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15日 星期三

追星文化.上|從MIRROR的狂熱興起 看年輕人的情感需求


(註:這表面上是一社會學式的文章,在我成長的年代很普遍,但成長後,從佛法「五陰五藴」角度看今天香港年輕人人的迷惑,可能更有意思。精神上真的要有出路!)


 


新冠疫情肆虐三年,外地明星來港演出大幅減少,但本土流行文化產業卻異常興旺,既有港產電影屢破票房紀錄,更有MIRROR熱潮席捲全港。然而,隨着防疫措施的解除,香港陸續恢復與內地和國際的交往,百花齊放之下,市民的娛樂選擇多了,MIRROR能否繼續一枝獨秀、甚或重振廣東歌的輝煌,仍是未知之數。但無論如何,MIRROR已被視為「香港之子」,承載着很多人經歷社會變遷的情感需求。


追星獲心理滿足


MIRROR為何能夠吸引香港人的熱切注目?支持者對他們有着什麼情感投射?這種情感投射又是源於大家對於這座城市有着怎樣的期盼?這一切要從「追星」的本質說起。澳門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李展鵬接受《香港01》訪問時表示,從「追星族」的角度,追星共有三重意義:第一重是獲得娛樂,第二重是慾望投射,第三重是情感認同。


李展鵬解釋,現代人需要在繁忙的生活中尋找一些娛樂,就會選擇欣賞偶像的歌藝或舞藝。而從大多數青少年的追星行經都會較為熱情可見,「他們不論在情感上還是慾望上,(這種心理需求)都在滋長中,所以每當看到一些『靚女』或『靚仔』,便會有一種慾望的投射,而這也解釋了社會為何出現『男神』和『女神』。」李展鵬說,明星經常因而成為青少年的情感與慾望的投射對象,而這種情感的本質與愛情相似。


至於「情感認同」,李展鵬強調這有別於「慾望投射」,例如在1980年代,很多少女之所以崇拜梅艷芳,是因為她們「不滿足於(那個時代)的傳統社會價值、那種加諸女生身上的綑綁或壓力,於是透過喜歡梅艷芳,一個叛逆的形象、壞女孩的形象,與台下的她的獨立女性形象,取得一個情感上的認同。」可以說,當時梅艷芳的支持者,正是當年認同香港社會應該大膽突破、努力求變等等社會價值的一群人,而他們對於梅艷芳的熱愛,正是源於他們在梅艷芳身上也看到了他們所追求的特質。李展鵬將這種「特質」稱之為「明星文本」,而「情感認同」即是支持者對於「明星文本」認同感。MIRROR隨時代而紅


從心理學的角度,「情感認同」與「慾望投射」的分別在於需求層次的高低之別。根據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的「需求層次理論」,人類的需要可以分為五個層次,並且是由低級需要發展至高級需要,依次分別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實現,而每一層均須被滿足,方可昇華至更高層次。


李展鵬提及的「慾望投射」,處於第三個層次——社交需求(love and belonging needs),是一種對友誼、愛情及隸屬關係的需求;「情感認同」則比較接近較高層次的尊重需求(esteem needs),包括他人對自己的認可與尊重。以李展鵬所列舉的梅艷芳為例,支持者正是認為梅艷芳的「明星文本」能為自己提供某程度上的認可。


那麼,當下香港應該如何解讀MIRROR的「明星文本」呢?他們早於2018年已在ViuTV節目《Good Night Show全民造星》脫穎而出,緣何直到2020年才突然冒起?


MIRROR成員各有才華,阿Jer(柳應延)唱歌好聽、Ian(陳卓賢)懂得作曲作詞、Edan(呂爵安)彈琴好聽、Lokman(楊樂文)是資深舞蹈員、姜濤具有舞台魅力。他們不是沒有實力,只是以前市場比較看不起本地明星。」李展鵬分析,香港人習慣懷緬19801990年代的巨星,認為那是香港娛樂圈最輝煌的時代,所以未能給予新星足夠關注;另外,近年社會幾經動盪,市民亦無瑕關注流行文化,難免忽略了新星的存在。


不過,自從2019年反修例風波過後,市民的心態出現較大的轉向。


ViuTV王牌選秀節目《全民造星III》日前圓滿落幕,自開播以來話題性十足更贏盡口碑。(游大東攝)


港人與MIRROR共生


彼時香港開始出現很多始料未及的變化,尤其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之後,政治局勢緊張,疫情斷斷續續,社會氣氛低迷,很多心理需求無法被滿足;與此同時,防疫措施導致香港與外地交往被切斷,娛樂活動大幅減少,很多人逐漸把注意力轉移到本地文化當中,使得一些出道了一段時間的新星能夠得到注目,例如唱作人Serrini、林家謙等。


