時香港那寧靜而平常的日子。後來在美國看新聞，見到香港近年正值多事之秋，但他給不上意見。「我那個年代，我說我有朦朧的歷史使命感，但現在你們不用朦朧，還朦朧什麼啊，都進入新時代了，現在是大時代裏的小人物也有歷史使命感。大人物去做大擔當，小人物就做小擔當，這就是使命感了。」

「我們有句話叫做『好死不如賴活』。我相信『寧為瓦存，不作玉碎』，因為生存是最重要的，你不死還留着一張嘴可以說話，留着一支筆可以寫書，留着手還能按快門；如果你『寧為玉碎』，這是消極的一種人生觀。我現在出了文革畫冊，那是我對文革的控訴，如果當年控訴了，沒有人會聽，而我也可能沒命了。我把那些真相保存下來，二、三十年報仇都未晚啊。曼德拉曾為自由而鬥爭，他被關了二十多年，最後獲得勝，但如果你不想蹲監獄，又要拿雞蛋碰石頭，說為了自由而死，就欠了一點策略。」說話久了，喉間不舒服，他咳嗽了幾下，說自己七十有八了，對人生的感悟，讓其他人說去吧。

紅衛兵強迫極樂寺和尚拉起橫額，並展示「什麼佛經、盡放狗屁」標語。（李振盛攝／中文大學出版社提供）

「我人在美國，如果我在中國，書也出不成了。但我認為任何一個角落發生的人為災難，都應該視作全人類共同記存的事件。我記錄災難，是為了令災難不再發生；記錄歷史，是為了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

他說，這個世上沒有絕對的自由，在美國可以燒國旗表達自己的自由，但也沒有絕對自由。「香港也是，人們去佔中也是為了爭取自由，到最後也不讓你爭到底。這個民主呀、自由呀，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有着相對性。」他說得如此卑微，卻在文革中做了一個合格的人。李振盛雖然自保了卻沒有犧牲他人；聽黨的話拍了八萬張他們喜歡的照片，卻也留下兩萬張重要的真相；活了下來了，卻也不是苟活了半世紀。

【大時代的人．上】文革攝影師李振盛：歷史裏獨裁者都沒有好下場

一個尋常日子裏，冬日的陽光照進了美國紐約皇后區的老人護理中心，老人們正吃着桌上美味的中餐。這裏沒人知道李振盛是誰，他和美國的大多數老人一樣，過着被政府照顧得妥妥貼貼的寧靜生活。

每天早上，老人中心的專車就會來到他家門口，接他和太太到那裏吃飯、上各樣的興趣班，回到家，政府還免費為他們這樣的老人僱來保母。他說，美國的日子愈來愈愜意了。

曾經，每隔幾個月，他就要坐飛機，大江南北地出席各國為他舉行的個人作品展，許多外國人以為他入了籍，是美籍華人。他總是不慌不忙地掏出西裝外套內袋裏的中國護照，再三地說，他拿的是綠卡，仍持中國護照，他是拍攝文革的人，他永遠都是中國攝影師，因為他一生經歷的大事，都在遙遠的東方一個叫做中國的國家發生。

我記錄災難，是為了令災難不再發生；記錄歷史，是為了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

李振盛

鏡頭映着1969年的冬天。

那年，李振盛和妻子被下放到柳河五七幹校進行勞動改造。柳河的冬天很冷，幹校的人過着軍事化的生活，在天未光的冰天雪地裏，他們敲碎潭面的薄冰，跳進齊腰的冰水，彎腰去割結冰的蘆葦草。平日，校友每頓只能吃有沙子有穀殼的米飯，晚上勞動完了，還得互相背誦「毛主席著作」，用八股文的方式討論心得。

剛開始時，幹校裏的歌唱家和舞蹈家都會抽空偷偷練功，後來不練了，大家都知道五七幹校的口號是「要扎根農村幹一輩子革命」，慢慢意志消沉。有人在勞動時失去手指或刺傷眼，也有人在幹活時被飛出的木塊擊中了頭，當場倒地死亡。李振盛於是暗地祈求：要傷就傷他的右眼，別帶走他的左眼；要失就失他的左手，他不能失去他的右手。

