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運動漸變暴民政治 後果堪虞

註：本文轉載自星島日報

旺角經過整晚激戰，警方雖盡最大努力想恢復秩序，開通被堵塞的道路，但示威群眾人數不斷增加，在多條街道打游擊衝擊警方防綫，令警員疲於奔命，加上不想用更高武力，結果彌敦道重被佔領。另一方面，激進示威者又趁亂在龍和道出擊，欲再封鎖這條港島東西行幹道，情況極度危急。

　　由這幾晚的情況看，所謂爭取真普選「和平行動」已變質，正朝暴民政治的方向發展，與佔中三子當初承諾的運動方式和目的，相差十萬八千里。若這列高危列車繼續向前衝，不但香港整體會受重創，民主運動亦將支離破碎，爛尾收場。

　　行動已變質 成高危列車

　　三子在佔中亂局開始前一個月，對行動仍然想像得十分美好。戴耀廷在九月初說：「我答應佔中行動一定維持『愛與和平』和『非暴力』，無意損害香港經濟，對社會的滋擾會減到最低。」他又曾經強調：「如果佔中出現大規模失控局面和暴力場面，我會立即叫停行動。」三子還定出八大守則，包括參與者被警方拘捕時不抗拒、不斥罵、不還手，儼然是「和平之師」。

　　但「佔中」甫啟動，便已變成另一回事，正如當時本報社論所言：「激進學生挾持佔中，『愛與和平』已成廢話。」三子原計畫於十月一日「去飲」，但九月二十八日，學民思潮與學聯強衝政府總部，佔據的學生與警方發生激烈衝突，運動隨即轉上激進軌道，三子完全失去主導。其後群眾運動一發不可收拾，以萬計示威者湧往政府總部，把金鐘主幹道完全堵塞，並不斷衝擊警方，激烈程度大大升級，情況瀕臨失控，警方須施放催淚彈防止防綫崩潰。出現如此亂局，戴耀廷也承認情況失控超乎其想像，但已無人可以終止。

　　局面之後變得更惡劣，幾股不同的示威群眾，分別佔領旺角、銅鑼灣、廣東道和政府總部周圍，他們已非純是抱有理想的學生，背景愈來愈複雜，包括激進政黨和團體的成員，尋找理由挑戰權威的憤怒網民、向來仇視警察的不良分子，以及一些對政府不滿的市民，形成一支沒有統一領導和理念，想怎樣做就怎樣做的「兵團」，不斷流竄攻擊，再沒有人可以控制。

　　以激鬥為樂 凌駕法治

　　這些人有不同的動員網絡，正如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所言，一些參與者背後受某些激進組織的活躍分子號召，但這只是其中一部分，其他還有大批網民透過網上討論區、社交媒體等，在短時間內迅速發動，於某時某地集合進行滋擾，令警方防不勝防，再加上平日在旺角等區活動的年輕人即興加入，憑人多勢眾起哄，造成更大混亂。

　　從電視畫面和廣傳的片段可見，他們中不少人行為和語言皆甚粗暴，除了污言辱罵，還用雨傘、水樽及路障攻擊警員，「愛與和平」已消失無蹤。從示威者的興奮表情，可以看到他們視與警方在街頭激鬥為玩war game，以戰勝警方為樂。

　　記者沒有詳細詢問激進示威者有何目的，但在一些訪問片段中，他們多說不出完整的政改訴求，與三子當初聲稱佔中參與者都有共同民主理念，完全是另一回事。

　　可憂的是，這股力量已有了自己的生命，自覺「我惡晒」、「我就是法律」、「我就是權力」，可以凌駕法治，為所欲為。發展下去，必會隨着歷史上所有革命的軌迹，演變成暴民政治，與民主運動已全不相干了。

　　事到如今，如果政府和佔中團體都沒法將之煞停，香港必以災難收場。希望各方都能對此深切思考，避免悲劇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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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治困局與惡夢

林沛理，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英語教學出版總編輯，最新的一本書是《私想Private Thoughts：性、愛、自由、幸福、痛苦、宗教、男人與女人的私密聯想》（二魚文化）。

　

香港人可以不明白政治的複雜，但不可以不知道自己的利之所在。懂得怎樣從身處的環境之中得到好處，知道做什麼事情是有用、有益和有建設性，是香港人的傳統智慧（folk genius），也是這個小城屢屢締造奇蹟、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關鍵。經濟學家視香港為展現資本主義優越性的櫥窗，資本主義與香港人如魚得水，因為啟動資本主義的發電機——牟利動機（the profit motive）——本來就存在於香港人的基因。

今日的香港已經變得幾乎無法辨認，開明的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彷彿在一夜之間被拋到九霄雲外。少數人所做的事情，違反自身基本和長遠的利益；多數人眼巴巴看著自己的利益受損，卻似乎什麼也做不了，漸漸被一種無力感吞噬。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過去一個多星期發生的事情像惡夢多於現實，因為這太不像香港，不可能發生在這個城市(It can't happen here)。

這不是說香港只能夠做一個「經濟城市」，或者唯利是圖是香港人的本分。絕非如此，但倘若香港人放棄他們的實用主義和務實思維(pragmatism)而變成被意識形態役使的空想家(ideologue)，只能夠從恐懼而非利益的角度思考，他們為自己和整個城市炮製的就是一條後患無窮的災難方(a recipe for disaster)。

發展到今日，「佔中」的本質已經昭然若揭：真普選是假議題，名為佔中（環），實為抗中（央）。說到底，它無法接受的，是人大委員會對香港行使的權力。這個立場沒有言明但合乎邏輯的結論，也可能是這場運動的最終目標，就是給予香港人自決權（self-determination）。換言之，就其真正、最終的意向與目標而言（for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佔中」是一場地區要從所屬的國家脫離出來的分離行動（secession movement）。明乎此理，就知道為什麼北京絕不會撤回人大的決定。

北京說香港的政制改革涉及國家主權與國家安全，並非危言聳聽，而「佔中」只會令它下更大決心，為香港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作好準備，英文所謂「confirm their worst fears」。任何頭腦清醒的香港人都會同意，要進一步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最合理、明智和切合實際的方法就是取得北京的信任；而反二十三條立法、反國民教育科和反大陸化，都不是取得北京信任的有效方法。北京收回香港主權十七年來嚴格遵守一國兩制，以共產政權而言可說是「難以挑剔」(on its best behavior)，卻換來一次又一次的拒絕和否定。

