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真的在修法吗？

你是真的在修法吗？
法王噶玛巴

所有世界上不同的精神传统都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对神的信仰，我们向神表达自己的崇拜和敬仰。这些神祗或者有着切实的物质形态，另一些则更像是一种抽象的能量形式。似乎大部分的精神传统都会有它们特别的一套神圣的、可供祷告的仪轨或者经文。藏传佛教中，也有着大量的经文、仪轨，经由诸多崇高的大师一直传承下来，他们为我们留下了经典和仪轨，让我们去学习和祈祷。

假设在宗教倾向上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应该谨记在心的是，我们在精神上的修持应该对我们产生积极和美好的影响。虽然通常，我们的确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修行，但却只是在外相上看上去很神圣而已。更有甚者，历经多年这些修持都只是影响了我们的外相，却没有对我们的心灵产生真正的影响。我们不应该被这些外表所蒙骗，事实上这些外相之下缺乏真正的智慧的增长。

有时候，我们的外在修持的确是真实的。通常由于一些特别的外部环境或者外缘，我们会比其他时候更有宗教倾向。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一直在等待有利的环境来激发我们的神圣行为，我们又怎么能够期望会真的变得神圣呢？如果只是一天几个小时，还要视乎外缘如何，那些修持的利益又怎么能够深植于内呢？

谈到修行吸引人的地方，是它在我们生命中的各个领域都提供了神圣的、有益的修持。我们的整个生命，每一天都变得殊胜起来，而我们的心态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会渐渐变得更健康。

有一点很重要，应该谨记于心的是：如果只是等待着一些殊胜的情况发生，然后在这种魅惑之下，做一些所谓神圣的行为，这样就好比是沉迷于酒精的状态——当事情变得糟糕，一个人开始喝酒，在酒精的影响下忧虑和麻烦都止息了，但是当酒精的影响一旦消失，平常的真实状况又再一次地出现——这就像是等待殊胜的情况发生。因此最好能够保证连续的修行，这样才能够在心灵的觉悟和调伏上，带来持续性的进步。你们的修行应该是负责的且可信赖的，如此心灵才可以变得稳定，充满仁爱、慈悲和宁静。

为了使生命变得全然殊胜，你需要把修行变成一个持续的习惯，每日都坚持，尤其是在面临诸多障难和干扰生起时。

我们在修行道路上的主要障难就是：我们信赖着一种幻相，过于强调我们此生行为的重要性。我们的思想受到这样的禁锢，因而看不到有其他的选择。任何与此不同的观点对我们完全没有作用。

过去所有伟大的上师都曾同出一辞地告诉我们，除非我们能完全地放弃这个幻相，认识到此生的虚幻，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佛法的真相。放弃幻相之前，我们无从看到佛法的真相。

但是一开始，我们仍然需要变得非常务实，并尽我们的最大努力进入道。我们慢慢地开始，系统地通过增加越来越多的修行，而逐渐减少世俗的事务。

同样的，考虑到我们对此生幻相执着的一贯模式，如果我们试图一次将所有东西通通抛弃，并不见得会为我们的未来带来很好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稍稍作出妥协，每次放弃一点世俗需求，慢慢逐渐地、持续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加入精神元素。

为了在我们的生命中铺下真正的修行之路，我们必须在当下就非常明确：无论我们从事什么世俗的行为，它们都无法带来任何长久或者究竟的快乐。这就是修行背后显著的本质和意义。我们说真正无伪的修行，不应是随大流之所为，当一个人知道是什么促使他承担起修行的责任时，真正无伪的修行应该是一种全然的喜悦。修行的基础，就是破除对此生幻相的执着——所以，破除它吧！

这里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并不是我编造的，只是我稍稍整理了一下，复述给大家。从前，有一位伟大的上师，在古印度四处云游，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个正在绕塔的人。他就问那个人正在做什么，那个男子说自己正在通过绕塔修行佛法。这位伟大的上师回应道：“如果你能够去修法就更好了。”这句话使那个男子停了下来，他想：“如果我现在做的不是修法，那什么才是呢？也许我应该去学习仪轨，那应该就是修法了吧？”于是，他开始去学习仪轨。

那位伟大的上师又出现在那个男子的面前，问他正在做什么。男子回答他正在学习经文。上师再次说：“这很好，但是如果你能够修法就更好了。”这个回答把那个男子搞糊涂了，他问自己：“到底什么才是法呢？”他猜想，也许是指禅修吧。禅修一定就是修法了，于是那个男子开始了禅修，并开始思维大师教授中的深意。

那位伟大的上师又一次见到了那个男子并问他在干什么？男子回答他正在禅修，但大师再一次对他说：“嗯，很好，但是如果你能修法就更加好了。”

那个男子变得为难又糊涂，于是他请求那位大师告诉他，到底什么是修法？这位上师回答道：“修法就是放开对此生幻相的执着，并对此生的幻相生起完全的出离心。一旦你体验到真正的厌离，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修法，在此之前，你做的都仅是外在的修持。”

因此，我们应该开始反观生命的真相。通常，由于一霎那间的灵光闪耀，一开始我们看起来修得很不错，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放弃我们的妄想，所以我们的修持重新落入对此生幻相的执着。我们的修行变得庸俗，被希望获得名气或者其他世俗利益的欲望所染污。我们必须摆脱这些态度，这是修持的根本。我们必须放弃所有的欲望和执着，并对轮回的幻相彻底生起厌离。

如果一个人对如何进入精神修持之道抱有以上的观念，他就能够感召到诸佛的加持与妙成就（神通）。（注：siddhis,梵文，音“悉地”，意译‘成就’或‘妙成就’，此词为密教所常用。通常指修持密法之后所获得之种种妙果。）通过他们的加持与殊妙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慢慢脱离世俗的诱惑。如果通过真实的加持能够为一个人带来自由与解脱，诸佛的妙成就便可以对他产生影响，但如果这个人不能放弃对幻相的强烈执着，那就什么都不会发生。如果你仍然坚信幻相多于加持，那么加持将不起任何作用。无论你被什么所阻碍，你需要对加持力有完全的信心，因此你必须完全信赖诸上师的加持，而非信赖你的妄想。




活在当下，是止观的精髓！

活在当下，是止观的精髓！
宗萨钦哲仁波切

我再三对你们谈到，在所有这些皈依修法中，活在当下大概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修法了。活在当下是止观的精髓。

什么是活在当下？

有人要求我为此做点简短的介绍，所以这正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当我们说不住于过去、不住于未来，而住于当下的那一刻……我们一旦这么说，就会产生两种反应。一种是：“哦，这是大圆满法！他怎么可以这样公开地讲？”另一种是：“哦，他正在教大圆满！让我们仔细听。” 你可以查查佛陀的经论，从头到尾从尾到头查看十次，你根本找不到佛说过一句你必须住于过去。类似的，佛也从没说过你必须住于未来。没有。只有那些从沙漠来的、嗅过骆驼的人们才这么说。

