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我的革命史观
作者：姚洋
对于中国革命，我曾经写过3篇文章，思考革命对中国现代化所起的作用。
第一篇是《在祖父遗像前》。我小时候被父母送老家江西新干县，老家的堂屋挂着我三祖父的遗像。三祖父是个烈士，江西的烈士太多了，1980年代初我去江西烈士纪念堂参观，那里有一柜子烈士名录，所以县里对烈士的纪念不太重视。对我三爷爷这个先烈的纪念，也只是在自家堂屋里挂一幅像。
祖父很年轻就牺牲了，牺牲时他才21岁，如果是现在的年青人，大学都还没有毕业，他牺牲时中学毕业没几年。这些年祖父的遗像总是萦绕在我的脑子里，让我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现代化做一些思考，这些内容我写进了《在祖父遗像前》。
此外我还写过一篇《消失的小镇》，写我二爷爷个人命运的沉浮，以及我们那个小镇的变迁。
我家在“文革”中受到较大冲击，二爷爷本职是在外行医，但他还有几亩地，就请个雇农替他种，解放的时候定的成分是“小土地拥有者”，到文革被重新定为富农。雇农和他的徒弟们造他的反，还占了他家在镇上的房子。二爷爷在镇上的房子是两进两出的大房子，进去先是一个天井，有两个小耳房，天井里有口井，后面是主房和厢房。这是江西农村大户人家的标准配置。
二爷爷被赶回村里老屋，我回到老家时二爷爷还健在，在他72岁那年的冬天，刚过完年，我们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烤火，他躺在椅子上，长叹一声，“唉，我活太久了。”说完这句话他就睡觉了，当夜去世。
那个小镇经历“文革”后，像我二爷爷这样的地方精英完全被抹掉了，文化上精英的成分也被抹掉了。
我老家新干县的发展水平在全国属于中等偏下，但县里还是挺有钱的。不过我们那个村子衰败得很厉害，新农村建设初期也没有顾及我们村子。我回乡给伯母过90岁大寿，县里干部要跟着去，我说这是我的私事，不要他们去，他们非得跟着。这些干部到了我们村子后被震惊了，这个村子竟然这么破败，路是泥巴路，好多倒了好几十年的破房子。因为大家都建新房子，祖传老房子不敢拆。
县里的干部看不下去了，新农村建设一定要有你们村。然后乡里派推土机把破败的房子全部推倒，又重修祠堂，严格说来它不是祠堂，江西话叫haiting（大厅），是过去家族议事的地方。村里只有姚姓一个姓氏，当年是两兄弟在这建了村子，村东是大哥，西边是小弟。祠堂修好之后，请了穿红色超短裙的舞蹈队做表演，唱流行歌，他们把录像寄给我看，真是叫人哭笑不得，我说这些妖魔鬼怪是想气死祖宗吗？
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文革”把农村残存的不多的精致的东西全摧毁了，连祭祖都变得这样荒唐。
我还写过一篇《回乡三日》，有很大反响，有人说这是当代《闰土》。这篇文章主要写我的伯母，我被送回乡下的时候是和伯父伯母生活在一起，他们没有孩子，我是被他们带大的，伯母现在90多岁了，两年前我给伯母做了90大寿。十几年前一次回乡我把伯母送到养老院，但伯母不习惯，又被送回家里。她在乡下的老屋里生活了一辈子。我们家族的第四代都长大了，她更愿意现在子孙绕膝的日子。
这些文章是压在我心里的命题，我在思考，革命到底意味着什么？特别对于中国农村有什么样的意义。中国农村的进步不是线性的，革命对农村的进步起到了什么作用？
对于中国革命有很多解读，无条件支持革命的想法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支持“文革”的人，恐怕是脑子进水了。“文革”，我们有定论，党的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定论。我写《消失的小镇》就想告诉大家“文革”摧残了、摧毁了人心，摧毁了乡村残存的精英成分。
支持“文革”的人缺少历史的纵深感，对历史没有深入的理解，他们只看到这40年出现的一些阶层分化，譬如我们北大某研究会的那些学生，他们看到了贫富差距等问题，但解决问题不能回到“文革”，不能以那种方式再来一次轮回，“文革”造成什么结果我们都看到了。
革命是现代化的工具
当然有人彻底否定革命，认为革命根本没有必要，甚至要回到1908年大清的《钦定宪法大纲》。还有人说慈禧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多么伟大，如果她晚死几年，中国君主立宪就成功了。
这种人也缺乏历史感；清朝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可能。首先清朝很腐败，已经腐败到必须灭亡的地步。溥仪逊位时很小，退位诏书是隆裕太后签字，第二天隆裕太后又上朝去听政，但文武百官没有来朝。她问太监，为什么百官不上朝？太监告诉她，太后，您昨天签的字，大清没了。隆裕太后这才知道自己签的文件意味着什么。
一个朝廷已经腐败到这种程度，它完全没有存在和现代化的可能。其实清朝在生物意义上也没有存在的可能性了，清朝最后几代皇帝，多半是因为近亲结婚，都没有生育能力，清朝不灭亡才怪。
同时，由于清朝是满族统治者，还要面对民族感情，孙中山先生发起革命最初的口号是“驱除鞑虏，复我中华”，用民族情绪来发动革命。如果这是个汉人政权，可能还有转圜的余地。但一个满人政权，腐败到这种程度，老百姓怎么会继续容忍它存在？
所以辛亥革命不可避免。但是，中国革命的意义在哪里？