香港人爭取民主的目標很明確，但採取的手段卻有時幼稚得像一個淘氣的孩子，邊流著眼淚邊大聲叫「我要，我現在就要」(I want it and I want it now)。任何有一定工作經驗與人生閱歷的成年人都知道，經營一段關係，做成一宗交易，需要的是雙方遷就、相互讓步和互相忍讓。「Give and Take」是文明人相處甚至生活的方式，香港人常常批評大陸人不文明，並以兩地存在的所謂「文明差距」為榮，那為什麼在爭取最重要的事情上會表現得如此任性？民主不是在炎熱的夏天飲一杯冰水的「即時爽」(instant gratification)，更何況香港有那麼複雜的殖民地歷史。

「和平佔中」一開始就自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佔領本質上是一種侵犯和侵權行為(act of aggression)，人群的集結本身已經有威嚇性，而不使用武力不可能堵塞道路和改變地區的用途。警察是否使用了過度武力值得深究，襲擊示威者的暴力行為更應該譴責；但不要忘記，製造滋生暴力的環境的人，比使用暴力的人好不了多少；而高舉雙手也不一定代表和平——心理學上有所謂「被動的攻擊性行為」(passive-aggressive behavior)。

野心家喜歡讀歷史，因為歷史教曉他們，要相信人民自毀長城的能力(People can always be relied on to act against their own self-interest)。從古以來，哲學家最關心的問題，是為何一個人知道什麼是好的，同時也有能力做到，最後卻沒有做；相反，知道什麼是壞的，同時有能力可以不做，但最後卻做了。這是在現實生活中經常發生的事情，學者將之歸咎於人的「意志力薄弱」(weakness of will)。

今日香港的政治困局，其實也是道德教育的問題——不是「知而不行」，而是「行而不知」。一些人做了一些他們認為是對的、好的事情，但他們真的懂得，真的知道嗎？■

perrylam@yahoo.com

標籤:佔領中環

原來，我們已經民不聊生

註：本文作者屈穎姸，《明報》、《頭條日報》專欄作者，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兼任講師，前《壹週刊》副總編輯。

這天，聽到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代表發言，內容大致是：佔中者已經釋出善意，開放了一些主要路段給車輛行駛，盡量減低對大眾影響，但，為什麼政府仍然態度強硬，不肯交出公民廣場、不肯回應、不肯……

這段話，有四個字非常觸動我：「釋出善意」，這四字讓我忽然想起另一場景：有個賊人打刧了我的錢包，取走錢財，丟回身份證給我之後逃逸。沒多久，賊人被警察抓住，警員問我這是不是搶你錢包的刧匪，我說是，賊人大罵：「你有沒有搞錯？我都把身份證還給你，算是釋出善意啦，你竟然指證我？」

作為一個唸中文系的人，算懂得幾個中文字，今日我都給弄糊塗了，「善意」，究竟何解？綁匪原本要割下人質整隻耳朵，如今只割下耳珠，算不算善意？

路，本是公物，你把路霸佔了，管你用什麼堂皇理由，霸路就是霸路，就是犯法，犯法的過程即使包含善意，頂多能拿來作上法庭時的求情理由，不可能成為你的籌碼。況且，由始至終大家只看到示威者粗暴地搶佔了馬路，然後由學生作擋箭牌﹕你別動啊，都是學生來的，他們純真、他們無邪、他們無辜……學生被捧上神壇，一個個像中了蠱，聲嘶力竭在叫價：「你下台，我就走！」所謂的善意，究竟何在？

同日，學界與泛民主派商討後指出，若要他們開放中區主要幹道金鐘道，政府就要以公民廣場來交換。

我又迷惘了，「交換」二字，該作何解？

悍匪打刧金舖，欲搶鎮店之寶，不遂，於是掃盡店內金飾，然後跟老闆理論：你給我鎮店之寶，我就還回手上這些金飾給你！

兩件都是我的東西，你搶去一，說要跟我交換二，這該稱為「交換」嗎？還是用「再奪」貼切一點？

當然，孩子說，那是「公民廣場」，所以是屬於公民的。這方面，網上已有很多創意解說：大眾銀行是不是大眾的？是的話大家一起進去搶錢；公眾殮房是不是公眾的？是的話我們不如一起進去睡睡。

不過，運動中最令我驚愕的用字不是上述兩個，而是一張攝自香港中文大學校車站的照片，相中是一字排開的中大學生，苦苦跪在地上，面前展示著一塊黑布，上書：「我們被迫擾亂民生，只因本就民不聊生」。

我輩一眾「老鬼」校友立即把這照片瘋傳，所有人在相片的附註都是這句：「原來我們已經民不聊生！」

《戰國策．秦策四》有云：「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自此，世人形容類似慘狀為「民不聊生」。今日，這四個字，竟被學生用來描述二零一四的香港。

香港果真民不聊生嗎？我只知道，這個現代化城市，上年被英國《經濟學人》旗下智庫選為「全球宜居城市」第三十一位，今年又被國際知名雜誌《Monocle》公布為全球二十五大宜居城市(Quality of Life Survey 2014)之一，排名十三。

香港仍是全球宜居城市

《Monocle》選的全球宜居城市，是根據犯罪率、醫療福利、包容度、公立學校教育、營商環境、文化產業、綠化面積等因素來計分，今年還新增一項考慮因素：「是否自由論者的天堂」(Libertarian paradise or stickler for rules)，憑這些條件，香港仍能位列十三，如果這都叫「民不聊生」，那排名低於我們的巴黎、溫哥華、新加坡，該列入「屍骸遍野」了。

由最初錯別字連篇的宣言、到書法奇醜無比的標語，演至今日莫名其妙的運動口號，還有那天，一位大學生代表在外國媒體發問時，竟在鏡頭前大呼：「噢……我不懂英文啊！」的醜態，香港學生看來真的露底了，露出中不成英不就的底。