所有佛的教法都是在说活在当下。接下来的挑战就是，当我们提到“活在当下”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禁不住去想那应该是些特别的“当下”，是个很奇异、很神圣的东西。因此我们是这么做的——我们试着禅修，然后你想到面条、电影。然后你想：“啊，这个不是的！我那特别的当下在哪儿？”你在找寻，却不知道当面条出现在你脑海时，你只要觉察它，而你需要做的就只是这个。
下一个挑战。你在打坐，面条出现了，你觉察到面条。但是几个月后，面条还是持续出现。
我想提醒你们的是，佛的所有教法中从未提到住于过去或未来。事实上，在有些大乘经论中，甚至住于当下都是不被鼓励的。不过，这是以后要谈的，还是不要把我们自己搞糊涂吧。
让我们想想，这个世界的所有这些灾难和不幸从何而来？不幸、问题、灾难。什么是这个世界的大魔头？主要的元凶……让我们思维和考虑，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和世界的罪魁祸首？只有一个。“它”一直在那儿，就在我们面前。很多“它”，不只是一两个，而是很多个“它”。
我们生活中的罪魁祸首，西藏人称为yeng (gyeng)。英文里，你可以粗略地把它翻作散乱。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散乱，也许我们可以试试用一些别的词。英文里，有一些很好的表达——“激动起来”与“被困住”。我相信中文这么古老的语言里也有更好的用语。“发愣”——让我们再形容一些。它可以变得相当极端。有时，你是如此的散乱，你的嘴张着，一只苍蝇飞进去，甚至还有时间飞出来，你都还没有意识到。

在较细微的层面上，几乎所有我们所做的，几乎所有的一切——甚至是我们现在所修的念住，都是某种形式的散乱。基本上，轮回的特征实际上就是持续的散乱。这是我们所唯一拥有的。所有这个地球上的一切，所有商店里出售的一切，都是为了使我们更散乱。此刻，散乱似乎正在大倾销，香港的价格更便宜。
想得到赞扬是一种散乱；想得到注意是一种散乱；逃避批评是一种散乱。基本上，即使向往小小的舒适都是一种散乱。很多我们做的事，在俗世里被称作“不散乱的”、“全神专注的”，从修行的角度看，它们只不过是一些很有组织、很有文化的散乱。只要有一个目标，你就必然会有散乱。
举例来说，禅修时，我们总有个目标——如果不是为证悟，至少是做个平和宁静和有自控能力的人，这意味着，我们在禅修上渴望有所进步。看，现在进步就是其中一个最大的散乱。渴望有所进步就是禅修最大的散乱。
当散乱初起时，可以说是“没问题的”，但散乱通常都会演变成沉迷。实际上，所谓的佛法，不论如何教授或修持——无论是在上座部的国家里剃了头的僧人，或是西藏佛坛上所有复杂的仪轨，凡此种种——所有这一切只有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就是将散乱拆除解体。但是很多时候，这些设计来消除散乱的方法本身，恰恰成了散乱的来源。我敢肯定，许多上座部的修行者被诸如头发到底应该剃到离头皮多近、什么才算是真正的黄色僧袍、如何穿著，被所有这些导致散乱。类似的，西藏人则为哪个食子应该放在哪个食子的后面而散乱。如我前面所说，人类就是不能不带某种形式的散乱来沟通、生活或存在。
你可能会问：“那你为什么还教这么多不同的东西，这些仪轨、咒语，所有这些？”正如我在这五天刚开始时说的，最简单的事，也是最重要的事，就是住于当下。但是我们无法欣赏它。我们渴望复杂。住于当下——简朴的修法——真的太过难以忍受。我们没法相信它。所以无论你是去日本的禅宗寺庙，他们说那里崇尚简洁，他们没有仪轨，对吗？但是要制造“简单”，好比一片枫叶落下，然后有人去捡起来打扫干净等等，这同样是造作的、虚构的、难以修持的。就象是如果你去印度或西藏，那儿的佛坛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太多的颜色、太多的照片、太多的佛像。同样是造作的。西藏僧人忙着制造杂乱而散乱；日本僧人则忙着收拾整理而散乱。
如果我说，就象昨天讲的，当一个如一碗面般世俗的念头出现在你的脑海，只要觉知它，就已经够好了。如果我这样说，你多半是不会满意的。念些咒语、修些仪轨、做一些更仪式化的东西会更让你满足。我也是这样的。

现在我告诉你最重要的部分，仔细听。当你打坐时，一碗面出现在你脑海，你需要做的就只是觉知它。不过你知道吗，好多人会这样做：坐着，一碗面条浮现，然后你紧抓着这碗面，因为我跟你讲过要以这碗面做禅修。现在面条已经变得如此神圣，你会尽力去维持这碗面。就在这里, 你（的禅修）垮掉了。当一碗面浮现脑海时，你注视它。随后你想吸烟，你就想，“啊，这个不好，让我回到面条上”。你的禅修已垮掉了。要点是：你坐着，或说禅修，一碗面出现脑海，你觉知它——很好。这之后，如果你开始想着面条，那么面条就成为了一种散乱。所以觉知面条不是散乱，但是，想着面条就是面条散乱了。这里有两种“面条”。一种是“智慧面条”，一种是“散乱面条”。“智慧面条”就只是简单地觉知它。之后，如果你开始想着面条，那它也就成为散乱了。
下一个实际的问题是，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有这么多的念头。不只是面条，还有香烟、电影、谈话、男生、女生，各种各样的想法，好的念头、坏的念头……我们怎么办？都是一样，当这些念头出现时，你就只是觉知它们。焦虑、愤怒、快乐、幸福，不管是什么念头……只是看着它。当然，作为人类，我们都想知道这么做有什么效果。
那么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有什么效用，意义是什么？如果你持续看着你的念头，这些念头就不会制造故事。如果你只是看着你的念头，这些念头就全变成好象是未被剪辑的电影镜头，象拍摄电影，没被剪辑过的。当你一直这么做并且越做越多时，你的未剪辑的电影镜头里，自然也就不会有音乐、主题和特效，所以你就不会被困住。

