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文章原於2022年3月8日刊於作者冼麗婷的Patreon「WriteHouse 寫字為家」,文中有關第五波疫情的數據,乃3月8日前的數字。)
第五波疫情下,香港公立醫院急症室成人間煉獄。一天超過200宗染疫死亡數字,令人心痛又心寒。脆弱的病人,時間不在他們那邊,一兩天,就可以瀕臨死亡邊緣。但急症室戰場上的現實是,病人4、5天才能被送上病房。鬥長命,能送上病房的,已像打了一場仗。默默死去的,殮房也不能容身。
公立醫院女護士Jane(化名)說,這個時候死,太慘。有時,她會跟剛去世的病人遺體說:「你女兒好錫(疼惜)你,只是現在不准來探訪……」
公共醫療系統還能保護老病弱勢?前線醫護是孤軍作戰?能不能調派其他人手增援?Jane在3月初接受筆者電話訪問,講述了個多月來疲乏沮喪的心聲。
家人疼惜卻不可送別
所有人還記着那個畫面,寒風中,被放置急症室外趟睡着的老人們。有一些總未能發聲的,是如何孤單走到無聲的終結?
「我幫你抹一下身體,希望你舒服一點,其實,你個女好錫你,但現在是不能讓她來看你。」Jane難過這時候病逝的人,走得太孤單了,為遺體清潔之時,會捉住去世病人的手,講這類說話。
醫學上,人最後消失的是聽覺。Jane沒信仰,但也會想,病人的靈魂,可能在附近,靜靜聽着。她在香港的公立醫院任職護士10多年,現時處理急症內科病房工作。
Covid-19疫情,按衞生防護中心3月5日數字顯示,1774人死亡,一日新增220人死亡,累計陽性檢測個案約44萬多宗,確診個案約18萬7千多宗,住院人數是7215。每天死亡數字從數十至過百人,最終超越了200人,其中七成是80歲以上長者。停屍間、殮房不夠空位,要由食環署用貨櫃把屍體移走冷藏,盡快火化。
Jane沒想過死亡數字會這樣高,「最初想,可能每天是幾十死亡人數。」公立醫院接收的,都是最弱勢的病人,年老或是長期病患。這個時候死,就連殮房都無法給容身,遺體放貨櫃冷藏。如果是家屬,有多難過。本來生死難免,作為醫護,Jane也感觸這個時候去世,是有點淒涼。「他們是挑錯死的時候。」Jane說。
因為具傳染性,染疫病人遺體,要用兩個屍袋包裹。平日只用一個綠色的,現在先套一個透明的,再套綠色的。家人認屍時,只打開外面綠色袋,從透明膠袋外辨認親人。疫下從生至死,完全是隔離,肉身的隔離,觸感的隔離,永遠的隔離,這是瘟疫蔓延時候無法彌補的創傷。
Jane修讀護士專科時,讀過安慰病人的理論。在行軍一樣的醫院病房,亦會盡力保護病人及安慰他們,包括善終。有一種沒有寫在規條的做法是,但凡知道病者情況惡化,快到臨終,一定會通知家人,Jane相信,這是所有醫院護士都會做的。
即使現在病房像打仗,只要情況許可,醫護都會盡量每幾日讓家屬透過視像見一下患病親人。但對於病情急速惡化的病人,最終只能孤單離世,在家屬能視像之時,已不是對話,是見最後遺容。這些家屬,在屏幕前傷心落淚,看着親人,不能到場碰一下、親一下。最後,只能向親人旁邊的護士說聲感謝。不同家屬,不同反應,有些不明白現時醫院禁止探訪的規例,破口大駡,直呼她們是黑心醫護。
「如果是你父母要死了,這樣對你,可以嗎?」被病人家屬惡駡投訴,不時會發生。但Jane特別感謝那些體貼明白醫護的人。
外間形容,公立醫院何止戰場,已成人間煉獄。有報導說老人家在急症室等候5天仍然未能上病房,最終離世。Jane眼能看到的,就是病人的苦況。有一次,接收一位分流到內科的年老病人,「佢條尿片濕到......不單止背脊全濕,幾乎是濕到上頭!」大多數被送上病房的病人,已經一陣尿臭味。
她認為不能怪急症室,同事咬緊牙關在打仗,除了為病人提供醫藥及食物等基本照顧,迫於無奈,可能無法顧及完善護理。「所以,大多數能從急症室上來的病人,可能已在監察病房等了4、5天,非常辛苦,一樣是打了一場仗,好不容易才能得到床位,我們其實好心疼,會好錫他們的。」
送進醫院,像場不知生死的賭博
負責經急症室分流的內科病房,Jane剛調任處理疫症危重病人,繁重的工作,衝鋒陷陣,經常4、5小時沒喝一滴水,這只是微小細節,但足夠引起憂慮,有時感覺喉嚨乾痛,也不敢細想是不是受感染的徵狀,為了家中1歲女兒,只能定時為自己作快速檢測。
「急症室的同事更慘,他們不能飲水的時間,一定比我更長。」她所屬醫院的急症室,等候安排治療的病人,現在天天逼爆在200人,其實,急症室只有幾間負壓病房,其他範圍的抽風、空氣過濾設備,都不足夠應付疫下過多病人,人擠情況下,病毒量會很高,所以,無論染疫非染疫病人,如果不是危重,都會先勸他們回家。
急症室工作沉重,人手不足,士氣極差。「好慘,人少到不得了。」急症室是反映社會疫情的前哨,她所處的內科病房,同事也會因家人或自己染疫而需要隔離,幾乎每天都發現「少了一個同事上班」,人手編制已經少了三分之一,主管每天為瞬息萬變的人手安排做替補,包括請求同事少放一天假,以現金買假期,能做的都做。