所以，對於整個運動，有人說看到未來希望，對不起，或許我短視，我暫時未見，我只看到眼前是一幕幕自暴其短，和一頁頁貽笑大方。■

標籤:佔領中環 佔中

佔中世代衝突，夢想還是夢魘

註：本文作者陳建強，香港專業人士協會主席，香港特區政府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成員。

　由罷課到佔中，再到「雨傘革命」，給香港社會經濟帶來回歸以來的最大衝擊，也引起國際廣泛注目。在複雜政經因素背後，除了凸顯香港民眾對西式民主政體的渴求，以及對特首普選安排的訴求，更進一步顯現新時代社運的特徵和世代間的衝突。

任何運動都有淡退終結之日，但在波濤平息後，香港究竟得到了甚麼？變化與調整些甚麼？須指出，無論佔領行動是成是敗，亦不論取得怎麼樣的成果，參與事件的年輕人，經歷街頭抗爭的洗禮，都將在心中刻鑄共同的記憶，並形成新的政治世代；由此產生的後續影響，將會持續影響社會至少三十年。換言之，今次世代衝突所迸發出的新變奏，恐將在「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後半期內，成為主導社會發展方向的關鍵。

其實，不單是香港的佔領行動，今年稍早的台灣「太陽花學運」、蘇格蘭公投，以及在全球多個城市出現的一些社會運動，都有一個共同面貌，就是以年輕人為主，亦敢於突破傳統的思維格局，展現網路時代出生成長的世代，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新世代模式，並對原有社會經濟結構帶來革命性的衝擊。

第一，從罷課到霸路，抗爭持續多個星期，主要組織者一直反覆變易，由學生到佔中行動，再而由學生接手，而激進泛民主派更中途加入，另建山頭；最後卻是由集會群眾自主，說得好聽一點，是街頭民主；說得真實一點，就是群龍無首，無航駕駛。另外，在面對警方執法，究竟是死守還是撤離，是集中在金鐘，還是固守金鐘、銅鑼灣和旺角三個佔領區，或者是遍地開花，策略日日不同，進退失據，行動失控。這種屢見於「顏色革命」的社運新模式，組織鬆散、隨意放任，非常危險，亦不負責任。

第二，追求個人主義，崇尚個人性格的思潮，已成為近代年輕人的主基調，「民主」、「自由」以及諸多解放禁制的口號，在無疆界網絡世界的推波助瀾下，打破了現實社會的位階秩序，形成了海闊天空的「扁平」世界。新世代更可超越昔日要在服務與反叛之間作抉擇，改為毋視現實的框架局限，參照網上虛擬的模式，另行闢建自我的一片天，積極表達意見，甚至參與社會事務。但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存在越趨明顯的落差，更隨著新世代抬頭，落差恐將激化為鴻溝，這是大家都需要認識和面對的問題。

第三，有本土派人士以電影《X戰警》中的變種人，形容目前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新世代，認為他們展現的抗命文化極具理想主義，並且非常執著，即使明知有關訴求不符現實，不可能得到實現，但仍堅持奮戰下去。如何及能否將他們從虛擬回到現實，將是導引香港未來社運和整體發展何去何從的其中一個主要關鍵。

第四，學生領袖以爭取民主為號召，以自發式街頭行動為手段，匯集超越佔中三子預想的佔領力量，但亦引發未知方向的社會風暴，心結和社會矛盾已經形成，前景方向堪憂。首先，新生代與中生代已因支持或反對佔領行動，逐漸流向兩極，形成斷層式的分化撕裂，這對於世代交替，轉承開拓，都帶來破壞性的後果。其次，特區與中央的矛盾被進一步挑動，對一國兩制的推展、兩地社會經濟共融，以及香港經濟發展搭乘國家經濟「順風車」，都構成重大的負面影響。再其次，今次行動以特首、特區政府，甚至警隊為抗爭對象，再加上議會與街頭結合的全方位不合作運動，將會對特區管治帶來沉重打擊，未來幾年，香港勢將困陷內耗空轉的泥淖。

第五，近期出現的政改爭議和佔領行動，表面上是為了二零一七年特首選舉方式，深層原因則與九七回歸後，香港越來越受到國家強大崛起的影響有關。青年的不滿和抗爭心態，基本上是源自對自己沒信心、對內地不信任，看不到希望。須知道，從開埠至今，貧富懸殊、置業難、向上流動難等問題，從來都普遍存在，絕非八十後、九十後的專屬問題，只是昔日是以「歲月神偷」的樂觀、「獅子山下」的奮拚去面對，今天就改以上街抗爭去宣洩，心態不同，效果亦異，這也將是導引香港未來何去何從的另一關鍵。

面對過去歷史所形塑的政經體制，應對當前眾多社會政治運動的挑戰，既會促進新時代的調適轉型，但是也隱含災難後果的重大危機。任何抗爭行動都必須要有一個底線，也要在這個底線前，各方闢建一個讓步的空間，更需要在運動的過程中，激發前衛或前瞻的思潮，將抗爭的負面衝擊轉化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建設性力量。

此外，香港立法會會否走上台灣立法院無效運作及議事癱瘓的老路？司法機關在後佔中的角色？特首和特區政府如何挽回民心、修補社會撕

香港動亂的最終受益者是誰？

　註：本文原作者趙國材

最近，一些別有用心的西方大國勢力和一群心懷不軌的野心政客們精心策劃，利用學生進行街頭政治運動，把西方大國不爽或者不鍾意的民選的埃及總統推翻，再由親西方的埃及軍事強人運作成為總統，如此這般，以非法的街頭政治運動達到改朝換代的目的，政治恢復常態，國際社會和西方主流媒體紛紛「稱讚」。

街頭運動兵不血刃

不久前，在烏克蘭上演的一齣政治大戲也是如此，民選的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因為親俄，且貪瀆無能，造成國家債台高築，被美國和歐盟運用民眾的憤懣暴亂而把合法總統逼走。現在通過街頭民眾抗議上台的烏克蘭過渡政府已經取代了通過投票選舉產生的民選總統，這種以非法手段剝奪合法民選總統職務的運作是否違反《烏克蘭憲法》規定的正當程序？俄國總統普京指斥，西方國家支持的烏克蘭新政府上台「是一場違反《烏克蘭憲法》的政變」。