接下来，有个重要的问题：你可以说，我是美林或华尔街的总裁。我需要思考、需要计划、需要时间表。如果我修持这种“当下”，我的所有念头变成是未被剪辑的、支离破碎的，然后就会怎样呢？我可能会丢掉工作。这是个常见的问题，我肯定你知道它。在我们的生命中，什么是导致我们成功的最重要工具？控制。我们都是控制狂。我们只不过是不知道如何控制事物，否则我们人人都是控制狂。你如何才能控制呢？还是，面条禅修。让我们叫它做“当下”吧。你看，当你觉知你的念头时，这就意味着你不散乱，意味着你没有入迷了，意味着你没有激动起来，意味着你没有被困住，你控制得住，你也很放松。
当然，我理解你的生意伙伴是很紧张的那种人，他就真的开始怀疑你了，因为你很轻松。这经常发生。有时候我们跟很放松的人一起旅游，比如去机场，他们老是不来。他们几乎落在后头了，我们开始紧张。我们几乎总是错的。他们总是准时来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建议你，为了你的朋友好，你应该假装你很紧张。（众人笑）你应该假装你很偏执。你注意到了吗？如果我们看起来忙的话，我们的很多朋友会开心的。不仅仅是生意上，也包括人际关系，所有的一切……活在当下是关键。（文：宗萨仁波切）

“活在当下”现在成为一句口头禅了，大家都在说我要活在当下。但是其实他不懂得活在当下的方法是什么、什么是真正的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的方法就是要以“三心”，精进心、正念心、正知心，这“三心”来观照身心。那么身心的实相显现，不与贪欲心相应，这样的明觉状态是活在当下。很多人他来修禅、修内观的时候，他会刻意，比方说他要保持觉知，所以行禅的时候他刻意走得很慢;或者说他要观察身心现象，他刻意把动作做得很慢，要拿个杯子慢吞吞地搞五分钟才拿起一个杯子来。这是活在当下吗?不是。

如果你为了更容易去观照而走得很慢，这不是活在当下。如果你为了要见到身心的生灭现象，而慢慢地去移动手臂、去观察，这些都不是活在当下。它是没有造作的，但是你的精进心、正念、正知心都一直在观照身心。所以佛法的生命觉醒教育，它一定是落实在生活之中的，一定是落实在我们平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之中的。所以能够从早到晚不放逸地一直保持觉知，就能够培育出正念和正知。（文：大愿法师《大念处经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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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修行人的命是算不准的！

一個修行人的命是算不准的！
净界法师

我们中国人经常要去算八字、算命，其实这个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一个人出生的时候，你阿赖耶识的确累积很多的业力，那你就有不同生辰八字的差别。但是，假设你是一个修行者，你算命就不准。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在种子起现行的时候，这个地方有变化。一般人阿赖耶识的种子起现行的时候，他作不了主。

所以说我这念心跟这个环境接触，我以前要起贪烦恼，现在还是起贪烦恼；我以前遇到这个环境，我是肯定要发脾气了，也只好发脾气了。所以你的生命就跟着过去业力的等流性，就这样流动，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但修行者他种子起现行的时候，他多了一个对治力、调伏力。
比如说你本来二十八岁应该结婚的，结果你出家去了，那你这个生命就改变了。这整个生命的水流，从你的种子起现行的时候，这个现行经过对治，它再熏回阿赖耶识的时候，那是一个新的功能。所以，修行这个现行很重要。

在净土宗来说，它不讲断烦恼，它讲带业往生；但是带业往生的最低标准，是正念分明，临终要正念分明。你临终的时候，你这个第六意识现前时，是清楚的正念、忆念弥陀的正念。那怎么会有正念呢？彻悟祖师为临终的正念，定下一个最低的底线，他说：「以折伏现行烦恼，为修心之要务。」
我们不要说刚开始就对付这个种子，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有很多的杂染种子，是的，这个都不是马上能去消灭的；但是刚开始你要注意你的现行烦恼，就是当下的现行烦恼。就是说你内心跟染污的境界接触的时候，这个贪瞋烦恼，第一个念头不能怪你，在菩萨戒，第一念的过失，这件事情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是从凡夫开始修行，所以你内心当中，第一念的贪瞋烦恼，当然不是很清净，这是可以理解；但是你的第二念，对治的力量没有生起，这就是你的过失，你愿意让你的生命继续地堕落下去。

所以往生的条件就是说：虽然我们生命当中，还有很多杂染功能还没有生起活动，但是你忆佛、念佛这样的一个功能，在你所有的功能当中，它是一个主流，它是一个最大的力量。
也就是说，你能够折伏现行烦恼，表示你忆佛、念佛的力量，是所有内心当中力量最大的。所有的烦恼，只要你把佛号提起来，你有把握能够转念念佛，你能把握，任何念头都是如此。你心中所有的念头，我佛号不提便罢，只要我佛号提起来，我有把握在一到十之间，把念头转过来。

那表示说：没有错！我烦恼没有断；但是佛号是我们内心当中，最强大的力量，就是能够招感的那个种子，它具有主导性，最有强势力量的一个功能，那你往生就有把握了。这就是带业往生的最低标准。就是说经过你的努力，你今生的生命的当中，在所有杂染的功能当中，你栽培一个最强大的念佛功能，而这个功能，是你内心所有功能当中，最有主导性的，谁也不能取代它，它能够取代所有的功能。

这就是表示：你阿赖耶识的水流开始改变，就是第六意识开始在主导阿赖耶识，而不是阿赖耶识来主导我们。我们在没有修行之前，那是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基本上是由阿赖耶识种子来主导我们的现行；修行者是用现行来主导阿赖耶识，那这个地方是有所不同的。这个地方，是简单的讲到阿赖耶识的一个变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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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潮揭示千瘡百孔 官民須正視經濟不公

（轉載自香港01）

示威潮揭示千瘡百孔　官民須正視經濟不公

「六月浪潮」席捲香港，揭示了繁榮背後的千瘡百孔。現時局勢稍為平靜，各界紛紛出謀獻策，其中提倡重啟政改者不乏其人，普選或將成為未來數年的主要議題。回歸二十二年，四任特首的管治能力、認受性均強差人意，重啟政改或許有助重建管治團隊威信，是當做的事。但必須認清，結構性經濟不公也是社會問題的根源，如果各界對此視若無睹，就算落實普選，市民的生活也難以改善。

1984年12月19日，戴卓爾夫人在北京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確定香港回歸。（資料圖片／視覺中國）

民主是個好東西，但卻不是能醫百病的仙丹。早於1984年，中英草簽《中英聯合聲明》前後，已經有人思考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內涵問題，其中，一些主張民主回歸的學者如政治經濟學家曾澍基，除了建議設立民主制度，還提出應改革香港的放任自由經濟，這種見解至今仍彌足省思。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的第五款承諾「香港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在當時的大環境下，為免香港人心惶惶，許下「不變」的承諾並非毫無道理。但社會環境不斷變化，假設制度一成不變，顯非理性。更何況，自由放任市場在英殖時代已然問題叢生，成為社會的潛伏危機，為了穩定而不去正視箇中問題，實屬一葉障目。

