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嘉誠看香港“自由經濟”變遷

 註：本文轉載自亞太曰報

有關香港富豪李嘉誠“欲撤資香港”的報道2013年傳遍中港，早前李嘉誠親自接受內地媒體採訪澄清一傳聞，媒體人陈澍在香港《南華早報》上發表文章解讀，雖然百佳的市值在李嘉誠的商業帝國里只是九牛一毛，然而李嘉誠決定拋售百佳超市這件事本身仍然有很多地方值得深思。全文摘要如下：

 香港，曾經的“自由放任主義”典范

 早在港英殖民地時代，香港政府一直貫徹所謂“積極不幹預”的經濟策略，意即政府放手讓商人們去做各種生意，只要不違法，政府會把審批、監管等政策幹預度降到最低。因此，香港過去幾十年來一直成為許多西方經濟學家眼中“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的典範。這樣的政策大環境一直持續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當年香港政府雖然動用強大外匯儲備擊退以索羅斯（George Soros）為代表的國際資本市場炒家，但也由此激發了政府、學術界乃至許多市場參與者對香港“自由放任主義”利弊的反思。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董建華出任第一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特首，是一個“小政府、大市場”執政理念的支持者，這一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到了他的繼任者曾蔭權的繼承。雖然曾蔭權是資深公務員背景，任內也出現許多與前任董建華時代不同的新型社會和市場問題，以至於曾蔭權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政府幹預度，但總體而言，在董、曾兩任特首任期內，香港依然絕對稱得上是一個“重商社會”，商業因素在香港社會環境中有著絕對影響力，對政府的決策至關緊要，也因此不時被部分媒體和民眾批評存在“官商勾結”的趨勢。

 梁振英執政 從樓市發力

 但是，香港社會數十年來堅持的“小政府、大市場”以及“重商社會”的大的執政方針和理念自2012年新一任特首梁振英“接班”以來已發生明顯改變。梁振英上任以來的一系列政府幹預措施，特別是在房地產領域，已在很大程度上“得罪”不少香港商界領軍人物和大家族。私底下，香港商界對梁振英的抱怨已是茶餘飯後必不可少的談資。

 與其說李嘉誠想從香港撤資，不如說香港的市場和社會環境的變化令李嘉誠以及數以百萬的普通香港人（特別是香港的中產階級家庭，包括一些1997年回歸前曾移民加拿大、澳洲，然後又回流的香港家庭）都對香港的前途有一些新的思考。

 梁振英上任以來的工作重點（或者說是他諸多工作重點中最重要的一點）其實只有一個，唯一的一個，那就是控制香港樓價，也因此推出各項新稅，這些舉措都符合梁振英“親民”政治路線的精神。在香港社會，我們也確實一直聽到這樣的觀點，香港現在最大的社會問題說白了就是樓價，如果梁振英可以搞定樓價，無疑就可以搞定“民心”。事實上，梁振英的地產新政未能有效抑制樓價，買不起樓的人還是買不起，反而因此加深了民眾與香港房地產商之間的“仇恨”，這其中也包括李嘉誠的長江實業，香港最大的地產商之一。

 今年4月，香港忽然掀起一場碼頭罷工運動，矛頭直指李嘉誠旗下的和記黃埔，雖然和黃再三解釋自己在碼頭業務中只扮演股東角色，但罷工運動愈演愈烈，最終更將起初只是因為碼頭工人工資問題而起的罷工活動演變成等同於“反李嘉誠”、“反地產霸權”的社會運動，不少碼頭工人和社運人士曾一度占據有中環地標之稱的長江中心大樓區域，而長江中心恰恰是李嘉誠商業帝國的象征。整個罷工社運最終雖以雙方和解收場，但李嘉誠本人在經曆過這一系列風波之後無疑倍感神傷。李嘉誠對香港肯定是極富感情的，但如今香港發生的一切，甚至將社會矛盾的矛頭指向李嘉誠，這亦或多或少令他有些失望。

 李嘉誠最終出售“百佳”一事卻“難產”。事到如今，賣不賣百佳對李嘉誠來說可能已不重要，更重要的是香港商界和許多香港普通民眾在今年經曆的這一系列政策影響和商業風波之後，又是否真的看清（又或者是“看輕”）了一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