自從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以來，在美國和歐盟支持下的烏克蘭反對派和中、西部民眾就不斷走上街頭，在基輔和全國各地成立之所謂的「歐洲廣場」紮營露宿，對烏國政府不斷進行抗爭，西方傳媒幾乎一面倒地聲援力挺，若干美國國會議員還前往當地演講，中央情報局幹員也在現場公開支持反對派。最終導致流血衝突，民選總統落跑。再由親美歐的「過渡政府」取代，接管政權，堂而皇之地闖入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並通過一系列壓制俄裔居民的法律。

在美國和歐盟大力支持下的烏克蘭反對派以民眾的暴力手段推翻烏克蘭合法政府，西方慣用這種手法來干涉烏克蘭內政並非首次。二零零四年美國與歐盟也曾以「橙色革命」為號召，在基輔廣場聚集數萬名反對派群眾，鼓譟抗議推翻「選舉舞弊」的、親俄羅斯的亞努柯維奇總統，選出親西方的尤申科和提摩申科。尤申科的美籍妻子為美國政府工作，提摩申科的女婿為英國歌手。這兩位由美國和歐盟一手扶植的烏克蘭新政府終究亦因貪腐、無法取得莫斯科的合作，而黯然下台。

運用孫子兵法不戰而勝

前後兩位民選的烏克蘭總統都因親俄羅斯，而被美國和歐盟以民眾的暴力手段罷黜，兵不血刃，奪得政權，為西方國家利益服務，西方大國簡直把《孫子兵法》中「不戰而勝」巧妙運用得臻至出神入化的境界。

從這次香港政改和佔中行動，發覺在台北市的「太陽花學運」只不過是香港「佔中」的演習操練，它已達成了有效阻止服貿、貨貿的簽訂，中止雙方互設辦事處，令馬習會破局，使兩岸關係原地踏步，靜待和平再度轉移政權。

太陽花影子處處隱約可見

目前香港發生的佔中情事似曾相識，「太陽花學運」的影子處處隱約可見，指導香港佔中的學生，提供香港民眾「教戰守則」，以自身經驗提醒現場學生如何和員警對峙。香港「佔中運動」使用社群網站發布最新消息，現場工作人員分工編制，並徵求志工加入翻譯團隊，把活動訴求翻譯成多國文字，讓國際媒體發布等做法，也都讓年輕人醉心於尊奉行美國式的自由、民主、文化普世價值觀。

美國《軍事評論》(Military Review)雙月刊總編輯威廉．達爾利(William M. Darley )上校在《文化價值觀作戰的必須》一文中，揭露「文化價值觀本身就是一個戰場，以改變民眾信仰的文化手段，達到同化被征服者，使敵人轉型成為以個人自由為民主社會核心文化價值的公民價值體系」。

和平演變與精神瓦解

千方百計的「和平演變」，從外面攻不進來，就從內部搞看不見的隱蔽宣傳，目標在於「精神瓦解」。君不見，甚麼布拉格之春、北京之春、阿拉伯之春，甚麼顏色革命、橙色革命、茉莉花革命、香港雨傘抗命運動等都是有組織、有目標、為特定政治利益服務的革命輸出。

香港抗議行動仍在持續，引起全球關注。學生歷來都是被煽動的群體，就是因為涉世未深，自以為抱著一腔熱血就去宣揚所謂的「正義」。抗議者策動學生要求「真普選」的權利，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反對者則批評以民主口號妨礙民生，得不償失。孰是孰非，且過幾年，拭目看看那些發動學生抗命運動的領頭學長姊們，「發放『戰死沙場』、『永不撤退』之類的煽動信息」，其實根本上是要踩踏著同學們肉軀往上爬：可以免費免試出國，進入名校修讀，揮霍完華僑同胞的捐獻，還可拿著外國政府提供的津貼，喫得白白胖胖，養得滋滋潤潤，甚至覓得學位，搖身一變，安排成為「講座教授」，秉承僱主意旨，在國外不同地區周遊，不斷串連、遊行示威、抗爭抗命，終生效命，直到地老天荒，成了職業革命運動員。

人本應該是目標，而非作為達成目標的工具，現在，人，竟然不知不覺地，變成了達成目標的工具，而不自知，真是多麼的可悲！

教育重在培養個人的獨立思考與判斷能力。午夜夢迴，仔細思量，就知道最終的受益者是誰？■

標籤:佔領中環

香港政治激進化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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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激進，越多權力，形成了暴力的惡性循環，嚴重威脅法治；而關鍵還是如何佔領人心。

這是你不認識的香港香人出去旅遊兩三個禮拜回來，發現恍如隔世，這城市變得完全不一樣了。街頭政治和種種光怪陸離的「佔領」成為常態化。從佔領鬧區到佔領隧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些高唱「和平．愛」的佔中倡議者，發現當日的設想都是太天真、太一廂情願了。

因為佔中等於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Pandora's Box），釋放了香港社會種種矛盾的精靈，飄蕩在維多利亞港的上空。佔領與反佔領成為新的信仰之戰，就像爭論誰的宗教更好，但在眾聲喧嘩之後，雙方也面對如何佔領人心的挑戰。

在佔領區內，溫和與理性的聲音，常被激進的力量所掩蓋。越激越好，就是廣場權力的邏輯。因為

註：本文原作者邱立本，亞洲週刋總編輯

權力的來源是空間，所以誰取得了空間，誰就擁有更多的權力。六四的參與者，回顧二十五年前的噩夢，發現當時的一些提議撤退的領袖，很快就會被噓走，即使這些領袖退了下來，也很快就會被更激進的人所取代。

這也是佔中陣營要面對的權力邏輯。佔中三子面對學聯和學民思潮臨時爆發的激進化行動，打亂了原有理性的步驟，被迫追隨在後面，最後連支持佔中的陳日君樞機也看不過眼，破口大罵。

但更激進的「高登仔」（在高登討論區網站發言的網民），自稱不屬於任何的組織，卻可以就單一的議題、單一的行動，即興地動員群眾，他們比學聯和學民思潮更激進，更難以預測。但當他們策劃的「龍和道夜戰」事件，連續兩天晚上堵塞隧道，與警察對峙武鬥，形同「城市游擊戰」，卻逼使其他的佔中團體跟進，被動地要表態支持。