因為拍照時，他總用左眼取景，用右手食指按相機的快門。

（李振盛攝／中文大學出版社提供）

帶着朦朧的歷史使命感

時間眨眼過去，苦日子到了頭。李振盛後來因為拍攝一系列文革照片，在瘋狂的年代仍然果敢地把約兩萬張文革底片藏在家裏書桌的地板下，那時，他把日記燒了，寶貝一樣的郵票也燒了，唯獨不要命地保留了那些記錄歷史的底片，並因此獲得多個國際攝影大獎。記者問他，何以如此清醒，拍下了文革中那些真實而殘酷的暴力一面。他創作了一個詞，說當時有着「朦朧的歷史使命感」。在那個人人自危的年代，大家不得不聽黨的話，報館裏的攝影同行拍的都是造神運動裏熱情、激昂而正面的一幕，唯獨李振盛單槍匹馬去拍雪地上政治犯被槍斃後的現場，以及那些戴着高帽被潑墨汁、吐唾液的反革命份子。

時任黑龍江省委書記兼哈爾濱市第一書記任仲夷被紅衛兵強迫站在摺疊椅上，又被戴上高帽、掛起大牌子，用墨汁塗「鬼臉」。（李振盛攝／中文大學出版社提供）

從文革中捱過來，李振盛最終還是成為了蜚聲中外的攝影人物。七十八歲這年，不需要出國的日子，他總會到老人互利中心吃早餐，吃 過飯後，想要搓麻雀的老人，就有麻雀使，中心像個老人大學，繪畫班、攝影 班與樂隊，各種興趣班都有。裏面的中國老人很多，大家都長了中國胃，於是 中心按著中國餐來訂，老人的三餐都在中心裡解決。李振盛笑說，別人說世上沒有 免費的午餐，老人中心卻是個例外，「我這三餐都免費」。

訪問這天，他在袖衫的衣領上結上日本記者送他的波洛領帶，襯衣外穿着一件藍色的漁夫背衫，口袋上繡了他的名字，那是學生三十年前為他訂做的背心，他穿了三十年，因為肚子愈滾愈圓，有幾件穿不下了，都送到他在四川的個人博物館去。為了讓文革這段歷史在另一個中國人的地方呈現，李振盛在美國的老人中心什麼活動都不參加，只找個隱蔽的角落，打開電腦便開始工作，有時看新聞，有時寫書，發發朋友圈，花了幾個月便寫好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為他出版的《紅色新聞兵》。

訪問當天李振盛襯衣外穿着一件口袋上繡了他的名字的漁夫背衫。（高仲明攝）

中國應該從今以後都不再發生獨裁者，就取消國家主席任期事件上，人們都廣泛而公開地反對。微信許多人也搬出了當年鄧小平的話：獨裁和專制不能產生民生，也不能使社會有更好的發展──我不是針對任何人去說，我就在法理上講，獨裁者上沒有好下場的，歷史上已經清楚說明了。

李振盛

還有兩年，李振盛就要80歲了，看來雖然壯健，但眼睛其實患白內障，看得沒有年輕時清楚，雙腳也不能久站，那是文革裏在雪水割草、堆糞時種下的關節炎。前些年癌症復發，手術救了他一命，使他如今仍能聲如洪鐘，常常各國跑，參加不同國家的展覽，一場又一場的開幕演說，一間又一間傳媒的訪問——在這四十二年裏，文革的災難看似結束了，但還未走遠，那十年來的每一天他都記得，且滾瓜爛熟，哪年哪月哪天早上還是晚上都熟背如流。

跟經歷過文革的大多數人一樣，他們注定此生要把文革的記憶都壓在枕頭下。

「人有時是身不得己。我覺得我現在自由了，那是行動自由，內心和精神上並不自由，天天總要看一下報紙，憂國憂民。我羨慕那些可以閒來無事下下棋、跳跳舞的老人。」這是他住在美國的第二十二個年頭，女兒和兒子已經在美國落戶，住在新澤西州，最大的孫子也已經升初中了，但他和太太還是領着綠卡，出入境拿着中國護照。

