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12日 星期日

追星文化.下|有型到痛苦 慕強到無奈 社會出了什麼問題?

追星文化.下|有型到痛苦 慕強到無奈 社會出了什麼問題? |


來源:  香港01 


從不被好看,到異軍突起,MIRROR的狂熱打破了「廣東歌被睇死」的宿命,更被寄予「振興廣東歌」的期望。相較在19801990年等本土流行文化發展極其蓬勃的時代,MIRROR的興起怎樣折射香港的變與不變,又反映了怎樣的社會問題?


巨星擁有時代特質


從文化研究的角度,MIRROR本身具備年輕、有才華等易受歡迎的特質,加之他們的奮鬥歷程令香港人產生一種莫名的親密感和共鳴感,自然會從他們身上獲得心理滿足;更重要的是,近年社會幾經動盪,很多負面情緒正好需要一個出口,而MIRROR的故事正好與這種社會氣候相當。然而,有些人認為MIRROR的崛起只是「虛火」,例如著名作家陶傑曾經指出,這種政治情感投射難以挽救香港音樂文化工業,結果被「鏡粉」發起網絡狙擊;也有些人認為,MIRROR具備潛質成為「實火」,有望重振廣東歌的輝煌。


從不被看好,到被寄予厚望,MIRROR難免會被拿來和在19801990年等本土流行文化發展蓬勃時代的天王巨星相比較;而深入剖析兩代「追星族」的支持方式和心理狀態,則有助我們更好理解人們的情感需求,以及潛藏在「娛樂」背後的社會問題。



澳門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李展鵬告訴《香港01》,可以從微觀和宏觀角度進行探究。在微觀而言,兩代「追星族」有相同之處,因為追星可以獲得娛樂、投射慾望、情感認同,而它們都符合年輕人的成長需要,所以無論時代怎樣演變,「偶像崇拜)(即追星)這個現象總是不變;從宏觀來看,兩代明星具備不同特質,代表香港社會的轉變。


歌者特質:從有型到痛苦


「很多人都會形容當我們(九十後至零零後)出世的時候,社會是一個『大富翁』(經典桌上紙牌遊戲Monopoly),我們這副『大富翁』已經玩到後期了,然後我們望向社會的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有一種無力感,到底我們可以做些甚麼?」致力推動心理學知識普及的「樹洞香港」創辦人陳健欣,正是一位「九十後」,如此感慨社會現況。


事實上,年輕人這種無力感,或可見於MIRROR的表演當中。李展鵬以姜濤為例,指他不論在舞技還是音樂主題都在反映「痛苦」,如講述社會對年輕人充滿偏見的《Master Class》、表達孤獨感及情緒低谷的《孤獨病》,還有反對戰爭的《作品的說話》。


相較於姜濤的「痛苦」,李展鵬認為上一代天王巨星如梅艷芳、張國榮、林憶蓮等的表演、舞姿都是「有型有款」,「在張國榮、梅艷芳身上甚至可以看到某種叛逆,要打破一些傳統、打破一些界線,例如性別界線或社會禁忌,而整個舞台展示都是有型的。」


問題來了,為什麼當兩代明星的表演特性截然不同,但同樣可以風靡萬千少男少女?這就和李展鵬在《追星文化.上|從MIRROR的狂熱興起 看香港人的情感需求》所提及的「情感認同」相關,支持者可以從中獲得對自己的認可和尊重等等感覺。


歌迷心態:從慕強到無奈


李展鵬解釋,19801990年代是香港最輝煌的「黃金時代」,當時香港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中產階級壯大,個個「魚翅撈飯」,所以作為時代代表的梅艷芳、張國榮等巨星,他們的表演也都能夠折射出那個時代的自信、大膽及創新。陳健欣亦有同感。他認為,上一代的明星通常一出道便能展示強大實力,例如梅艷芳在1982年參加第一屆新秀歌唱大賽時,翻唱《風的季節》已經驚艷全場,或可反映出支持者「慕強」的心態。


梅艷芳及後成為風靡亞洲的傳奇天后,但於2003年不幸因子宮頸癌病逝;而在2021年底,當香港仍然深陷疫情帶來的經濟蕭條和影業低潮,重塑她非凡一生的傳記電影《梅艷芳》逆市上映,一度引發觀影熱潮,成為全年最高票房的香港電影。李展鵬曾在影評形容,《梅艷芳》所引起的社會效應已然是香港的「社會學事件」,因為其所呈現的香港故事、捕捉的社會情緒、引發的廣泛討論、還有撫慰人心的力量,已令電影成為一個「社會現象」。不過,陳健欣觀察到,當代年輕人對《梅艷芳》的共鳴感並不大。


為什麼呢?李展鵬又以姜濤為例指出,儘管他的作品反映當今社會的掙扎和無奈,但總是致力在「痛苦」中找到「突破」,這或令年輕人更有共鳴。陳健欣也說,MIRROR主打「成長」,帶出一種「平凡人只要努力也可變得矚目」的信息,更符合年輕人心境。


