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人才欠奉 談何良好管治
源於修訂《逃犯條例》的反政府運動持續超過兩個月，至今未有平息，上周六（8月31日）甚至發生較過往還要嚴重的暴力衝擊，暴力示威者肆無忌憚，早已超出社會可以諒解的地步。事到如今，官民缺乏互信、政府管治水平低下的弊端已經表露無遺。《香港01》一貫認為，連場政治衝突只是表象，真正原因是深層次結構矛盾遲遲未獲解決——政府欠缺政治智慧，公務員和政治人物對香港的困局缺乏正確認識，是情況不斷惡化的關鍵原因。
讓民眾過上好日子，理應是從政者一切工作的初衷和基礎。但我們的從政者有這種覺悟嗎？港府官員（幾乎都是公務員出身）一向被批評為高高在上，不諳民情，沒有為香港作長遠規劃的遠見；至於泛民、建制政客，前者沉溺於意識形態之爭，只懂虛喊口號，泛論自由民主，後者雖是管治團隊成員，實際上只是唯唯諾諾的應聲蟲。兩大陣營同樣「不務正業」，沒有真正為市民服務。
改變始於認識，否則根本不會有正確政策和制度建設，到頭來只會令社會繼續空轉。香港若要重新出發，必須凝聚改革共識，通過建立有效機制，培育新一代能夠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的公務員和政治人物。具體而言，新一代從政者應以增進市民福祉為己任，放眼社會資源管理，聚焦產業、房屋、教育、醫療、養老等政策範疇，大力推動社會發展，建設民主自由的環境和制度。不然，香港便難以成為市民安身立命之地。
政府官員幾乎都是公務員出身，一向被批評為高高在上，不諳民情，沒有為香港作長遠規劃的遠見；至於泛民、建制政客，兩者皆「不務正業」，沒有真正為市民服務。（梁鵬威攝）
8月初，一批公務員以個人名義發起集會，甚至提出罷工，抗議政府處理《逃犯條例》修訂的手法。他們出來示威，某程度上讓人覺得當下的管治危機與他們無關，錯的是問責官員或者其他公務員。但不客氣的說，管治危機不可能由單次政策失誤或某個人造成，實際上整個管治體系都有問題，當中負責規劃和執行政策的公務員更是責無旁貸。
阻撓惠民措施
公務員極離地
公務員極離地
舉例說，住屋問題長期困擾基層和中產市民，但迷信「小政府、大市場」的政府遲遲沒有展現魄力撼動既得利益勢力，特別是地產霸權，導致民怨難以消除。早前，絕大多數市民希望政府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在那裏廣建公屋，但特首林鄭月娥卻對建議置若罔聞，請問公務員有否向林鄭強烈表達不滿？
面對反修例運動，盛傳林鄭被迫在房屋政策上作出調整，包括為輪候公屋三年以上、仍在等候「上樓」的市民提供租金津貼，卻遭到房屋署官員反對。我們要問，為何有良知的公務員沒有任何表示？
管治危機不可能由單次政策失誤或某個人造成，實際上整個管治體系都有問題，當中負責規劃和執行政策的公務員更是責無旁貸。圖為公務員8月初發起的集會。（梁鵬威攝）
假如缺乏租管等配套設施，租金津貼會落入地產商和業主之手，某程度上反映政府依然不敢真正撼動既得利益勢力。但無可否認的是，租金津貼確實有助紓減基層市民負擔，何以房屋署仍要反對？這足以證明，公務員對紓解民困確實認識不足、承擔不足。香港一直以擁有高效、廉潔的公務員團隊為傲，我們不禁要問，如果這些被視為精英的管治者不知民間疾苦，對紓解民困百般搪塞，他們的高效廉潔是否還值得我們自豪？這些公務員是否應該被辭退？
培養善治
培養一批能夠與民眾同甘苦的公務員，是良好管治必不可少的一環，而且是善治的起點，新加坡在這方面便值得香港借鏡。當地公務員的選拔和培育機制相當嚴謹—當局首先會在高中畢業生群體中「揀蟀」，獲頒獎學金的精英學生自入讀大學起，便獲政府培養對公共事務的認識，包括參與政策研習會，以及到社區中心了解民生問題，這些並不是「參觀」，而是「實習」；入讀大學一兩年後，他們須返回政府，參加為期兩個月的實地工作，同時要繼續落區服務。畢業後，他們須在政府服務至少五年，再和其他公務人員參加AO甄選。
新加坡的人才培育流程相當繁複，但確實有助增加這些優秀年輕人對政府運作的了解，更重要是培養服務人民的使命感，以及參與具體工作的能力。相比之下，香港公務員選拔更重視英語流利和「醒目」。新加坡和香港均是英國前殖民地，為何在培訓人才方面會有如此大的差異，實在令人不明所以。