有没有一种中间的可能性来解释中国革命？有时候外国人旁观中国革命，反倒看得更清楚一些。费正清在1970年代末写了一本书叫《伟大的中国革命》，他从1840年写起。读了这本书后，才能够理解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写的碑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之所指。毛泽东比他的同事们都更有历史纵深观，他之所以这样写碑文，是因为他意识到，中国处在从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自己不过是中国现代化的工具。
毛泽东时时刻刻都在反思自己，刚进北京他说“我们要进城赶考”，他在提醒自己“我们要跟帝王不一样”。我读过他的身边工作人员一篇回忆文章：毛泽东在1956年执笔写他最后一篇文章《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写完后已经凌晨4点钟了，他的私人医生陪他去散步，医生跟他说：“毛主席，我们革命都成功了，您也应该好好休息了。”那时候毛泽东60多岁，他脸色一沉：“（革命还要继续）我们有变成封建主义的危险。”这说明他有自我意识，要约束自己，在中国通往现代化的过程中，自己不要变成一个帝王。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1840年被迫开始，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完成现代化，我们这些人也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工具。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国革命，中国革命不仅仅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还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还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谭嗣同他们的革命。这些革命都是在完成一件事情：把中国从古代社会推向现代社会。
爆发革命的必然性
或许有人说革命的过程太残酷，但是革命不可避免。要说残酷，古今中外的革命都残酷。英国现代化进程由光荣革命开始，在光荣革命之前战争打了近一个世纪。当时正值北半球变冷，整个欧洲都在饥荒中，那时欧洲出现人吃人现象。中国也正处在改朝换代的酷烈时刻，也是饿殍遍野。
相比欧洲，中国革命的难度更大。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过，从文化的角度来说革命很难，从政治上来说更难。中西方革命的对象一开始都是王权，但欧洲比较幸运，欧洲王室的力量没有中国皇室这么大，欧洲有宗教在制约王权，宗教和革命者联合起来对抗王权，甚至欧洲的革命者干脆打着宗教的旗号发动革命。
信奉天主教的查理一世在位时，天主教和新教爆发冲突，而英国议会里很多有钱的资产阶级信奉新教，宗教联合新兴的资产阶级，把国王给送上了断头台。所以英国革命有主导力量，他们的革命相对中国来讲更容易，但过程也很惨烈，战争几乎持续了一个世纪。
在这点上中国革命没有同盟军，中国本来就没有宗教，民间社会也很弱。中国革命有多重任务，不仅是人的解放，不仅是政治解放，还有思想解放。
中国皇权历史悠久。自从秦始皇时代建立大统一的帝国，中国进入帝国时代，而不是封建社会，封建时代是西周、春秋、战国，马克思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描述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不了解中国，他对东方文化，对中国很不了解，他写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不尽正确的。帝国的王权相比封建王权更为强大，所以王权对中国的影响根深蒂固。
中华文明到宋代达到了世界农耕文明的顶峰，如果不是全球变冷，我们很可能就突破天花板了，极有可能在1000年前，发生工业革命。那时候，汴京一半的人口在烧煤，当时在技术上已经做好了准备，那时已经发明了火枪和纺织机，所以出现蒸汽机是大概率事件。但因为气候变冷后，北方游牧民族轮番南侵，摧毁了宋朝的高度文明。
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面对天灾和蛮族的入侵，中国文化开始趋于保守，程氏兄弟和朱熹把动荡归咎于人的贪婪，因此不是鼓励反抗外敌，而是把儒家学说推向极致，变成保守的说教。明清中国的停滞，既是蒙元野蛮统治的结果，也是中华文明走向保守的结果。这个影响很深远，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就心智而言，当今中国大多数的百姓恐怕还停留在19世纪。
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同盟军；我们的现代化一直很艰难，因为旧势力太强大。所以谭嗣同才会说，所有国家的革命都以流血开始，中国的革命还没有流过血，请从我开始。他本来已经逃到外国使馆，又走出来坦然赴死。他就是要用他的死来告诉大家，国家进步是要流血的。
如果要假设的话，中国革命唯一的缺憾就是，如果孙中山先生不那么早去世，中国历史可能是另一番景象，也许我们的革命不会那么惨烈。就因为孙中山先生交班给了错误的人，使得革命过程变得非常惨烈。蒋介石是上海滩流氓出身，到日本读武校后靠愚忠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赏识，但他没有历史眼光。蒋介石靠掌握的军权，把国民党的权力给篡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