年輕人的心境又反映了一種怎樣的社會現實?「在香港追逐一個成功故事對年輕人來說極為困難,例如大學時期你以為(每月工資)四、五萬元已經很多,但原來到銀行借錢只能借到400萬元,400萬加上40萬元首期可以買到甚麼單位?就是一個300多呎頗舊的單位。」在陳健欣看來,年輕人對社會的失望,源於政府對年輕人的忽視,例如年輕人明明對於社會發展方向有著十分清晰的想法,希望透過民主自由實踐公平正義,但這些願望卻被一些人強行曲解成為年輕人只想買樓。當社會對年輕人充滿誤解、佈滿障礙,年輕人就會不斷累積負面情緒,而MIRROR所帶出的信息正是他們所期盼的情緒出口。


張建宗表示,最近的社會事件不單是青年問題,亦涉及社會因素及地緣政治。(資料圖片/鄭子峰攝)


把明星當成學習榜樣


那麼,年輕人對於MIRROR,到底是當成一種情感寄託,還是想以其為學習榜樣?陳健欣認為,「寄托」與「榜樣」的分別在於「被動」與「主動」,如把MIRROR當成寄托,支持者感到失落時,就期望從他們身上找到一份歡樂;如把他們當成榜樣,支持者的態度就會更主動,希望自己能擁有MIRROR成員的美好特質,積極對自己作出改變。


「我會鼓勵,無論你喜歡哪一個偶像也好,問自己一個問題,在你自己的生活中,到底實踐了多少你崇拜的偶像特質?例如姜濤是個努力真誠的人,一個願意為夢想迎難以上;fans也要問自己一個問題,你們的人生中是否正在實踐這一類型的特質?」陳健欣提醒,支持者在「追星」的過程當中需要保持一定警覺性,不能讓「追星」完全麻痺自己。事實上,社會多數對「追星」抱有負面觀感,正是因為有些支持者投入過多激情,例如姜濤支持者「姜糖」屢屢傳出「私追」問題,過度關注藝人私人生活、甚至影響對方日常,迫使姜濤在社交媒體上請求支持者給予空間——凡此種種都是不健康的追星。


外界更應關注藝人的作品,當中也具備更多值得學習的正面特質。陳健欣形容,這才是偶像或影視角色的意義。例如日本動漫大受歡迎,正是因為主角通常具備崇高人格:著名少年熱血動漫《海賊王》主角路飛的角色設定是重情義、對事情有堅持、敢於對抗不公,「其實(作者尾田榮一郎)就是集合了很多好的特質讓你學習,提煉人性的光輝,作為楷模去吸引你去模仿。如果你喜歡AK(江熚生,MIRROR成員)夠真性情,那你會不會因為喜歡他,而願意令自己為相信的價值,變得敢言一點?」陳健欣如是問。


MIRROR的確成為不少人的寄托,但MIRROR到底成為了多少人的榜樣?」陳健欣再次向支持者發出「心靈拷問」,「如果MIRROR是你的寄托,不妨亦令MIRROR成為你的榜樣,想想他們有甚麼好的地方,我可以怎樣擁有他們好的部份、價值。這是重要的。」


MIRROR演唱會事故不斷 (鄺鈺瑩攝)


娛樂工業出了問題


2022725日開始,MIRROR原定在香港紅磡體育館舉行12場演唱會,但首4場已經發生3次意外;直到728日晚上,舞台中央一塊懸空大屏幕突然垂直掉落,直接砸中兩名舞蹈員,其中阿Mo(李啟言)頸椎受傷,至今仍在留醫。事件震驚全港,事後政府和警方調查發現,總承辦商藝能工程有限公司3名職員涉虛假表示2個負重表的各項設備重量為該設備的實際重量,目前已被控1項串謀詐騙罪及1項欺詐交替控罪。


回望事件後續,有論者盛讚,經歷重大挫折的MIRROR,勇於頂著極大壓力,矢言不會放棄,繼續用他們的方式「對抗荒謬」;而此舉成功激勵支持者一改大家對於「追星族」向來「不問正事」的刻板印象,敢於敦促涉事單位承擔責任,算是一大突破。


不過,也有論者批評,社會反思的深度和闊度相當有限。事實上,MIRROR演唱會事故除了帶出舞台工程可能存在偷工減料、人為疏忽、監管疏漏之外,更應帶動市民關注職業安全保障和自僱勞工權益等討論,進一步思考流行文化工業背後「資強勞弱」的結構性問題。例如,捧紅MIRRORViuTV本來被年輕人視為「拆大台」、「反威權」的代表,但其母公司卻屢被指控為了節省製作成本而壓榨底層員工、為了獲取龐大票價利益而推出「吸血計劃」等等,但很多支持者卻是「選擇性失明」,即使不滿也繼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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