在培訓管治人才方面，新加坡值得香港借鏡。圖為新加坡街頭。（歐嘉樂攝）
我們當然不必誇大星洲公務員的能耐，但單從「貼地」程度來看，本地公務員顯然有所不如。否則，怎會出現新加坡沒有住屋困局，香港卻「劏房」處處的強烈對比？林鄭月娥在去年的《施政報告》稱，師法新加坡的香港公務員學院預計在2026年落成。但我們要問，這是她能看到新加坡唯一的優越之處嗎？她必須明白，倘若不改良選拔、培育公務員的機制，同時摒棄不懂民間疾若的「離地」心態，管治困局恐怕還會持續。
區議會去政治
培養專業人才
培養專業人才
平情而論，管治問題錯綜複雜，單單改革公務員體系仍然有所不足，畢竟一個有意達致良好管治的政府除了必須依靠公務員之外，還要引入政府以外的聲音，特別是民意代表。具體來說，當局應在公務員體系以外，建立政治人物「育成所」，一個可以考慮的平台是區議會。
在董建華年代，香港曾有「三級議會」（立法會、市政局、區議會），當中市政局的一大特色，在於讓民選代表承擔一定市政實務。但隨着兩個市政局在2000年被裁撤，有意從政的年輕人便失去一個鍛煉場所。我們認為，區議會應承接部份市政工作，讓這個有如「吹水會」的機構變身成培養專業管治人才之地。具體而言，當局可沿兩個方向考慮：為區議會適當充權，以及「去政治化」。
區議會應承接部份市政工作，讓這個有如「吹水會」的機構變身成培養專業管治人才之地。圖為葵青區議會會議。（李澤彤攝）
兩個市政局遭撤銷後，原有職權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食物環境衞生署接管，區議會職權則依舊細小，實質上毋須承擔實務，幾乎只是一個諮詢機構。必須指出，為區議會充權，並不等同否定康文署和食環署的作用。充權的意義在於參考昔日的市政局，賦予區議會某些職能，更為強調社區發展，包括參與環境建設、興建及管理社區設施等。只要區議會承擔實務，議員便有累積治理經驗的機會和空間，從而培養社區治理人才、豐富管治人才庫。
更加積極的改革在於讓區議會做到「去政治化」，專注民生及社區事務。近年在立法會上演的政治角力，明顯蔓延至各區區議會，導致區議員須就「平反六四」、「佔中」等政治議題表態，轉移了對地區議題的關注。不少政黨在區議會操作各種政治議題，以為可以藉機擴大自己的聲音，但事實上只是繼續把香港的發展局限在政治議題之上，導致社會失焦，無法通過增進民生福祉，達致公平正義。區議會並非立法會，本質是就市政議題發表意見，因此應該聚焦具體政策和社會資源管理，專心搞好市政，而非辯論自由民主等意識形態問題。
區議會並非立法會，本質是就市政議題發表意見，因此應該聚焦具體政策和社會資源管理，專心搞好市政。（梁鵬威攝）
身處十字路口
改革事不宜遲
改革事不宜遲
《香港01》不厭其煩地指出，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極其嚴峻，這點早已通過「佔中」、旺角騷亂、反修例運動呈現出來。我們並不否認政治體制落後是衝突的部份原因，但更關鍵的原因，其實在於社會經濟嚴重失序。可惜的是，掌握「行政主導」優勢的港府卻不諳改革之道，既看不見問題，更遲遲未能承擔改革重任，因此才會發生目前極其嚴重的政治衝突。
改革公務員體系和區議會，目的就是直面社會經濟失序——公務員要告別「離地」作風，明白自己的「老闆」不是商界和權貴等既得利益群體，而是普羅大眾；同樣地，區議會不應淪為政治表態場所，而是應該「務正業」，發揮作為市議會的作用，在社會治理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從而有效回應民意訴求，順道培育有實務能力的未來管治人才。
香港正處於十字路口，倘若任由問題像雪球般愈滾愈大，肯定不會有出路，這是所有熱愛香港的人都不願看到的。各界必須盡快回歸理性、拒絕暴力，看清楚香港的出路在於改革，特別要在社會資源管理上發力。否則，香港只會繼續蹉跎，無法從反修例風暴中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