這也是香港政治的危險誘惑：越激進，越多權力，形成了一個螺旋形上升的暴力，但也刺激反佔中和警方的過激反應，社會上也因此更撕裂、更難以找到彌合裂痕的機緣。

這也形成了街頭權力的惡性循環。暴力滋生暴力，佔領滋生佔領。冤冤相報，是對法治的嚴重威脅。而痛苦的源頭就是自鳴正義的「公民抗命」，強調「抗命不認命」的口號。但香港在十幾天的佔領區林立的生活下，已經引起很多的反思。即使長期支持泛民主派的香港大律師公會，目睹佔領所引發的巨大社會成本，也發表聲明強調：「公民抗命只是哲學原則，而不是法律原則」。

問題是激進的組織，在社交媒體的信息結構下，形成了一個動員平台，但它又擁有去組織化、去中心化的特色，不受任何的制約。參與者說只代表自己，在firechat上動員，不斷挑戰公權力。

但關鍵還是如何佔領人心。那些佔領街道和隧道的示威者，畢竟無法贏得沉默大多數市民的支持。激進的權力邏輯，最後還是要回歸常識，回歸民生的基本權益，回歸生活的邏輯。■

Asiaeditor@gmail.com

英金融官員：“5-10年內人民幣或超美元”但要靠英國

註：本文轉載自亞太日報

在10月15日的“前海-倫敦人民幣國際化研討會”上，英國投資貿易總署金融和專業服務戰略總監馬雪麗表示，前海是政策和商業現實的交叉，在當前的時機下，應當考慮通過前海推動中國內外的人民幣流動。

馬雪麗稱，作為英國貿易投資總署金融專業服務戰略總監，以及英國駐華使館商業參贊，她相信中國和英國的商業都已經準備好了支援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我的興趣是把政策轉化成商業的現實。我們現在看到的前海有很多的好處，另外我們看到前海是政策和商業現實的交叉，這對所有人都是一個很好的結果。離岸人民幣市場是2013年占80%，2014年前幾個月增長9.6%。離岸人民幣只占全世界人民幣很少的部分，我們希望推動中國內外的人民幣流動，這個市場蓬勃發展，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讓我們考慮通過前海推動人民幣流動。” 

“我今天早上去了華為，我們非常瞭解華為，而且英國有很多的投資者他們也很感興趣華為。”馬雪麗說，當她得知華為公司在倫敦建立了一個資產管理部時，特別興奮。這個案例顯示出倫敦與很多實體經濟的相關性而不光是金融產品或者是一些金融結構性產品， 

“我們現在看到是實體經濟在推動中國的經濟發展，這些真正的實體經濟對於在倫敦投資金融、進行金融業擴張也非常有興趣。”馬雪麗用這個案例鼓動在場聽眾：“這裡面機會非常大。我很鼓勵大家去問問華為，問問他們財務顧問，問問他們為什麼在英國倫敦設立資產管理部門，你們肯定會得到很多啟示。” 

  

“未來5-10年人民幣或超美元” 但要重視英國

馬雪麗在發言中一再強調英國在全球金融業的重要性，“為什麼英國這麼特別呢？為什麼要和英國做生意？因為我們非常有競爭力。”馬雪麗說，2014年第二季度英國經濟增長3.2%，是歐洲發展最快的國家。而且倫敦一直是投資者、業務者最青睞的地方，是世界前七名最最適宜經商的城市。有世界21%商業的發生。 

“英國比任何歐洲國家所得到外商投資都更多。而且在英國發展來說，外商投資是最重要的推動力量。”馬雪麗稱，倫敦一直是世界金融中心，在英國有大約200萬人跟金融業相關。金融業創造了2000億英鎊的GDP（當於英國GDP的11%）。 

馬雪麗分析，其他中等規模國家金融貢獻一般不超過5%，英國卻達到11%，首先是倫敦是世界金融中心，而且許多在倫敦進行的貿易、商業未直接反映在GDP裡面。“我們還有很多業務是用其他貨幣進行的，50%國際業務是用美元結算。美元長期以來一直作為世界主要交易貨幣，也是主要的存儲貨幣，所以我們預測在未來5-10年，人民幣會和美元一起並駕齊驅，甚至有可能超越美元。”馬雪麗表示，英國有能力幫助人民幣實現它在國際市場上的影響力。

民主必然經濟好？

註：本文轉載自晴報

上周知名財經評論人丘亦生先生發表了一篇大作，內有兩個核心觀點：一是今次佔中有機會為港爭得民主，值得一博；二是民主可帶來可觀經濟利益。兩個觀點加起來，便意味着佔中可為港帶來實質經濟效益。丘先生下筆時取態理性，與理屈時惟有訴諸於謾罵之輩不可同日而語，在今天的香港，這是可貴的，但可惜他兩個觀點都經不起推敲。

佔中會否使民主早日在港實施？我看剛好相反，因為它破壞了三個在港推行民主的三個必要條件。第一個條件是法治。佔中者認為法治是以法達義，這點我無異議。但甚麼是「義」？每個年代、每個國家的不同人對義都有不同理解，但法治之為物，正是在通過擁有不同意見的人爭論後大家得到妥協而把法律條文訂下，大家從此遵守，以免爭拗無止境的繼續下去，增加社會的成本，就以英語世界中憲法的老祖宗1215年頒布的「大憲章」（Magna Canta）為例，它一方面限制英皇約翰的皇權，但同時又要各貴族宣誓效忠皇室。

法治制度就是妥協的結果

這是一個妥協的結果，但我們今天還會以效忠皇室為義之所在嗎？另一例子，佔中者不少以引入「公民提名」為必要之義，但根據佔中者在舉辦第二次商討日所發放的資料，在世界上有總統制的國家中，只有八個是有「公民提名」的成分。這八個國家是：幾內亞比紹、馬里、加納、贊比亞、安哥拉、塔吉克，及曾經經歷過軍權獨裁政府的南韓與智利。這些國家大都是一等一的窮國，政變頻繁、貪污嚴重、走私販毒聞名於世，港人大多連它們的地理位置也不知，真的要以它們為師，把「公民提名」視為義之所在嗎？