在香港近年的社會運動裏不時看到英國國旗高揚，反映了小部份市民的戀殖心態。「一國兩制」實踐二十二年來確實未如人意，但若因此視殖民地為烏托邦，其實與官員對香港種種問題熟視無睹一樣，只是自欺欺人的一體兩面，曾澍基在1985年出版的《香港政治經濟學》頗能切中時弊，道出殖民時期的社會問題。

自由放任經濟問題叢生

至少教科書會這樣說，香港的繁榮是從殖民地時期開始的。但左翼經濟學家會問，英式自由放任經濟是否能夠為人民帶來幸福？曾澍基在〈誰在吃免費午餐？〉一文指出，1961年香港的堅尼系數為0.49，到了1971年，香港工業發達，堅尼系數只稍為下降至0.44，同年日本、韓國、台灣的數字分別為0.39、0.36、0.31，到了1981年，香港的堅尼系數卻上升到0.45。1971年及1978年，最高收入的10%家庭所得佔全港總收入比率分別是34.6%、37.2%，同期，最低收入的20%的家庭所得佔全港總收入比率分別只有6.2%、4.5%。

不少人會說，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經濟起飛是一場奇蹟。但經濟繁榮背後，卻不能為整體人民帶來幸福。香港政治制度不民主固然是值得提出的問題，香港的經濟不民主，同樣不能忽視。香港的一次分配不均，在二次分配上政府也少有作為。曾澍基在〈是將財政預算現代化的時候了〉指出，香港的預算案只是一份短線的理財帳目，這令壓力團體只關注年度開支增減，未能從長遠規劃作出批判。政府的財政雖然極其穩健，就算在八十年代中期面對赤字，財政儲備卻仍綽綽有餘。

曾澍基另在〈港府陷入了結構性赤字危機？〉一文中指出，當時「港府財政狀況之『佳』，幾乎舉世無匹」，但政府在再分配上卻少有作為。字面上看，在1972到82年間，政府的社會服務支出平均年增長為32%，但曾澍基也指出，由於港府本來就沒有什麼針對財富的「再分配」，故在實施措施後市民的財富收入比例仍然懸殊。

香港貧富懸殊嚴重，由居住環境已可見。

就算不從勞福的角度看，香港的經濟又真的「自由」嗎？曾澍基在〈「港人治港」的第二步〉指出，以資產總值計算，置地、怡和、太古集團、太古地產佔去當時頭五位中的四個，牢牢掌握地產、貿易、航空等產業的主導地位，其他國家的企業「雖然憤怒幾形於色，亦無可奈何」，與自由競爭的理念背道而馳。

不合理事物應被揚棄

曾澍基一度期望回歸是改革自由放任市場的契機，他在〈如何探索香港未來〉中明確指出，為突出高度自治，《中英聯合聲明》強調社會、經濟的不變無可厚非，但「事物不斷變化」，且「合理的事物自然要發揚光大，不合理的事物亦必須拋棄或予以改革」。

距離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已有三十五年，合理的事物有否被發揚光大？不合理的事物有否被揚棄？今天，香港的貧窮人口近百萬，政府財政開支仍緊守所謂量入為出原則，特區政府雖就《競爭法》立法，但競爭事務委員會卻猶如無牙老虎，對照殖民時期的社會問題，市民並不感到恍如隔世，甚至感到似曾相識。

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不民主的政治體制是香港社會問題的癥結，甚至連一些建制派如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也提倡重啟政改。但相信不少人都記得，在2007年特首選舉，民調顯示曾蔭權與公民黨成員梁家傑競選特首，曾蔭權獲得壓倒性支持，在民主選舉也可望獲勝。那麼，曾蔭權在任內稱得上善治嗎？其任內不乏嚴重損害中下階層權益的政策，如領匯上市、未有適時重建居屋、甚至一度建議為生果金增設門檻，等等。如果他日普選，又是否會出現另一個曾蔭權？

當然，如果有普選，我們可以在下次選舉投票拉倒不稱職的特首，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制約他，令他不敢任意妄為，但如果市民根本認識不到社會的問題根本在於經濟不公，甚至以為民主是社會問題的唯一癥結，恐怕香港只會被另一個曾蔭權再耗損數年。

「六月浪潮」猶如當頭棒喝，也許令京港官員都覺得要做點事，但如果他們片面地認識香港問題，社會積弊不但得不到解決，更只會令民怨愈滾愈大。無論管治者還是人民，都必然冀望社會繁榮，但過去所謂的繁榮，其實根基不穩，背後甚至滿目瘡痍。中央、官員、政客、市民是時候痛定思痛，完整認識香港問題的根本所在，才有機會邁向真正的安定繁榮。

認識這些深層次原因 香港才可能涅槃重生

（轉載自香港01）

認識這些深層次原因　香港才可能涅槃重生

撰文：于品海

世界上所有事情的發生都有其原因，在大多數情況下會源於多個原因，讓事情容易變得複雜，更讓人無法簡單弄明白。為什麼當原因多了就會難以理解？那是因為大家都不習慣同時面對眾多原因，大多數人選擇用最簡單的方式了解事情，盡量將原因收窄為只是幾個，甚至只有一個。時間久了，這就成為大多數人看事情的標準方式，當遇到必須用多個角度考慮的事情，其複雜性自然而然讓事情的理解變得多樣，容易在不同人的視域之間產生差異，繼而成為矛盾，甚至是衝突。

修訂《逃犯條例》正是在這種背景裏，由不同觀點之間的爭論演變成衝突。

修訂《逃犯條例》可能只有幾個原因，陳同佳案、香港與其他司法領域之間有關司法互助存在的法律漏洞、內地認為香港不應該成為逃犯的匿藏地點、國際間在推進司法互助時發生的各種困難等。然而，事情轉變為社會衝突卻有着眾多原因，包括對內地司法制度的不信任，對香港特首是否能拒絕來自內地不法的引渡請求，錯誤以為「逃犯」可以包括任何內地視作違法的港人，分不清在香港觸犯內地法律會否同樣被引渡，擔憂內地會用非政治指控掩蓋背後的政治目的，繼而申請引渡。

這些原因其實只是大家口頭表達的，卻沒有包括一直在年輕人心中積累怨氣的其他原因，如生活壓迫、前路茫茫、工作不順、家庭衝突不斷等。近年各種社會辯論，不論對錯，年輕人的訴求都無法有符合他們追求的理想結果，這都成為怨氣上升的疊加原因。顧名思義，《逃犯條例》的對象是「逃犯」，對絕大多數港人本無影響，竟然成為全港市民「同仇敵愾」的催化劑，實在讓人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但事實就是這樣。