李振盛和太太出入境時還是拿着中國護照。（高仲明攝）

堅持做中國人，不學英語

「全世界都知道中國有個李振盛拍了文革的照片，如果我入籍了，書上給我加個方括號，寫上『美』字，我又不會說美國話，那個括號卻是一個『美』字——美國人拍的文革，這不是件怪事嗎？」他說。像一個孩子，他執着五十年前在日記裏寫下的話，堅持不學英語，與展方交流都由經理人和子女為他翻譯。

「當年我在長春電影學院畢業時，新華社挑了五個人，其中一個是我，看是學習成績優秀，畢業作品也算不錯，但最後院長覺得我曾經上訪，是一向不聽黨的話的人，就把我拿下，改配到黑龍江省科委情報所。當時，我就在日記中寫下兩個誓言，一是『決不老死黑龍江』，二是『不學英語照樣遊走世界』。」當年年少氣盛，壓根沒想到這頁日記後來會成為文革時自己被批鬥的種子。後來雖然到了美國，但為了實現誓言，他也就不學英語。

（高仲明攝）

在《紅色新聞兵》裏，他憶述自己被批鬥的情形：「他們將我的日記和通信的內容抄寫成大字報張貼，並公布了我在失去進京任新華社記者的機會後，在日記本上寫下的兩條誓言……」遭批鬥會主持者質問：「黑龍江省有3,200萬人民，他們世世代代居住在這裏繁衍生息，為什麼你就不能『老死黑龍江』？……李振盛的日記比《狂人日記》還要狂！他在日記寫下『不學英語照樣遊走世界』，他所說的『遊走世界』就是要去投敵叛國！」在那個荒誕的年代，人人為了自保和表現，不知幾多冤案被憑空捏造出來。

「文革是個自保時代。為了自保，人連財富也可以不要；也有一種人為了自保，決不上訪。我在《黑龍江日報》工作時，有太太拿着用過當尿布的報紙來找我，說她的丈夫用印有毛澤東像的報紙接住兒子的糞便，她問我該怎麼做。我跟她說那是無意識的犯錯，叫她算了；她不死心，把報紙拿去給宣傳隊的軍代表看，他們報了公安，把丈夫抓了起來，判刑十八年……」他說，人為了自保、受表揚，表現得更革命，有許多這樣「大義滅親」的故事。

李振盛在文革中最大的後悔，就是親手燒掉了全部的日記：「因為我被鬥倒鬥臭的，就是我那『邪惡』的日記。《雷鋒日記》是寫給別人看的，我不是，我寫的心裏話在文革時給他們抄上大字報來批鬥我，我忍無可忍。這是日記惹的禍啊！最後決定把它們全部燒掉，我覺得我很天真，我真傻。」他懊惱地說。

1966年文革期間的慶祝遊行。（資料圖片／GettyImages）

前一秒是活生生的人，下一秒就是死人，死的時候人的嘴巴還在地上啃泥，人沒死透，本能地張嘴合嘴，血一直噴，嘴就在啃泥。

李振盛

歷史盡在「無用」的照片上

在文革期間，他是《黑龍江日報》的攝影記者，前輩不願拍的便叫他去鍛煉，他遊走於批鬥會、慶祝遊行與槍斃現場之間，總共拍下十萬張相片，其中八萬張在黨眼中屬正面而有用，刊登在報上能起宣傳作用，但有兩萬張是他偷偷拍下的，在黨眼裏屬反革命、不正確而「無用」的照片。和別人不一樣，他有着一絲清醒，並沒有燒掉那些「無用」底片，偷偷的藏了起來，他知道歷史盡在「無用」的照片上。