現在佔中者顯然有大量違法行為，而違法（除違反天怒人怨的惡法外，但香港無此情況）能符合法治精神嗎？守法的確不等同法治，它是法治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懂點邏輯的人都知道，違反了守法這一法治的必要條件便不可能是尊重法治精神了。佔中者既然在違法，這也就破壞民主的基石。現在有人把不服從執法說成是年輕人的「覺醒」，這是毒害人心的思想，不能不喝醒之。

第二個條件是社會撕裂。我四年多前已寫過一系列文章指出社會對立分化，必會使民主政制不能有效運作。我不幸言中，今天社會分化已成，我自己見過，也聽朋友說過，不但夫妻二人因政見不同而反目，在聖經研討班中雙方要撕破臉皮，在功夫班中幾乎大打出手，醫生間也面紅耳赤（希望不會涉及與病人關係），相識數十載的朋友都要unfriend。港人是否病了？

這使我們更明白當年文革為何會出現這麼多現在看起來十分可笑的舉措。佔中對這些破壞民主的現象，有不能推卸的責任。

國情不同 政治制度難複製

第三個條件是中央政府會否加快香港民主的進程。我今學期在北大訪問，與一些名重學林的學者交流，他們對中央的思維熟悉，都認為今次事件肯定對港不好。2017若實施不了普選，民主普選特首將遙遙無期，但我相信這是部分政客所希冀的，普選出特首對他們不利，世上葉公好龍之輩甚多。現在看來，從中央的眼中視之，香港這一民主試驗特區，會出現亂局，不能作為典範，連中國的民主步伐也許要減慢。

就算有民主，對經濟增長是否有利？我研究經濟增長29年，對相關文獻算是熟悉。這方面的理論與實證研究結果頗有爭議，例如哈佛的巴羅早有發現，在落後國家增加自由與民主，抵制獨裁，對經濟有利，但在發達國家，情況卻相反，所以他下了結論，民主不能導致經濟增長。我最近讀到北大發表的一篇用165個國家的面板數據所得的研究，也是發現民主不利經濟增長。

丘亦生引用了經濟學名家阿塞莫古（Daron Acemoglu）與4位友人合寫的報告，他們也是用面板數據，卻得到民主制度在30年左右的時間總共可使人均GDP提升20％。我對民主能否提高經濟增長，態度中立，但以方法學而論，這個報告卻有問題。他們所用的185個國家中，不論人口多少，在數據分析過程中的地位都是相同的，一個人口只有幾萬，與人口過十億內有眾多省市的國家被一視同仁看待，結果便容易有誤導性。這便把近年出現的一大班反對帶來的信息給抹殺掉。中國人口最多但並不民主，經濟表現最好。俄羅斯在葉利欽行民主的年代經濟崩潰，要不民主的普京才挽回局面。印度與印尼都是人口眾多的大國，經濟卻比不上中國的發展速度。「阿拉伯之春」以民主為目標，結局如何，大家知道若阿塞莫古的回歸分析法把數據按照人口多少而按比例調整，結果便會大為不同，現在已把重要的反例忽視了。

(本欄逢周一、五刊登)

撰文︰雷鼎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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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地产霸权后 香港才会稳定

註：本文原作者謝國忠

楼价高企是香港社会持续动荡的根源。当普通家庭需要积攒10年的全部薪水、不吃不喝不买东西，才能买下一张床那么大的地方，或过了十年收入才增加10%，一般人、尤其是年轻人，还能有什么希望呢？除非香港调整楼市结构、以民众福祉为依归，而不是只想着榨干他们的血汗，否则香港再也无法恢复稳定。

香港的运作模式犹如中世纪城邦：高高在上的商界精英，主导了财富与收入的创造和分配方式。香港的制度提供了最大程度的经济自由和低税率，鼓励人们去生财致富。

土地供应紧张令问题加剧。但土地供应不足，往往是少数大地产商囤积居奇的结果。从结构上看，银行系统容易导致民众负债累累，这意味着民众必须更加努力，才保得住自己小小的居所。

当民众收入迅速增加时，这一机制能够正常运转。在中国尚未完全向世界开放的年代，香港作为两者之间的桥梁，拥有大量机遇，借提供这种服务得到大笔收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香港作为中间人的机遇也随即消失。以越来越高的楼价去剥削民众，就无法令原有机制有效运作。然而，香港的制度未有因应新的现实作出调整，随之而起的社会不稳，损害到每个人的利益。香港统治精英肆无忌惮的贪婪，最后令自己受累。

相对而言，新加坡的运作模式犹如地道的独裁国家。在当地制度下，新加坡不会做一些蠢事去伤害统治阶级，而是吸纳外国人的财富，并将利益分配予本国民众，建立良好的公共住房制度、优质教育和医疗系统，以及优越的养老机制。大多数香港人似乎都喜欢新加坡。

想深一层，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中世纪城邦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也是借助相同的策略。他们利用强大的军队保护自己的垄断行业。有机会时，就直接掠夺别人的成果。由于他们的统治精英明智地把战​​利品分发给所有做出贡献的人，因此他们的事业（或者说是骗局）得以历时几百年不衰。唯当其他民族国家崛起、并建立更强大的军队后，他们的运气终于耗尽。

香港与新加坡都是英国殖民时代的遗留产物。两地都曾利用邻国的低效获取高收入。这种商业模式与几百年前的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没什么不同。但随着邻国发生变化，它们必须适应形势，以维持较高收入。新加坡不再依赖船舶或半导体制造业，转而发展赌场及私人银行业务。也许这些业务听起来不算高尚，但能为该国带来收益，助其维持社会稳定。

香港却没有适应新形势。当旧有模式行不通时，香港就出于本能地进一步紧缩供应。楼价太高，就把一个单位分割成几个小间。这样民众不就买得起住房了吗？如此一来，小单位越来越受投机客欢迎。可是，民众现在就连小单位也买不起了。接下来会如何呢？是不是该去学学怎么站着或倒挂着睡觉？

