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4日 星期三

認識這些深層次原因 香港才可能涅槃重生

(轉載自香港01)

認識這些深層次原因 香港才可能涅槃重生

撰文:于品海

世界上所有事情的發生都有其原因,在大多數情況下會源於多個原因,讓事情容易變得複雜,更讓人無法簡單弄明白。為什麼當原因多了就會難以理解?那是因為大家都不習慣同時面對眾多原因,大多數人選擇用最簡單的方式了解事情,盡量將原因收窄為只是幾個,甚至只有一個。時間久了,這就成為大多數人看事情的標準方式,當遇到必須用多個角度考慮的事情,其複雜性自然而然讓事情的理解變得多樣,容易在不同人的視域之間產生差異,繼而成為矛盾,甚至是衝突。
修訂《逃犯條例》正是在這種背景裏,由不同觀點之間的爭論演變成衝突。
修訂《逃犯條例》可能只有幾個原因,陳同佳案、香港與其他司法領域之間有關司法互助存在的法律漏洞、內地認為香港不應該成為逃犯的匿藏地點、國際間在推進司法互助時發生的各種困難等。然而,事情轉變為社會衝突卻有着眾多原因,包括對內地司法制度的不信任,對香港特首是否能拒絕來自內地不法的引渡請求,錯誤以為「逃犯」可以包括任何內地視作違法的港人,分不清在香港觸犯內地法律會否同樣被引渡,擔憂內地會用非政治指控掩蓋背後的政治目的,繼而申請引渡。

這些原因其實只是大家口頭表達的,卻沒有包括一直在年輕人心中積累怨氣的其他原因,如生活壓迫、前路茫茫、工作不順、家庭衝突不斷等。近年各種社會辯論,不論對錯,年輕人的訴求都無法有符合他們追求的理想結果,這都成為怨氣上升的疊加原因。顧名思義,《逃犯條例》的對象是「逃犯」,對絕大多數港人本無影響,竟然成為全港市民「同仇敵愾」的催化劑,實在讓人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但事實就是這樣。

修訂《逃犯條例》引變成社會衝突有眾多成因,其中備受忽略的是年輕人心中積累怨氣的因素,如生活壓迫、前路茫茫、工作不順、家庭衝突不斷等。(資料圖片)

怨氣一直在積累 有群人被遺忘了
有人曾經認為,香港的社會工作者大多是社工系畢業,而不是社會學研究,所以只能夠解決一些表象問題、做一些福利層面的事情,無法從全局、歷史、結構上掌握社會的發展與其內在規律。這種分析或許過於簡化,但香港人對社會結構的討論從來都不熱衷也是事實,就算是從政者、學者和處理社會事務的官員都不願意挑起這種討論。試問,解決個別問題或許是大家習慣的,當我們發覺問題沒有停止發生,大家是否應該從問題不斷發生的立論來研究,嘗試尋找這些問題發生背後的更深層次原因?只有這樣,不斷發生的問題才有機會被徹底消除。
當政府官員以為幾年前發生的社會衝突已經平息,這種判斷本身就已經是衝突死灰復燃的支持。它一方面反映政府對衝突缺乏認識和反思,另一方面根本沒有意識到社會怨氣還一直在積累,甚至不知道這種怨氣並非來自政治和經濟領域,而是社會不公和某一群人一直被社會遺忘。在如此細小的地方,地狹人稠,卻有着無數不同生活水平的群體居住,包括那些生活在貧窮線下的弱勢群體,他們數量龐大,卻無法讓政府和社會注意到,也就無法為自己的生活找到希望。他們的沮喪和無奈,假以時日,又如何不變成怨氣,不轉化為怒氣?最可悲的是,當這種怒氣爆發時,社會精英們依然搞不懂事情的原委,依然沉醉在早已經證明錯誤的理論分析上。

這次反修例衝突是民粹政治的典型案例,更是網絡世界瘋狂發展之後假新聞野蠻滋生的絕佳作品「送中條例」這四個字,就是將無數的思考和想像一筆勾銷,只用情緒來定義,結果是將複雜的世界簡單劃分為「敵、我」之間,被煽動者只能夠跟着「送中」這個符號前進,理性思考和「停一停、想一想」完全起不了作用,政治被徹底扭曲。或許它只是一個小編輯偶然間的調皮靈感觸動之後的成果,卻讓民眾將焦點轉移,不再需要認識事情背後的諸多原因,更不用再多說明。人與人之間的討論變得無意義,反「送中」成為當下的最大政治正確。

政府在推動修例過程中漠視社會焦慮,拒絕聆聽及積極回應法律界提出的理性質疑,結果自吞苦果,可謂政治教科書反面教材。(資料圖片)

民無信不立——一場由政府自編自導的六月浪潮

破壞商店不可接受 街頭衝突須當局治本

【逃犯條例】警民都必須克制 勿讓香港有人犧牲

傲慢的官僚 政治教科書反面教材
《香港01》從第一天就意識到政府處理這件事情的粗暴和傲慢,我們從社會發展和提升依法治理的角度認同修例的合理性,卻擔憂官員們的理所當然和自以為是,「數夠票」就想強硬推動的任性,所以我們多次要求政府必須注意社會的憂慮,避免觸動市民對內地政治的不信任,讓兩地之間的矛盾重燃。政府官員不斷指摘其他人的意見不可行,甚至嗤之以鼻,也算是現代政治教科書的絕佳反面教材。這種背景只會擴大了「反送中」的合法性和傳播性,甚至將反對者集中到了這面旗幟之下,一股反對大潮驟然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見。
這不是第一次,甚至已經是多次發生過的,早在回歸前就出現過無數相同類型的扭曲言論,一些人根本不相信一國兩制,認為回歸後香港就沒有了新聞自由或言論自由。試想,香港的立法會議員不就是根據《基本法》制定的立法會機制,成功否決了中央政府建議的政制改革方案嗎?回歸以來,香港爆發多次數十萬人的遊行示威,和平表達意見的權利一直受保障,反對派和反共媒體依然大行其道,外國媒體可以繼續在這裏嚴厲批評中國政府。但偏見始終是頑強的,更何況有着如此龐大的意識形態支撐。城市可以改變,甚至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卻無法撼動人的習慣,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屬性,孰好孰壞,見仁見智。

