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沛理，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英語教學出版總編輯，最新的一本書是《私想Private Thoughts：性、愛、自由、幸福、痛苦、宗教、男人與女人的私密聯想》（二魚文化）。
香港人可以不明白政治的複雜，但不可以不知道自己的利之所在。懂得怎樣從身處的環境之中得到好處，知道做什麼事情是有用、有益和有建設性，是香港人的傳統智慧（folk genius），也是這個小城屢屢締造奇蹟、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關鍵。經濟學家視香港為展現資本主義優越性的櫥窗，資本主義與香港人如魚得水，因為啟動資本主義的發電機——牟利動機（the profit motive）——本來就存在於香港人的基因。
今日的香港已經變得幾乎無法辨認，開明的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彷彿在一夜之間被拋到九霄雲外。少數人所做的事情，違反自身基本和長遠的利益；多數人眼巴巴看著自己的利益受損，卻似乎什麼也做不了，漸漸被一種無力感吞噬。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過去一個多星期發生的事情像惡夢多於現實，因為這太不像香港，不可能發生在這個城市(It can't happen here)。
這不是說香港只能夠做一個「經濟城市」，或者唯利是圖是香港人的本分。絕非如此，但倘若香港人放棄他們的實用主義和務實思維(pragmatism)而變成被意識形態役使的空想家(ideologue)，只能夠從恐懼而非利益的角度思考，他們為自己和整個城市炮製的就是一條後患無窮的災難方(a recipe for disaster)。
發展到今日，「佔中」的本質已經昭然若揭：真普選是假議題，名為佔中（環），實為抗中（央）。說到底，它無法接受的，是人大委員會對香港行使的權力。這個立場沒有言明但合乎邏輯的結論，也可能是這場運動的最終目標，就是給予香港人自決權（self-determination）。換言之，就其真正、最終的意向與目標而言（for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佔中」是一場地區要從所屬的國家脫離出來的分離行動（secession movement）。明乎此理，就知道為什麼北京絕不會撤回人大的決定。
北京說香港的政制改革涉及國家主權與國家安全，並非危言聳聽，而「佔中」只會令它下更大決心，為香港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作好準備，英文所謂「confirm their worst fears」。任何頭腦清醒的香港人都會同意，要進一步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最合理、明智和切合實際的方法就是取得北京的信任；而反二十三條立法、反國民教育科和反大陸化，都不是取得北京信任的有效方法。北京收回香港主權十七年來嚴格遵守一國兩制，以共產政權而言可說是「難以挑剔」(on its best behavior)，卻換來一次又一次的拒絕和否定。
香港人爭取民主的目標很明確，但採取的手段卻有時幼稚得像一個淘氣的孩子，邊流著眼淚邊大聲叫「我要，我現在就要」(I want it and I want it now)。任何有一定工作經驗與人生閱歷的成年人都知道，經營一段關係，做成一宗交易，需要的是雙方遷就、相互讓步和互相忍讓。「Give and Take」是文明人相處甚至生活的方式，香港人常常批評大陸人不文明，並以兩地存在的所謂「文明差距」為榮，那為什麼在爭取最重要的事情上會表現得如此任性？民主不是在炎熱的夏天飲一杯冰水的「即時爽」(instant gratification)，更何況香港有那麼複雜的殖民地歷史。
「和平佔中」一開始就自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佔領本質上是一種侵犯和侵權行為(act of aggression)，人群的集結本身已經有威嚇性，而不使用武力不可能堵塞道路和改變地區的用途。警察是否使用了過度武力值得深究，襲擊示威者的暴力行為更應該譴責；但不要忘記，製造滋生暴力的環境的人，比使用暴力的人好不了多少；而高舉雙手也不一定代表和平——心理學上有所謂「被動的攻擊性行為」(passive-aggressive behavior)。
野心家喜歡讀歷史，因為歷史教曉他們，要相信人民自毀長城的能力(People can always be relied on to act against their own self-interest)。從古以來，哲學家最關心的問題，是為何一個人知道什麼是好的，同時也有能力做到，最後卻沒有做；相反，知道什麼是壞的，同時有能力可以不做，但最後卻做了。這是在現實生活中經常發生的事情，學者將之歸咎於人的「意志力薄弱」(weakness of will)。
今日香港的政治困局，其實也是道德教育的問題——不是「知而不行」，而是「行而不知」。一些人做了一些他們認為是對的、好的事情，但他們真的懂得，真的知道嗎？■
perrylam@yahoo.com
標籤:佔領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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