修訂《逃犯條例》引變成社會衝突有眾多成因，其中備受忽略的是年輕人心中積累怨氣的因素，如生活壓迫、前路茫茫、工作不順、家庭衝突不斷等。（資料圖片）

怨氣一直在積累　有群人被遺忘了

有人曾經認為，香港的社會工作者大多是社工系畢業，而不是社會學研究，所以只能夠解決一些表象問題、做一些福利層面的事情，無法從全局、歷史、結構上掌握社會的發展與其內在規律。這種分析或許過於簡化，但香港人對社會結構的討論從來都不熱衷也是事實，就算是從政者、學者和處理社會事務的官員都不願意挑起這種討論。試問，解決個別問題或許是大家習慣的，當我們發覺問題沒有停止發生，大家是否應該從問題不斷發生的立論來研究，嘗試尋找這些問題發生背後的更深層次原因？只有這樣，不斷發生的問題才有機會被徹底消除。

當政府官員以為幾年前發生的社會衝突已經平息，這種判斷本身就已經是衝突死灰復燃的支持。它一方面反映政府對衝突缺乏認識和反思，另一方面根本沒有意識到社會怨氣還一直在積累，甚至不知道這種怨氣並非來自政治和經濟領域，而是社會不公和某一群人一直被社會遺忘。在如此細小的地方，地狹人稠，卻有着無數不同生活水平的群體居住，包括那些生活在貧窮線下的弱勢群體，他們數量龐大，卻無法讓政府和社會注意到，也就無法為自己的生活找到希望。他們的沮喪和無奈，假以時日，又如何不變成怨氣，不轉化為怒氣？最可悲的是，當這種怒氣爆發時，社會精英們依然搞不懂事情的原委，依然沉醉在早已經證明錯誤的理論分析上。

這次反修例衝突是民粹政治的典型案例，更是網絡世界瘋狂發展之後假新聞野蠻滋生的絕佳作品—「送中條例」這四個字，就是將無數的思考和想像一筆勾銷，只用情緒來定義，結果是將複雜的世界簡單劃分為「敵、我」之間，被煽動者只能夠跟着「送中」這個符號前進，理性思考和「停一停、想一想」完全起不了作用，政治被徹底扭曲。或許它只是一個小編輯偶然間的調皮靈感觸動之後的成果，卻讓民眾將焦點轉移，不再需要認識事情背後的諸多原因，更不用再多說明。人與人之間的討論變得無意義，反「送中」成為當下的最大政治正確。

政府在推動修例過程中漠視社會焦慮，拒絕聆聽及積極回應法律界提出的理性質疑，結果自吞苦果，可謂政治教科書反面教材。（資料圖片）

民無信不立——一場由政府自編自導的六月浪潮

破壞商店不可接受　街頭衝突須當局治本

【逃犯條例】警民都必須克制　勿讓香港有人犧牲

傲慢的官僚　政治教科書反面教材

《香港01》從第一天就意識到政府處理這件事情的粗暴和傲慢，我們從社會發展和提升依法治理的角度認同修例的合理性，卻擔憂官員們的理所當然和自以為是，「數夠票」就想強硬推動的任性，所以我們多次要求政府必須注意社會的憂慮，避免觸動市民對內地政治的不信任，讓兩地之間的矛盾重燃。政府官員不斷指摘其他人的意見不可行，甚至嗤之以鼻，也算是現代政治教科書的絕佳反面教材。這種背景只會擴大了「反送中」的合法性和傳播性，甚至將反對者集中到了這面旗幟之下，一股反對大潮驟然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見。

這不是第一次，甚至已經是多次發生過的，早在回歸前就出現過無數相同類型的扭曲言論，一些人根本不相信一國兩制，認為回歸後香港就沒有了新聞自由或言論自由。試想，香港的立法會議員不就是根據《基本法》制定的立法會機制，成功否決了中央政府建議的政制改革方案嗎？回歸以來，香港爆發多次數十萬人的遊行示威，和平表達意見的權利一直受保障，反對派和反共媒體依然大行其道，外國媒體可以繼續在這裏嚴厲批評中國政府。但偏見始終是頑強的，更何況有着如此龐大的意識形態支撐。城市可以改變，甚至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卻無法撼動人的習慣，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屬性，孰好孰壞，見仁見智。

顯而易見，「送中條例」的寓意是「送終」，一個所有中國人都聽得明白，而且代表消極、極不吉利，大家都不願意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行為。絕大部份香港市民不會認為自己是逃犯，這次修例本應與他們毫無關係，「送」也無從談起。然而，這個詞竟然能輕鬆地喧賓奪主，取代了「逃犯」的應有角色，扭曲為條例的核心意思。「送中」的諧音讓大家將自己想像為「逃犯」，當然就會視此次修例影響到自己的自由與安全。這絕不代表人們是愚蠢的，卻說明社會的從眾心理，特別是社會深陷轉型瓶頸的時期，各種事物都在逼迫他們尋找新方向，當沒有指引時，任何讓大家活在同溫層中的機會都會被注意到，甚至對號入座。創造這種假象的人當然可惡，但縱容這種假象的政府官員顯然責無旁貸。政治本來就是爭奪話語權的遊戲，技不如人就要挨打受辱，不為過！

事情接下來或許會稍作平息。這麼短時間讓如此多的人迅速走過一次火場，已經消耗不少精力，讓大家重新停一停、想一想，當然是有益的。但事情沒有了結，因為「逃犯」既然可以被「送終」取代，就表示修改條例從來就不是衝突的真正原因。就好像一個人感冒了，或許是因為被風吹了，但實際上這只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還是他的身體本來就衰弱，除了風之外，還可以有其他原因讓他生病，風只是借「體」發揮而已。

人們很習慣諉過於人，釀成衝突的始作俑者都是對方—不論是批評政府大石砸死蟹，還是指摘反對派扭曲修例原意，都是如此。現任政府認為過去兩年的平靜是自己的豐功偉績，反對派認為鼓動如此多人參與示威是自己有號召力，事實上兩者心底下都明白，自己只是旁觀者，大家都知道社會的躁動從來就沒有停息，甚至一直在積累。反對派近年的沮喪是因為他們本來就不知道社會和市民的希望所在，政府則更無法掌握大眾的所想所求，以為市民的無聲就是對自己的默許。無聲的風暴是最可怕的，缺乏約束的野象可以製造極大的傷害。當然，政府和反對派根本不會承認自己的缺失，更遑論一起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特朗普為了與中國角力，連歐美的同盟關係都可以棄之如敝屣，把香港視作貿易戰棋子也就毫不奇怪。（資料圖片）