顯而易見,「送中條例」的寓意是「送終」,一個所有中國人都聽得明白,而且代表消極、極不吉利,大家都不願意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行為。絕大部份香港市民不會認為自己是逃犯,這次修例本應與他們毫無關係,「送」也無從談起。然而,這個詞竟然能輕鬆地喧賓奪主,取代了「逃犯」的應有角色,扭曲為條例的核心意思。「送中」的諧音讓大家將自己想像為「逃犯」,當然就會視此次修例影響到自己的自由與安全。這絕不代表人們是愚蠢的,卻說明社會的從眾心理,特別是社會深陷轉型瓶頸的時期,各種事物都在逼迫他們尋找新方向,當沒有指引時,任何讓大家活在同溫層中的機會都會被注意到,甚至對號入座。創造這種假象的人當然可惡,但縱容這種假象的政府官員顯然責無旁貸。政治本來就是爭奪話語權的遊戲,技不如人就要挨打受辱,不為過!

事情接下來或許會稍作平息。這麼短時間讓如此多的人迅速走過一次火場,已經消耗不少精力,讓大家重新停一停、想一想,當然是有益的。但事情沒有了結,因為「逃犯」既然可以被「送終」取代,就表示修改條例從來就不是衝突的真正原因。就好像一個人感冒了,或許是因為被風吹了,但實際上這只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還是他的身體本來就衰弱,除了風之外,還可以有其他原因讓他生病,風只是借「體」發揮而已。

人們很習慣諉過於人,釀成衝突的始作俑者都是對方不論是批評政府大石砸死蟹,還是指摘反對派扭曲修例原意,都是如此。現任政府認為過去兩年的平靜是自己的豐功偉績,反對派認為鼓動如此多人參與示威是自己有號召力,事實上兩者心底下都明白,自己只是旁觀者,大家都知道社會的躁動從來就沒有停息,甚至一直在積累。反對派近年的沮喪是因為他們本來就不知道社會和市民的希望所在,政府則更無法掌握大眾的所想所求,以為市民的無聲就是對自己的默許。無聲的風暴是最可怕的,缺乏約束的野象可以製造極大的傷害。當然,政府和反對派根本不會承認自己的缺失,更遑論一起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特朗普為了與中國角力,連歐美的同盟關係都可以棄之如敝屣,把香港視作貿易戰棋子也就毫不奇怪。(資料圖片)

當香港遇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香港01》從開始與香港社會對話的第一天,就企圖推銷另一種認識香港問題的方法。這種方法既是從方法論層面觀察,更是嘗試為香港建立一種新認識,用冷靜、誠實、包容的方式述說香港的結構性困局。它既是與回歸和內地相關,更是要解構香港一直以來信奉的邏輯規律和信念,從自身的缺陷中尋找藥方。香港的議題並非是單一的,它與英國發生脫歐事件,法國面對黃背心騷亂,美國選了個特朗普,甚至是中美發生強烈的經濟衝突,乃至美俄在蘇聯解體之後依然在中東和東歐發生直接和間接的軍事競賽等國際大事,可以一併思考。或許沒有人會認為「送中」衝突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期經常掛在口邊的「百年未有的大變局」有什麼關係,但事實上,這在事情發生的諸多原因中可能是最能夠說明情況的關鍵。

如果中國崛起被視為西方文明的威脅,香港作為西方文明的一面旗幟,又如何不發生某種碰撞?如果中國經濟的強勢發展暴露了西方經濟優越性所遮蓋不了的結構缺陷,香港作為被讚譽的最自由經濟體,又如何不會同樣暴露自己的危機?如果法國總統的稅制改革激發大量巴黎市民上街和騷亂,香港的任何一項政策都可以激發同樣衝突,更何況它被穿上了「送中」的黃背心?如果特朗普為了與中國角力,連運行數十年的台灣政策都可以被肆意改動,連歐美的同盟關係都可以棄之如敝屣,那麼將香港放入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戰中又有何難?出出口術,對這位口沒遮攔的政客簡直是輕而易舉之事。

當政府知道香港再次蟬聯「最自由經濟體」地位時呈現喜悅,當他們決定暫緩修例時呈現不忿和無奈,將衝突推卸為市民被誤導,甚至認為警察的強力執法是「天公地義」時,他們根本不知道事情的原因所在。這與在脫歐公投中失去英國首相位置的卡梅倫、必須徹底改變自己經濟政策的法國總統馬克龍、面對全世界批評儼然成為過街老鼠的特朗普,其實都沒有太大分別。將香港政府與這些大國領袖相提並論,顯然有些矯情,但它們不就是這個大變局中的一個個章節,是說明事情發生的多種原因之一?

我們相信,作為中西方交匯點,香港擔當着引領潮流的積極作用。(資料圖片)

多走一步 或許才能鳳凰涅槃
香港的經濟或人口都不大,但它有着獨特的功能與角色,因為它長年是中西兩種制度與文明之間的交匯點。這個典型的華人社會本質上是中國的,但穿着上和習慣上完全是西方的。這可以是優勢與強項所在,亦可以是香港人的負擔與挑戰。稍有不慎,就會被負擔所壓垮,將優勢轉換成劣勢。其實,這一次《逃犯條例》修訂,正是在中西方關係重構的大變局中的小事,就是因為政府處理得極欠妥當,被反對派一句「送中條例」解除了所有正當性,甚至成為西方各國借題發揮大吃中國「豆腐」的一次盛宴。香港有些人或許會高興,以為又一次能在中西方文明爭議中「擇善固執」,為自由主義搖旗吶喊,但香港在這次事件中又會耽誤多少時間,多少人又要付出什麼代價,顯然不是他們的關心所在。

正如在文章開頭所說的,當多種原因疊加,人們並不會精心挑選其中的主次輕重,用批判的眼光來審視其中的意思,認真了解事情的原委。既然「送中條例」能夠誤導大家,為什麼政府不能用其他方式,將被「誤導」的市民拉回來?或許一時糊塗就是生活的規律,然而,如果我們不相信社會大眾心裏有數的,我們又為什麼要如此關心,甚至不懈努力,企圖建立一個相互尊重、體諒、公平和進步的社會?我們始終認為香港這個中西方交匯點的角色是積極的,以及有着引領潮流的作用。或許大家依然努力不足,還需要多走一步,甚至多步,才能鳳凰涅槃。

拷問特區政府 青年問題只是青年問題?