反对作出改变的通常理由是：香港没有土地。这可是个天大的谎言。香港只有4%土地用于住宅用途。有同样数量的土地留作发展之用，而大地产商拥有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而新加坡一直以来主要在填海土地上发展项目，当地才确实存在土地短缺问题，但新加坡的公屋既便宜又宽敞。土地并非制约香港发展的因素。

最大的阻碍是殖民时代遗留的香港统治精英。无论香港形势如何，他们仍然紧紧抓住过去的模式不放。由于他们不具备其他竞争力，做出改变意味着将推倒他们的特权地位。正因如此，无论精英阶层内部如何协商，都不会带来有意义的变化。要想做出改变，必须施加一些外力。如果中央希望香港保持稳定，就必须重点关注房地产业；也就是说，必须抛弃那些商界盟友。

除了人为控制土地供应量外，利率也在楼价周期循环中发挥了作用。不过，这会令关于楼价的辩论更加复杂。利率周期带来波动。因此，如果美联储在三年内把利率提高到3%，同期香港楼价可能下跌一半。

但届时人们仍然负担不起楼价。楼价一旦突然下跌，舆论就会改变，政府将再次推出政策，限制供应量。这个循环过程或将在香港一再出现。

治理香港需要长远眼光。但自香港回归以来，港府政策一直反覆无常。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香港放弃扩展规模仍然不大的公屋计划，为今天的不稳埋下了祸根。当局如今制定应对政策时，不应该仅关注短期问题。

佔中衝擊經濟 長期烏雲難消

註：本文轉載自経濟日報 佔中對本港經濟即時衝擊較預期小，更大挑戰是會否挫傷中港互信，窒礙兩地經濟金融合作，並徒添外資對本港擔憂，損來港投資信心。 以對話減對抗 短期衝擊料續減 佔中爆發前，不少商界與中產憂心忡忡，擔心本港經濟將受重創，損失恐達數千億元。佔中爆發一個多星期以來，示威區周邊的商戶生意大減，且多條交通主幹道被示威者堵塞，令交通、物流等行業受影響，部分市民因而對佔中深感不滿。 惟佔中已「事先張揚」，不少機構早有準備，此如本港股市雖曾因佔中受壓，惟市場交投仍暢順，過去兩個交易日更止跌反彈；十一期間訪港內地客人數則仍有輕微增長，並分流至其他地區消費，紓零售旅業陣痛。只要港府與示威者保持對話，避免武力清場，相信佔中對本港經濟金融的短期影響，可望逐步消減。 惟佔中對本港的中長期衝擊仍如烏雲壓頂，包括世界銀行、評級機構惠譽與穆迪等，不約而同表達類似憂慮，擔心佔中在中長期打擊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 上述擔憂非空穴來風，因佔中除凸顯港人與港府的矛盾，更深層是中央與部分港人對一國兩制理解存明顯差異。若中央因而更感港人不諒解其對國家安全的顧慮、不能保障中央在香港的利益，那不但中港政治互動將受連累，甚至恐窒礙中港未來的經濟金融合作，或減少以香港作為內地資本市場開放、人民幣國際化等試點，將更多雞蛋改放新加坡、倫敦等地。 此除削弱本港經濟動能，更關鍵是香港得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商業大都會，因不少外資視香港作為打入中國市場的跳板，若中港關係因佔中進一步鬧僵，中央對港政策支持減少、香港的橋頭堡角色減弱，那外資很可能會重新評估來港投資的決定。 此外，不少外資亦視香港作為亞洲業務的地區總部，主因是香港社會穩定、政治風險低，若佔中曠日持久，對本港社會以至政治穩定造成持續衝擊，外資或因此調整策略，將亞太總部遷往相對穩定的新加坡、上海等，對本港金融、商貿、展覽等業務長遠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中港矛盾仍待解 須挽外資信心 年輕學子力爭民主，其志可嘉，關鍵是爭取的同時，學生、港府、中央必須心平氣和，謀求互諒互讓，既紓減中央對香港的憂心，並向國際社會彰示中港皆有能力以理性對話化解政治分歧，讓外資繼續安心在香港投資，為下一代開創政制民主、商機蓬勃、社會穩定的香港。

政治智力課（二）

註：本文作者陳雲 第四條、用心之餘，更要收效，政治食功，而非食志。政治掌握自己和其他人的命運，後果非同小可，不可不察。從政要有良好動機，更要保證事情有成效。預算無成效的時候，要為失敗鋪墊後路，保存精銳。 按：判斷事情好壞是看效果而不是看動機，出自孟子食志與食功之辯（《滕文公章句下》)，這篇文，值得細讀。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語譯如下：孟子的學生彭更問孟子說：「夫子周遊列國，後面跟隨數十輛車，隨從學生數百人，到處受諸侯供養，不也太過份了嗎？」孟子說：「如果不合正道，就是一小簍飯，也不可受之於人；如合於正道，就像是舜受堯的天下，也不算過份；你以為過份嗎？」 彭更說：「不過份的。但士人沒有做事，而白吃人家的飯，是不可以的！」孟子說：「如果不和別人交換產品，分工合作，拿自己多餘的，去補足其他人的不足，那麼種田的人，就有吃不了的米，卻沒了有衣穿；織布的女人，就有用不了的布，卻沒有飯吃。倘若我們是和人家交換物品，那麼，雖是木匠和車工，都可以在我們家得到飯吃。假定現在有一個人，在家孝順父母，出外尊敬長上；保守著前代聖王的道理，以等待後世來學的人，把這道裡傳授給他；這樣的人，我們卻不肯供給他吃飯的話，那何以特別看重木工和車工，卻看輕了那存仁行義的正人君子呢！」 彭更說：「木工和車工製造器具，他們的願望本來為的是求飯吃；君子推行仁義大道，他們的願望，難道也是為了求飯吃嗎？」孟子說：「你何以認定他的願望是為了吃飯呢？他如果有功於你，可以給他飯吃，就給他飯吃好了！並且，想想看，你是因他有這個願望，而給他飯吃的呢？還是因他有功，而給了他飯吃的呢？」 彭更說：「當然對於願望在求食的人，才給他飯吃。」孟子說：「假定現在有一個人，毀壞了你的屋瓦，塗污了你的牆壁，而他的願望是要求食，那麼，你也給他飯吃嗎？」彭更說：「不給。」孟子說：「如此觀之，你並非是為他的願望而給他飯吃；而仍是因為他的功勞，給他飯吃啊！」 食志與食功之辯，屬於政治倫理有，借用德國社會學家及思想家韋伯（Max Weber）講的政治倫理學來說，政治倫理分為「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兩種。信念倫理就是道德清高，動機純良，凡事講天地良心，做事有時亂來，不顧章法；責任倫理則是認清事態，定下政策的時候，認識是否正確選擇，前瞻將來及拆解危機，而且對決策的後果承擔責任的倫理意識。《孟子》叫前者做「食志」（自問自己志向），後者為「食功」（追求功業）；魏徵叫前者為「忠臣」之事，後者為「良臣」之事（《貞觀政要》）。