當香港遇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香港01》從開始與香港社會對話的第一天，就企圖推銷另一種認識香港問題的方法。這種方法既是從方法論層面觀察，更是嘗試為香港建立一種新認識，用冷靜、誠實、包容的方式述說香港的結構性困局。它既是與回歸和內地相關，更是要解構香港一直以來信奉的邏輯規律和信念，從自身的缺陷中尋找藥方。香港的議題並非是單一的，它與英國發生脫歐事件，法國面對黃背心騷亂，美國選了個特朗普，甚至是中美發生強烈的經濟衝突，乃至美俄在蘇聯解體之後依然在中東和東歐發生直接和間接的軍事競賽等國際大事，可以一併思考。或許沒有人會認為「送中」衝突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期經常掛在口邊的「百年未有的大變局」有什麼關係，但事實上，這在事情發生的諸多原因中可能是最能夠說明情況的關鍵。

如果中國崛起被視為西方文明的威脅，香港作為西方文明的一面旗幟，又如何不發生某種碰撞？如果中國經濟的強勢發展暴露了西方經濟優越性所遮蓋不了的結構缺陷，香港作為被讚譽的最自由經濟體，又如何不會同樣暴露自己的危機？如果法國總統的稅制改革激發大量巴黎市民上街和騷亂，香港的任何一項政策都可以激發同樣衝突，更何況它被穿上了「送中」的黃背心？如果特朗普為了與中國角力，連運行數十年的台灣政策都可以被肆意改動，連歐美的同盟關係都可以棄之如敝屣，那麼將香港放入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戰中又有何難？出出口術，對這位口沒遮攔的政客簡直是輕而易舉之事。

當政府知道香港再次蟬聯「最自由經濟體」地位時呈現喜悅，當他們決定暫緩修例時呈現不忿和無奈，將衝突推卸為市民被誤導，甚至認為警察的強力執法是「天公地義」時，他們根本不知道事情的原因所在。這與在脫歐公投中失去英國首相位置的卡梅倫、必須徹底改變自己經濟政策的法國總統馬克龍、面對全世界批評儼然成為過街老鼠的特朗普，其實都沒有太大分別。將香港政府與這些大國領袖相提並論，顯然有些矯情，但它們不就是這個大變局中的一個個章節，是說明事情發生的多種原因之一？

我們相信，作為中西方交匯點，香港擔當着引領潮流的積極作用。（資料圖片）

多走一步　或許才能鳳凰涅槃

香港的經濟或人口都不大，但它有着獨特的功能與角色，因為它長年是中西兩種制度與文明之間的交匯點。這個典型的華人社會本質上是中國的，但穿着上和習慣上完全是西方的。這可以是優勢與強項所在，亦可以是香港人的負擔與挑戰。稍有不慎，就會被負擔所壓垮，將優勢轉換成劣勢。其實，這一次《逃犯條例》修訂，正是在中西方關係重構的大變局中的小事，就是因為政府處理得極欠妥當，被反對派一句「送中條例」解除了所有正當性，甚至成為西方各國借題發揮大吃中國「豆腐」的一次盛宴。香港有些人或許會高興，以為又一次能在中西方文明爭議中「擇善固執」，為自由主義搖旗吶喊，但香港在這次事件中又會耽誤多少時間，多少人又要付出什麼代價，顯然不是他們的關心所在。

正如在文章開頭所說的，當多種原因疊加，人們並不會精心挑選其中的主次輕重，用批判的眼光來審視其中的意思，認真了解事情的原委。既然「送中條例」能夠誤導大家，為什麼政府不能用其他方式，將被「誤導」的市民拉回來？或許一時糊塗就是生活的規律，然而，如果我們不相信社會大眾心裏有數的，我們又為什麼要如此關心，甚至不懈努力，企圖建立一個相互尊重、體諒、公平和進步的社會？我們始終認為香港這個中西方交匯點的角色是積極的，以及有着引領潮流的作用。或許大家依然努力不足，還需要多走一步，甚至多步，才能鳳凰涅槃。

拷問特區政府 青年問題只是青年問題？

（轉載自香港01）

拷問特區政府　青年問題只是青年問題？

源於修訂《逃犯條例》的「六月浪潮」，令香港陷入回歸以來最嚴重、最撕裂的政治衝突。特區政府在這個過程中進退失據，完全無法掌握民情，徹底暴露管治失效的問題。隨着修例工作實際上告一段落，各界亦要逐步冷靜下來，並為香港重新出發獻計，但真正的考驗是，港府能否準確為香港的問題把脈，繼而對症下藥。

在修例一役中，年輕人的反對聲音特別響亮，部份甚至參與武力抗爭。此刻恐怕沒有人會否認，一股焦躁、怨憤和無奈的情緒正在青年之間彌漫。正因如此，無論政府官員、部份立法會議員、大學校長，還是宗教領袖，都對青年問題表達關注，彷彿這就是社會問題的全部，但何謂「青年問題」，他們卻未能說出個所以然—有人歸咎通識科令青年思想激進，有人認為他們精力過剩無處發洩，也有人斷定他們受泛民「煽動」，因此逢政府必反。事實真的這麼簡單嗎？

上述認知並非全錯，但顯然犯了在脫離脈絡的情況下，抽空地看青年問題的毛病，實際上只是瞎子摸象。從世界各地的經驗可知，青年群體的能量最大，最懂得利用各種形式表達自身感受和不滿，他們的情緒總是最快、最有效、最集中地呈現出來。換句話說，我們雖不能說青年困局是社會困局的全部，但起碼是個縮影，兩者無法脫鈎—假如青年困局解決不了，社會困局也解決不了；反過來說，若不觸碰社會困局，青年困局亦無從下手。

可惜的是，特首林鄭月娥至今仍然無法讓人相信，她已經深刻把握青年和香港的雙重困局。在上周二（7月9日）的記者會上，她承認從「佔中」到修訂《逃犯條例》的過程中，看到市民的不滿其實反映社會有一些「深層次問題」，強調應該找出這些問題的癥結，對症下藥。然而，沒有失憶的人應該記得，她其實早在2017年7月1日的就職演說中，已聲稱「明白年輕一代對前景的迷惘」，而特首有責任「找出事情的癥結，更宏觀地為香港謀劃出路」。

管治精英須斷對症
社會問題才是根本

事隔兩年，這位號稱「好打得」的特首，竟然還停留在「尋找問題癥結」、而非「解決問題」的層次，其管治思維之滯後、管治能力之低下，令人搖頭嘆息。我們不禁要問，如果連特區首長也對香港整個格局欠缺辨識能力，那麼，執政團隊內的其他官員會有多窩囊？就連香港面對什麼問題都不清楚，管治危機又如何化解？