(轉載自香港01)

拷問特區政府 青年問題只是青年問題?

源於修訂《逃犯條例》的「六月浪潮」,令香港陷入回歸以來最嚴重、最撕裂的政治衝突。特區政府在這個過程中進退失據,完全無法掌握民情,徹底暴露管治失效的問題。隨着修例工作實際上告一段落,各界亦要逐步冷靜下來,並為香港重新出發獻計,但真正的考驗是,港府能否準確為香港的問題把脈,繼而對症下藥。

在修例一役中,年輕人的反對聲音特別響亮,部份甚至參與武力抗爭。此刻恐怕沒有人會否認,一股焦躁、怨憤和無奈的情緒正在青年之間彌漫。正因如此,無論政府官員、部份立法會議員、大學校長,還是宗教領袖,都對青年問題表達關注,彷彿這就是社會問題的全部,但何謂「青年問題」,他們卻未能說出個所以然有人歸咎通識科令青年思想激進,有人認為他們精力過剩無處發洩,也有人斷定他們受泛民「煽動」,因此逢政府必反。事實真的這麼簡單嗎?

上述認知並非全錯,但顯然犯了在脫離脈絡的情況下,抽空地看青年問題的毛病,實際上只是瞎子摸象。從世界各地的經驗可知,青年群體的能量最大,最懂得利用各種形式表達自身感受和不滿,他們的情緒總是最快、最有效、最集中地呈現出來。換句話說,我們雖不能說青年困局是社會困局的全部,但起碼是個縮影,兩者無法脫鈎假如青年困局解決不了,社會困局也解決不了;反過來說,若不觸碰社會困局,青年困局亦無從下手。

可惜的是,特首林鄭月娥至今仍然無法讓人相信,她已經深刻把握青年和香港的雙重困局。在上周二(79日)的記者會上,她承認從「佔中」到修訂《逃犯條例》的過程中,看到市民的不滿其實反映社會有一些「深層次問題」,強調應該找出這些問題的癥結,對症下藥。然而,沒有失憶的人應該記得,她其實早在201771日的就職演說中,已聲稱「明白年輕一代對前景的迷惘」,而特首有責任「找出事情的癥結,更宏觀地為香港謀劃出路」。


管治精英須斷對症
社會問題才是根本
事隔兩年,這位號稱「好打得」的特首,竟然還停留在「尋找問題癥結」、而非「解決問題」的層次,其管治思維之滯後、管治能力之低下,令人搖頭嘆息。我們不禁要問,如果連特區首長也對香港整個格局欠缺辨識能力,那麼,執政團隊內的其他官員會有多窩囊?就連香港面對什麼問題都不清楚,管治危機又如何化解?

香港的問題千頭萬緒,糾結於政治衝突的表象,根本無助治癒沉痾。對此《香港01》多番強調,主權移交以來的連場衝突,其實源於社會經濟出了大問題由於受到外部及內部各種因素影響,本地經濟結構逐步失衡,利益分配嚴重不均,社會資源一面倒向商界傾斜。在這個大氣候下,青年因上流機會大減而心懷怨懟,導致政治激進主義發酵,並透過街頭政治的方式宣洩出來。

深層結構矛盾不除

港青繼續深受其害
港青面臨的困局驚心動魄,而這實際上折射整個社會的問題。就以升學、就業為例,出身基層的莘莘學子進入大學,便開始背負沉重學債,在「起跑線」上處於劣勢;離開校園後,亦不見得前景光明香港經濟結構高度單一,金融及房地產等行業壟斷,創新科技等新興行業並不發達。由於產業結構固化,許多傳統行業的職位,特別是中高層的位置被少數精英階層佔據,導致年輕人難以「上位」。有學者曾整理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數據,發現自1997年至2015年,大學畢業生收入的平均數,僅由14,250元增加至18,583元,如果扣除通脹,增幅更只有7.5%


林鄭月娥上任後,公屋輪候年期屢創新高,樓價亦不斷上漲,各種樓價指數一再破頂。即使年輕人有不錯的際遇,取得不俗的工作職位,但在扭曲的樓市面前,只得淪為「樓奴」,根本沒有餘裕創業,從而釋放個人潛能。
同樣嚴重的是,花了大半生時間「供樓」的打工仔,只能依靠被基金公司榨取的強積金勉強過活。倘若政府無法確保市民「老有所養」,他們在年輕時便難以放膽追尋夢想,只能為了「生存」而營營役役,擔心日後悲哀終老。
顯而易見的是,無論求學、就業、置業,還是退休,年輕人的人生軌跡充滿不必要的障礙,因為現行利益結構早就把他們排除在外。正因利益分配不公,正因深層次結構矛盾嚴重,他們才會因前路茫茫而滿肚子怨氣,繼而採取激烈的方式抗爭。

林鄭任內推出多項房屋政策措施,惟樓價未見下調,反而再創高位。(梁鵬威攝)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如此尖銳,任何有識見的政治人物,都知道政府不能夠繼續採取鴕鳥政策。我們要拷問政府,為什麼明明坐擁巨額儲備,卻一再拒絕推行大學免學費,以及全民退休保障?為什麼明明手握《收回土地條例》這柄「尚方寶劍」,卻一再拒絕從地產商手上收回閒置土地,繼而廣建公屋,為青年解決住屋問題?我們亦要拷問政府,為什麼只懂以「派糖」紓解民怨,而非撼動不合理的社會經濟結構,扭轉商界壟斷、大眾利益備受漠視的局面?