香港，理性前行或者大步后退

　　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对中国历史感兴趣，却阴差阳错读了法律专业。但是，从此我养成一个思维习惯，凡事首先从历史的视角来观察分析。 　　毫无疑问，此次在香港中环发生的事情，发起者也许希望以此创造香港的历史。但我担心的是，结果可能事与愿违，是在重复历史，复制悲剧。 　　年轻人的政治热情应该给予肯定，他们绝大部分人是真诚的，是热爱香港、关心国家的，他们希望香港和整个国家越来越民主，这也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目标。然而，年轻人的政治热情就像一把火，如果控制不好，失控了，不仅会伤害自己，还会殃及他人，甚至烧毁自己的家园。 　　香港“占中”人士肯定以为自己站在历史正义的一边，认为自己不是在占领中环，而是占领着政治道德高地，是在勇往直前地推动历史前行。但实际上，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中国历史上类似现象的当代翻版，其结果只能是大踏步地后退！搞政治激进其实很容易，几乎不要成本，无需智慧，任何一个人只要有足够的勇气胆量都可以站到大街上振臂一呼。但是以后呢？有无能力建设？搞建设不是仅靠勇气即可的事情，真正推动历史进步的是那些睿智理性、调和鼎鼐、挽狂澜于既倒、救百姓出水火的伟大政治家，不是不负责任、不顾他人、把百姓推向水深火热之中的人。历史一再告诫我们：只有理性，才能前行！ 　　长期以来，很多香港人士关心国家，热爱国家，真心帮助国家，中国30多年的进步发展也有港人的巨大贡献。然而也有个别知识精英一直觉得自己比内地人高明优越，因为他们很多人在西方受过良好的教育(尽管有些人连西方主流的政治理念——保守主义哲学都没有学到)。确实，中国内地总体发展水平与香港还有很大的差距，内地这些年在很多方面都一直在认真虚心学习香港，邓小平曾经希望中国能够再建设几个香港。我们1990年代初到香港学习的“北方佬”都有这样的体会，那时候内地人自卑感很强烈，希望有朝一日内地也能够都像香港那样文明、发达、有序。 　　但是这一次我不得不说，香港个别知识精英太让人失望了。他们的言行根本不是在推动香港政治进步，只会导致香港社会倒退。如果香港的知识精英真的希望国家的民主可以快一点、好一点，那就从香港做起，从今天做起，回归理性，回归和平。 　　“占中”给外界造成了一个印象，即中央是反民主的，不希望搞普选。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要知道，基本法将普选列入其中，实则是中央政府的主动行为。中央政府的态度是清晰的：首先支持香港的民主发展，中央对香港实现普选的承诺是坚定的，这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第二，实现普选的过程既要实现香港所有符合资格的选民都有投票权，也要维持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要兼顾民主和经济的共同发展。第三，实现普选过程中，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毕竟实现普选涉及经济利益的调整和权力的再分配，不同光谱者一定会有不同看法，但社会各界均要有和平理性的表达和认真务实的沟通，寻找最大公约数。第四，国际社会关心香港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希望这种关心是从促进香港和平理性地发展民主出发，而不要“帮倒忙”。 　　今天，香港要理性前行，或者大步后退；要创造历史，或者重复过去；要带来光明，或者复制悲剧，端在“主事者”一念之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要享受历史进步的福祉或承受历史倒退的代价，但是人民作为一个整体从来无法对历史负责，最终要被追责的还是几个人。激情过后，是时候冷静下来，认真思考如何建设性地推动民主发展，做些真正推动历史进步的事情。 　　作者：王振民 (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

認識人體之毒

註：本文轉載自星島日報 中醫學上的排毒養生，是近年甚受關注的題目，今特與大家談談這方面看法。 　　現代化的社會，人類活在各類污染下，體內毒素難免愈積愈多。排除外來的化學物污染，基本上我們的身體內本身已有很多毒素，如果不了解這些毒，或是不能及時排毒，會對身體不利，甚至導致嚴重疾病。 　　甚麼是毒呢？中醫學中有「邪盛即謂毒」的說法，即所有對人身有害之物都是毒，例如，在人身中存在或積蓄的痰敗、寒濕、瘀血、氣郁、火氣、腫物等等，都是人身中之邪，也就是人體之毒！中醫的許多治療方法，也因設法去除這些毒而隨之產生，例如化痰逐敗、散寒除濕、活血化瘀、行氣解郁、清熱泄火等等。 　　有內外之分 　　毒是從哪裏來呢？人體的毒素，總的可分為外來之毒和內裏之毒，外來之毒是來自體外的，例如自然界中存在的細菌、病毒、寄生蟲、工業廢氣、食品污染、化學藥品、噪聲、電磁波、超聲波等物理化學毒素；大自然天氣的影響，例如風寒、暑、濕、燥、火的過度或不及，都是對人有傷害的外來之毒。 　　內裏之毒是人在生命過程中產生的代謝產物及廢物，在正常情況下，人體的新陳代謝會通過呼吸、排泄、消化、循環等過程，將這些毒素排出體外，但如果不能及時排出，便會使毒素積蓄在人體內，對健康造成危害。 　　●社會於工業化下，對人體來說，最明顯的外來之毒便是工廠的廢氣排放。 　　吳錦乃中港資深中醫，多年來致力研究中醫藥防治癌症的方法。 　　吳錦中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