香港的問題千頭萬緒，糾結於政治衝突的表象，根本無助治癒沉痾。對此《香港01》多番強調，主權移交以來的連場衝突，其實源於社會經濟出了大問題—由於受到外部及內部各種因素影響，本地經濟結構逐步失衡，利益分配嚴重不均，社會資源一面倒向商界傾斜。在這個大氣候下，青年因上流機會大減而心懷怨懟，導致政治激進主義發酵，並透過街頭政治的方式宣洩出來。

深層結構矛盾不除

港青繼續深受其害

港青面臨的困局驚心動魄，而這實際上折射整個社會的問題。就以升學、就業為例，出身基層的莘莘學子進入大學，便開始背負沉重學債，在「起跑線」上處於劣勢；離開校園後，亦不見得前景光明—香港經濟結構高度單一，金融及房地產等行業壟斷，創新科技等新興行業並不發達。由於產業結構固化，許多傳統行業的職位，特別是中高層的位置被少數精英階層佔據，導致年輕人難以「上位」。有學者曾整理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數據，發現自1997年至2015年，大學畢業生收入的平均數，僅由14,250元增加至18,583元，如果扣除通脹，增幅更只有7.5%。

林鄭月娥上任後，公屋輪候年期屢創新高，樓價亦不斷上漲，各種樓價指數一再破頂。即使年輕人有不錯的際遇，取得不俗的工作職位，但在扭曲的樓市面前，只得淪為「樓奴」，根本沒有餘裕創業，從而釋放個人潛能。

同樣嚴重的是，花了大半生時間「供樓」的打工仔，只能依靠被基金公司榨取的強積金勉強過活。倘若政府無法確保市民「老有所養」，他們在年輕時便難以放膽追尋夢想，只能為了「生存」而營營役役，擔心日後悲哀終老。

顯而易見的是，無論求學、就業、置業，還是退休，年輕人的人生軌跡充滿不必要的障礙，因為現行利益結構早就把他們排除在外。正因利益分配不公，正因深層次結構矛盾嚴重，他們才會因前路茫茫而滿肚子怨氣，繼而採取激烈的方式抗爭。

林鄭任內推出多項房屋政策措施，惟樓價未見下調，反而再創高位。（梁鵬威攝）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如此尖銳，任何有識見的政治人物，都知道政府不能夠繼續採取鴕鳥政策。我們要拷問政府，為什麼明明坐擁巨額儲備，卻一再拒絕推行大學免學費，以及全民退休保障？為什麼明明手握《收回土地條例》這柄「尚方寶劍」，卻一再拒絕從地產商手上收回閒置土地，繼而廣建公屋，為青年解決住屋問題？我們亦要拷問政府，為什麼只懂以「派糖」紓解民怨，而非撼動不合理的社會經濟結構，扭轉商界壟斷、大眾利益備受漠視的局面？

林鄭須效法麥理浩
大刀闊斧推動改革

香港需要一個勇於拋棄「大市場、小政府」邏輯的政府，尤其需要一位具強大領導力的政治領袖。乍聽起來，這好像不着邊際，但在香港歷史上，其實珠玉在前。

還記得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當時香港面臨房屋、教育、貪污等深層次結構矛盾，再加上內地難民湧入這個外因，解發了1966年的「天星騷動」，以及1967年的「六七暴動」。值得注意的是，參與這兩場大型群眾抗爭的人士，許多是看不到前景的年輕人，但當年的港英政府並未單純地視之為「青年問題」，而是就整個社會遭遇的困局，進行全面檢討。在這個基礎上，於1971年至1982年期間出任港督的麥理浩，展現了令人讚嘆的魄力，包括落實十年建屋計劃、開發新市鎮、推動九年免費教育，以及成立廉政公署。正因這些具前瞻性的改革，香港的社會面貌才煥然一新。

林鄭月娥與其漫談「搭建溝通平台」這些搔不到癢處的廢話，倒不如至少做到效法回歸前的麥理浩，展現膽識和魄力，以極具前瞻性的視野，領導社會向前邁進。若當局拒絕挑戰既得利益者，拒絕促進社會的公平，為包括青年在內的全體市民，建設一個幼有所長、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的美好家園，那麼青年的焦慮、怨憤和躁動，總有一天會再次爆發。

林鄭月娥宣布修例工作「壽終正寢」時，要求社會給予政府機會和時間，刻意擺出一副和解的姿態。但這種和解必須是積極進取、有建設性的，斷斷不能是「和稀泥」，企圖蒙混過關。所謂以小見大，我們希望港府適時「更新」管治思維，認清「深層次結構矛盾」才是問題的本質，明白到若不直視社會困局，青年困局便難以解決。有了正確認識後，還要以無比決心撼動不合理的、傾向既得利益的政經結構。否則，香港只能繼續空轉，永遠無法跨步前進。

少年強則香港強 莫失掉一代人

（轉載自香港01）


少年強則香港強　莫失掉一代人

上周六（6月15日），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暫緩修訂《逃犯條例》，重新徵詢意見，不設時限，為社會怨氣降溫。這一次年輕人走上街頭，甚至有一些人以武相抗，既反映他們不滿政府提出的修例，也反映他們對內地存在嚴重不信任與偏見。然而，這股龐大的怨氣更似是積累已久，折射了年輕人被種種社會不公壓迫，面對未明前路的沮喪，任何可能激發情緒的因素，都可能將他們推向街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官員繼續如在夢中，不去正視問題的本質，只會讓青年陷入抗爭的漩渦，未能對社會發揮積極作用。

凡大型社會衝突均有其複雜成因，簡單將它定性必然失真。香港中文大學近日進行的民意調查頗能勾勒出這場衝突的輪廓，觀乎調查結果，15至39歲年齡層反對修例的受訪者，遠多於同齡的支持修例者達四至五倍；這個年齡層反對修例的比率，也比40至59歲受訪者以及60歲或以上受訪者為多，由此可以推斷較年輕群體是這場衝突的主體。

6月12日的大規模衝突，確實與《逃犯條例》修訂有關。（資料圖片／林若勤攝）

青年不信一國兩制　香港官員應負重責

6月9日的大型遊行及6月12日的大規模衝突確實與《逃犯條例》修訂有關，但從「反送中」這民粹口號就可看到事件反映的偏見和對內地的誤解，這裏既有歷史原因，亦有嚴重和有意的誤導，令部份示威者將抗爭視為撤回條例的唯一手段，看不到條例本身的法理基礎，包括將移交罪行收窄至嚴重罪行等折中方案。其實，「反送中」三字的內容既空洞又具體，空洞之處在於，它幾乎掏空了條例的所有細節內容和法理認識；具體之處在於，它勾起了港人對內地的不信任和恐懼情緒。