林鄭須效法麥理浩
大刀闊斧推動改革

香港需要一個勇於拋棄「大市場、小政府」邏輯的政府,尤其需要一位具強大領導力的政治領袖。乍聽起來,這好像不着邊際,但在香港歷史上,其實珠玉在前。

還記得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當時香港面臨房屋、教育、貪污等深層次結構矛盾,再加上內地難民湧入這個外因,解發了1966年的「天星騷動」,以及1967年的「六七暴動」。值得注意的是,參與這兩場大型群眾抗爭的人士,許多是看不到前景的年輕人,但當年的港英政府並未單純地視之為「青年問題」,而是就整個社會遭遇的困局,進行全面檢討。在這個基礎上,於1971年至1982年期間出任港督的麥理浩,展現了令人讚嘆的魄力,包括落實十年建屋計劃、開發新市鎮、推動九年免費教育,以及成立廉政公署。正因這些具前瞻性的改革,香港的社會面貌才煥然一新。

林鄭月娥與其漫談「搭建溝通平台」這些搔不到癢處的廢話,倒不如至少做到效法回歸前的麥理浩,展現膽識和魄力,以極具前瞻性的視野,領導社會向前邁進。若當局拒絕挑戰既得利益者,拒絕促進社會的公平,為包括青年在內的全體市民,建設一個幼有所長、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的美好家園,那麼青年的焦慮、怨憤和躁動,總有一天會再次爆發。
林鄭月娥宣布修例工作「壽終正寢」時,要求社會給予政府機會和時間,刻意擺出一副和解的姿態。但這種和解必須是積極進取、有建設性的,斷斷不能是「和稀泥」,企圖蒙混過關。所謂以小見大,我們希望港府適時「更新」管治思維,認清「深層次結構矛盾」才是問題的本質,明白到若不直視社會困局,青年困局便難以解決。有了正確認識後,還要以無比決心撼動不合理的、傾向既得利益的政經結構。否則,香港只能繼續空轉,永遠無法跨步前進。

少年強則香港強 莫失掉一代人

(轉載自香港01)


少年強則香港強 莫失掉一代人

上周六(615日),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暫緩修訂《逃犯條例》,重新徵詢意見,不設時限,為社會怨氣降溫。這一次年輕人走上街頭,甚至有一些人以武相抗,既反映他們不滿政府提出的修例,也反映他們對內地存在嚴重不信任與偏見。然而,這股龐大的怨氣更似是積累已久,折射了年輕人被種種社會不公壓迫,面對未明前路的沮喪,任何可能激發情緒的因素,都可能將他們推向街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官員繼續如在夢中,不去正視問題的本質,只會讓青年陷入抗爭的漩渦,未能對社會發揮積極作用。
凡大型社會衝突均有其複雜成因,簡單將它定性必然失真。香港中文大學近日進行的民意調查頗能勾勒出這場衝突的輪廓,觀乎調查結果,1539歲年齡層反對修例的受訪者,遠多於同齡的支持修例者達四至五倍;這個年齡層反對修例的比率,也比4059歲受訪者以及60歲或以上受訪者為多,由此可以推斷較年輕群體是這場衝突的主體。

612日的大規模衝突,確實與《逃犯條例》修訂有關。(資料圖片/林若勤攝)

青年不信一國兩制 香港官員應負重責
69日的大型遊行及612日的大規模衝突確實與《逃犯條例》修訂有關,但從「反送中」這民粹口號就可看到事件反映的偏見和對內地的誤解,這裏既有歷史原因,亦有嚴重和有意的誤導,令部份示威者將抗爭視為撤回條例的唯一手段,看不到條例本身的法理基礎,包括將移交罪行收窄至嚴重罪行等折中方案。其實,「反送中」三字的內容既空洞又具體,空洞之處在於,它幾乎掏空了條例的所有細節內容和法理認識;具體之處在於,它勾起了港人對內地的不信任和恐懼情緒。

以「兩地區隔」理解「一國兩制」是不妥的,但民間充斥錯誤或被誤導的認識,而且香港被殖民百多年,市民對國家的觀念甚為模糊,就算是自稱愛國者,愛的也很可能只是極為抽象的「文化中國」或「歷史中國」。故此,港府官員有很大責任去改變這種現象,讓港人、尤其是青年加強對中國和中國人身份的認識,挽回人心。可惜的是,他們往往畫虎不成反類犬。

以這次《逃犯條例》修訂為例,政府以台灣陳同佳案為由倉促修例,事到如今仍狡辯,未免太低估了市民的智慧。雖然有諺語這樣說:「謊言說多了便會成真」,但我們也不能忽視另一個現實:當謊言荒謬到一定程度,再說下去只會讓說謊者徹底失信於人。這些官員為何會以為他們的拙劣手段能夠收效?回歸以來,政府推動教改、增加大學生比率,目的不就是提升青年的獨立思考能力嗎?政府在修例過程中,更多次讓「商」不讓「民」,也為民怨火上加油。提出、散播「反送中」口號的媒體、政客固然需要被嚴厲譴責,但毋庸置疑,政府的無能、離地為民粹提供了極佳的滋長空間。

大批市民參與69日的反對《逃犯條例》遊行。(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2003年反《基本法》23條立法的「七一」遊行、2012年的學生反國教運動,均是政府不恤民情、手法粗暴引發,若政府能有序、有道地推進政策,社會不應陷於如斯亂局。但官員未有汲取教訓,反將問題愈理愈亂,甚至將理應是社會發展中堅勢力的青年逼上街頭。
一些人會將問題歸咎反對派、民粹媒體「誤導」年輕人,但香港本來就是擁有言論自由的社會,也因為如此,官員應該具備較高的管治智慧。有些人或許會這樣嘲諷政府,認為政府如果有本事,也可以「誤導」市民去支持修例。更何況,民主派與民陣等組織根本沒有一呼百應的影響力,不可能動員大批年輕人上街。就算是一些輿論嘗試誤導民意、製造偏見、激化矛盾,但將青年自發參與遊行示威說成是愚蠢行事,只會令他們感到受侮辱,也是自欺欺人,對調和社會矛盾無益於事。

回歸已逾二十年,在保住香港特色制度、優勢的前提下,中港兩地應有序融合,但我們要問,官員有這樣的智慧、能力去推進「一國兩制」的新常態嗎?如果他們再不自省、自強,那麼,他們對香港帶來的負面影響,將尤甚於那些偏執、教條地看待「一國兩制」的反對派。