「我最難忘的照片是槍斃的那幾張。在黑白照上，那些反光的地方就是血和腦漿。我覺得既然都來了，就要各個角度都拍，於是近拍的時候，那血和血漿的味道衝鼻而來啊，血腥！以前只是文字上讀到的血腥，當時卻真正體會到什麼是血腥，之後半年怕見血，想到前一秒是活生生的人，下一秒就是死人，死的時候人的嘴巴還在地上啃泥，人沒死透，本能地張嘴合嘴，血一直噴，嘴就在啃泥。」

如何從槍斃現場的紅色新聞兵搖身一變成為國際攝影大師，請看下集，李振盛談1997年香港回歸與六四的拍攝感受：
【大時代的人．下】李振盛：世上沒絕對自由　為自由而死有欠策略

上文節錄自第137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1月12日）《記錄文革歷史的中國

金庸．查良鏞 1924-2018

金庸．查良鏞 1924-2018

查良鏞（金庸）一生兩大成就，一是1955至1970年著作15部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有華人處有金庸」，風靡散居全球各地幾代人；一是1959年創辦了《明報》，在歷史關頭主導輿論。

金庸小說的讀者遍及社會各階層，令「金庸」成為神話，亦增強了《明報》在廣大公眾心目中的地位，在1967年反抗暴動、在文革狂潮席捲大陸時創辦《明報月刊》立意維護中國文化承傳、在中英談判期間發表大量社評投入討論，表達意見，為《明報》贏得「香港知識分子的報紙」的美譽。

查先生抱負宏遠。然而無論在小說領域或政治範疇，他的成就都有不能掩蓋的缺陷，而身後論功過，也就不是三言兩語或一片歌頌讚揚所能道盡。

我從小愛看武俠小說，金庸小說全部看到爛熟。1982年間與查先生相識也是由此起。當時查先生是廉政公署一個社區諮詢委員會的召集人，據他憶述，一次會議上談論盧景文改編自《天龍八部》的一齣舞台劇，我發表了一些意見，令查先生詫異為何我對金庸小說那麼熟悉。後來，我去了劍橋念法律，寒假回港，他就託董橋約會午飯，表示有意邀請我到明報工作。1984年初夏，中英談判接近尾聲，我放下學業告假回港一年，就在明報兼職，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返回劍橋，至1986年完成學業回港，全職在明報工作，至1990年辭職。那段日子，是《明報》改革的重要時期，更是爭奪香港政治前途風起雲湧的重大階段﹕港府展開代議政制改革、民主派政治團體應運而生、北京展開基本法草擬工程，然後八九民運、六四屠城，然後1990年4月全國人大通過基本法——都在這段日子裏發生。我離開明報之後一年，明報上市。再過兩年，查先生出售明報給于品海集團。很多我任職時的同事仍留在明報，但除了有重大事故，我與明報的接觸已經很少，與查先生亦沒有保持聯絡了。

金庸武俠世界的理想主義

金庸的武俠小說令人迷醉，固然因為情節引人入勝而人物多姿多采，金庸的文筆流暢優美，讓讀者如置身現場，但同時金庸小說為懷念及渴慕中國傳統文化的讀者，創造了一個充滿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浪漫理想世界。這個世界充滿英雄俠士，有情有義，為國為民，表達了中國人崇高的道德精神。江湖風波險惡，但江湖規矩秩序鮮明；強權武力不是一切，最終邪不勝正，縱然在鬥爭過程中不幸犧牲，犧牲也有價值。在戰後流徙的中國人族群中，金庸小說大大滿足了不少人超越政治的民族文化認同。

從《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到《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金庸小說的理想主義和民族主義是相對清晰而單純的。寫於1963年的《天龍八部》充滿佛家憐憫眾生的出世觀，什麼是對國家民族的忠誠，大英雄喬峰的下場提供了希臘悲劇式的答案。1967年，文革陰影籠罩下寫成的《笑傲江湖》，查先生承認是一部「政治小說」，但其實寫的是權力鬥爭多於政治鬥爭，以東方不敗影射毛澤東、日月神教影射共產黨，並不影響本書的性質。《笑傲江湖》基本上仍是一脈相承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真正有道德原則的君子如令狐沖，不能改變骯髒的派系權鬥，只能飄然退隱，獨善其身。