以「兩地區隔」理解「一國兩制」是不妥的，但民間充斥錯誤或被誤導的認識，而且香港被殖民百多年，市民對國家的觀念甚為模糊，就算是自稱愛國者，愛的也很可能只是極為抽象的「文化中國」或「歷史中國」。故此，港府官員有很大責任去改變這種現象，讓港人、尤其是青年加強對中國和中國人身份的認識，挽回人心。可惜的是，他們往往畫虎不成反類犬。

以這次《逃犯條例》修訂為例，政府以台灣陳同佳案為由倉促修例，事到如今仍狡辯，未免太低估了市民的智慧。雖然有諺語這樣說：「謊言說多了便會成真」，但我們也不能忽視另一個現實：當謊言荒謬到一定程度，再說下去只會讓說謊者徹底失信於人。這些官員為何會以為他們的拙劣手段能夠收效？回歸以來，政府推動教改、增加大學生比率，目的不就是提升青年的獨立思考能力嗎？政府在修例過程中，更多次讓「商」不讓「民」，也為民怨火上加油。提出、散播「反送中」口號的媒體、政客固然需要被嚴厲譴責，但毋庸置疑，政府的無能、離地為民粹提供了極佳的滋長空間。

大批市民參與6月9日的反對《逃犯條例》遊行。（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2003年反《基本法》23條立法的「七一」遊行、2012年的學生反國教運動，均是政府不恤民情、手法粗暴引發，若政府能有序、有道地推進政策，社會不應陷於如斯亂局。但官員未有汲取教訓，反將問題愈理愈亂，甚至將理應是社會發展中堅勢力的青年逼上街頭。

一些人會將問題歸咎反對派、民粹媒體「誤導」年輕人，但香港本來就是擁有言論自由的社會，也因為如此，官員應該具備較高的管治智慧。有些人或許會這樣嘲諷政府，認為政府如果有本事，也可以「誤導」市民去支持修例。更何況，民主派與民陣等組織根本沒有一呼百應的影響力，不可能動員大批年輕人上街。就算是一些輿論嘗試誤導民意、製造偏見、激化矛盾，但將青年自發參與遊行示威說成是愚蠢行事，只會令他們感到受侮辱，也是自欺欺人，對調和社會矛盾無益於事。

回歸已逾二十年，在保住香港特色制度、優勢的前提下，中港兩地應有序融合，但我們要問，官員有這樣的智慧、能力去推進「一國兩制」的新常態嗎？如果他們再不自省、自強，那麼，他們對香港帶來的負面影響，將尤甚於那些偏執、教條地看待「一國兩制」的反對派。

2003年反《基本法》23條立法的「七一」遊行有50萬人上街。（資料圖片／GettyImages）

如果此際歌舞昇平　青年何以走上街頭

在上周六的記者會，林鄭指出有很多社會經濟問題待解，但明眼人皆見，政府根本沒有決心根治社會問題。《香港01》一再強調，回歸以來連場政治抗爭只是表象，驅動這些衝突和不斷積累怨氣的，還有自殖民地政府以來一直「重商輕民」的管治方針，以及其所引致的深層次社會結構困局，如果官員不去正視，只知道在政策層面小修小補、「派糖」了事，社會衝突只會無日無之，市民的怨氣只是等待下一個爆發點。

香港政府一直知道房屋為香港公共事務的重中之重，林鄭上任後，房價仍不斷上漲，各種樓價指數一再破頂，出租公屋的輪候年期屢屢創下歷史新高，居於不適切居所者不計其數。荒謬的是，林鄭並沒有急民所急，在耽擱持久的「土地大辯論」過後，依舊以蜻蜓點水的方式應對社會沉痾，未有全面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用作建屋、大規模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地產商手上的農地。年輕人看到如此施政，大概已感絕望。

青年人安居無望，薪金也鮮見增長。回歸二十周年之際，有學者曾整理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數據，發現自1997年至2015年，大學生收入的平均數只由14,250元增加至18,583元，如果扣除通脹，增幅更只有7.5%。面對青年困局，官員少有思量如何為青年創造好工，制定有利青年就業的產業政策。

相片攝於2018年6月。樓價在一年內升了多少？（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政府對於這個問題其實並非一無所知，上月勞工及福利局遞交立法會的文件顯示，到2027年，「初中及以下」程度的人力資源短缺為7.7萬人，「高中」和「學士」亦分別短缺4.3萬人和5.1萬人，但「研究院」學歷者的人力資源過剩卻達1.6萬人。由此觀之，香港的未來不利於高學歷青年，更令人憂心香港將來會否仍有高薪酬產業，為青年帶來好工。難怪一些具碩博學歷者感嘆自己一如魯迅筆下的孔乙己，辛苦習得的知識竟成一生負累。

以上只是社會問題之一二，它們盤根錯節、不斷累積，早已使社會成為火藥庫。可以肯定，就算政府這次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如果這些問題未有解決，社會衝突只會在另一次偶然情況下爆發。但是，官員對此有所認識嗎？在6月12日的衝突過後，竟然有傳政府希望透過「派糖」來平息民怨，這種荒謬的邏輯，卻是政府一以貫之的做法。然而，這些小恩小惠根本無助青年找到出路，他們更希望社會能夠給他們適足居所、美好的前程、充足的勞工保障，但政府官員卻不知民欲，一直沉醉於善治的幻象當中。

在6月15日的記者會上，林鄭政府根本沒有決心根治社會問題。（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為青年創美好將來　應是管治重中之重

此際是夏日好時光，年輕人原本應該與同輩結伴同遊，到世界各地增長見聞，有誰希望走上街頭捱警棍、捱催淚彈，甚至因罪入獄而前途盡失？其實，6月12日在場的警員也不乏青澀面孔，他們只求一份穩定工作，有誰想跟自己的同輩在街頭相抗，甚或被社會責難？政府為什麼要讓青年陷入如斯困局？

年輕人是社會棟樑，為人父母者必然希望子女有美好前程，而香港的管治者為了人民、為了國家、為了香港，理應為年輕人創造美好將來。逾百年前，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說》指出「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此文寫於戊戌變法失敗後，當時國運衰頹，希望激發青年改變國運。今日香港的情況與當日的中國固然相殊，但任何一個心繫國運的政治家，都必然視青年為不可失掉的一群。

當港島交通幹道在剛過去的周日再被示威人潮淹沒時，林鄭發表聲明，就政府工作上的不足向市民致歉。我們期望她與香港的管治團隊躬身自省，如聲明中所言，以「最有誠意、最謙卑的態度」接受批評並加以改進，繼而重訂施政方針，讓這一代年輕人由抗爭者轉化成社會的建設力量，為自己、香港、國家的前程譜寫美好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