「這與香港過去10多年累積的本土意識、本土情緒相關。」李展鵬表示,市民在MIRROR身上找到的動力和希望,儘管在某程度可形容為「逃避」(對現實世界的不滿),但也顯示港人回歸本土文化。另外,ViuTV的突圍也符合了不少市民對於「拆大台」、「反威權」的期望,自然也對由其訓練並捧出的MIRROR擁有更多的情感認同。


李展鵬認為,MIRROR本身具備年輕、有才華等易受歡迎的特質,而「全民造星」則可讓觀眾與參賽者共同成長,市民也因而對MIRROR有種莫名的親密感。「這種親密感不只是『又有新人』的這種想法,而是可以看到他們在節目高高低低,時贏時輸,有時會失準,有時會哭。」他又指,MIRROR成員各有故事,成名前受不少質疑,成名後同樣備受批評,因此共同成長及奮鬥故事全都滲透在MIRROR的「明星文本」之中;而該些文本就和平凡人一樣,在成長路上不斷經歷「成功」與「失敗」的交錯。


因此,當這班不被看好的新星異軍突起,簡直就是打破了「廣東歌被睇死」的宿命。


MIRROR的明星文本固然具吸引力及親切感,但他們能夠「一炮而紅」的關鍵,還少不了社會變遷之下的港人心理狀態——大家衍生了各種情緒,全都需要一個出口。


陳健欣認為Mirror符合香港人需要的心理條件,而團體成員的故事與香港大氣候亦相當呼應,令香港人容易出現共鳴感。(鄭子峰攝)


原來並不很快樂


香港人心理到底處於什麼狀態?民調機構蓋洛普(GallupWorldPoll)的《全球快樂指數2021》顯示,香港在全球149個國家及城市中排行第71位,可見市民並不怎麼快樂。


「我覺得香港人的心理質素真的比較差,特別對比十多二十年前。」社會企業「樹洞香港」創辦人陳健欣如是回覆《香港01》。他指出,《刺針》醫學期刊曾在2020年刊登一份研究論文《香港重大社會動盪期間的抑鬱及創傷後壓力:橫跨十年群組研究》,而這項研究結果顯示香港人的抑鬱症狀及創傷後壓力症狀比起2009年時大增了10倍。


根據研究報告的抑鬱嚴重程度調查(Level of depression severity, PHQ-9),在第一波及第二波(即2009年三月至2014年三月)調查,並沒有受訪者具有嚴重(Severe)抑鬱症狀,即使是呈中度嚴重(Moderately Severe)及中度(Moderate)症狀的受訪者佔比也只是單位數字,輕微(Mild)症狀的受訪者則佔十多個百分比。可是,當研究進行至2014年「佔領中環」期間,具輕微症狀的受訪者急劇上升至約25%,中度症狀的則升至接近10%,亦開始出現有嚴重症狀的趨勢。至2019年反修例風波,輕微症狀的流行率已接近40%,中度症狀則已超過10%,嚴重症狀的流行率亦在十年間持續增加。


創傷後壓力症狀的流行率有更明顯的上升趨勢,從2015年中的5%以下,激增至2019年中約30%。「報告中有兩個關鍵點,一個是2014年,另一個是2019年,在這兩個時間點中,香港人的精神健康狀況急劇下降,疫症更令這件事情雪上加霜。」陳健欣強調,要令人類健康需要不同的元素,包括人與人之間的連繫、群體歸屬、探索新事物,甚至是自身的成長,而這些都是人與生俱來的心理慾望;只是,在2020年之後的香港,市民要滿足這些慾望都是甚為困難,而追星文化就成為了他們舒緩情緒的出口。


陳健欣認為,MIRROR正正符合香港人需要的心理條件,而團體成員的故事亦與香港大氣候相當呼應,令香港人容易出現共鳴感。例如大家對姜濤的「發跡」故事朗朗上口,他在中學是一名「肥仔」,亦不特別受歡迎,但透過自己努力成為如今首屈一指的巨星,連他居住的銅鑼灣也被稱為「姜濤灣」;他也是一位有遠見的年輕新星,曾在2021年叱咤樂壇頒獎台上稱:「我在這個地方可以很有信心地說,我們一定會是亞洲第一。」陳健欣表示,有些香港人自認為是受打壓、處弱勢的一群,於是便對姜濤有種願望投射,希望像他一樣發奮自強、出人頭地。這也正是李展鵬所提及的情感認同。


那麼,從MIRROR的狂熱所折射的香港人的心理需求,又反映社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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