2003年反《基本法》23條立法的「七一」遊行有50萬人上街。(資料圖片/GettyImages

如果此際歌舞昇平 青年何以走上街頭
在上周六的記者會,林鄭指出有很多社會經濟問題待解,但明眼人皆見,政府根本沒有決心根治社會問題。《香港01》一再強調,回歸以來連場政治抗爭只是表象,驅動這些衝突和不斷積累怨氣的,還有自殖民地政府以來一直「重商輕民」的管治方針,以及其所引致的深層次社會結構困局,如果官員不去正視,只知道在政策層面小修小補、「派糖」了事,社會衝突只會無日無之,市民的怨氣只是等待下一個爆發點。

香港政府一直知道房屋為香港公共事務的重中之重,林鄭上任後,房價仍不斷上漲,各種樓價指數一再破頂,出租公屋的輪候年期屢屢創下歷史新高,居於不適切居所者不計其數。荒謬的是,林鄭並沒有急民所急,在耽擱持久的「土地大辯論」過後,依舊以蜻蜓點水的方式應對社會沉痾,未有全面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用作建屋、大規模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地產商手上的農地。年輕人看到如此施政,大概已感絕望。

青年人安居無望,薪金也鮮見增長。回歸二十周年之際,有學者曾整理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數據,發現自1997年至2015年,大學生收入的平均數只由14,250元增加至18,583元,如果扣除通脹,增幅更只有7.5%。面對青年困局,官員少有思量如何為青年創造好工,制定有利青年就業的產業政策。

相片攝於20186月。樓價在一年內升了多少?(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政府對於這個問題其實並非一無所知,上月勞工及福利局遞交立法會的文件顯示,到2027年,「初中及以下」程度的人力資源短缺為7.7萬人,「高中」和「學士」亦分別短缺4.3萬人和5.1萬人,但「研究院」學歷者的人力資源過剩卻達1.6萬人。由此觀之,香港的未來不利於高學歷青年,更令人憂心香港將來會否仍有高薪酬產業,為青年帶來好工。難怪一些具碩博學歷者感嘆自己一如魯迅筆下的孔乙己,辛苦習得的知識竟成一生負累。

以上只是社會問題之一二,它們盤根錯節、不斷累積,早已使社會成為火藥庫。可以肯定,就算政府這次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如果這些問題未有解決,社會衝突只會在另一次偶然情況下爆發。但是,官員對此有所認識嗎?在612日的衝突過後,竟然有傳政府希望透過「派糖」來平息民怨,這種荒謬的邏輯,卻是政府一以貫之的做法。然而,這些小恩小惠根本無助青年找到出路,他們更希望社會能夠給他們適足居所、美好的前程、充足的勞工保障,但政府官員卻不知民欲,一直沉醉於善治的幻象當中。

615日的記者會上,林鄭政府根本沒有決心根治社會問題。(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為青年創美好將來 應是管治重中之重
此際是夏日好時光,年輕人原本應該與同輩結伴同遊,到世界各地增長見聞,有誰希望走上街頭捱警棍、捱催淚彈,甚至因罪入獄而前途盡失?其實,612日在場的警員也不乏青澀面孔,他們只求一份穩定工作,有誰想跟自己的同輩在街頭相抗,甚或被社會責難?政府為什麼要讓青年陷入如斯困局?

年輕人是社會棟樑,為人父母者必然希望子女有美好前程,而香港的管治者為了人民、為了國家、為了香港,理應為年輕人創造美好將來。逾百年前,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說》指出「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此文寫於戊戌變法失敗後,當時國運衰頹,希望激發青年改變國運。今日香港的情況與當日的中國固然相殊,但任何一個心繫國運的政治家,都必然視青年為不可失掉的一群。

當港島交通幹道在剛過去的周日再被示威人潮淹沒時,林鄭發表聲明,就政府工作上的不足向市民致歉。我們期望她與香港的管治團隊躬身自省,如聲明中所言,以「最有誠意、最謙卑的態度」接受批評並加以改進,繼而重訂施政方針,讓這一代年輕人由抗爭者轉化成社會的建設力量,為自己、香港、國家的前程譜寫美好新章。

治港政策與中國的「第五個現代化」

(轉載自香港01)


治港政策與中國的「第五個現代化」
撰文:于品海

從規模空前的示威遊行,到頻繁發生的暴力衝突,從港獨冒起到社會運動遍地開花,香港顯然「病」得不輕。香港之「病」與內地有沒有關係?當然有,特別與中央治港體系的認識和工作有着緊密關係。雖然修改《逃犯條例》所引發的衝突是由各種長期積累、錯綜複雜的內外因素造成,深層內因就是香港的經濟民生與既得利益結構困局,但必須承認,港人對內地司法與政治制度的不信任,對包括「一國兩制」在內的國家治理體系設計和官員,尤其是對中央治港部門和官員的治理能力缺乏信心,也是導致香港市民反對修例,以及在回歸後一直排斥和內地主動融合、積極發展「一國兩制」的重要原因。
中央政府若不透徹認識香港「病情」,只會讓「病情」惡化。本着解決問題的原則,實事求是地反思內地在社會治理中存在的問題,並進一步坦誠認識這種問題如何與以往對港工作的缺失關聯,讓「一國兩制」能以《基本法》為準繩全面準確實踐,對解決香港問題、爭取和團結社會人心極為關鍵。
中央必須持開放態度去認識香港人如何感受自己與內地的關係。香港人對作為中國人的心態是矛盾的,也是波動的。近十年來,港人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一路走低,與內地經濟飛速崛起並不同步,這是香港爆發大規模遊行的社會心理背景。

香港「中國人」身份認同創新低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今年6月的調查顯示,受訪市民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感為8.61分(10分滿分),是1997年有紀錄以來最高;「中國人」的認同感則降到5.87分,是回歸二十二年來最低。
根據港大民研計劃的調查,20086月受訪香港市民對中國人身份認同感達到歷史最高點(8.02分),高於市民對香港人的認同感(7.80分)。當時,受訪市民在「香港人」、「中國的香港人」、「中國人」、及「香港的中國人」四者中選擇自己認同的身份時,稱自己為「香港人」有18%,「中國人」有39%,「中國的香港人」有29%,「香港的中國人」有13%,後三者相加達81%,說明十年前港人對中國有很高的認同感。