真正走向「政治小說」的是《鹿鼎記》。金庸自己的解釋是他要求自己的寫作經常創新，這是絕對可信的。英雄俠義寫到盡頭，改變風格改寫歷史諷刺小說，武林百態亦是諷刺對象，韋小寶無疑是精采絕倫的創作。後來查先生不住美化這個角色爭取公眾接受，實在令人遺憾。《鹿鼎記》是一部大英雄與小流氓的故事，只不過其中的大英雄不是什麼武林大俠而是「明君」康熙。書中的大俠縱有高尚情操，都是空添擾攘，無助挽救蒼生苦難，唯有為國為民的明君才能令國泰民安，四海昇平。在這個制度之下，小流氓奉承大明君比大俠士反清復明更有價值。金庸一反過去風格和宣揚的道德倫理，無怪長期讀者即時激烈反對。要過得20多年，社會變化，查先生再三解說，韋小寶終於不但廣為接受，甚至成了香港人的偶像。

其實，骨子裏，《鹿鼎記》仍然是理想主義﹕康熙不無缺陷，但無減他的明君魅力，寄望「明君」，也是傳統中國思想的核心理念。

查良鏞的政治是非常現實

金庸的武俠小說是理想主義的，查良鏞的政治則是非常現實。最直接的矛盾是關於民主制度。1975年金庸寫成《袁崇煥傳》作為《碧血劍》的補篇，因為袁崇煥才是真正的主角，也是民族大英雄。金庸認為袁崇煥被凌遲處死，不是由於崇禎的一時被蒙蔽，而是兩人的性格衝突注定如此，而一天沒有民主制度，赤膽忠肝衛國保民的大英雄就一天會有此下場。但《明報》的查良鏞極力反對香港實行民主，立場從來沒有改變過。

最清楚的論述見於1984年1月9日，題為〈能不能實施民主政治？〉的社評。他反對實施民主的基本理由是，香港如果實行真正的民主，目前的穩定與繁榮及現存的生活方式難以保存。社評指出香港不少講師、專業人士、學生、作家、活動家嚮往民主，以為民主前途大好，但「我們的看法卻頗為現實，認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即今後三四十年之中，香港殊無可能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因為條件不具備……現實是﹕香港不是獨立國家，並無真正的自主權，當對中國能作出重大而積極的貢獻時，中國可以容忍我們保持現有的生活方式；但當我們成為中國的負累時，中國必定不可能長期容忍，勢必會結束香港特別行政區這種『特別而無益』的行政狀態。」因此，社評主張由各行各業互推代表組成立法議會，再由立法會選舉「市長」，相信這種制度才能長期維持香港的穩定繁榮和生活方式。

查先生在1981年獲愛看金庸小說的鄧小平熱情接見，由此對中國共產黨的開明路線信心大增；這是事實。但我對於林林總總「反共」、「投共」、六四之後又「反共」，後來又「投共」的說法很有保留。查先生自始至終不信任民主，真正相信民主政治對香港有害無益，上述社評是他堅決的看法，而這個看法到今天也有很多人認同。他再三強調，民主作為理想是可以的，現實就不可能。現實政治只容許我們盡力以配合當權者的利益的方法爭取生存空間，所以碰上鄧小平這位走開明路線的領導人，就更值得全力支持。查先生曾經說過，共產黨統治之下，中國大陸起碼穩定；推翻了共產黨，誰可保證取而代之的政權會比它做得更好？動盪比專制可怕，這是查先生深信不疑的理念。

從不信民主 查先生有盲點

查先生的盲點是，他在一篇又一篇社評中極力推薦的香港「八大支柱」——自由、法治、穩定、繁榮——作為保持香港人生活方式的必要條件，又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大量印行附錄了國際人權公約的中英聯合聲明雙語文本，以為沒有民主制度，只要遵守人權公約便可以保持自由、法治，這是個根本性的錯誤，今天我們知道，沒有民主，法治難以持久。但聰明如查先生卻沒有認真思考過。