應付疫情的醫療系統是不是崩潰了?寫在牆上的答案是:沒有足夠醫護,沒有足夠床位,在一個不理想的地方,應付超出負荷的染疫或非染疫病人,大家最恐懼的不是染疫,而是染疫後的醫療運作安排,已經令人失去信心。
對於大眾,對於病人,進入醫院,像場不知生死的賭博。不少長期病患者,的確很害怕會在醫院無助地染疫。Jane所知,有一個中年男病人,在家心絞痛得厲害,一直不敢到急症室,一星期後,拖無可拖,送進醫院之時,情況已經好差,被收上病房了,結果翌日去世,他的檢測是陰性。
寒冷冬天,一向是老人身體變差的危險季節,容易有肺炎,或是血液中的電解物容易不平衡,影響不同器官運作,發現血含氧量偏低,就要應診。可是,疫情影響長者到醫院就診,Jane也看到很多老人家來到病房時已情況不妙,如果能及時就醫,不會如此。
甚麼是戰場?不如問,仗是應該怎樣去打的?作為護士、作為媽媽、作為女兒,Jane在醫院疲於奔命,在家裏,一樣如臨大敵。有時,她會埋怨,如果大眾知道Omicron對老人家、對小孩子有這樣大的殺傷力,當初不理勸喻,沒有停止社交聚會,是不是有點自私?她為了保護女兒,從不敢輕敵,每天穿上最好的裝備,自行訂購適合自己面型的N95口罩,戴好眼罩,絕不用手觸摸五官。回到家裏,卸下所衣服清潔,沖身,才好好跟女兒回復親子日常。
但說到長輩,她默然,再嘆息,因為,已很久很久沒探望父母。
做盡一切, 以為力保不失,誰知,過去的3月4日,丈夫確診,為了女兒安全,他立刻搬離住所,Jane則繼續留家,隔離7天。本來已經工作負荷沉重的急症內科病房,再少一員有經驗的猛將,她致電同事交待工作後續細節,有些說話,不能不說:「真的很不好意思,要你們自己去打仗,我過幾日就會回來了。」
Joan Didion在《Vogue》任記者時的初出道文章,談到甚麼叫self-respect。她說這是個人品格的重要特質,為自己決定要做的事情,負起責任,就是對自己的重尊。Jane喜歡護士工作,願意付出,重視責任,使命感換來的是滿足感,這就是一種self-respect。
但這一次,她對整個抗疫管理安排感到沮喪,在急症團隊裏,像是孤軍裏的哀兵,看不見希望。疫下之仗,如果真要救命,行軍調將,調配人手資源,並且用得其所,非常重要。不能只靠前線醫護,前赴後繼。Jane身處前線的體驗是,不少醫院屬下門診非緊急服務,部份專科門診的社區護士、生育計劃服務等,都已暫停,這些醫護有直接處理病人服務的豐富經驗,她認為,可以把空出的人手,調往急症及相關病房工作,共渡難關。
李嘉誠捐出的幾千萬資助私家醫院服務,Jane相信根本對水深火熱的弱勢病人是沒有幫助。因為,她所見,私家醫院只接收公立醫院接近康復的病人。確診、檢測呈陽性、有發燒有病徵的病人,通通不會接收。至於退休醫護義工,她認為,他們脫離「行軍」工作已久,在「戰場」不容易跟上,或許只能幫忙注射疫苗。
有前輩對她說,這一次疫情,不比沙士時候慘烈,當時,病房裏的人,真的笑不出來。但個多月來的經歷,令Jane對在香港當醫護的熱誠出現變化。第一波疫情給予醫護酒店住宿隔離及補償津貼等福利,無聲無息取消 ( 編按︰醫管局最近恢復了相關措施,惟未知實際安排)。她這一代人,對管理的合理性反應是很大的。原本帶着使命來做這份工,辛勞是預計之內,可是在抵受裏外壓力下,管理層一些政策措施,令她感覺憤怒。
最怕是心死了
憤怒源於一系列不合乎科學的措施,令她感覺在戰場上拼命的前線員工不受尊重。為了應付人手問題,管理層把員工感染或成密切接觸者的隔離日數,早就定在7日而非當時官方規定的14日;作為緊密接觸病人的醫護,檢測方法,是用不完全可靠的快速測試,而非RT-PCR Test深喉唾液核酸測試;有些管理層,甚至要員工即時在視像中顯示快速測試結果,令員工感覺很不被信任。
抗疫戰場上的經歷、體驗及聽聞的,兩次電話訪問,她自覺只能講出很小部份的慘況。心中虛脫,一環扣一環,最怕是心死了。「你認為還有甚麼可以協助你們嗎?」她聽了後,唉一聲,欲語還休,感覺得到,真的氣餒了。
「Omicron傳播性好大,怎麼一點準備都沒有,測試包、隔離設施,應該一早預備。 好多嘢,應該事先做好,現在先講,有乜嘢用?」
說到底,擱在心裏的,又再浮面。一直避而不想的移民問題,被這親身一課,直接改變了思維。原本,她對政治問題沒有多大感覺,不打算走,只想好好跟上一代與下一代留港生活,認同為香港病人提供人性化服務是很有意義。但經過這一趟實質測試,感覺是誠實的,她能與辛勞共存,無法與制度文化共存,為了女兒,無法,不思考移民去路。
(編按︰3月11日,Jane的爺爺也因染疫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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