輿論普遍認為,高認同度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當年中國舉辦奧運會,展現了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成就,讓港人感到滿意、自豪,為國家崛起的前景感到振奮;二是當年發生汶川大地震,全國各地團結一致奮力救災,港人積極捐錢捐物、共克時艱,形成一種血濃於水、守望相助的同胞情誼。
可惜的是,隨着內地和香港相繼發生一些影響港人心理認同的社會和政治事件,港人對中國的評分持續下降,本土認同上升。到20136月,受訪市民對「香港人」的認同感上升到8.13分,對「中國人」的認同感則下降到6.80分。
港大今年6月的調查更顯示,當受訪市民在「香港人」、「中國人」、「香港的中國人」及「中國的香港人」四者中選擇自己認同的身份時,53%稱自己為「香港人」,11%自稱「中國人」,12%自稱「香港的中國人」,23%自稱「中國的香港人」,與「中國人」相關的認同比率和自認為中國人的比率均降至新低。
水貨客等民生問題影響着香港市民對內地的觀感,連帶影響對「一國兩制」的信心。(資料圖片/張浩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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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在社會治理上的落後
中國人認同度變化的背後雖然有着港人自身的原因,如缺乏中國人歷史意識的年輕一代逐步成長,但關鍵還是與近十年大陸發生的一系列社會或政治事件有關,這些事件普遍被視為與內地的法治腐敗及社會治理能力不足密不可分。
影響比較大的如2008年毒奶粉事件,它不僅暴露了內地的食品安全問題,更導致無數內地人到香港搶購奶粉,讓香港奶粉供應一度短缺,港府不得不出台奶粉限購令。內地之後又接連爆出地溝油、毒饅頭、問題疫苗、霧霾圍城等一系列負面事件,港人對內地觀感不佳,可以想像。
更讓許多港人耿耿於懷的是一些政治事件,影響較大的有持續多年的艾未未事件,之後的廣東烏坎事件、陳光誠進入美國大使館事件、李旺陽「被自殺」,以及劉曉波病逝等。儘管這些事件在內地因為輿論管控而並不廣為人知,但可以肯定每一起事件都侵蝕了香港人對內地的司法和制度認同。近些年因為執法過度而發生的高瑜案、浦志強案,以及時常上演的「電視認罪」,也很難得到港人認同。

據香港中文大學的《香港人的國家與身份認同》追蹤研究資料,一直以來,港人對內地公安部門的認知極為負面,這就更鞏固了港人對內地司法的不信任。儘管修改《逃犯條例》與絕大部份港人無關,但這些顧慮並不能說是杞人之憂。一些學者就認為,內地發生的人權事件往往會讓香港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比例下降,這種說法在香港社會很具代表性。部份內地輿論指摘港人「數典忘祖」或「背叛」,是絕對錯誤的批評。
事實上,港人對中國人身份認同的變化,不僅受殖民地歷史和人口結構等因素影響,更重要的是和內地社會治理水準與法治狀況密不可分,盲目要求香港人用積極態度從內地過去幾十年的巨大進步來理解內地,並「體諒」內地的發展階段,實在是有些不切實際。

一些治港機構深度涉入香港自治領域,影響社會對「一國兩制」的認同。(資料圖片/方家遠攝)

治港工作的現代性缺失
如果說上述事件產生的是「跨境」影響,2015年發生的「銅鑼灣書店」越境捉人事件,就實實在在地跨過「一國兩制」的底線,讓香港人開始對內地官員是否還繼續遵循《基本法》定義的「一國兩制」產生普遍擔憂,國內司法部門面對香港人和政府質問時「拒絕」回應,就更讓人心寒。
銅鑼灣書店售賣的大多是靠聳人聽聞的標題博取眼球的出版物,雖然說內容可信度大多接近零,只求滿足讀者,尤其是內地遊客的獵奇心態,但它們畢竟是香港言論和出版自由的一種象徵,不容忽視。在這起事件中,內地官員缺乏對港工作的政治意識和對《基本法》的尊重,認識不到「一國兩制」的嚴肅性和香港的社會現實,竟然發生「跨境捉人」的嚴重違法事件,極大地衝擊了港人的信心。

銅鑼灣書店事件雖然只是涉港事務中的個案,但它卻和《基本法》23條立法、修改《逃犯條例》一樣,直接插入港人最擔憂的領域,構成在討論「一國兩制」或研究陸港關係變化時,證明「兩制」司法邊界遭到侵蝕的典型案例。

近年發生了一系列引起港人擔憂「兩制」遭侵蝕的類似事件。譬如,在特首和立法會議員的選舉過程中,中聯辦和一些治港官員對特定人選的支援,在港人看來就是對「港人治港」的干預。中聯辦將香港政治主流之一的民主派「擱置」在一邊,將其完全推向對立面;對建制派的盲目支持,不僅養成一個既得政治利益集團,使他們經常騎劫中央治港、惠港政策,還失去了讓中聯辦真正「聯繫群眾」的機會。一些治港機構和官員深度涉入《基本法》規定的香港自治領域,對屬於港府事務的治港工作指手畫腳,即讓港府不知所從,又影響到社會對「一國兩制」的認同。

表面看來,香港是中央轄下的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擁有「全面管治權」,介入香港管治或許於法有據,但《基本法》規定香港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可以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下,實行不同於內地的制度,除了防務和外交事務由中央負責,其他事務都由港人處理。當港人對「全面管治權」仍然陌生、雙方存在認知落差的情況下,治港部門和官員的行為超出了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因而也必然無法在港獲得普遍認同。

香港被英國統治了一百五十多年,被灌輸的是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雖然港英政府其實是以典型的殖民地高壓與放任並存方式統治,完全沒有任何民主可言,但對自由民主的嚮往早就植根於香港人心內;加之香港社會彌漫着「恐共」情緒,隨着內地經濟日益崛起,對香港的衝擊力增強,港人感覺自己的自主能力變弱,有被內地逐步掌控的危機。在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恐共」心理的驅使下,許多港人難免有一種本能的抗拒,這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必須尊重的政治現實。回溯當初,如果不是因為認識到這樣的現實,為什麼要制定「一國兩制」的國策?