1985年，查先生受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1988年11月，他與大商家查濟民聯名提出了極其保守的「雙查方案」長期押後行政長官普選，令民主派大大失望，大學生到明報大廈怒焚方案抗議。至少對我來說，最大問題還不在方案是否過分保守，不在於查先生是否忽然「投共」，而在聯名提案的背後原因是查先生以為得到可靠的北京消息，欽點這個模式為符合中央的意願，會得到通過，成功「協調」了保守派和民主派。這種掩人耳目的表面獨立而背後配合，我認為是不榮譽的行為，背棄《明報》應表現的風骨。查先生完全沒有料到公眾會有這麼大的反應，感到他的好意被人誤解，寫了很多篇文章解釋，但畢竟已不能挽回公眾對《明報》的觀感了。

事實上，在那個年代，《明報》的立場已是十分飄忽，查先生極度重視與北京的友好關係，時時提起《明報》是唯一一份可以進入大陸、直達國家領導高層的香港報章，能對他們有影響作用。他十分在意若《明報》立場「過激」，會令我們失去這個特權。這個情况，在八九民運時猝然改變。《明報》支持學生，全天候守着北京的消息，大篇幅報道，並且越過封鎖，將香港各大報章的報道，天天傳真送達大陸各處。6月初的一個午夜，查先生親身到9樓編輯部跟我們商量，要辭去基本法草委的職務，我們可說是如釋重負。他的辭任，得到香港人的敬重，一起辭職的還有李柱銘和司徒華。《明報》又與民主派站在一起。

但正如「雙查方案」並非「投共」，辭去草委職務也非「反共」。六四屠城，證實是鄧小平下令開槍之後，查先生公開表示他不能再信任鄧小平了。但是對於香港不能實行民主、必須尋求與配合中國利益求全的信念沒有改變。1992年2月25日，他在《明報》發表中英對照的特稿，題為〈香港和中國﹕一九九七及其後五年〉，再次警告香港人不要追求民主﹕「任何民主要求都會威脅到那些領導人的權力。要求民主在中國成了瀰天大罪，正如從前有人膽敢挑戰皇帝權力、覬覦皇位一樣。」

如果明報站在民主世代的一邊

所以，說查良鏞努力為香港爭取普選是完全錯誤的。查先生從頭到尾都反對爭取民主，警告人這對香港大大不利。他分析共產黨政權的說話，今日重看，正確之極，令人凛然。幾十年來，中共沒有進步。無論夾雜了多少複雜的動機意圖，可以相信，他的警告是出自真心的。

事實分析儘管如此，但行動策略不是必須如此。歷史固然沒有「如果」，但當年正是香港人決心爭取唯一可以抗拒「兩制」消失、保障自由和法治的民主制度之際，如果查良鏞的《明報》站在民主世代的一邊，共同智取力敵，誰知歷史不會改寫？「知其不可而為之」，不也是歷史偉大的精神嗎？明報人最痛，就是在最激戰的關頭，《明報》不與香港市民大眾站在一起。

我記得，當年大陸要在大亞灣建核電廠，查先生指揮《明報》堅决反對，因為威脅香港安全。他連連親筆寫社評奮力抨擊設廠計劃，有人問他，假如反對不成功怎麼辦？《明報》豈非碰一鼻子灰？查先生即時回應﹕失敗就失敗好了！為香港應要做的就要做，不計成敗。這不也是查良鏞精神麼？

不念江湖豪傑 念點破執迷老僧

見盡歷史變遷，查先生對身後褒貶應看得很淡了，然而他在世之日，令我最迷惑的卻是為何他那麼在意世俗的認可？無論是否列為「文學」，金庸小說已是並世無雙；無論有沒有名學府頒以名譽學位虛銜，他的博學多才已有目共睹；無論有沒有權貴引為知己委以重任，查良鏞的地位已不能從歷史抹去。一切歸於沉寂，我想念的不是笑傲江湖的英雄豪傑，而是那名看守藏經閣等候點破執迷，超度冤孽的無名老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