香港需要的是「結構改革」

(轉載自香港01)

香港需要的是「結構改革」
撰文:于品海

有些香港人不太懂中文,當我講結構改革的時候,他們都「面無表情」,然後我需要再講:Structural Reform,他們就會——哦!同樣情況亦多次發生在關於深層次結構矛盾的討論,大家都好像似懂非懂。就以修訂《逃犯條例》為例,政府不考慮市民對內地司法制度的不信任,以為好像一地兩檢會「順利」通過,就是意識不到陸港之間的溝通困局,不能輕易將兩件事情之間的關聯或參考價值簡單推演就以為會獲得類似結果。

這並非誤會,而是在兩種文化和意識形態中間缺乏足夠空間,如果只進行線性理解,不作出結構分析,各種難以想像的衝突隨時可能發生。這也並非是誰對誰錯,而是由於經驗和認識不一樣,所以對事物判斷就會有差異,「一國兩制」就是針對這種差異的回應與管理。同樣地,如果政府以及中央不去掌握影響着民意的深層次矛盾,以為做一些「派糖」措施就可以解決問題,那真是捉錯用神,根本無法對症下藥。

只看線性變化 如何走出結構困局
「五大訴求」亦屬同等性質,如果大家對香港目前身陷的衝突無法有準確認識,又如何期待另一方——不論是香港政府或中央政府——接受這些政治要求?沒有共識,改革根本無法啟動;沒有掌握到深層次結構矛盾的本質,任何改革就不會是結構性的,亦解決不了真正的問題。就算政府答應「五大訴求」,造成市民如此大怨氣與怒氣的背後原因就會化解嗎?顯然不會。
就好像「佔中」之後,「8.31」方案如願被否決了,然後呢?財政司司長用紓解民間疾苦為由,派了幾年「糖」,最近又派190億,然後呢?林鄭月娥上台的時候增加了36億教育開支,教育界好像感覺良好,然後呢?林鄭去了民主黨的黨慶,當然是為了化解前任的溝通困局,然後呢?政府提出修改《逃犯條例》,市民抗議,政府停止修例,然後呢?如果林鄭下台,如同梁振英不再參選一樣,然後呢?

就好像台灣要消滅兩蔣時期的威權統治,開放普選,包括總統選舉完全開放了超過二十年,然後呢?民進黨認為如果不是全面執政,無法實現其施政理念,2016年做到了,除了總統是民進黨的,連立法院亦擁有過半數席次,然後呢?美國白人認為社會不公,右翼民粹抬頭,選了個政治狂人特朗普,然後呢?英國人認為歐盟佔了英國便宜,讓英國經濟無法振作,選擇脫歐,估計今年內可以做到,然後呢?意大利人不滿意之前所有政黨,新的政黨贏了選舉,組成政府,結果是快速解體,要重組政府,然後呢?美國推崇的「阿拉伯之春」席捲中東、北非、中亞、東歐,多個地區陷入混亂甚至內戰,然後呢?
這些所謂「變化」其實都只是「線性變化」,有些作用,但不足以徹底改變「結構性困局」,更不是完整的「結構改革」。

根據《路透社》的逐字稿,林鄭月娥表示沒有已準備好的解決方案,因為事情變化得如此快。(資料圖片)


其實,香港人的中文不至於這麼差,只是即使完全明白「結構改革」的文意,卻普遍很少用其意涵來思考,所以驟然說起這個詞,可能掌握不了。「Structural Reform」這個英文詞對一些人或者較容易掌握,甚至在日常工作中就可能遇到。然而,如果大家到《維基百科》搜尋一下,就會發現它甚至沒有「結構改革」這個詞語,不論是中文還是英文。在Google和百度搜尋,得到的全是內地的參考資訊,亦即是說只有大陸更多用這個概念。
這反映香港人思考問題的習慣是緊跟西方的傳統,而針對較大社會轉型挑戰的「結構改革」在西方並不普及,甚至是沒有,因此往往發現在解決社會重大議題時還是比較笨拙。近年中國經常用結構改革來形容它的發展戰略,港人較熟悉的供給側改革就屬於這類結構性思維的結果。外媒較少用這種論述,就算有,也就是粗淺地指對專制政權的結構性改革,泛指民主選舉和三權分立,在經濟領域則是市場化和私有化,因為在它們的認知中,改革就是意識形態所指導的,而不是「問題導向」。這反映他們對「結構」的意義不太理解。當年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相對於蘇聯要求中國革命依賴工人階級進行的指示,便很好地反映了兩種不同思維。中美貿易戰也是這種背景的衝突,亦是兩國之間結構矛盾的具體表現。

另一個視角是香港的決策者少有在思考如何用「結構改革」解決問題,大家比較習慣「就事論事」,也就是從政策角度檢視問題、解決問題,而不是從問題存在的環境或從衝突源頭來徹底杜絕危機再次發生的可能。就以香港泛民主派的政見為例,他們認為所有政治衝突的解決方案最後都是「真普選」,或者就是要某個官員問責辭職。「真普選」當然是非常合理的要求,但也不能否認它無法解決所有問題;官員要問責辭職當然是恰當的,但不是所有官員失職都可以用同一方法解決。可是香港公務員的傳統認識卻是如此,正所謂「照本宣科」,根據SOP(標準程序)來做事,超過「本子」就會毫無頭緒。

管治危機不可能由單次政策失誤或某個人造成,實際上整個管治體系都有問題,當中負責規劃和執行政策的公務員更是責無旁貸。圖為公務員8月初發起的集會。(梁鵬威攝)

「回不去黃金歲月」的思維盲點
如何說明香港社會缺少結構性思維?或許可以從兩篇近期發表的文章來看。
最近鄭經翰先生在《南華早報》寫了一篇香港「黃金歲月」的「悼文」。他在文章中指出,以往香港的大企業不需要考慮政治,只要根據企業的利益做事,但現在由於受到大量武警駐紮在深圳的「軍事威脅」,地產業商會以及主要的金融機構都必須在報章刊登廣告譴責示威者的暴力行徑。他預言,就算衝突平息,香港亦不會繼續是一個「隨心所欲的自由市場經濟體」(freewheeling free-market economy)。在文章結論中,他感嘆,香港的法治和經濟都是因為特首林鄭月娥的傲慢而受到徹底損害,如果目前的趨勢持續,「香港將無法重新回到其黃金歲月」。

香港如今的狀況可謂不同群體在這裏身處平行時空而不自知,鄭經翰是香港的精英,但他可能活在以往的時空,沒有察覺到「時移世易」,看不見香港今天的情況與他想像中或身處的「黃金歲月」已經相差甚遠。他對「我們」這個「隨心所欲」的「自由市場經濟體」所發出的感嘆源自於憂慮中央政府的干預,而不是社會現時的衝突,因為他知道,社會衝突或香港政府不會改變這個「隨心所欲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只有中央政府的干預才可能使這種改變發生,甚至是經此一役就結束。
鄭經翰的評價非常中肯,確實如此。

香港雖號稱奉行「自由經濟」,但其實大多數人只關注境內、境外商品流通和進出口的自由,思維仍然停留在「自由港」的想像。(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為什麼社會衝突和香港政府都無法改變香港的困局?因為香港社會不存在對香港深層次問題的共識,香港政府更是既得利益結構的持份者和保護傘,不會打破自己的金飯碗,更遑論推動「結構改革」。既然如此,徹底信奉並享受着自由放任經濟提供利益的群體為什麼要擔憂香港會自己改變既有格局?當然,大家都沒有想像到這一次反修例衝突會激發中央政府的介入,在過程中會對大企業如此不客氣,當中亦呈現了中央對香港的穩定重視到不惜打破現有的經濟運行傳統。其實,如果中央意識到香港的深層次結構困局如此嚴重,它會出台更為「激進」的政策,香港的既得利益結構將會首當其衝。只可惜這些大企業對香港的深層次挑戰一直視而不見,只顧自己賺錢,香港政府又鼠目寸光,根本不願意看見亦不考慮其他持份者的利益,才會讓局面發展到如此地步。

香港的既得利益結構就是改革的對象——要達到這種共識,首先是要社會對香港的深層次結構困局有所掌握。當示威者為了維持示威的動能,將焦點放到警權,甚至水貨客、智慧燈柱、無理解僱、性騷擾、警犬權益、過期催淚彈等議題上,很可能就是自己將焦點轉移,繼續在表象議題上打轉,對深層次結構和既得利益格局視而不見,甚至是不願意對自由放任經濟進行指責。這樣的訴求就是線性的,根本沒有提出結構層面的質問,亦無法將警覺延伸到解決核心問題。
事實上,中央政府至今的干預只是一種對既得利益群體的「輕敲碎打」,頂多就是不太給大商家面子。當更多香港人無法接受大企業的「隨心所欲」,社會衝突不再只是朝向政府,還包括這些大企業,這種市民的反噬遲早會讓香港的企業環境徹底改變,到時候,代表既得利益發言的社會精英會否更傾向接受中央政府的輕敲碎打?今天中央政府的動作反映了它毫無顧忌,提早讓大財團們不能「為所欲為」,同時亦解釋了市民至今依然有所顧忌,不習慣用階級訴求來說明問題。

721日,示威者向中聯辦門上的國徽掟疑似墨汁和雞蛋,國徽被塗污。(盧翊銘攝)

當「人民戰爭」指向既得利益
在同一天,練乙錚先生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提到「人民戰爭」,他認為香港近期騷亂是挑戰中國政府的專制,這種「人民戰爭」就好像當年毛澤東曾經發起的,只不過這一次是針對中共自身。練乙錚的「人民戰爭」提法很精闢,但他的認識或許只流於表象,甚至搞錯對象。驟眼看來,香港現時的社會衝突似是針對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那是因為大家將焦點放到修訂《逃犯條例》上。如果只是這樣,事情就比較簡單,但卻解釋不了為什麼港府已經終止修例,中央亦認同其做法,示威者達到了目的,騷亂卻依然持續?

大多數人都會同意示威者「醉翁之意」,因為更深層次的矛盾並沒有解決,怨氣與怒氣都未消,因而社會動亂將會層出不窮。不論是「和平佔中」,還是「魚蛋革命」、「反修例」,都只是「藉口」,關鍵是如果產生怨氣、繼而轉換成怒氣的環境沒有改變,騷亂就不會停止。當大家意識到「人民戰爭」的矛頭,開始直面深層次矛盾,挑戰的將會是既得利益群體與結構,到時候鼓吹自由放任經濟的專家學者,包括練乙錚和鄭經翰,不知道他們有否想像過「人民戰爭」的對象又將會是誰?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憤怒的人民可能會一時衝動,但不會長時間錯誤指向,正所謂「冤有頭、債有主」,香港政府為什麼會失去市民的信任,歸根究柢是錯誤認識經濟發展的意義,以為支持商界就支持了經濟發展,沒有意識到經濟是為了服務市民的福祉,如果商界在獲得支持之後沒有讓市民得益,就必須改革。事實證明對商界的放任支援只會製造社會衝突,甚至不符合商界長遠利益,更遑論服務市民。練乙錚的「人民戰爭」論述正中時弊,但如果他以為抗爭對象就是專制的中共,顯然是被運動的表象所蒙蔽,沒有認識到衝突的結構性緣由。

中央政府以往認為「一國兩制」就是「井水不犯河水」,香港政府與商界就能夠保證香港的整體發展和社會的公平正義,結果是鼓勵了「官商共治」,甚至異化為「官商勾結」時不自知,糟蹋了香港的優良經濟環境,鞏固了源自殖民地時期的既得利益結構,讓香港社會身陷嚴重的深層次結構矛盾之中。然而,中央政府是一個習慣了改革的機構,當它意識到問題,甚至可以「刀刃向內、自我革命」,四十年前的改革開放就是最佳案例,習近平在十八大之後的強勢反腐更是典型的「自我革命」。

香港的商界可以如此「自我革命」嗎?香港的官員可以「自我革命」嗎?當社會矛盾惡化,但為政者不思改革,某些人的「黃金歲月」就成為其他人的「人間煉獄」,「人民戰爭」的對象可能就會朝向「官商勾結」的深層次結構。只有適時實施「結構改革」,直面既得利益格局,針對深層次矛盾,香港的問題才有機會真正解決。